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网吧设计:孙正荃：最是文人不自由 - 求索天地间 - 56cun - 和讯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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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贾植芳先生远行一周年时

四月二十四日快到了，先生逝世已是周年，昨夜思念先生时，脑海里冒出的却是陈寅恪的这句诗：最是文人不自由。好生奇怪，可细细想来，或许竟是先生内心深处发出的声音？是的了，先生的灵魂，从开始识字的童年到飘洋过海逃难兼求学的青年，乃至到壮心不已的暮年，一直都不安分，一直都在漂泊，为什么呢？因为你正直,因为你真实，因为你有良知有担当，因为你一直在追求个性的自由，偏偏你又一直生活在专制统治的黑暗中，你拒绝虚伪和欺骗的世界，这个世界自然也就拒绝了你。你说自己从小“顽暝”且“不化”，一生都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可最终也没看到自己期盼向往的真正的自由：书写的自由，思想的自由，灵魂的自由，反而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包括四度狱里狱外，凡二十五年。

记得那年你送师母远行时说过，“不远的将来我们又将团聚”，“我相信在另一个世界里营造建立的家庭不会像您生前那样，一再受到政治暴力的摧毁与抢劫，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悲剧。”先生，您现在一定已经和师母在一起了，你终于可以自由地说你想说的话，做你想做的事了。

先生，我一直为跟您从相识到相知长达二十多年的交往而感到庆幸，有时一周多达数次，至少一月也有那么一两次，在海阔天空的神聊中，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先生生活得不快乐，有一回我直截了当地问过你，你的回答果然应验了我的感觉。你一生历经军阀混战日伪统治国民党专制和共产党执政四个历史时期，所谓“旧社会”的黑暗也就不提了，为争民主争自由而锒铛入狱似乎也不难解释，但是为“新中国”的诞生出过力气甚至作过牺牲并为之热情讴歌的，为何转眼间从“革命派”成了“反革命”了呢？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新老统治者要你“揭发”的怎么竟是那个叫“胡风”的同一个人，而且用的是一样的口气一样的罪名呢？我知道 你是认真反思过这些问题的，从历史从现实从政治从文化从加害者从被害者，直到你离开这个纷扰人世前几天，你依然在思考，尽管其实你心底里早已有了答案。

我在同你交往中常常感受到你深深的孤独。是的，你的书房里人来人往，可是真正可以敞开心扉的并不多，硕士博士太年轻，不行，位居要津的太忙，也不行，当年的“分子们”大多已是风烛残年，自然也不行。师母在世时，这位“同甘共苦走过崎岖人生旅途”的伴侣，是你里里外外的“贴身管家”，你们相扶相依，粗茶淡饭你吃得顺心顺口，后来卧病在床，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呀，虽已不能交谈，可你心底里还是感到有依有靠，踏实、安顿，你每天仍然会斜倚在病榻边拉拉家常讲讲“新闻”，再后来，“亲爱的妻子任敏走了”，记得我去见你时你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孙啊，我们家的半边天塌了……你大失落大悲恸，以至不顾一切地跪倒在爱妻身边。上苍还算公道，就在此刻，一个叫张响的欢蹦乱跳的孩子出生了，那是一直侍奉师母和你的内侄女桂芙的孙女，叫您“太爷爷”的重孙女，不几年，她已经可以在你出门时把帽子递给你，把手杖递给你，然后牵着你的衣襟一起去散步一起去喝咖啡了，她带给你晚年难得的天伦之乐。

可是，你依旧孤独，依旧苦闷。你多次在夜半时大喊大叫，有时还骂人，你一次次被自己的噩梦惊醒，问你是不是又梦魇？问你是不是又想起了什么？你总是王顾左右似答非答。你是无法面对这个虚伪的现实和功利的世态，还是觉得同年轻时代美好的理想已经渐行渐远？于是你只好浸沉在回忆之中，生活在自己的内心之中，所以，你只有写日记了。每天夜里，白天的喧嚣散尽之后，你就伏在灯下，一竖一横，早年还写得比较工整，后来便歪歪斜斜，那一刻，灵与灵在交流，心与心在对话，你感觉到了那种真实又虚拟的快乐和自由。我想那是因为过去有许多珍贵的东西，内心有非常自由的东西，你必须把这一切记录出来，否则你无法坚守自己心灵的高地。如果说梦魇是你郁结在心底岩浆的变形爆发，那么日记就是你压抑在灵魂深处声音的尽情宣泄。从1979年“由鬼变成人”以后到去世前一周，你写了多少呀，我只知道桂芙用“公文纸”抄写了密密麻麻的六千多页，你明知道它们只能藏之于抽屉，可你还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写着，你是希望给后代留下一点“民间记忆”，留下一点“比正史、官书更加丰富和实在的东西。”正如你多次说过的，那里有你的“追求、爱憎、信念，以及种种个人遭遇”，它们是“历史的见证”。先生你安心地去吧，你走后，家人已经把日记安全地储存在保险箱里，那是你留给后世最宝贵的精神遗产，如果多少年后有人能够读到原版的这些日记，那一定会像我们前几年读到纪德、罗曼罗兰那些访苏文章一样激动，并为你的睿智为你的坚韧为你的孤独和寂寞喝彩！

