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第一枪，革命开始了（1）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第一声枪响为中国现代化隆重破题。从辛亥到辛卯，整整100年过去了。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辛亥革命有着非同凡响的历史意味。

    我们今天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是因为辛亥革命标志着帝制的终结和共和的开始，更因为，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从传统社会进入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新时代。

    站在辛卯看辛亥，我们的专题名为“辛亥风云”，主旨是“100个人在1911”。专题和版面力图给读者呈现的是：1911那一年的历史横切面，1911那一年被拉长的历史景深， 1911那一年的人文情趣风貌。

    1911年正处在新旧交替的拐点上，有浓烈、壮烈、激烈的争天下的种种革命斗争，也有风和日丽、花前月下、小桥流水的日常生活。漫长的帝制终结了，前清遗老、皇帝、太监、科举制、辫子等正在逐步消失，宪法、国会、新式学堂、新闻舆论等正逐步出现并成为民众的共识。

    我们把在1911年历史现场的风云人物，一批批请上我们的版面，从居庙堂的帝王权贵到流亡海外的革命领袖，从开辟风气的思想领袖到各地学堂的热血青年，从翻云覆雨的商界精英到潜心创造的科技人才，立宪派、军阀、政客、遗老、新贵、总统……每一个都有属于自己的1911——而所有这些人物相遇在一起，便构成了辛亥风云的众生相。

    100年，100个人，我们选择100个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上深深镌刻下自己名字的人物，从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不同的领域，回到他们的时代，重温他们的梦想，再现他们的1911。

    作为媒体，我们选择了这样一种回望历史的路径，我们力图冷静、温和，不预设立场，目的仅在重现辛亥风云的历史现场。期望100位历史人物的“个人史”讲述，能带领读者重回1911年的历史深处，带来思考和感动。

    熊秉坤（1885-1969）

　　原名祥元，又名炎炳，湖北江夏（今武昌）人。1904年入湖北新军工程营，后任“工八营”革命军大队长。

　　武昌起义期间攻破湖广总督署，湖北军政府成立后，熊秉坤任第五协统领，1912年获授陆军少将衔。后历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事等职，1946年退役。1949年后，历任湖北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69年逝世。

　　程正瀛（1885-1916）

　　字定国，湖北武昌人，1908年加入共进会，1911年时为湖北新军工程营革命军大队部参议。

　　武昌起义爆发后，程正瀛连立战功，在汉阳之战中，五昼夜不下火线，后升任工程第四营管带。辛亥革命胜利后，获国民政府授予“一等功臣”称号。

　　“二次革命”后，程正瀛倒向军阀派系，1916年被革命党人秘密处死。

　　1911年10月10日下午，武昌。黑云压城。

　　城南黄土坡，驻扎在这里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已是人心惶惶。熊秉坤在营房间奔走，遇上了队官罗子清。

　　“今晚外面风声不好，你知道吗？”罗子清低声问道。

　　“知道一点。”熊秉坤答。

　　“今晚起事，是孙党吗？”

　　“所有会党都以孙逸仙为共主，”熊秉坤说，“当然都是孙党。”

　　“有多少人？”

　　“湖北军商学界皆是。”

　　“是否‘排满杀官’？”罗子清问出了他最担心的问题。

　　“革命党人以‘排满’为宗旨，不‘杀官’不能夺权。”熊秉坤据实以告：“管带职务以上，恐难幸免。”

　　罗子清问的最后一句是：“能成事吗？”

　　熊秉坤说：“各省会党都害怕新军第八镇，第八镇一旦起义，各省一定响应。所以……”他顿了顿，说：“能成。”

　　罗子清默然离去。熊秉坤进营房，上楼，第二排五棚寝室里，程正瀛和金兆龙在等他。熊秉坤告诉他们：“准备行军装束，听我指挥。今晚，七时。”

　　10月9日 意外

　　“八月十五杀鞑子！”

　　这句口号，相传来自元朝：当初汉人起义推翻蒙古人统治时，曾以人头祭月。很蹊跷，过了将近六百年后，大清宣统三年，农历辛亥的中秋节前，人们再次悄悄传说起这句话。

　　放出风声的是湖北的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八月十五，是西历10月6日，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和共进会会长孙武商定，就在这天发动起义。当时清廷大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湖北新军也调去许多，武汉三镇防御薄弱，是起义的最佳地点。

　　为了发动群众而放出的流言，也传到了当局耳中。湖广总督瑞澂下令，从闰六月（7月26日）开始，武汉所有刀具店都须取得营业执照，购买五把刀以上的顾客，须登记姓名住址。革命党人准备不足，起义只好延期到10月16日。

　　一晃到了10月9日上午，汉口宝善里的一栋小楼，孙武在楼上秘密制造炸弹。他的计划是起义之时，把炸弹从总督衙门后墙外的“武昌帽店”楼上甩过去，应该能炸到瑞澂的卧房。

　　正午时分，孙武还在埋头工作，房间里到处散落着炸药粉末。革命党人刘同叼着根香烟上楼参观——当年的勇士们显然缺乏安全生产意识，这根香烟掉落的火星引发大火，烧伤了孙武的脸。另有一种说法是，孙武自己鼓捣炸药时用力过猛，擦出了火星。总之是出了事故，二人仓皇逃走。

