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齐库尔道歉:陈模：团中央机关报老社长张黎群——中国青运史上一个大写的人 - 求索天地间 - 56cun...

　张黎群——中国青运史上一个大写的人
　　 陈　模　2003年5月29日
　
　
　　我从1951年3月结识黎群同志起，先后一起工作相处50多年，他是我的老领导，又是我的老朋友，他是个生龙活虎的人，一个大写的人。
　　
　　他为办好《中国青年报》奠定基础 　　
　　
　　1950年12月，苏联青年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团长是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米哈依诺夫。他向中国青年团中央领导同志建议，创办一份团报。团中央早有办报的打算，遂向党中央写了申请办团报的报告，迅速获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批准。
　　
　　黎群同志1950年初被调到团中央以后，就负责筹备创办《中国青年报》的工作，担任社长兼总编辑，一干就是八年。团中央让他到莫斯科学习苏联共青真理报的办报经验，在中央团校开办新闻训练班，为团报培训干部。他和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邓拓是老朋友，和副总编辑胡绩伟、王揖是在成都的老同学，请求他们支持一些干部，并让青年报的编采人员去坐班学习一段，让人民日报印刷厂印团报，他们都一一答应了。这样，《中国青年报》作为青年团在全国发行的第一份报纸于 1951年4月27日诞生了。
　　黎群同志为此兴奋不已，写下《团报创刊述怀》（七律）两首。
　　
　　一
　　旗帜鲜明求理想，生活渴望真善美。
　　政治清明赖民主，爱憎分明好做人。
　　二
　　新闻真实命根子，实事求是志坚贞。
　　左右逢源非吾愿，须与青年共忧欢。
　　
　　黎群同志曾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化学系和上海大夏大学。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春赴延安。从1936年参加革命到1950年14年中，他既做过国统区、解放区的青年工作，又做过国统区、解放区的青年报刊工作，是一个具有较高的政治、文化水平，熟悉青年运动与青年报刊、见过大世面，颇有经验的干部，当时他才30岁。他的述怀诗，表明了他对办好青年报的希冀和理想。
　　
　　什么是青年报人的精神呢？耀邦同志有两句名言：“干部要干，战士要战！”黎群同志说：“我只要一息尚存，总是干！干！干！”他在《青年报人的特殊品格》一文中说：“青年报人所到之处，目睹耳闻，凡是好人好事，就大力宣扬之，表彰之；凡是坏人坏事，就不避风险去揭露之，排除障碍去鞭挞之！他们和青年息息相通，休戚相关，欢乐与共。”在《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一文中又说：“青年报人中不乏对党、对人民忠贞之士。他们对坏人坏事嫉恶如仇，拥护毛泽东主席提倡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老子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因此，敢于揭发那些特殊化的现象，诸如《不该开设的秘密商店》一稿，是揭露某个省市委搞特殊供应的；《公园里的私园》，是揭露在公园里修建招待所的；《宋北方事件》是批评申诉太难的；《部长助理与摄影师》是批评以势压人的……这些批评稿件触怒了一些人，便被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皇帝没有被拉下马，自己先滚鞍下马了！”
　
　　创刊之初，头绪万端，其时我任副总编辑和党总支书记。黎群同志作为报社的社长、总编辑，抓过报社建立印刷厂、向东德购置轮转印刷机，抓过报纸发行和社内的后勤工作。当中心工作来抓的是青年报人的思想建设。老青年报人都记得，报社从御河桥团中央大院搬到东城海运仓二号新购的大白楼后，黎群同志就找了编辑部四五个思想活跃的同志，放下手里的工作，集中到北门仓报社几间闲置的屋子，生起火炉，静下心来，沏了茶水，让大家整天议论一个问题：怎样办团报，怎样改革，怎样才能刷新团报？不久，他就在报社的大食堂对报社全体工作人员，作《怎样做一个青年报人》的报告。
　　团报在周二刊、周三刊的初创时期，与各方面的关系比较好处，一改为日报，上下左右就变得不协调起来。他坐在总编辑这把交椅上，常常陷入被动的局面。如新华社发的消息、文章，《人民日报》社论要不要登？上面指令这篇要登，那篇要发，不登就违令了。他想，若随波逐流，唯唯诺诺，日子也可以过，工资也不会少分文，职务照升，但这和青年报人的性格、气质格格不入。怎么办？他请教周总理。总理说：“我们过去在山沟里办报，读者对象主要是工农兵和干部，入城后情况就不同了……按解放前那样办不行，读者不会习惯，达不到教育、宣传的目的。”
　
