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剧王红丽个人演唱会:琉球的陷落：一段悬而未决的外交冲突

琉球的陷落：一段悬而未决的外交冲突作者：金满楼（本文刊于《中国报道》2010年第10期）
1879年10月，3名衣衫褴褛的海外客匍匐在总理衙门的门口痛哭不已，引起了众多路人的围观。他们是谁呢？原来是做了“亡国奴”的琉球耳目官毛精长等3人，他们在国王尚泰被日本人掳走后，历经千辛万苦前来母邦求援，以“尽逐日兵出境”，但在他们的痛苦哀号声中，他们的母邦却无能为力，事后只能发给他们300两银子作为川资，让其设法回去。求助无望之下，琉球国使者林世功在悲愤中自戕，希望以自己的死来唤醒母国的关注。
从地图上看，琉球群岛呈流线状散布于中国东海，主岛距浙江沿岸不过千余里。古代中国渔民出海打渔时，对这个海外大岛多有提及，其名字也因各朝而变化，如《隋书》中将之称为“流求”或“流虬”，《元史》称之为“瑠求”，明清则称之“琉球”。因地理形势的缘故，琉球在元朝末年形成北山、中山和南山3个独立王国。洪武五年时，明太祖派杨戴出使琉球，分别册封了这三国国王，琉球也由此成为明朝的藩国。数年后，中山国统一南北两岛，明朝正式册封其国王为“琉球王”，这种藩属关系，一直保持到清朝。 日本吞并琉球
明清时期，琉球与中国的藩属关系因日本的介入而在一段时期内出现过波折。明朝中后期，日本丰臣秀吉北侵朝鲜时，曾派诸侯岛津氏发兵三千征伐琉球，在俘虏了国王尚宁后，又令其向日本萨摩藩输送钱财粮食，以供军饷之需。50多年后，琉球王摆脱了萨摩藩的控制，随后又主动遣使到中国，请求大清皇帝册封。当时的顺治皇帝应允其要求，将琉球王册封为尚质王，规定两年进贡一次（古代中国宗藩关系下的“进贡”，一则是表示臣服，二则是换货贸易，在通常的情况下，进贡国的所得往往比贡物要丰厚得多）。
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琉球与日本的关系也颇为密切，除了明末萨摩藩曾攻伐过琉球外，后来的日本也常借道琉球与中国交通。明清时期，琉球也与日本发展贸易，萨摩藩一度将之视为属下，由于古代航运条件的限制，清廷未予过问，而日本也未做进一步要求。由此，琉球在中日之间的这种“两属关系”，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中日因为琉球问题发生冲突，是近代以后的事。1873年，琉球所属的宫古岛、八重山岛渔民因风暴而漂流至台湾南部，后有54人被生番（即台湾原住民）所杀。事后，日本向清廷提出抗议，称琉球属民被台湾人所害，而总理衙门却以“台湾生番之地，置于化外，政教未逮”加以敷衍，日本人由此抓住把柄并在次年出兵征伐台湾。
当时的中国官员缺乏最基本的国际法概念。事实上，琉球乃是中国的藩属国，琉球渔民被台湾原住民所杀，此乃本国内政，日本岂有干涉之理？即便琉球是“两属之国”，日本也无权独霸其管辖权。再者，即使中国官员称琉球渔民被杀系台湾生番，其所谓“化外”，也不过称其未经儒家教化，并非是搁置不理，这并不能成为日本代琉球出兵的理由。必须指明的是，征伐台湾的并非是日本政府，而是违抗政府命令的西乡从道，其行为只能算日本地方军阀所为。在中方的强大压力下，加上日军在台湾感染时疫，西乡从道不得不自行撤退，征台之举完全失败。
可惜的是，清廷在之后的谈判中犯下一个重大错误，那就是在1874年的《中日北京专条》（又称《台湾事件专约》）上，写有台湾生番“将日本国属民等妄加杀害”；“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中国不指以为不是”等语，从而造成了一种外交事实，即凸显了琉球与日本的特殊关系、日本有权保护琉球之后果。