尽管在共和国成立前你有三次狱里狱外的坎坷，但是开头几年还算太平，因为你的“进步”，领导还让你当上了“新中国”大学中文系的第一任“系主任”，并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作为“沙子”掺到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复旦大学。你一定是做梦也不会想到，太平日子只是几年功夫（其实也并非真正太平，其间有批胡适俞平伯、批《清宫秘史》《武训传》，三反五反和镇反，以及随之展开的知识分子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等，可谓整肃文化人之先声），1955年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风骤雨把你同你热爱的这个世界完全隔绝了，为了所谓的“胡风问题”，有人，比如何其芳，比如你哥哥贾芝，也曾规劝过你，可是你没有那种“觉悟”更没有那种“习惯”，你想不出任何理由需要同这个真诚的朋友断交，你更无法容忍自己变成那种出卖朋友的小人，你那“喝鲁迅奶长大的”性格里充满了与专横和虚伪的统治格格不入的东西，比如人性和人格，比如良知和尊严，它们同无情的现实对立着，撕裂着自己又鞭笞着自己，于是你不能不被深深的痛苦所纠缠。后来你这样多次说道：真正的知识分子，历代的文人学士，总是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这样看来，你同你的先辈一样，几乎可以说是永恒的痛苦或者是世纪的悲剧了。

这是一场令人恐惧的梦，多少国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几乎都生活在噩梦之中，挣扎在恐惧之中，善良正直的人谁享有过那种“免于恐惧的自由”？而悲剧的深刻更在于至今还不让人说出那一个个真实的梦，反思那一个个真实的梦，那或许真叫是“后人复哀后人”了！

所以先生只能埋头在灯下写日记，写日记就快乐了？不快乐。一提起日记，一提起1955年之前抄走的几十本日记，成千上万部书籍，多少照片和资料（财物也就别提了），还有1955年以后的大字报小字报以及那些难以数计的会上会下的揭发批判，你就很难平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为了写回忆录，你就在查这些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哪怕只是一小部分也好，可是办不到，你找过政府找过学校，找过公安部门找过党政部门，回答是一样的：处理了，没有了。可你根本不相信他们的话——你说，他们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全是“鬼话”！（近日，关于聂绀弩坐牢的档案已经披露，此前其他一些文人在“运动”中受批挨整的资料也陆续“泄露”出来，可见此话不假。）

但是，先生呐，同你聊十次百次，很少听到你的“冤”也很少听到你的“怨”。我曾多次问过你，当年那个伟人的“按语”中不是有好几篇是给你的吗，比如，怎么说1954年你去北京是“有计划”如何如何，怎么说1946年胡风让你去编一个副刊是培植他的“集团”，建立“据点”等等呀？你好象不大愿意去作什么“解释”和“说明”——误解或者失误才需要解释需要讲理，那是一场屠杀，你觉得可以向刽子手们伸冤吗？你在后来写的自传中也只是非常扼要地带过，你说，不是有个成语吗：罄竹难书。我明白了，你说过，中国历史上草莽出身的皇帝，无一不是言伪而辩行诡而诈，他们的血是冷的，你怎么能和这些人去论争真假是非善恶呢？！。

但是我知道，你心底深藏着愤和恨。你讲的两件事让我难忘：

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节目为你拍过一部片子，事情结束之后他们提出要补拍一个镜头：让你从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上走过，转身回望城楼上高悬的画像。我问为什么？你说，他们的意思是因为我的命运同那个人有密切关系。我后来特意看了那最后的几分钟，我对你半开玩笑地说：你真是一位了不起的演员哪，那么传神，心底的一切尽在那飘起的斜睨之中！你说，最精彩的是当时人民大会堂正召开什么会议，喇叭里的声音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另一件事是你参观“纪念堂”。你说，大家看的时候是一边走一边看，对我特别关照，我可以停下来，我就跟他说了句话。这时你卖了个关子，等着我问“什么话？”刹那间，你的眼睛突然放出光来，随即眯成了一条缝，你笑咪咪地说，“你躺下了，我还站着。”说完这八个字，你又笑了起来，是有人在文章中形容的那种“狡黠”的笑。

你和鲁迅一样，胸襟博大，但是并不主张对作恶的人都宽容，对于那些卖友求荣落井下石的，“死了连花圈也不送”。你有句反复说过的话：把人字写端正。我断断续续听过你的有具体发挥：一要有人性。生而为人，第一条就是有人性，什么“性”也比不上人性，没有人性何以为人？我发现凡你视之为友的，都是有人性的人，你说，那些告密的小人，官做得再大我也看不起他；二要有骨气。不管什么处境都要挺直脊梁，不做工具不做喉舌不做太监不做小妾，哪怕我关押牛棚赤着搏拉着板车，也敢直面大人阔人。你说，我牢记鲁迅的话：可悲的不是身在奴者而是心在奴者。做奴隶至少还有灵魂，奴才连灵魂也没有，我永远不会把灵魂出卖给魔鬼；三是要有脑子。书要读，但是不能做书呆子。胡风悲剧同他始终只是个书呆子也不能说没有关系。我和胡风，人生道路、生活环境都不一样，我是社会中人，不是学问中人。有人洗脑过了头，脑子进了水，到死了也不明白怎么回事，何言良心骨气？