　　经过深思熟虑，他进行了三方面改革：
　　一、本着“讲真话”的原则，赋予新闻工作人员独立负责的权力。他能作主的就作主，出了问题，上面来了批评，他承担责任。
　　二、拓宽内容。把青年工作部门的特殊性同报纸作为舆论机关的普遍性密切结合，评论的范围扩大了，议论的内容增多了，采访的领域开阔了，批评的限制突破了。据统计，1956年共发表了各种形式的批评稿218件。
　　三，革新版面，改变老面孔。各种会议的首长讲话不是全文照发，而是加以精编，取其精华。新华社稿件，择其与青年有关的摘要刊登；增多本报记者、通讯员和读者的来信来稿，使新鲜的题材，群众的声音，遍布版面。
　　这三点改革思想，概括得好，既明确，又泼辣、周详，成了青年报制胜的“法宝”。当然，黎群同志抓团报改革是多方面的，牵涉许多具体方面还有以下几点。
　
　　第一、建国以后，我们的党中央不断发动政治运动，几乎是一个接着一个。一般党报都习惯地搞以政治运动为中心那一套宣传。团报如果也这样搞，那就成了翻版书了。黎群同志认为，本报的日常宣传要坚持不懈地反映我国青年的精神面貌，以激励青年为“四化”英勇奋斗为报道重点。我国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我们突出地报道了北京展览馆基建工地上出现的青年突击队，提高工效若干倍，受到北京市委和团中央的肯定和表彰，报上一推广，青年突击队的旗帜，就在全国基建、矿山、工厂飘扬起来了。
　　第二、宣传先进人物、先进集体。我在团报主管青年运动的报道。创刊以后，我们连续地报道了郝建秀、赵国有、韦玉玺、王崇伦等工业先进人物，不只报道事迹，还报道各地青工如何学习，开展比、学、赶、帮活动，效果好、影响大。
　　第三，我们对青年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不脱离青年思想实际，不空洞地生硬地讲大道理，而是有时代特点，渗透于形象、活动和知识的宣传之中。比如，我们在理论修养副刊上讨论什么是我们的远大理想，当营业员就低人一等吗？
　　第四、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迅速进步，青年渴望探求知识越来越广泛，希望团报对他们的思想、学习、工作、生活等各方面，提供更多的指示、帮助和服务。在黎群同志的启发下，团报办起了“团支部”、“接班人”、“长知识”、“绿地”（文艺）、“辣椒”、“周末”、“美术”等七八个副刊，内容丰富，知识性强，受到青年们由衷的欢迎，毛主席两次表扬报上登过的文章。
　
　　胡耀邦同志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以后，《中国青年报》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向科学进军"的宣传，在青年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黎群同志的积极领导下，《中国青年报》在首都十多家报纸中是发行量第二大报，经常保持日销量200多万份以上。
　
　　黎群同志从不摆架子，平易近人，和大家一起干，有事先承担责任，善于团结干部。他对干部也很放手、放心。他若出差、开会、出国，编辑部工作就交给我和钟沛璋同志去做。全社出现了团结和谐、蓬勃向上气氛。当时，全社除三五个老干部有家室外，绝大部分都是二十岁上下的知识青年。报社并没有什么明文规定，大家每天八点上班，在报社吃罢午饭、晚饭，又坚持干到夜里11点，吃一碗汤面才回家。这是一种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精神。正因为青年报人有了这种精神，才把团报办得那么好，那么有朝气。黎群同志最大功绩是，带领并造就了一支积极勇敢、特别能战斗的青年报人队伍。
　
　　天有不测风云。在反右派斗争中，三名正副社长、总编辑一锅端了，出了两名右派，我是幸免于难，但也撤职贬渎，下放改造。有17名记者、编辑、部主任，错划为右派分子。那些挨批判的准右派，就难以计数了。20年之后，历史证明《中国青年报》错划的右派分子，是革命的知识分子。
　　
　　他为谱写中国青运史竭力尽心
　　
　　胡耀邦同志1952年9月来团中央工作后，不只一次讲到，应该建立青年团学，我们应该重写中国青年运动史，无愧于中国青年运动，无愧于新时代。
　　1950年初，团中央宣传部教育科长李公天同志，认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应该开设“青年团学”这门课，教育系的学生应具备这门学问，掌握引导青年健康成长的规律。李公天同志去北师大商量，一拍即合。校长林砺儒送来一份聘书，聘请张黎群为教育系兼课教授，同时派一名助手。
　　黎群同志接到聘书后，非常重视这件事，他抽出时间，写了《中国青年运动史讲稿》，在北京市为团干部们讲过，再给大学生讲，十分精彩，很受学生的欢迎。除在北师大教育系上课外，黎群同志应天津、重庆、成都等地团组织的邀请，也讲过多次，他是个热心肠，几乎是有求必应，不受报酬。当时团内的作风就是这样。
