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枝卫生院院长:从赖昌星遣返中国又被拖延谈起 - 求索天地间 - 56cun - 和讯博客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原计划于6月2日将赖昌星遣返中国，又延迟了。

尽管加拿大政府律师莱斯尼克(Esta Resnick)曾表示，在经过7年多的各种各样的上诉后，还允许赖昌星继续呆在加拿大，将会损害公众对加拿大移民体制的信心.“加拿大的公开利益是，决不成为其它国家司法逃犯的一个天堂。”但6月1日法官裁决赖的上诉案需要更多的调查，这个过程可能将持续数个月。为什么，报道说这位法官似乎同意如果被遣返，赖将面临危险或者酷刑。这个问题大家都清楚，加拿大没有死刑，而中国有。如果遣返后有被处决的可能他就不遣返。赖昌星在加拿大赖了七年，主要就靠的这一条。

加拿大的法律确实太宽松，并偏向罪犯的权益。说加拿大是逃犯的天堂，也不止是中国人这样说，当年索马里军阀混战，而制造战乱的军阀家属居然在加拿大申请难民成功，享受用加拿大纳税人的钱提供的难民补助。后被媒体揭露出来，舆论大哗，最后才遣送出去。还有911事件中的恐怖分子，有些就是利用美加之间无需护照自由过境进去的。所以后来美国也加强边境控制，进出加拿大不如过去方便了。

所以赖昌星能一拖再拖也不是对中国的特殊待遇，他这里的法律就是有空子可钻。习惯于刘邦约法三章传统的中国人，对其没有死刑，杀人可以不偿命，难以接受和理解。所以我曾向永强弟问过，他也觉得是个问题，但这是已经维持很久的传统，要改变很难的。后来他在温哥华的星岛日报发了篇《严刑与死刑》，介绍了反对死刑一派的论点。显然他是感到现在要在加拿大实行死刑是不可能的，文章的倾向是应该严刑。

文章发表后，马上有读者来信批评，是中国来的移民。火气还很大，这是可以理解的，如这个赖昌星，好多中国人都已不耐烦了。

永强又发了一篇《决断与怀疑》。其中说：“我同意加国的刑法有改革的必要，偏重罪犯权益既然是一大弱点，就自然有待改革了，如何改革？我认为严刑是应该实行的。”同时说：“在民主社会要推行改革，必须有持久的民意基础，经过长期的推动，才会有成果。赵先生是否会等得不耐烦呢？希望读者都会看到民主的巨轮虽然缓慢，却的确是在转动着。”他讲的符合加拿大社会的实际，我们无法按自己的习惯去要求加拿大社会接受。加拿大是提倡多元文化的，希望在交流融合的过程中能妥善解决，同时我们的观念也需要吸收别人的合理成分。

不过从赖昌星一案，表现出来，永强先生所期望转动的改革的巨轮也实在转得太慢了。中西文化各有所长，需要有来有往。但用国内习惯的方法是无效的，需要更多民间平等自由的交流与探讨。

需要再说一点的是，加拿大没有死刑，但贪污腐败远没有中国严重，这倒是更应该探讨的。

下面是永强先生的两篇文章。

相信不少读者会认为加拿大的刑法太宽松了，过于着重被告和犯人的人权而忽略了社会和受害者的利益。罪犯往往被轻判，或者在服刑一段时间后，便获得假释。最严重的罪案，也没有死刑。这岂不是纵容犯罪？我们奉公守法的老百姓，难道就没有权利需要保障？刑法是用来保障罪犯而不是用来保障社会，这不是本末倒置吗？为什么我们不向新加坡学习，向中国传统的法家思想学习，以严刑峻法去对付罪犯以维持治安？                

问得好！

偏重罪犯权益而缺乏维护受害者，正是英联邦传统刑法的一大弱点。提问题的读者大概是从亚洲来得新移民居多，来自不同于加拿大的社会背景，以不同的刑法传统观念去看加国的罪案处理问题，的确是“旁观者清”。