清廷在这次事件中的妥协，主要原因是当时缺乏可供出洋作战的战舰，而这也成为中国近代海军之发轫。从那一年开始，李鸿章便开始从英国、德国购买或者建造军舰，以期捍卫辽阔海疆。然而，打造一支近代海军，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功，而此时的日本抓住时机，加快了吞并琉球的进程，这就是所谓的“琉球处分”。
1875年，日本权臣大久保利通以“替琉球讨伐生番”的名义，将琉球三司官池城安规等召至东京，要求他们停止向清廷朝贡并不再接受清廷的册封，撤销在福州的琉球馆，今后琉球的外交事务统由日本外务省负责等。琉球三司官以害怕冒犯中国的理由拒绝了大久保利通的提议，要求仍按传统习惯行事。
对于清政府的强烈抗议，日本充耳不闻。1879年3月，日本政府对琉球下达“废藩置县”令：“琉球藩旧服王化，实赖复育之德；今乃恃恩挟嫌，不恭使命……兹废该藩，移置尚泰东京府下，赐以第宅。且以尚健、尚弼置于华族之列，俱置籍东京府，着所司奉行。”由此，日本将琉球王尚泰抓到东京软禁，琉球群岛也被日本鹿儿岛县与新设置的冲绳县一分为二：北部数岛并入鹿儿岛县，余下诸岛则成立新的冲绳县。  何如璋对日交涉
在日本的威逼之下，琉球一边遣使说理，一边派人到中国乞援。1877年4月，琉球国王密遣紫巾官向德宏来华陈情，告以日本阻止琉球朝贡中国之事。经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丁日昌上奏后，清廷颁下谕旨，称“琉球世守藩服，岁修职贡，日本何以无故梗阻？是否借端生事，抑或另有别情？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传知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等，俟到日本后，相机妥筹办理。”
1877年底，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到达东京，随即就日本阻止琉球朝贡之事展开了交涉。而琉球官吏也分别拜会了驻东京的英、美、荷兰等国公使，以争取这些国家的同情与支持。日本政府得知此事后，随即对琉球藩吏下驱逐令，禁止他们继续在东京停留。受此侮辱，琉球官吏“全都面露愤然之色”，并赴日本官员私邸发泄他们的不满。
对于中方的抗议，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却借口何如璋的照会“言辞激烈”而屡屡纠缠不休，不予正面回复。从文字上看来，何如璋的照会不过是一说理帖子，试节录如下：“查琉球国为中国洋面一小岛，地势狭小，物产浇薄，贪之无可贪，并之无可并。孤悬海中，从古至今，自成一国。自明朝洪武五年，臣服中国，封王进贡，列为藩属；惟国中政令许其自治，至今不改。我大清怜其弱小，优待有加；琉球事我，尤为恭顺。定例二年一贡，从无间断。所有一切典礼，载在《大清会典》、《礼部则例》及历届册封琉球使所著《中山传信录》等书，即球人所作《中山史略》、《球阳志》，并贵国人近刻《琉球志》，皆明载之。又琉球国于我咸丰年间，曾与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荷兰国立约，约中皆用我年号历朔文字，是琉球为服属我朝之国，欧美各国无不知之。”这段是梳理琉球的历史。
接着，何如璋又称：“今忽闻贵国禁止琉球进贡我国，我政府闻之，以为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本大臣驻此数月，查问情事，窃念我两国自立《修好条规》以来，倍敦和谊，条规中第一条即言‘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互有侵越’，自应遵守不渝，此贵国之所知也。今若欺陵琉球，擅改旧章，将何以对我国？且何以对与琉球有约之国？琉球虽小，其服事我朝之心，上下如一，亦断断难以屈从。”
