花都太子萧然:汪伪要员录

汪精卫详介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广东番禺人。1901年应番禺县试，中秀才，后为生活所迫任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家庭教师。与朱执信、古应芬等组织益群学社，讲究实学匡世。1903年考取留日法政速成科官费生，次年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受西方国家观念及主权在民思想的影响，“固有的民族思想，勃然而兴”。1905年7月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8月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后以“精卫”的笔名先后在《民报》上发表《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一系列文章，宣传三民主义思想，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保皇谬论，受到孙的好评。1906年毕业后拒绝两广总督岑春煊令其归国服务的要求，随孙赴南洋筹设同盟会分会，任南洋革命党报《中兴日报》主笔之一，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进行论战。1908年赴缅甸设同盟会仰光分会，后又参加在新加坡筹设同盟会南洋支部等工作，并筹募革命经费。1909年10月由南洋至日本，出任《民报》主编，秘密复刊发行《民报》第25－26号。1910年1月与黄复生等抵达北京，开设守真照相馆，暗中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事泄后被捕，判处终生监禁。在狱中起初决心以死报国，后受肃亲王善耆软化，意境为之一变。武昌起义后，由袁世凯开释出狱，任南方民军议和总代表伍廷芳的参赞，暗中秉承袁的意旨，与君主立宪党人杨度等组织国事共济会，鼓吹革命、立宪两派联合拥袁，实现南北统一。12月与李石曾等在天津组设同盟会京津保支部，任支部长，阻拦北方革命党人发动起义。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按孙嘱咐代起草临时大总统府就职宣言。后留在孙身边工作，力劝孙让位袁，并参加北上迎袁专使团。8月赴法留学，中间几度返国，皆超然于政治之外。1917年回国后参加护法运动。1919年在上海参与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任广东革命政府高等顾问、教育会会长等职。次年任国民党本部参议，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上被孙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出任中央宣传部长。11月随孙北上入京，任秘书。1925年2月孙病危时受命记录孙的遗嘱。孙逝世后以拥护三大政策的“左派”和孙的信徒面目出现。7月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宣传部长等职。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被迫辞职，出走法国。次年4月归国，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一度与叛变革命的蒋介石进行争权斗争。7月15日在武汉实行“分共”，与蒋合流，但随后仍一直与蒋明争暗斗，历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等职。1938年12月离开重庆，，发表“艳电”，公开投日叛国，充当大汉奸。1940年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自任主席。1944年11月10日在日本名古屋病死。

李士群，1907年生，浙江遂昌人。
    李士群早年到上海求学，并参加了革命。1927年，李被共产党派去苏联学习，1928年回国。1932年，李士群被国民党中统逮捕后，叛变了革命。“卢沟桥事变”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李士群本来奉中统之命“潜伏南京”，但贪生怕死的李却在南京沦陷前逃到了汉口。
日本帝国主义的烧杀淫掠让李士群吓破了胆，他认为中国会亡，于是把眼光投向敌人。逃到汉口以后，又躲过中统的耳目，绕道广西、云南，经河内去了香港。李士群一到香港，便与日本在香港的总领事中村丰一搭上了线。中村丰一认为李士群在香港发挥不了多大作用，便把他介绍给日本在上海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边。李到上海后，清水让他为日本大使馆搞情报，李满口应允。就这样，李士群完成了他投身革命，叛变投敌，到成为大汉奸的全过程。