非常让我钦佩的是你特别的清醒，你说，文人的软骨病也不能完全归之于文人自己作贱，看不起尽管看不起，也不能一棒子打死，“流氓归流氓，才子归才子”。你认为根子在专制统治太残酷太严密。你归结了三条：首先是剥夺你的一切权利，包括最基本的生存权，比如户口、粮票、档案等，你身价性命全离不开它，国门关着，也就别提象俄罗斯的不少作家那样流亡海外了，连做陶渊明也别想。你吃人家的饭就逼着你听人家的话，人身依附进而人格依附，这几乎是一种必然。你说，这种统治的严密性古今中外历史上没有过。如今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了，从前没有“单位”简直难以想象怎么活，现在你可以办私企，可以摆地摊，也可以出国……人身的依附就可能有所减弱。第二是摧毁你的道德尊严，让你失去良知，甚至逼良为娼。这是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产生的直接恶果，是非黑白完全颠倒。现在许多人做从前不齿的坏事已经得心应手根本不以为耻，比如打小报告之类，我看日本人如果再打进来，汉奸还是不会少。第三是扫荡你的独立人格，扼杀你的个性。没有个性，当然只有奴性了。看看历届运动中戴帽子的，大抵是有个性的，你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了。

你的这些话曾经让我大为开窍，怪不得你说如果文革前就认识你，我也许不致吃那么多的苦头，你一语中的：“那是玩玩的呀”！现在回忆起来让我特别不安的是，你多次希望我把1955年伟人的“按语”同《觉义大迷录》做一点对比研究，我却始终未能完成，为此你曾有多次长谈，我记得你不止一次说过，这几十年来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社会现象是被迫害的和迫害的连成一体，许多被迫害的同时参与了迫害，有时角色轮换，喜剧悲剧轮番上演，有时认罪书和告发书一道上交，这是极权制度的一大发明，它使多少人的本性扭曲，让人性中最丑恶最卑微的东西恶性膨胀起来。你讲了好几个真实的故事，其中就有你熟识的朋友和同事。这些话说在将近二十年前，现在想来越见先生的深刻。许多人都赞誉你的坚强，不低头不检讨不认罪，“笑傲江湖”，在你们那个“集团”里也是首屈一指的，其实，你是因少有的深刻而达到了少有的坚强。

我一直在想，先生对人生理解得如此透剔，为什么还不快乐？我也想过，晚年你经济拮据，到临了，退休金只有两千来元，开销却不小，但这显然不是原因。你心里郁积着另外一些东西：书房里地板翘裂，一跤跌下去，把额角摔破了，你没有吭气；每回犯病到医院，你拄杖而行，跌跌冲冲，还总因为没床位而躺在“观察室”的地上吊水，早出晚归来回折腾……这其实也不是你不快乐的主因，我猜你还有不大好开口的心事：你做了半辈子作家，写了那么多小说，可五十年代初写了篇小说，却被指为“有小资产阶级感情”，“贩卖人性论”云云，你似乎一下子就明白了其中的奥秘，你没有争辩半句，却从此跟你热爱的文学创作byebye，后来你为许多后生作序，被戏称“专业户”，其实这些序文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学术文章，只是因为比较太平你也甘愿为年轻人铺路开道；自己写点回忆之类的小东西，又每每因为犯忌而逃不过删节和修改，甚至等到结集出版还会再次遭受刑戮，有的甚至不让出版或者虽然出版了却不让加印，凡此种种，我相信是你不快乐的根本所在。可你任谁也没说，有人看出来了，让你出国，那里的政府答应给你房给你车，你当然不去：“我去干什么，我不懂他们的话，没有朋友，也不能写东西……”

你走后，许多人写了怀念赞誉你的的文章，几乎都说你活得快乐又逍遥，你逛书店喝咖啡，包括写日记，是的，你的确非常开朗非常大度非常幽默，你也会在高兴时象个孩子一样开怀大笑，但是我以为这只是你非典型的一面，晚年的你和鲁迅一样是个“达观的苦闷者”，你走后，我以此为题写了一篇思念你的文章，过去我写你的文章都请你过目，你走了，我只有“自说自话”了。你远行周年那天，我会去看你的，也把这篇文章送给你，请你像过去一样，提出批评指正。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的，就是去年秋天索尔仁尼琴去世时，我写过一篇文章将他同你作了些比较，一样的坚强一样的保持批判的锋芒，从根子上你们一样的是异类一样的是不合作者（现在叫“异见人士”），但是我忘了说及的是索氏的晚年和政府“合二而一”了，并不是因为他接受了统治者颁发的勋章，不是的，先生晚年也拿到了政府授予的奖状和奖章，但是接下来却大相径庭：索认为自己遇到明君了，你则表示：戴奖章和戴手铐是一样的，你分明更显清醒也更加彻底。至少，我是这么看的。

2009年4月4 日清明节
2011年4月23日再次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