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抓住“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数句斥责之语大做文章，非要何如璋做出解释，实则是在回避“琉球归属”的真问题。
李鸿章对于何如璋的强硬颇有点不以为然。之前，何如璋曾给李寄过一函，其中称：“如璋熟知中国此时决非用兵之时，即虑日人，亦我天恩宽大，必不因弹丸之地，张挞伐之威。口舌相从，恐无了局。然无论作何结局，较之今日之隐忍不言，犹为彼善于此。即终无了期，而日人有所顾忌，球人借以苟延，所获亦多。失此不言，日人既灭琉球，练之为兵，驱之为寇，转恐边患无已时，斯又度时审势，反复踌躇，而以为不得不言者也。”
李鸿章接信后，在复函中痛斥日本“阻贡不已，旋改年号；改年不已，复欲锁港。无理已极！”但他私下又认为，“琉球以黑子弹丸之地，孤悬海外，远于中国,而迩于日本”；“琉球朝贡，本无大利，若受其贡而不能保其国，固为诸国所轻；若专恃笔舌，与之理论，而近今日本举动，诚如来书所谓无赖之横，瘛狗之狂，恐未必就我范围。若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亦且无谓”。
在交涉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何如璋致函总理衙门，提出“上中下”三策：一是遣兵船责问琉球，征其入贡，示日本以必争；二是据理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三是外交辩论，或援万国公法以相纠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总理衙门在征求李鸿章意见时，李鸿章从功利的角度出发，认为暂时可用第三策应付。
清廷的妥协主要还是因为海军刚刚起步，外购军舰尚在询价当中，无力承担起对琉球的保护责任，对于日本的举动，当时也只能采取外交羁绊的方法。不过，日本在1877年至1878年的国内政局也极为混乱，先是西乡隆盛在萨摩藩发起叛乱最终失败战死（史称“西南战争”）；后是被称为“东方俾斯麦”的大久保利通于次年被暗杀。可惜的是，清廷当时连一艘巡洋舰都没有，因而也就未能抓住这短暂的机遇。 琉球地位的历史争议
受辱之下，北洋海军的建设大大提速。1879年11月，“镇北”等四艘炮舰抵达天津；1880年12月，订造第一艘铁甲舰“定远”号；1881年11月，巡洋舰“超勇”、“扬威”号由中国官兵驾驶回到中国；1882年11月，第二艘铁甲舰“镇远”号下水；1883年12月，穹甲巡洋舰“济远”号下水；1885年11月，“定远”、“镇远”、“济远”三舰抵达天津；同年，北洋舰队又分别向英德两国各订造两艘巡洋舰，即“经远”、“来远”、“致远”、“靖远”四舰；1887年，四舰回到中国，北洋舰队基本成军，一度排名世界海军前八。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在朝鲜等问题上一再被中方挫败，这与北洋舰队的存在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作为琉球的宗主国，清廷始终不承认日本吞并琉球的事实，并向日本进行了多次抗议与交涉。由于琉球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后来李鸿章邀请来华旅行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设法调解。在压力之下，日方提出将琉球群岛三分，北部归属日本，南部即宫古、石桓、八重山群岛在内的先岛群岛（当时已为日本控制）归中国，中间的琉球主岛仍划为日本之冲绳。更为居心叵测的是，日本在这份《拟稿》中加上了一个附加条件，即日本也要像英美等国一样，取得“最惠国待遇”。