    1940年，汪伪政权成立后，李士群当上了汪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剿共救国特工总部”负责人、伪江苏省省长，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
    李士群所控制的特工组织，在1939年正式成立后，除了镇压共产党和其他进步人士外，为了确保汪精卫伪政权，也与国民党中统和军统特务进行斗争。双方的特工人员，在南京、上海展开了激烈的争斗。由于李士群曾在中统里干过，他手下的那一帮喽罗也多出自军统或中统，他们对国民党特务的工作规律、行动方式十分熟悉，在争斗中，屡屡得手。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南京区区长钱新民、国民党第四战区少将参议戴炳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吴开先等人，都先后被李士群逮捕。国民党在上海、南京的特务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破坏，经过李士群软硬兼施，不少军统、中统特务都倒向了汪伪政权。这使得戴笠、陈立夫对李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戴笠曾命令手下特务，不惜一切代价干掉李士群，都因种种原因没得逞。
    就在陈立夫为李士群大伤脑筋之时，一日他忽然接到中统特务赵冰谷带到重庆来的丁默邨的一封信，这封信使事情出现了转机。
    丁默邨原是中统上海区的特务，后投靠汪伪，当上了李士群主持下的76号特工总部主任。在这期间，李、丁两人发生了矛盾，且积怨日渐加深。后来，两人又为争夺伪警政部长一职，结下了新仇。
    丁发誓要干掉李，他指使其弟丁时俊于1940年暗杀李士群，因射击技术太差，未能命中。李士群以牙还牙，在这年的5月，乘丁时俊去南京夫子庙喝酒时，派出便衣寻衅斗殴，用酒瓶将其击伤致死。
    从此之后，李、丁二人不共戴天。
    1942年，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出现转机，日本帝国主义露出失败之相。丁默邨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便向昔日中统上司陈立夫写信，请求“悔过自新，效命中央”。
    就在陈立夫接到丁默邨悔过信的同时，戴笠也收到周佛海请他转交蒋介石的自首书，表示要将功赎过。
    这两封信使得陈立夫与戴笠大喜过望。但他们又担心周、丁二人演三国黄盖诈降之戏，便分别密电周、丁二人，务必设法翦除李士群，掩护地下工作人员，以此考验他们的自首诚意。
    周、丁二人接到重庆方面的密电后，便开始积极准备。经商议，谋杀工作由周佛海主持，丁默邨从旁协助。
    为除李士群，周佛海可谓绞尽脑汁。他先是指使李的对头罗君强下毒，李没有上钩。接着又让丁默邨向外散布谣言，逢人便讲李士群清乡毫无成绩可言，利用清乡地区的物资移动，发了大财等等，企图以此引起日本人的不满，干掉李士群。
    恰恰在这时，李士群的后台老板日本人晴气庆胤奉调回国。他的继任柴山中将对李不听使唤，桀骜不驯早就不满意。李士群掩护日本宪兵悬赏缉拿的军统特务余祥琴逃脱之事这时又被查知。周佛海乘机找到了日本华中宪兵司令部特科科长冈村少佐，请他帮助干掉李士群。冈村满口答应下来。
    冈村原打算派人行刺，因为李士群防范很严，几次都没有得手。最后决定用下毒的办法。
    这天，李士群接到冈村少佐的邀请，说是在上海百老汇大厦冈村家里为他设宴洗尘，也借机调解他与税警团副团长熊剑东的矛盾。
    李士群知道自己结怨很多，且生性多疑，总怕别人算计他。所以，一般在外边的应酬，李士群很少参加。这次李本不想去，因是日本人请客，碍于面子，他还是硬着头皮去了。在去之前，李士群做了一些准备。他与随从相约，到了冈村家，什么都不吃，连香烟也不抽。还跟一块去的保镖打了招呼，如果过了两个小时还不出来，就冲进去。
    到冈村家后，李士群以自己刚患痢疾未好为由，坐在席上任何东西也不吃。冈村也不勉强，一边与李说着话，劝他与熊剑东和好，一边与熊劝酒吃菜。
    席间的谈话似乎很投机，熊剑东坦诚相见，向李承认了自己的不对，希望今后能携起手，为了共同的利益，一致对外。说着说着，冈村给李敬了一支烟，又给他打开了汽水。熊剑东的一番话，使李士群很受感动，他觉得老这样坚持，反而会引起对方的怀疑和不快。于是，便放松了警惕，拿起酒杯高兴地与冈村对饮起来。
    这时，有个日本女人从厨房捧出一碟牛肉饼。冈村介绍说这是他太太，擅长做这种牛肉饼，今天听说李部长来了，特地下厨。请赏光尝一尝，味道如何。
    端上来的牛肉饼只一碟，李顿时起了疑心，放下筷子不敢吃，他便把碟子推给了熊剑东，说：“熊先生是我钦佩的朋友，应该熊先生先来。”
    熊剑东又把碟子推过来，笑着说：“冈村太太是专门为你做的，我怎敢掠美。”李士群又想把碟子推给冈村。这时，冈村的老婆用盘子托出3碟牛肉饼，在冈村、熊剑东和随李士群一块去的夏仲明面前各放了一碟。因为4个人面前都有了，李也就不好再推了。
