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巴鲁:丁弘：闲话“民主集中制” - 求索天地间 - 56cun - 和讯博客

丁弘：闲话“民主集中制” [原创 2011-05-17 08:08:34]    字号：大 中 小 民主集中制，这列宁的建党学说，是四句话：“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句句强调“服从”。总之是个人对别人要服从，这里边没有尊重个人的意思。而群体是个人组成的，不尊重个人，就是不尊重所有的人。民主集中制发展到极点，就是公开要求人人做党的“驯服工具”。

民主集中制这四句，有三句是语意重复的。“下级服从上级”和“个人服从组织”不是一回事吗？有这两个服从，不就是服从中央了吗？这是在语意上犯了概念重复的逻辑错误，因为不是并列概念。至于“少数服从多数”，好像有点民主的意思，其实这个多数也是已经服从了上级、服从了中央的多数，是按照“惟上”而形成的多数。所以，在一般情况下所谓“民主”是形式主义的，假的，虚幻的。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民主集中制作为建党学说，列宁提出已有百年。已是“从来如此”了。作为纪律观念，认为理应如此。可是，鲁迅先生说过“从来如此，难道就对吗？”这样反复强调上下级之间的服从的关系，而不是平等的关系，和封建时代的等级关系，即三纲五常，区别何在？皇权专制，时间漫长，更是从来如此。这，已经成为我们的文化传统，大家习以为常了。国际共运从西方传来的“民主集中制”，和我们的文化传统，一拍即合。引进这一观念，没有任何障碍。这种等级观念的组织原则，在实践中凌驾于天理国法之上。

举个例子：一次中央全会，举手通过“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只有一位陈少敏老太太没有举手。据说她是装着睡着了。这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典型的例子。中央已经给刘定性，理所当然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举手表决是体现一下民主而已，“多数”已经服从上级了。“少数”只有跟着服从，所以大家都举手。刘少奇同志是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后来他被迫害致死。毛身后，文革结束，刘得以平反。这个冤案的形成，没有违背“民主集中制”，而是运用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当然，这里的“民主”一词应加引号，因为实质上找不到民主的影子。

几十年来，人们赞扬陈少敏的无私无畏、高风亮节、保持独立的人格，真是了不起！因为，在这样严肃的关键时刻，睡着，是不可能的。但她这样做，不是对“民主集中制”要求服从的否定、抵制和批判吗？

实践证明，有了民主集中制——这下对上的四个服从，一个人就可以把党玩于掌股之上了！

上世纪之初，“民主集中制”开始提出时，遭到许多政治家、思想家的反对。但列宁要建立一个有铁的纪律的革命党，还是坚决把它作为建党的原则。他的老师普列汉诺夫说：“他聪明、顽强，但不讲道德。”即作为政治家不讲政治伦理。说自己一生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教育好自己的这个学生。

当集中的权力形成，有了专政的格局之后，没有人敢对所谓“民主集中制”说“不”了。值得思考的，这个制度在实践中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它所营造的是民主监督还是集中专断？

“民主集中制”四句话，最明显的是少了一句“多数尊重少数”！

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如同一场马拉松长跑，跑到前边的人，总是少数人。否定少数，常是否定先进，反对进步；打击少数，常常是反对真理和正义——因为真理常在少数人手里。

太阳每天从东边出来，从西边落下去，亿万人民都看到太阳围着地球转，地球似为太阳的中心。伽里略忽然说“不”！他说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即提出“日心说”。罗马教庭认为他离经叛道，判了死刑，把他烧死了。300年后，教庭为其平反。这说明先知先觉者总是少数。少数作为先行者，常为当权者所不容。

专制主义最需要的是“服从”，最反对的是“自由”。而社会进步最需要的是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人的自由的程度是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志。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思的最终理想。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迅速，根本原因是人民相对摆脱了人民公社、计划经济的束缚，可以自由地放开手脚干了。但在政治上，改革滞后，仍是以“服从”限制自由，以“一元化”“舆论导向”“核心论”，希望维持一时的稳定。实际上，“稳定压倒一切最后可能把‘稳定’也压倒了”。（任仲夷语）社会长治久安只能寄希望于“自由”和“民主”。“压”，不是办法，会适得其反。

社会还是不断进步着，市场经济先天培育着民主意识和自由之思想。其实，我们的宪法，早提出了“权力属于人民”的概念，但是，还没有实行。近些年，提出“以人为本”，这是要以“民本位”代替“官本位”的意思。无疑，这是符合时代潮流的。

南通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反复讨论，对“南通精神”也概括出八个字来：“包容会通，敢为人先”。这一标榜、这一诉求和民主集中制的四个服从是什么关系呢？

“敢为人先”者，当然是少数，少数如果总是服从多数，当然也就“先”不起来了。“包容会通”的前提是肯定了思想的“多元化”，这才出现要“包容”的问题。这是蔡元培先生办北大的“兼容并蓄”原则，也是一切民主法制社会的通则。而强调、“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也就谈不到“包容”了。由此可见，此“南通精神”的倡导和民主集中制之间是有点矛盾的。

“包容会通，敢为人先”的提出，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大量历史事实证明，不如此，而一味遵循“四个服从”，会形成什么局面呢？

建国之初，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出一些先进的思想，如马寅初提出“人口论”，主张计划生育；孙冶方提出市场经济的理论；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对毛泽东的“一分为二”作补充；梁漱溟提出关心农民的问题；胡风主张写“精神奴役的创伤”，针对千年专制奴役以进行启蒙；李达在大跃进启动时，及时提出头脑不可发热……现在看，都是智者提出的科学的概念，均因为缺少“包容”，有违上谕，没有“下级服从上级”，违背民主集中制而受到迫害。有的长期关押；有的家破人亡；有的下放劳动改造；有的从肉体上被消灭了。

上世纪50年代连续不断的这些大批判，都是抓住“敢为人先”者，而要坚持四个服从，没有丝毫的包容。20年后，都平反了。证明一个个都批错了。从平反的情况看，找不到一个是批得正确的。何以致此？因领导人的错误，有“民主集中制”的保驾护航。

这些教训的产生看来都没有违背“民主集中制”，反而是借助“民主集中制”的。例如周恩来对马寅初说：“你比我大十多岁，我一直视你为长兄。这一次你一定要听我的，检讨一下！”马寅初说：“应检讨的不是我。”以周的学养和智慧，他难道看不清个中是非吗？问题是他要遵守党的“下级服从上级”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是君为臣纲）。奈何！马拒不检讨，即拒不执行“服从上级”“服从中央”的原则，遂被软禁20年。这是严肃体现“民主集中制”四个服从的原则，是没有包容造成的。

看来民主集中制，又不仅是少一句话的问题，麻烦在于到今天它仍是党的政治生活的准则。党仍是“列宁的党”“革命的党”。中山先生在北伐誓师大会上说：“这是一场革命战争，我请大家暂时献出自由。”在革命战争之中，难免要强调“服从”。中山先生用了“暂时”两个字，清晰而准确！我们到今天还没有走出这个“暂时”，还没有从“专政”转入“宪政”。

现在我们正强调要加强党的建设，这就需要对“民主集中制”作出新的、科学的解释。使它可以真正体现出有“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至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靠不住的、不宜相信的——因为世间没有神。

什么时候可以把“民主集中制”的四个服从换成一个服从，大家服从宪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这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可以说是科学的发展观吧？

作为个人，陈寅恪先生提出“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这是有利社会进步的观念。但常和“专制主义”碰撞。什么时候这句话能为人们所掌握，社会就上了一个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