当时中俄在伊犁问题上也在展开谈判，李鸿章担心日本与俄国勾结，因而主张对日《拟稿》采取拖延战术，等待中俄谈判结果的明朗化。日方急于骗取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多次催问签约事宜，但最终因为中俄在伊犁问题上达成妥协，总理衙门拒绝在日方拟就的《拟稿》上签字，日本公使宍户玑悻悻离京而去，以示决裂。由此，琉球群岛的主权归属一案被搁置了下来。
甲午战争后，日本从《马关条约》里割占中国台湾及彭湖列岛，“琉球问题”也就不再是主要问题。1901年，琉球最后一位国王尚泰在日本死亡。随着时间的流逝，曾经的琉球国变成了日本的冲绳县，琉球的“复国运动”也日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投降，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只能保有其本土四岛及其他由盟军确认的小岛，其他武力吞并的领土必须放弃。由此，台澎归还中国，朝鲜获得解放，但琉球的地位却未能得到明确的处置。二战后，琉球和钓鱼岛均被美国所占领。1947年4月，根据联合国《关于前日本委托统治岛屿的协定》，这两处地方交由美国“托管”。
1972年，美国与日本私下达成《归还冲绳协定》，将琉球的“施政权”交还给日本，而与琉球同时被交的，还有中国固有的领土钓鱼岛。这显然是极其荒谬的。按《波茨坦公告》及联合国委托管辖原则，美国无权擅自处置琉球的主权归属，而日本从美国手中接收琉球群岛，也是缺乏国际法理依据的。美日两国间这种形同“私相授受”的做法，既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难以得到二战期间同盟国家的共同认可。对此，中国大陆不予承认，台湾当局也从没有承认过日本对琉球和钓鱼岛的拥有权。附：关于钓鱼岛
    钓鱼岛又称钓鱼台列屿，其由5个无人小岛与3个岩礁组成，总面积6.5平方公里，最大岛称钓鱼台，面积4.5平方公里，散布在北纬25度40分到26度及东经123度到124度34分之间。列屿位于台湾东北方，南距基隆102海里，北距冲绳首府那霸为230海里，距最近的中、日领土（含无人岛）则各为90海里。该列屿位于黑潮流经之处，与台湾属同一季风走廊，来往台湾甚为方便，去往琉球甚为不便。明清两朝赴琉球之册封使，钓鱼岛为必经航线。钓鱼岛位于东海大陆礁层边缘，系台湾北部大屯山、观音山脉延伸入海底的凸出部分，往东与冲绳海槽（历史上所称的“黑水沟”）相隔。中国古代文献中，多次提到钓鱼岛为中国所有，如最早的《顺风相送》（1403年）、陈侃《使琉球录》（1534年）、郑舜功《日本一鉴》（1556年）等、郑若曾《万里海防图》（1561年）、黄淑璥《台湾使槎录》（1722） 、乾隆年《台湾府志》、蒋友仁《坤舆全图》（1767年）、官修之《皇朝中外一统舆图》（1863年）等。数百年来，中国渔民一向在钓鱼台水域捕鱼或避风，岂是日本所能抵赖得了的？  腐败就得受气！ ——琉球南岛为何应属中国所有？ 默认分类 2010-09-15 14:29:25 阅读3205 评论16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引言：落后就要挨打，后面呐？    大清帝国的晚期腐败让人们说烂了，晚清的落后也让人们说烂了。对于后者，教科书总结出一个道理，叫做“落后就要挨打”。可是，教科书不愿告诉草民的是，打你之前先给你气儿受，治得你眼蓝。用文话儿说，那叫“腐败就得受气”。    不受气不行。因为打吧，痛恨腐败的老百姓和政府不一条心，一打保准导致国内出乱子。鸦片战争没打赢，赔钱就不说了，国内捻军闹起来了。国家耗空了国库，强压下去。还有，官员贪肥了，怕打仗。一打不但自己或儿孙有被派上战场去的可能性，而且，说不定庞大家产一夜之间就没了。战火，战火嘛，烧着谁算谁！    日本人号准了这个脉！    日本人拿给大清帝国闲气受当成了一件国际游戏！光绪五年（1879）三月，日本灭掉了琉球国，把它改为日本的一个省。日本的省设置叫“县”，琉球群岛也就成了日本的冲绳县了。