　　1956 年的初夏，黎群同志跟随耀邦同志从北京出发，在京广铁路沿线的省会、县城、村镇进行调查研究，侧重于农村青年的要求和在生产建设中怎样发挥突击作用问题，他发现农村青年文化水平相当低，文盲不少，黎群同志提出了农村团组织办文化夜校的主张，他称赞中南几个省的农村青年突击队搞得好。回京后写出《学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怎样搞好农村青年突击队》两本小册子，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也算是他作青年研究的两项成果。
　
　　1957年的春季，刘少奇从北京坐火车到广州，对沿途五省进行考察，黎群同志跟随考察。他利用这个机会，向少奇同志请教了许多问题，包括青年研究的问题。
　　少奇同志说：“青年报必须是引导青年放眼世界，关心国事、党事、社会之事的舆论机关，不能囿于所谓‘青年问题’的狭小圈子，青年报要议世界大事、国家大事，各界人士都要看。报道面、反映面要广泛。”
　　另一次，少奇同志说：“现在青年学生中，发生了不少思想混乱，其原因很复杂，有波匈事件的影响，也有学校教育和党的思想工作上的问题，主要毛病是脱离实际，脱离青年群众。还有一部分干部忘记了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有的甚至发展到争名夺利，唯利是图的地步。这些坏思想、坏行为，是向青年施放了腐蚀剂。”
　　另一次，谈到青年报怎样认识青年的问题，少奇同志说：“青年报的同志，首先要认识团报帮助党解决青年问题的重要意义，这是关系到国家的安定团结，关系到社会主义持续发展，也关系到青年一代能否健康成长的问题。”
　
　　1955年，黎群同志向团中央书记处建议，成立一个青年运动史的研究机构，研究当代青年的思潮，研究中国青年运动各个发展阶段，搜集、采访、整理各种青运史料，编印中国青运史料丛书。书记处一致同意，从中央团校调来了郑光同志，黎群同志推荐了团报的编辑罗征敬同志，他们协力同心，开展研究，广采博纳，成绩卓著，出版了《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共十大本，419.3万字。这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青运史料丛书。征敬等同志在这个时期，访问了许多七八十岁的老共青团员、老青年工作者，留下了宝贵的青运历史资料，如果晚十年再干，这些老人就不在人世间了。
 　　
　　“文革”中遭受迫害，对党忠贞不渝
　　
　　1962年2月，黎群在北京参加“七千人大会”之后，被调到成都担任党的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此后，他担任了《重庆日报》新开辟的《巴山夜话》和《成都晚报》《夜话》专栏的写作任务。《重庆日报》总编辑雷勃、王古泽、《成都晚报》总编辑陈柏林都约黎群写点文章。他们商量后，订了100个题目，来源于近四年“大跃进”中的现实生活，希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一褒一贬，以正时弊。文体力求短小精悍，生动活泼。
　　黎群在工作岗位上，与许多人接触，同许多事务接触，深深地感到自己的胸膛与革命事业共起伏，对国家的进步欢欣鼓舞，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忧心忡忡。于是他拿起笔，说诚实的话，提倡做诚实的事，谴责败事之徒。他一篇接一篇地写，共计写了20多篇……
　　
　　1963年春，重庆市委召开扩大会议，揭发批判肖泽宽（市委常委）、李止舟（秘书长）、廖伯康（办公厅主任）的右倾反党集团，并与张黎群写《巴山夜话》联系起来，说是肖、李、廖为张黎群提供材料，张黎群是他们制造舆论的代言人，也是反党集团的支持者。
  　　黎群扪心自问，自己只是写了20多篇小稿子，平时一向严谨，遵纪守法，不致于这么严重吧？任凭风浪起，还是照常工作。他带领两个工作人员去贵州、云南的农村进行调查研究。调整工作正在大力进行，“刹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作风），正在有效地推进，生产明显好转，干部、群众的精神开始振奋。他感到鼓舞，常常忘记了个人的安危。回到成都已是春节，他知道“文字狱”这一案还未了，迟早要发作的，何时来，怎样来，无法预计，只有听天由命了。
　　
　　1964年春，黎群患病住进了成都体育医院，经过4个月的治疗，才逐渐好起来。
　　黎群的好朋友于江震同志给他来信，要他到重庆和他一道生活一个时期。于是他去了，上了名山缙云山，在那儿同住了个把月。人是精神动物，心情平和，身心健康起来了。
　
　　1964年的夏天，西南局通知黎群同志，参加南充四清工作。地委书记卫广平和他是正副队长，归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领导。于是，他到南充、广安三个公社搞“四清”，为时一年多。他住在广安一户贫农家里。一张大木床和一张小木床，睡一家五口人。一天下大雨，从黄昏到夜间仍不停止。他们穷得晚上点不起灯，就用手摸娃娃小腿，以为够数了。到了半夜，雨停了，一位十岁的娃娃抱着一岁的娃娃回来了。他目睹这样的景况，深深感到不搞计划生育不得了。于是，同宋小来秘书在广安县星光生产队搞试点。写了一个《如何进行计划生育》的报告，给李井泉同志送去，李认为很重要，批转给云、贵、川省委仿行。
