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吧未注册id检测器:南方周末 - “消失”的保障房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7 05:32:08
因为1988年的房改,深圳迅速建起了十几万套保障房。但十余年后,这个城市需要重新建设24万套保障房 城中村成为农民自发提供的廉租房,保障了一半以上人口的居住。而现在,它们面临着被拆除的命运,因为要腾出土地来盖保障房 城中村是深圳城区规划中最后的土地宝藏。 (CFP/图)所有地方政府都在为保障房军令状焦头烂额,深圳也不例外。但它本来也许有机会高枕无忧——仅仅七八年前,深圳就已经拥有了十几万套的保障房,这是深圳自1988年在全国率先开始住房市场化改革的结果。而据专家的估计,按照深圳现有的人口规模,大概需要的保障房也就是二十几万套。“如果那十几万套保障房还在政府管理之下,今天还有必要再建这么多保障房吗?”深圳市原住宅局房改处处长孙利平感慨地说,“为什么没有人问一问,那些保障房哪去了呢?” 1988-1998:三类人的保障房为了能筹钱盖更多的房子,深圳推行了保障房“由租变卖”的制度改革,最终形成了“双轨三类多元价格”的住房保障模式。20年前,深圳曾经有过类似公租房的房子。那时候,特区吸引全国优秀人才的最大法宝,是“住房”——特区政府大胆地推出了“入户分房”的政策,只要是正式调入深圳的政府和国企人员,政府便保证分配一套住房,住户只需要交纳租金。但是由于此时的住房分配沿袭了内地的计划分配模式,低廉的房租使得大量建设资金无法回收,每年还需补贴数千万元的管理维修费用。到了1987年时,随着大量人口的调入,深圳的缺房户反而从当初的数千户剧增到了22000户,缺房比例高达30%。在这一背景下,深圳于1988年开始了第一次住房制度改革,将当时政府分配的数万套住房“由租变卖”,用卖得的钱来盖更多的房子。当时,因为保障房土地由政府免费供应,因此保障房比商品房价格低;由于当时的政府公务员工资与国企员工相比有着较大差距,因此在保障房中又分出了“福利房”和“微利房”两类,政府公务员购买的福利房又比国企员工购买的微利房价格更低。按照这一规划,一个政府公务员花20万元购买一套与职级相应面积的住房;国企员工可能花50万元购买同等面积住房,社会人员则需花近百万元购买相应的商品房。因此整个住房制度的设计被称为“双轨三类多价制”住房供应体系。双轨指商品房和保障性住房两个轨道,三类是指给一般社会成员的商品房,给国企的微利房,以及给公务员的福利房。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深圳特区的这一制度创新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广泛认同。1992年深圳住宅局获得联合国人居中心颁发的“人居荣誉奖”,成为中国首个获得此项大奖的城市;与此同时,国家建设部等部委也多次公开表示,深圳的房改制度设计是“全国房改的方向”。到1998年,深圳特区通过出售住房142535套,回收建房资金107.99亿元。兴建安居房单元式住房32600多套、单身公寓3800多间,总建筑面积290多万平方米。此时,每年的保障房建设规模从房改之初的一两千套增加到7000-9000套,使得承担保障房建设的国有开发企业,甚至成为了房地产开发市场中令人羡慕的“老大哥”。而这时候的保障房,相当于“小产权房”,并不能进入商品房市场交易。 城中村,市场化的保障房“这是真正的市场化保障,真正的深圳奇迹。”无论租还是卖,此时的“保障房”,保障的更多是三类人: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国企员工。作为深圳特区第一次房改的亲历者之一,孙利平坦率地向记者承认,在深圳市前后数次的房改制度设计中,无论是决策层还是规划部门,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非户籍人口的住房保障问题”。回避有两个原因:想不到——过去20年高速城市化,城市人口的增加速度超过了所有想象力,“规划赶不上变化”;做不了——城市的建设和管理预算,大到基础设施投资、小到社区警力配置,通常都是以户籍人口为标准。但恰恰是这些非户籍人口,发生了爆炸性增长。2010年,深圳户籍人口从十年前的34万剧增至246万,暂住人口更是猛增了五六倍,总人口达到近1450万——2000年深圳市住宅局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当时深圳市到2010年的规划人口仅为300万,与今天的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理解了这一背景,才会发现另一个堪称奇迹的“深圳现象”:在过去30年的发展中,深圳总人口从区区数万人暴增到1400多万,却没有出现大量无处可居、流落街头的露宿人群。秘密就在于城中村。“这是真正的市场化保障,真正的深圳奇迹。”世联地产董事局主席陈劲松向记者说道。这家地产中介机构已是一家上市公司,成立于1993年,见证了深圳房地产市场的变革与成长。陈劲松在1990年代初赴深圳创业时,也像成千上万的“深圳客”一样,选择了“城中村”的出租屋作为自己在深圳的“第一站”。对城中村有深切体会的他说,“什么规划都保障不了这么好”。据他介绍,特区政府在1990年代中期曾试图为中低收入人士建设一批低价保障房,但是在第一批住房推出后发现几乎无人问津,因为跟遍布各处的“城中村”相比,无论是租金、配套还是交通距离“都没有可比性”。