很好，问题出在那里是看清楚了。那么应如何去解决呢？下一步棋当怎样走呢？再下一步又如何呢？全盘棋当怎样走呢？

就丛恢复死刑开始吧！

若要恢复死刑，就先要取得大部分民意的支持，我们的理论必须有充分的说服力，要无懈可击。那么为什么要有死刑？且看支持死刑的论据：

阻吓(嚇)作用论：这理论的假说是死刑有阻吓(嚇)作用，可以减低罪案率。但是，在西方社会，一般只会在最严重的刑事案，即是谋杀案才考虑到使用死刑，而判处死刑对谋杀案的阻吓(嚇)作用却毫无数据的支持。一般论者都会指出，最常见的谋杀案发生于家庭中，这样的谋杀犯很少对外界构成危险。这样的谋杀案件，起因缘于极严重的精神压力和情绪波动，在这情况下，杀人者根本不会考虑到后果。所以在有死刑的地方和没有死刑的地方，谋杀案的罪案率并没有明显的差别。或许读者会说，即使没有肯定的阻吓嚇作用，但无论如何也有阻吓(嚇)的可能，总比没有死刑为佳。能够减少一个谋杀案也好，不是吗？再者如果把死刑用于其他罪案例如贪污案，不就肯定有阻吓(嚇)作用了吗？问题是，这减低罪案率的可能虽然是好，但我们不可以忽视死刑一旦误判，就会把无辜的人处死成为极严重而无可挽回的遗憾。在利与弊对比之下，这阻吓(嚇)作用是不能成立的。在英国和加拿大都有谋杀案误判的冤狱可作例证。

报应论：这理论的哲学基础是“恶有恶报”，所以主张“杀人者死”。问题是。那么我们是否也主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是否要法庭判决打人者被打，强奸者被奸？很明显，这是我们现代社会无法接受的报复行为。

保护社会论：这基本上是经济效率的理论。就是说，把罪犯处死可接省政府花费在监狱上的金钱。这理论把人生命的价值放在很低的位置，只适用于极权社会，不是我们所能够接受的。

谴责论：这是英国一个很有名的大法官 Lord Denning 提出的理论。就是说刑罚乃是社会对罪犯宣告的谴责和排斥，而死刑是对最严重的罪犯作最决绝的谴责。我觉得这是支持死刑最有说服力的理论。反对者认为这理论不外是变相的阻吓论或报应论，因为谴责的目的不外乎为了阻吓(嚇)或报复。我认为不然，谴责按照罪案的严重性而递增，目前英联邦传统刑法的危机就是失去了法治的尊严，公众都感觉到法制被罪犯利用以至玩弄。恢复死刑是否能维护法制的尊严呢？这起码是值得更深入研究的。当然，我们尚有难以解答的问题，例如我们为什么不能以终生监禁作为最决绝的谴责？如何保证不会误判死刑？

社会对最严重的罪犯应该以何刑罚去宣告其最决绝的谴责？这问题可以诉诸全民表决。至于如何防止误判，就真是天晓得了。把误判的证据要求提高会有助减低误判，但始终法官和陪审员只是凡人而不是全知全见的神，误判仍是在所难免的。

维护法治的尊严是否必须要恢复死刑呢？是否可以用严刑而不至于用死刑呢？聪明的读者，你认为如何？

只有一点是绝对肯定的：当你开始思考答案的时候，你已经不再是“旁观者”了。
原载2001年2月27日温哥华星岛日报陶永强律师《有闻有问》专栏

决断与怀疑

思考的历程是个循环不息的轨道。从怀疑到决断，从决断到怀疑，周而复始。当我们对一个问题自以为找到绝对的答案而不复存疑，我们对这问题便停止了思考。

两个星期前，应公民教育协会邀请，参与了一个座谈会，讨论华人时事评论员对本地华人的公民教育可以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功用。我提出一项与各位时事评论员共勉的目标是：少一些武断，多一些存疑。