　
　　1965年下半年，黎群调任四川省绵阳地委副书记。绵阳地区是四川省的粮仓。1966年初夏，这个地区大旱。正当黎群担任抗旱团长，全区已取得抗旱斗争胜利的时刻，四川省委电令他即回成都作“反党”的检查。5月24日，黎群被公安机关逮捕隔离审查，交待问题，真是“昨为座上客，今为阶下囚”。这时，他 48岁，已参加革命39年了。
　　1966年6月5日，暴风骤雨式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四川日报》上在社论位置上，以史伟（市委谐音）之名发表了《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张黎群开火》的文章，宣称“张黎群的《夜话》和《巴山漫话》同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黑话一样，贯串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这条黑线同当时国际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华大合唱相呼应，为国内地富反坏右的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起，猖狂地向党进攻，妄图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改变颜色。”
　　在这个大祸临头时，黎群不住地自言自语着，反复背诵着这样一些古人警语：“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猛虎扑于面而目不瞬！”“大仁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忍人之所不能忍！”“真金不怕火，怕火非真金！”这样，他的心情渐渐地平静下来。他再看看报上那些鹦鹉学舌的文章和条条揭发，心里更踏实了，因为他确信，假话打不倒人，更吓不倒人！
　
　　他写了一本《黎群自传——革命30年的回忆录》；又写了一份《驳斥报纸造谣93条》；此外，还写了大量检查材料和答辩文章。他越写越坚定地认为，我是冤案的主角。
　　在关押了7个月后，1966年12月24日凌晨两点，他被押到绵阳地委机关。他们把他带进一间又潮又矮的房子，恶声恶气地说：“你打扫一下，就住这里！”
　　黎群打扫完毕，到机关院子里看大字报，墙上都贴满了。这哪里是在进行严肃的政治批判，全是一派编造的材料，揭露走资派所谓罪恶，全是捕风捉影的东西，他不想再看了，上街到百货商店买了一台收音机。迎面来了一帮红卫兵，其中一个指着他鼻子问：“你是大黑帮张黎群吗？”黎群答：“我是绵阳地委副书记。”
　　众人不由分说，簇拥着黎群进入地委机关大院，抬来一张方桌，要他站上去，一场批斗会开始了。
　　“你是不是大黑帮，你为什么反党？”人群在吼、在叫，乱作一团。
　　黎群答：“我是中共党员，地委文教书记。有人在捣鬼，将莫须有的罪名横加于我！”
　　忽然，一名女将跳上台来，将黎群的双手绑起来，高声喊道：“革命战友们！我是北京文艺报的，串连来此。张黎群太嚣张了，必须把他斗倒斗臭！”于是，“打倒张黎群”的吼声，此起彼伏。
　　太阳西下，斗争大会散伙了。没有人来管黎群，他确实有点困乏，走回那间小屋子，倒头便睡。
　
　　不久，他的脖子上，被挂上了一尺宽、二尺长的大木牌，上书“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黎群”，名字上用砂笔划了粗粗的大“×”。造反派把他们带到体育场的看台上，让他坐“喷气式”，进行十多天的批斗。接着又被押上卡车游街，最后在市体育广场，举行“万人批斗大会”……这样，过了一年的比黄连还苦的岁月。 　　1968年冬，黎群夫妇被军队监管。1971年起，又被易地关押于德阳白马关的庞统庙。在关押中，黎群听说于江震横遭迫害致死。他倒在床上抽泣，提笔写下八个字：“江震被害，戴笠笑熬”。他与江震有30年的交情，彼此视为知己，江震1928年入党，20岁出头就挑上红军师长的重担，显露非凡的才华，他走完长征之路，就做党的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被害死在党的西南局书记的岗位上。
　　1979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黎群的冤案平反。
　　
　　青少年犯罪研究事业的开拓者
　　
　　“文革”中的黎群坐了七年半的监牢，所幸的是身体依然健康。他似乎忘掉了各种伤痛，奋不顾身地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决心把损失的时间找回来。