深圳市住宅局当年为此而设立的“租赁管理办公室”,原本是为了管理大规模的政府廉租屋,最后却变成了管理政府福利房出租的“内设机构”。而随着城市人口的一步步增加,这些政府规划中的“空白”显示出了极富活力的弹性:希望赚钱的村民们一层层加高自己的出租屋,从最初的三层小屋一直盖到了“十二层带电梯的出租公寓”,像海绵般地吸收着涌入深圳的人潮。据曾参与深圳城市总体规划的建筑学者贺承军统计,在深圳可供建设的850平方公里土地上,城中村的面积就占到了400多平方公里,并容纳了深圳市70%以上的居住人口。据说,深圳市政府曾经请国际知名的建筑和规划大师们前来考察,当专家们被问及深圳居住环境方面哪些堪称达到国际水平时,一位城市规划专家说道:“农民村。”在他看来深圳农民村充满着勃勃生机,“比孟买、开普敦的贫民区强多了。” 1999:“房改从此走上不归路”当时以深圳市住宅局房改处处长身份列席市长办公会议的孙利平,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大拍桌子,跟同事们说,“深圳房改从此走上了不归路。”整个1990年代,经历了第一次房改的深圳住房体系形成了一个“市场+保障”的三明治式夹心结构:在结构的最底层是城中村的廉租屋;中间层是政府以地价补贴的方式兴建的保障房,其保障对象基本为公务员、事业单位与国企员工;顶层则是商品房。由于产权结构的差异,前两部分住房均无法在市场上销售,因此也成为了社会“居住保障”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中这两部分的差异仅在于,保障房政府可以直接掌控。但是,三类房子中唯一掌握在政府手中的保障房,在1999年被打开了通向市场的通道。这年,深圳市出台了人民政府令第88号,正式解除了安居房(福利及微利房)的产权约束,规定安居房补交地价取得全部产权后“可以上市交易”。当时以深圳市住宅局房改处处长身份列席市长办公会议的孙利平,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大拍桌子,跟同事们说,“深圳房改从此走上了不归路。”在1988年改革之初,“由租转卖”进行得非常艰难:今天这些恨不得把每一分钱都变成房子的人很难想象,那时候政府为了“号召买房”,还不得不想出诸多办法:当时的房改部门设计了“大幅提高房租”、“给予相应房补”,并与银行达成协议提供优惠利率贷款等方式,让住户——主要是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员工三类人——在反复计算之后,得出“租房不如买房”的结论,才最终推进了政府保障房“由租到卖”的这一巨大转型。但很快,聪明的人就发现了保障房是个发财工具。低价购得保障房的人,补交地价之后便可以进入商品房市场交易,中间差价不菲。有门路的各类开发企业,觉醒得更早,他们能因此低价拿地、再想方设法转卖。据国土部门资料显示,尽管深圳在全国最早推出土地拍卖制度,但是从1987年到1998年的11年间,深圳通过拍卖出让的土地仅有7宗,大量的土地被以各种协议方式低价出让后,又被重重转卖,形成了一个灰色“二级土地市场”。由于保障房跟商品房的巨大差价,使得保障房这一“居住工具”迅速变成了“投机工具”。在1990年代末深圳的保障房流入市场后,无论是购买者还是开发商,各种造假“混资格”的现象都不时出现。2011年4月,在向南方周末记者回顾这段历史时,孙利平尖锐地表示,“道理人人都清楚,但到了制定政策时,每个人想的都是自己那套房到市场上能卖多少钱。这不是个别人的私心,而是整个体制的缺陷!” 狂飙的房价,无力的政府“1999年政府打完了手里的最后一张牌,到了2004年深圳房价暴涨的时候,政府已经没有任何有效的调控手段了。”在深圳早期商品房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居住”与“投资”分离的市场结构,极大地压抑了商品房的价格涨幅。对于仅需解决居住问题的流动人口而言,城中村廉租房已经是性价比极高的选择;而对于最具购买力的公务员和国企员工们来说,保障房跟商品房的巨大价差,使得他们宁可选择等候保障房的购买资格,也不愿进入商品房市场。那时候的商品房市场一片萧条。据深圳住宅局的一项统计显示,自1994年开始,深圳的商品房现楼空置率逐年增加,到1998年达332.38万平方米,其中大部分是国有开发企业所开发的商品房住宅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宏观经济面临着严峻挑战,此时的房地产市场成了拯救中国经济的“救命稻草”。中央政府在1998年以行政命令的形式一刀切断了延续数十年的福利分房体制,“将所有的人都赶到了商品房市场里”。截至2005年,深圳市、区政府出售保障房约32000套,大部分被居住其中的公务员和国企员工所购买。此后深圳市再未进行过大规模的保障房建设,而转向货币化分房和租金补贴方式。而此时,随着外来人口的飙升以及人们日益强烈的投资需求,深圳房价一路飙升。政府却已经无力回天。世联地产董事长陈劲松则将保障房看成政府手中的“底牌”,有了这个牌,政府在进行必要的市场调控时才有底气。“1999年政府打完了手里的最后一张牌,到了2004年深圳房价暴涨的时候,政府已经没有任何有效的调控手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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