对每日的新闻，我们都会有自己的看法。时事评论员若果只是向大众发表他自己的看法，那就只会引起认同或反对的回应。或许，从商业角度去看，评论能引起受众的认同甚至反对，都可以说是成功的表现。但是，若能够进一步，指出一些疑点，鼓励受众自己去思考，岂不是更佳？

当然，我们不可以停留在怀疑中，犹疑不决便会裹足不前。所以，三思之后便要有决断而后行。然而，行动之后是否就不再检讨、不再反思呢？当然还是需要的。所以我说决断和怀疑 所以，我说决断与怀疑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轨道。

上一次，我谈论的题目是《严刑与死刑》。刊出後，收到星岛转来读者赵捷祥先生的来信。信长四页，字体端正，很认真地提出了他对加国刑法的反感，兹节录如下：

“陶永强律师：拜读大作；第一节已令我很反感：起码你是认识到‘过于着重被告和犯人的人权’是一项‘联邦传统刑法的一大弱点’；为什么你不敢说这个‘弱点’是很有必要改革过来...相信大多数华人会和我一样认定'偏重罪犯权益'的法制是绝对的错误,而不仅仅是一个弱点.更可悲的是这种错误的观点已成了英联邦刑法的传统;你试想一想:长久以来多少善良的老百姓不断受到这种无可奈何的伤害!而当政者却视而不见!‘我们不可忽视死刑一旦误判,就会把无辜的人处死这种极严重而无可挽回的遗憾.'”为什么你不能把眼光放到更广阔的社会层面；现今我们社会无辜而死亡的人数何止上千上万。工业意外、航空灾难、不断发生的车祸...比因误判而死的无辜者多上不知多少倍。难道我们可以因此而废弃工业、飞机、汽车吗？我们不正在设立各种机制来减少这些不幸吗？为什么聪明的西方人就想不出有什么办法来减少误判，而一味去废止死刑？...你漏提了‘公平论’、‘合理论’。...加拿大曾经有过一个杀了十一个儿童的罪犯，他提供了十一个埋尸地点，因而获得奖金十万元。难道这种罪该万死的人由于加拿大废止了死刑而得以免死，还要我们这班守法者去供养他一生。这公平吗？合理吗？...西方世界太不懂分辨是非黑白，只有似是而非的灰色地带。...我的言论可能太急了一些，希望你能大人大量。敬祝健康快乐！”

很坦率的批评。最难得的，是赵先生在结语里自觉地为自己的言论存疑：‘可能太激了’。真是好极了！这显示出读者不但勇于质疑作者的言论，更能够在表白自己的意见之後，反思自己是否有过火之处。各位读者，你们又认为如何？

我同意加国的刑法有改革的必要，偏重罪犯权益既然是一大弱点，就自然有待改革了，如何改革？我认为严刑是应该实行的。

至于死刑，我觉得可以接受‘谴责论’对谋杀罪判处死刑，但必须把定罪标准由‘没有任何疑点’提高至‘没有任何可能疑点’，并且要有证据显示犯人很可能重犯谋杀罪才判决死刑。这样，判决死刑会很罕见，而死刑的功用则是象征社会对罪犯最严厉和决绝的谴责。更实际的，应该是实行有助于犯人改过自新的惩教措施。近日新闻报道安省的一项惩教计划，让罪犯在服刑期间在服刑期间在政府管理的资讯中心工作，一方面提供廉价劳工，另一方面得到实用的工作经验，以便出狱之后可以投入社会工作，踏实地重新做人。我相信这是正确的方向。

不过，在民主社会要推行改革，必须有持久的民意基础，经过长期的推动，才会有成果。赵先生是否会等得不耐烦呢？希望读者都会看到民主的巨轮虽然缓慢，却的确是在转动着。
原载2001年3月27日温哥华星岛日报陶永强律师《有闻有问》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