　　宝善里地处俄租界，附近的巡捕循着浓烟赶来，在火灾现场查获了革命党人名册和起义文告。消息传开，瑞澂大惊，下令全城搜捕。

　　形势危急，显然不能再等了。下午5时，负责联络工作的革命党人邓玉麟赶到新军工程营，通知熊秉坤：当晚12时，只要听见城外炮响，就是起义的信号，城内工程营同志即可动手，口号“同心协力”。

　　湖北新军一万七千余人，有三分之一是革命党，主要集中于城内的工兵和城外的炮兵，熊秉坤就是“工八营”里革命党的总代表。这年他26岁，已经当了七年兵，刚加入共进会不到半年。

　　熊秉坤接下重担，赶紧跑去挨个通知三百多名革命士兵：半夜听见炮响，就去夺楚望台军械库；得手后开城门，迎接炮兵同志们入城。

　　一夜无眠。革命党人摩拳擦掌，枕戈待旦，却没听见炮响。

　　原来当晚戒严，邓玉麟费尽周折才出得城去，等他赶到南湖炮队时，已经过了半夜，炮兵们都睡了。

　　等到天亮，传来的只有噩耗：许多革命党人被捕遇害，起义领袖蒋翊武和孙武也不知藏身何处。群龙无首，革命党名单又已落入清廷掌握，起义大事，眼看要败。

　　10月10日 开枪

　　熊秉坤决心拼死一搏。

　　10日早上起来，他先去各营房里转一圈，探听情况。城里革命党指挥部被破坏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工程营。第二营第二排的革命骨干蔡济民正在床上蒙头痛哭，熊秉坤过去掀开被子：“哭什么？”

　　蔡济民脸上泪痕未干：“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位同志，昨夜被抓，已经就义了。”

　　熊秉坤说：“男子汉大丈夫，不要作女儿态。今天下午三时出晚操，我们就动手。”

　　蔡济民说：“军中已经警觉，所有士兵的子弹都上缴了。”

　　这是个难题，两人商定分头行动，一面寻找子弹，一面动员更多的士兵起义。

　　在发动群众方面，熊秉坤的说辞比较管用：“革命党名册已经被官府搜去，反亦死，不反亦死。与其坐而待死，何若反而死，死得其所也？”

　　时针很快指向下午三时。军中长官传下令来：晚操取消。

　　这时熊秉坤等人已经凑齐了六盒子弹，约150发，有士兵从家里取来的，也有从军官身边偷来的。熊秉坤把子弹给了支队长金兆龙，要他分发给可靠同志待用。既然三时不能动手，那就推迟到晚上七时，以放枪三响为号。

　　金兆龙和程正瀛等人答应下来，便在营房里收拾弹药。熊秉坤继续到各队查探。

　　快七点时，那天轮到值日的排长陶启胜，巡查到金兆龙的寝室，见金、程二人抱着枪在嘀咕。陶启胜心疑，喝道：“你敢造反？”

　　金兆龙说：“老子就造反，你又奈何？”

　　陶启胜大怒，上前夺枪，与金兆龙扭打起来。金兆龙大喊：“还不动手，更待何时？”

　　程正瀛在旁边举枪欲射，又怕伤到金兆龙，就用枪托去打陶启胜的头。陶见自己吃亏，挣脱出来就跑。程正瀛举枪瞄准——

　　“砰！”

　　程正瀛，字定国，工八营普通士兵，那年26岁。这一枪击中了陶启胜的腰部，也让闻声赶来的熊秉坤大惊：七时未到，为何枪响？在革命胜利之后的1912年，熊秉坤给上级领导写的汇报材料里，这样描绘程正瀛开的这一枪：“此即首义第一声也。”

　　子弹飞出，一切都必须开始了。

　　陶启胜中枪后连滚带爬逃下楼去，又挣扎着跑回家才死掉。代理管带阮荣发、右队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三名军官赶来维持秩序，高喊：“不用呶噪！”程正瀛已经红了眼，继续开枪，击毙黄坤荣和张文涛。阮荣发在逃跑时也被别人击毙，全营大乱。熊秉坤对空连放三枪，鸣哨集合队伍，跑步杀向楚望台军械所。

　　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就这样在意外和仓促中爆发了。

　　尾声

　　1911年10月12日中午，身在美国的孙中山买了份报纸，报上的一则消息让他大喜：“武昌为革命党占领。”两个月后，他乘船回国，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接见了熊秉坤，他很高兴地向旁人介绍：“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

　　熊秉坤从此得名“熊一枪”。后来很多人说，熊秉坤是武昌起义的实际领导者，孙中山对他的评价具有宏观意义，言之成理。也有很多人说，真正的第一枪，是程正瀛打响的呀。熊秉坤对此回应：“我不是为自己争，而是为孙先生争。”

　　1961年9月3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活动正在举行。熊秉坤作为辛亥革命志士代表，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接见，他还意外地见到了“末代皇帝”溥仪。