    冈村解释说：“我们日本人的习惯，以单数为敬。今天席上有4人，所以分成1、3作两次拿出来，以示对客人的尊重之意。在日本，送礼也是以单数为敬，你送他一件，他非常高兴。要是多送一件，他反而不高兴了。”冈村的一番话，说得在座的都笑起来。
    李知道日本人送礼讲单数的习俗，经冈村这么一解释，他也就不再怀疑了。
    席上，其他3人面前的牛肉饼都吃得精光，李士群吃了三分之一。这时的气氛十分融洽，谈着谈着，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一个多小时，李要夏仲明下去给楼下的保镖打招呼，楼上相安无事，时间过了，也不要上来。
    李士群赴宴回来，已是晚上10点多钟，家里还有客人在等他。李给客人打了个招呼，连忙跑进卫生间抠喉咙，想把冈村家里吃的东西吐出来，可能是时间太长的缘故，没有吐出来。
    两天后，李士群突然感到不适，开始是腹痛，接着上吐下泻，送医院抢救。经检查，李中了阿米巴菌毒。
    阿米巴菌是用患霍乱的老鼠的屎液培育出来的一种病菌，人只要吃进这种细菌，它就能以每分钟11倍的速度，在人体内繁殖。在繁殖期内，没有任何症状，到了36小时以后，繁殖达到饱和点，便会突然爆发，上吐下泻，症状如同霍乱。病人到了这时，就无法挽救了。因细菌在人体内起破坏白血球的作用，使人体内的水分通过吐泻，排泄殆尽，所以人死后，尸体会缩小得如同猴子一般大小。
    没过两天，李士群已气息奄奄，临死前他对人说：“我干了一生特务，没想到到头来却被日本人算计了。”
    李死后，他的亲信和老婆派人到南京，向汪精卫提出了4条要求：
一、要把李士群“国葬”；
二、要汪派代表来苏州致祭；
三、要汪精卫送一件纪念品殉葬；
四、要汪为李题写墓碑。
    汪精卫对这4条要求，除一条“国葬”经伪中央委员讨论改为“公葬”外，其他3条全部照办。
    汪精卫送的纪念品是一方田黄石图章，墓碑是“李士群先生之墓汪兆铭题”11个字。李士群死后，尸体已缩得像只猴子，可还是用了一口顶大的楠木棺材，装殓后移灵至上海，葬在万国公墓。

三面人生:陈公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南京政府最终下定决心，抗击日本侵略者，但同时他也想寻求通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1937年12月，陈公博以专使身份访问欧洲各国，争取意大利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正当陈公博在欧洲开展外交活动之时，日本向蒋提出了“议和条件”。1938年1月，日本近卫首相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蒋介石对日本的条件心存顾虑，没有接受。但汪精卫、周佛海等“低调俱乐部”却秘密与日本政府进行谈判，签订卖国条约。这一时期，陈公博虽对中日战争也抱极度悲观情绪，但还没有参与汪、周等人的投降活动。1938年11月，汪告诉陈公博：准备离重庆，直接与日议和，陈公博大吃一惊，与汪争论很久。不到一月，汪再次告诉陈公博：“中国国力已不能再战”，“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此时，汪的代表已与日方代表在上海签署了一系列协议，汪降日已成定局。
　　陈公博怀着极其矛盾和苦闷的心情在“走”与“不走”之间选择。考虑再三，汪派小集团的私利在他头脑中占了上风。他不能忍受与汪关系中断带来的痛苦和自己在蒋政府中处于受人歧视的难堪境地。他决定随汪离开重庆。
　　此时，陈公博对投日仍有顾虑，不敢贸然行事，一直与汪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1939年8月，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六大，陈公博不肯出席。1940年初，汪精卫的两位死党高宗武、陶希圣叛汪而去，并且在香港公布汪日密约的草案，给汪精卫致命的一击。这使素以汪派小集团利益为重的陈公博“愤愤不平”，他对汪精卫个人的“前途”表示“莫大的忧虑”，在别人的劝说下，陈公博终于决定叛国投敌。
　　1940年3月，陈公博到达南京，担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伪立法院长及伪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部长等职。3月30日，汪伪政权“还都”南京，他以伪立法院长身份发表广播讲话说，他们“是要救回四分五裂的国家的，是要救回水深火热的人民的”，跟着他们，“不但可以建设新的近代的中华民国，中日也可以永久和平”。
　　同年5月，陈公博访问日本，希望日本对“国民政府”大力协助，调整汪日邦交。经过多次会谈，日本表示：对于汪政府的承认，大致放在日汪基本关系条约签字之时。同年11月，日汪基本关系条约正式签订，这个条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卖国条约。陈公博不仅主持伪立法院通过了这个条约，而且还接二连三发表讲话，厚颜无耻地称颂该条约使中日两国“以前互相敌对、互相猜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在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四周年时发表谈话，赞扬日汪基本关系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的独立自由，不只已经恢复，而且已经确立”，他呼吁国人停止抗日，实现所谓的自由独立和自强。