    闻知此事，大清国当然要交涉，但是到光绪七年（1881）二月，大清帝国终于以“缓议”之名放弃了琉球。令北京权力中心感到并未亏本的是，几天前，左宗棠终于从沙俄手中夺回了伊犁。正所谓“失之东隅，得之桑榆”吧！
    一个老帝国已经气喘吁吁，而一个新帝国恰如乳虎出穴正伺机而动。一、琉球国贸易资本为日本所控制
    琉球国在日本列岛和中国台湾岛之间，其国辖地即为琉球群岛。自明朝起，就与它西面的中华帝国保持朝贡即藩属关系。如果仅从经济利益上算，中华帝国无论朱明还是清朝，都是在做“亏本的生意”，返回的礼物总比送来的贡品要多。但是朝贡体系是帝国地位的证明即中国之所以“居世界中心”的标志。然而再强大的帝国也有它的衰败时期，到明朝万历年间的后期，明朝的影响力大大下降，琉球的尚氏王朝被迫给日渐强大的日本进贡。日本先是他们的贸易伙伴，而后变成政治宗主之一。也就是说，琉球王国与中华帝国及日本的关系是“一仆二主”。难哪！正如《清史稿·属国一·琉球传》所记：“琉球国小而贫，逼近日本，惟恃中国为声援。又贡舟许鬻贩各货，免征关税，举国恃以为生，其赀（资）本多贷诸日本。国中行使皆日本宽永钱；所贩各货，运日本者十常八九。其数数贡中国，非惟恭顺，亦其国势然。”
    没有中国，它没处去进货；没有日本，它没处去销货。仅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讲，作为一个非生产性的中转国，它必然要在强国之间保持平衡。在强国力量对此发生变化时，它自然要依附强者。
    中华帝国以大清面目出现后，此前因明末之乱滞留在福建的琉球国使者有了新的投托希望。顺治三年（1646），使者经南京而北上北京，要求新帝国的皇帝给他们的琉球国一个合法身即册封其统治者为王。大清帝国考究旧礼，认为琉球国还存有朱明王朝的封书与大印没有缴回，不便册封。事情又拖了八年，大清帝国才正式册封琉球尚氏家族。诏书写得牛气冲天（今译）：
    “帝王讲究大德、追求大治，协调上下关系。大清帝王的权威乃上天所赐，所以偏远海国努力开通海道，都来献上他们顺服的情意，愿为帝国的海外藩屏。大清帝国皇帝，我本人，继承中华法统，全面统治华夏大地，声教成功，所愿圣教传达所至无论远近，虽然是荒凉、酷热之地，也不愿抛弃不管。你们琉球国，在我帝国海外南部，原国王尚贤的儿子尚质明了天下大势，要奉我大清为宗主国，且派老国舅马宗毅贡献地方特产，声明奉行大清纪年，进表写得诚实，又缴回了明朝的旧诏书及大印。我，大清皇帝，十分赞赏你们的举动，所以派遣兵科副理官张学礼为正使、行人司行人王垓为副使，带着我天朝上国的诏书及新制给你们的新王印，前去册封，封尚质为琉球国中山王。你们国家的官僚及老百姓要协力辅佐，服从国王，以使王国永远流传下去。在此诏示，使国人全都听闻。
    赐给一枚王印、普通缎三十匹、妃缎二十匹。你们到我天朝上国来进贡的体例是两年一次，进贡组团人数不能超过一百五十名。允许正副使两人、随从人员十五人到北京来，其他人到福建后，等待命令。”
    这次牛气的册封虽因福建一带海域仍有战事未得实行，但是在十六年后，即康熙元年（1662）终于“仍旧依照世祖章皇帝（顺治帝）前旨奉行”，张学礼到琉球完成了重大使命，史称“成礼而还”。
    在正式的诏书之外，大清帝国的皇帝们更愿向琉球国王显示自己的汉化水平，时不时就给小国国王题个匾：康熙皇帝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赐御书‘中山世土’额”，意思是说尚氏王朝世世代代拥有琉球国土；雍正皇帝于雍正二年（1724），“御书‘辑瑞球阳’额赐王”，意思是说琉球归藩大清帝国乃是一种瑞祥；乾隆皇帝于乾隆三年（1738），“御书‘永祚瀛壖’额赐王”，意思是说祝愿琉球国国运永久不衰；乾隆二十九年（1764），又书“海邦济美”匾赐琉球国王尚穆，意思是说你们海中之国也有了美好的礼仪；嘉庆皇帝于嘉庆四年（1799），“赐御书‘海表恭藩’额”，意思是说琉球国一直以藩属的身份恭敬大清；咸丰皇帝于咸丰三年（1853），“赐琉球御书‘同文式化’额”，意思是说你们的文化与我们一样了，已经被我们同化。