　　他参加筹建四川维尼纶厂、泸州天然气化工厂。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任党的重庆市委委员、四川维尼纶厂建设现场党委书记、指挥长，接着又任浙江大学党委第二书记、第一副校长。到1980年，他61岁，又返老还青，担任北京社会科学院的中国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在中国青年运动历史上，这是第一个青少年研究所。
　　黎群到任不久，倡议并领导创建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在次年6月，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被推选为会长。在他的领导和操持下，“中国青少年犯罪学”被列入国家“六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于1987年12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这标志着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少年犯罪学理论体系，填补了我国社会科学学术空白。他还组织专家、学者先后编纂出版了《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年鉴》、《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学术丛书》等专箸，丰富了我国青少年犯罪研究的理论宝库。
　
　　黎群一贯重视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和有关机构合作，开展青少年犯罪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不顾年事已高，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注意发现青少年犯罪研究的新动向、新问题，撰写、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论著，出版了《黎群青年研究文集》。大家称他为青少年犯罪研究的开拓者、奠基者，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黎群十分重视青少年犯罪研究成果的转化。他经常亲自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活动，深入到监狱、少管所、工读学校、劳教所，同教师、干警探讨如何更科学地教育挽救失足青少年的问题；同失足青少年座谈，鼓励他们好好接受教育改造，争取走上美好的人生道路。他应邀担任全国青少年立法领导小组顾问和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青少年专门小组成员，积极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立法活动。他十分关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主编《中国少年犯罪与司法》学术专著，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推进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
　
　　为表彰黎群同志在研究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教育挽救失足青少年、推进国家青少年法制建设等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中央宣传部、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国家教委、司法部、团中央五部委于1995年1月12日授予他＂中国保护未成年人模范个人＂光荣称号。
　
　　黎群同志在他的晚年，以坚韧不拔的意志，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带领团中央张定、李公天、严如平，唐非等一批老同志，用了四五年的时间，编辑了四卷《怀念耀邦》（共200多万字）。
　
　　黎群为人坦率真诚，他生前几次对我说，我一生革命，斗志不减，至死不悔，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他未能参加撰写《中国革命青年运动史》．当然，他寄希望于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的同志，力求写出一部文情并茂的青运史。
　　
　　他在1984年的赠诗中，表达了他的壮志情怀：
　　洪都星火井冈烽，华夏燎原燕山红。
　　国基未固宫阙乱，腹患原来要根除。
　　盛世修史作春秋，忠奸是非命笔修。
　　江青不死重卷土，董狐秉直照千秋。