　　陈公博参与和策划了汪伪政府的每一项重大决策，并担任了重要职务，成为汪伪政府的二号人物。1940年10月，伪上海特别市市长被刺杀，陈公博兼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同时还兼任各种高级职务，如“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
　　1944年3月，汪精卫因病赴日治疗。根据汪的提议，决定在汪治病期间，由陈公博代行伪国民政府主席之职，伪最高国防会议、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伪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等，也都由陈公博主持。同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一命呜呼。
　　陈公博继承汪精卫身前之职，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在“就职训词”中称自己“被推负责于痛悼之余，不敢以才轻任重而轻改追随主席之初衷，亦不忍在国步艰难之时而诿其责任，凡汪主席手定之政策，皆为公博奉行之政策，凡汪主席生前之设施皆为公博现在之设施”。旋即公布了他的伪五大“施政纲领”，把他的执政方针归结为“党不可分，国必统一”。
　　1945年1月，陈公博开始“重整党务”。因为汪伪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部已形同虚设，很少有人专人负责。为此，他分三步“重整党务”：第一步，使已成立的各级伪党部恢复活动；第二步，整理党籍；第三步，选出出席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此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汪伪政权末日指日可待。7月，出席伪国民党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选出百分之九十。8月，正当陈公博要召开会议之时，日本侵略者投降了。
　　抗战胜利，普天同庆，但陈公博之流的大小汉奸深感末日来临，慌作一团。1945年8月16日，陈公博主持召开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最后一次紧急会议，在慌乱中通过了伪国民政府解散宣言。
　　汪伪政权解散后，陈公博亡命日本，但不久在全国人民严惩汉奸的呼声中，陈被押解回国。1946年3月，陈公博等被押至江苏高等法院受审，尽管陈公博百般狡辩，但终究逃脱不了被送上断头台的命运。4月12日下午4时，江苏高等法院再次开庭，宣判：“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之生活费外，没收。”

汪伪人物：任援道

任援道（1890—1980），
字良才，号豁庵。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生于江苏省宜兴县城西大街永宁巷进士第任宅，早年毕业于河北保定军官司学校，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平津警备司令。
　　1939年6月19日，任援道参加汪精卫、梁鸿志的上海会谈，会后发表声明，支持汪精卫组建伪政府。8月25日，汪精卫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有240多人参加，组织起伪国民党中央党部，任被指定为伪国民党“中央委员”。1940年11月22日，随日本顾问原田永吉到达青岛，参加“汪、梁、王”青岛会谈，结束后即组成汪伪国民政府筹备委员会，任为委员，并担任“警卫组长”，这大概是他握有兵权的缘故。1月29日，伪维新政府宣布解散，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任援道从“维新政府”要员一变成为汪伪政府中的巨奸。1940年3月31日，任援道被任命为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所辖部属一律一不变。4月4日，苏浙皖绥靖军总司令部在南京成立，群丑弹冠相庆，任当然十分得意，并组建了绥靖军军官学校，亲任校长，培植亲信。