咸丰皇帝说得不错，因为直到琉球被日本灭掉之时，他们整个王国都使用汉文汉字，如同美国的唐人街的样子。二、政府理性交往，民间大受其益琉球与大清的朝贡关系使两国人民得到了实惠。乾隆二年（1737）六月，琉球国的两艘载有粟米和棉花的商船，遭遇飓风，被吹到浙江象山，浙闽总督嵇曾筠送给船民衣服和粮食，资助他们返航琉球。乾隆皇帝对此大为高兴，谕令规定以此例为制度案例，称曰：“嗣后被风漂泊之船，令督抚等加意抚恤。动用存公银两，资给衣粮，修舟楫，查还货物，遣归本国。著为令。”琉球国同样以此种办法礼遇中国船民。乾隆六年（1741）五月，大清江南商民徐淮华等五十三人的船只被飓风吹到琉球国的叶壁山，琉球国王尚敬拨专款帮助大清难民，并派外交官员阮为标带船护送徐淮华一行回国。
    有些大清遭遇海难的船民甚至逗留在琉球长达一年或两年的时间。《清史稿?属国一?琉球传》另记：乾隆十五年（1750），有吴永盛等九十二人共四条船以及林士兴一百三十人共六条船，在琉球待了一年得到琉球国资助，返回福建；十六年（1751），福建闽县船户蒋长兴、江苏常熟商人瞿长顺等三十九人遭海难后，在琉球待了两年（称为“留养”），随贡使船返回祖国。
    从历史记载上看，大清帝国被琉球国救助的船民及商人，远远多于琉球被大清救助的人数。这应该是中国船民的航海技能落后于海洋国家船民的缘故。
    有清一代，琉球与大清交往有五十次，其中，来贡或派留学生共计四十一次，大清使者到达琉球进行“现场册封”有九次。两国来往最频繁的期间是康熙时代，琉球来使十八次，大清专使到琉球册封四次。    按大清王朝各代的长度论，当以道光时代两国关系较为疏远。30年间，琉球来使五次，大清册封一次。道光皇帝也不像此前的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帝那样有兴致于与琉球的交往了，连个字匾都没给提。还不如此后的咸丰皇帝，还“练了一刷子”，给写了个“同文式化”的大匾。道光皇帝兴趣的寡淡，正说明大清的衰落，到道光二十一年（1841）琉球再派留学生时，大清已尝到西洋人坚船利炮的滋味。
    双方最后一次来往是光绪元年（1875）。这一年来朝贡的特使蔡呈祚行完使命后返国，走到山东境内死了。大清中央核心给了使团不少的葬费，把蔡特使就地埋在大清的国土上。
    这似乎是个不祥的预兆。三、李鸿章长信透出的深度无奈
    雄心勃勃的日本早就想借琉球问题跟大清“说事儿”了。同治十年（1871）十一月，琉球的一艘渔船遭遇飓风，漂到台湾海岸边。船上五十四人被台湾高山族人给杀了，其余的人被清政府解救并安全送归本国。第二年，同样事件又发生了一次，台湾高山族人劫杀了日本小田县（省）的难民四人，日本国内舆论大哗。此年，日本强迫琉球接受他们给予的册封，琉球表示愿意臣服。于是，同治十二年（1873），日本将两事合为一事，声称大清帝国杀害了日本人民。大清总理衙门干脆来个“拣着重点的说”，提也不提日本四个人被杀的事儿，只说琉球是大清属国，与日本无关，日本无权交涉。
    日本得此回报，大为恼火。经过一番准备，如成立“台湾事务局”并设“台湾事务都督”之官，要把台湾拿下。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三千人的队伍登陆台湾南端西侧的恒春，报复高山族人。日军虽然来势凶猛，终是不战地利，高山族人据险反击，不久耗掉了日本五百兵员。日本人一横心，就在恒春附近的龟山驻扎下来，运来农具、花木，打算在此“屯田”。
    大清政府也没了办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半年后（九月）就与日本签订了《台事专条》，以扶恤难民、收购“屯田”房屋的名义给了日本人五十万两银子。这一条约已表明大清帝国实质上放弃了自己对琉球的宗主身份。