　　（2003年5月29日晚）

张黎群：历史目睹者的开场白
2009-10-10 14：26

《历史目睹者的开场白》

　　张黎群

　　新春除夕深夜，接通文葆家的电话。我说：“《号角与火种》的序免写了吧。”电话传来对方斩钉截铁的声音：“不行，你是历史的见证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各主要大学和一些中学，都迁至祖国大西南坚持学习。广大学生，英勇地出现于大后方抗日民主运动的先头。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七年五·四运动纪念日民表著名论文，号召青年学生：“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全国民众奋起之日，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

　　《中国学生导报》就是在抗日战争中期创建起来的。那时节，国民党顽固派采取妥协投降的路线，百般压制大后方抗日民主运动，疯狂镇压革命学生，逮捕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冤狱遍地。以战时首都重庆的大学生为首、以复旦大学革命学生为中心的《导报》诞生了，它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亲自关怀下，由南方局青年组直接领导下与广大学生见面了！立即受到青年学生的欢迎。正如恩来同志所作的科学论断：“学生办报给学生看，深知读者需要，深知读者口味，深知引导同伴的方法。”

　　《中国学生导报》和大后方的青年革命组织一道，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这里，我摘录南方局党史资料《群众工作》一书中的评语：“在民主运动高涨的形势下，由中共领导或影响的进步群众组织‘民主青年协会’、‘民主青年同盟’、‘新民主主义者联盟’、‘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武汉大学‘核心系列组织’、‘民主工人同盟’、‘工人民主工作队’以及‘中国妇女联谊会’、‘中国学生导报社’、‘中国职业青年社’等，先后在成都、昆明、重庆等地建立起来，并恢复了‘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会’的公开活动。这些组织作为党的得力助手，在团结国统区广大工、农、青、妇群众，推动当时的民主运动和解放战争时期反对美蒋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曾经同《中国学生导报》的同志们同甘苦共患难，我以党的工作人员身份，南方局青年组的负责成员的身份，同他们密切联系，他们那种勇敢追求真理，满腔热血为祖国，无私奉献精神的年轻战士的形象，迄今仍鲜明地深刻地留在脑海里！

　　而今，我们都相继从战壕里走上另一个阵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愿同志们晚霞的光辉不减当年！

　　辛未年正月初一十六点，

　　于北京万寿庄。

　竹韵微澜发表于凤凰论坛» 国家历史2010-9-3 0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