　　任援道在日本侵略者支持下，在汪伪政权中先后任伪职有13项之多，几乎兼全了汪伪政权各重要委员会的委员，如汪伪国民党中委、汪伪中央政治委员、汪伪最高国防会议委员、汪伪军事积分委员等，主要实职有：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伪军事参议院副院长、代院长，伪海军部部长，伪江苏省省长（主席），伪苏州绥靖主任公署主任，伪江苏省保安司令，伪上海市市长，牢固地确立了他在汪伪政权中的地位。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饮马深圳河，任援道顿觉香港也难以立足，于是又举家远

    周佛海，湖南沅县陵县人，早年留学日本。他曾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代表日本小组出席过中共“一大”，1924年冬脱离共产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佛海投靠蒋介石。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佛海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随着全国抗战的呼声不断高涨，周佛海与汪精卫一伙组织“低调俱乐部”，与抗日唱反调，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还与日本侵略者暗中勾结，进行谋求“和平”的勾当。1938年12月，周佛海先于汪精卫等逃离重庆，经河内到香港。之后，由香港潜入上海，开展卖国活动。
    汪伪政权成立后，周佛海任财政部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等重要职务。1941年3月，汪精卫去日本治病期间，周佛海代行行政院长一职。8月初，汪病情恶化，周佛海应日本政府之召抵达名古屋探视汪，并与陈璧君商谈人事调整问题。后又抵东京，分别拜访日本首相、海相、陆相、军令部长、参谋总长等，讨论对重庆民政府的诱降及汪死后的人事安排问题。汪精卫病死后，周佛海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
    抗战胜利前夕，周佛海感到前途不妙，便暗中与国民党联络，寻求后路。抗战胜利后，周佛海曾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京沪杭行动总指挥，后改任“总司令”，负责维护京沪一带的治安和秩序，等待重庆国民党军队的到来。他向蒋介石表示：“与其死在共产党之手，宁愿死于主席之前。”
    当国民党大批人马到达上海后，周佛海失去了利用价值。1945年9月30日，周佛海等被押送重庆。次年9月押到南京。10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对周佛海进行公审。 11月7日，法庭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判处周佛海死刑。周佛海被送往南京老虎桥监狱。
    次年3月，蒋介石发布特令，以“响应反正”、“戴罪图功”，“以观后效”为由，将周佛海“减为无期徒刑”，免其一死。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在惨呼哀号之后，一命呜呼。

五个最著名的福州籍汉奸

郑孝胥(1860～1938)闽县人。满清时期任至湖南布政使。１９３２年，伪满洲国成立，任“国务总理大臣”兼“陆军部大臣”和“文教部大臣”等职。1935年5月为张景惠取代。１９３８年３月，死于长春。
梁鸿志(1882～1946)长乐县人。北洋政府时期任安福国会参议院秘书长、段祺瑞执政府秘书长。1938年3月，南京日伪维新政府成立，任“行政院院长”兼“交通部部长”。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改任“监察院院长”、 “立法院院长”。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被捕，以战犯论罪处死。
陈群(1890～1945)闽县人。国民政府内政部政务次长。1938年，出任南京日伪维新政府 “内政部长”。1940年，，历任汪伪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考试院院长”。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畏罪自杀。
陈箓(1877～1939)闽县人。北洋政府时期任外交部次长、总长。1938年，出任南京日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翌年，被国民政府军统特工人员刺杀于上海寓所。
黄浚（1884—1937）侯官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因向日本泄露我国封锁江阴重要军事情报在“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的第二周内即被当局明令处决。
按：1947年，陈寅恪先生读黄浚遗作《花随人圣庵摭忆》，有感而发，作诗一首，中有“世乱佳人还作贼”一句，非惟黄浚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