    日本人得此法理优势，在光绪五年（1879）三月灭了琉球国，把国王及世子（相当于太子）逮捕，送到日本本土去。大清帝国总理衙门还想找个面子，质问日本人为何灭掉大清藩属，日本人拒绝承认琉球是中国的藩属。清中央指派驻在天津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全权交涉，但李鸿章看到没什么希望，就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以“暂议缓允”的形式放弃琉球。光绪六年（1880），李鸿章给中央长信说（今译）：“琉球原有三十六个岛屿，北部九岛、中部十一岛、南部十六岛，而周长不过三百里。北部中有八个岛早已实质上让日本吞并，仅有一小岛了。去年，日本灭了琉球，中国多次交涉，美国前总统格兰德也从中调解，这样，就有了日本与中国分割琉球的说法。但是，当时中国并不知道南岛如此贫瘠。今年，日本人竹添进一到天津与我会谈，表达日本政府意见：拟以北岛、中岛归日本，南岛归中国。又要修改《台事专条》。
    现在，我国在西北边疆与俄国冲突正在热点时期，肯定是无法两头全顾。并且，日本人要求很多，答应分割琉球，我国威信就大受损害；拒绝他们，就等于明确树敌，所以，采取缓议的办法较为适当。
    为了弄清琉球物产，我函询了琉球在北京的官员尚德宏，才知道中岛物产较多，南岛贫瘠，以致无以自立。日本方面又很强硬，不肯释放琉球的国王及世子。
    不久前，我又接到驻日本大使何如璋的来信，他说，曾询问被日本关押的琉球国王，国王说：‘如果在宫古、八重山小岛另立他的三个儿子，不仅尚家王室不接受，就是全国人民也决不服从。南岛一向归顺中岛的尚氏王室，而政令则由土著人自行其是。今天要以南岛为新琉球国，琉球人反而不敢接受，作为国王我也没什么好办法了。’
    我认为，中国历史上与琉球交往，并不是贪图他们的土地及从他们那里获取经济利益，只是为了保全他们国家统治体系而已。今天要拿到琉球的南岛，再重封琉球国王，而琉球王室不接受，我们就不得不派员去管理。如此，就背上以重义始、以谋利终的恶名，况且我们兵饷也紧张，再分出一部分去守不毛之地，实在大不合情理了！但是，我们要惧怕穷苦，弃之不守，就中了日本人的奸计。并且，西洋人来了，经营开荒，等于扼住了我国进太平洋的咽喉，大大不利。
   就是不与日本讨论修改《台事专条》，而仅分给我国南岛，我们都要陷入进退两难之地，也留下了后悔的因由。现在，讨论修改前约，谋求日本能释放琉球国王，使他能从中岛与南岛成立一国，对于中国算是利害相抵，也可以勉强答应日本改约条件。如果做不到恢复琉球王室的地步，那么只有中国受害而日本得利，并牵连到中国国内利益，应当不再谈判。
    我认为，鉴于目前情况，对于日本提议的讨论琉球问题，中国采取拖延不议的态度办好。”结语：治你，还得打你，打得你没了脾气！
    作为洋务派的领军人物、大清顶尖级权臣，李鸿章实在是无可奈何。要保住琉球，除非大清有财力、有技术支持一支远洋舰队不可，但是，大清七拼八凑的海军连近海防卫任务都承担不起，还谈什么“保卫琉球”？！更重要的是，要让这支舰队生存下去，政府不能腐败，应当有老百姓的支持。但是，腐败的大清帝国实在无能为力！    日本人攻台湾得银两、灭琉球得群岛，一路走来，终会与大清帝国在东亚一决雌雄。
    灭掉琉球的六年后，1885年，时值大清光绪十年，日本制订了一个为期十年扩军计划。在这个计划出台后两年（1887），他们又制定出了一个国家战略目标，称为“征讨清国策”。这项战略表明：要与大清帝国开展一场国运赌博，以期把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与舟山群岛、台湾和澎湖列岛纳入日本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