　　溥仪向熊秉坤敬酒：“谢谢您打了第一枪，让我这个皇帝当不成了，才有了今天的新生活。”

　　熊秉坤大笑，与溥仪合影留念。

　　程正瀛在哪里呢？早在1916年，他就已经死了，据说死于革命党的内部斗争。

　　【那一年】

　　1911，中国社会阶层状况

　　武昌起义的爆发，看上去只是意外，但回眸1911年的中国，革命的发生却并非偶然。从军队、工农、会党等各个层面考察1911年的历史，当时的中国，早已是风雨欲来。

　　军队

　　1904年，清政府改建兵制，建成新军三十六镇，每镇有官兵12500人，总数约45万人。1906年政府改组，兵部与练兵处合并成为陆军部，统率帝国的全部陆军。1910年海军处建立，1911年设立军谘府，醇亲王载沣委派他的两个弟弟分别担任海军处大臣和军谘使，这样满清贵族就掌握了全部的军权。而实际上各省都在组建自己的新军或常备军，尤其是袁世凯控制的北洋军，在1911年拥有中国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1911年中国军队号称一百万，实际只有六十万战斗人员，其中十七万五千人是现代化的正规军。军官总数近七万人，10%是高级将领，其中800人曾到日本学习。

　　农民

　　光绪和宣统时期没有发生可与太平军、捻军相比的农民暴动，但是层出不穷的民众运动，正在破坏传统的农村社会。在1896年至1911年，《大清历朝实录》记载的“群体性事件”有653次。但官方统计看起来低于实际数字，当时上海的《东方杂志》做过调查，1909年发生农民起义113起，1910年285起，华北（尤其是直隶省）是动乱的主要地区，但动乱在1911年已遍及中国各个省份。这些骚乱的参加者非常复杂，除了手工业者、船夫、小贩、散兵游勇、算命先生与和尚之外，还有许多士绅文人、有抱负的官员、衙门胥吏、上层地主和商人。他们大部分是由秘密会社煽动起来的，比如迅速扩张的“哥老会”，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名门望族，至少有一个成员加入哥老会。

　　流民

　　农村的贫困和连年战乱，造成了国内移民的增加。上海人口在1880年只有十万七千多人，到1911年增加为125万人。最大规模的地区间移民运动是北方各省（尤其是直隶、山东）的农民向满洲的迁移。由于清廷的限制，以往只许满人和八旗军使用的满洲地区，开始逐渐向移民开放。1907年，奉天、吉林和黑龙江都变成行省，阻止汉人移民的一切禁令都被取消。1911年奉天人口增加到1069万人，是1897年的两倍。吉林人口增加到373万人，是1897年的五倍。

　　工人

　　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即工业无产阶级，1894年约十万人，1911年到1912年已经有六十六万余人，主要是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几个主要商埠的大公司集中了大批工人，如上海、广州和武昌三地的工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在1900年到1910年间有案可查的47次罢工，其中36次发生在上海。1911年全国约有六百个中国人自己兴办的使用机器的制造业和矿业企业，已经铺设的铁路有5600英里。中国人在这些现代商业中的投资总额达到约一亿六千万银元，数目看起来很大，但只合农业投资的百分之六、七。

　　手工业者

　　20世纪的开头十年，手工业劳动者迅速增加。政府在各省设立工艺局，负责开办学徒作坊，发展技术，以直隶和山东最见成效。根据官方统计，1911年和1912年间，三十个行业共有手工业者1300万人。破产农民变成手工业者，破产手工业者又变成产业工人，最终演变为革命运动的主力。

　　留学生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留学生大举出洋，其中多数奔向日本。根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的研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1911年约有四千多人。留日的中国毕业生，1911年有登记的准确数字是691人。在留学风高峰时期，很多学生举家赴日，如父亲陪着儿子读书，还有年轻的中国姑娘和缠足的妇女也来学习。日本的教师乐于使留学生相信，他们的国家面临着日本在明治初期的处境。

　　革命党

　　自1905年同盟会成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大大小小的革命团体迅速发展。这些革命团体约分四大类：其一，与同盟会、光复会或共进会有组织上的关系；其二，上述三会会员以个人身份组织的；其三，受上述三会影响而起，与之呼应的；其四，独立的地方小团体，与上述三会关系不大的。以上四类共计127个，其中有19个成立于1911年。依成立地区分：华中62个，华北24个，华南18个，东北3个，日本14个，美洲4个，南洋1个，欧洲1个。以上数字说明，自兴中会晚期以来，日本和华中地区一直是革命运动的轴心。湖北一地的革命团体有33个，占总数的26%，占华中地区的53%。武昌起义之所以能够成功，于此统计数据可以略窥端倪。　

　　整理/本报记者 武云溥

　　（以上资料主要来自《剑桥中国史·晚清卷》及张玉法著《清季的革命团体》）

　　【回眸与追忆】

　　熊秉坤在家不谈第一枪

　　（熊辉，熊秉坤之子，1927年生，曾任民革湖北省委员会副秘书长）　

　　孙中山先生称熊秉坤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注重的是领导组织层面，不完全等同于时间概念。无论是谁先打这一枪，湖北新军的革命战士点燃了辛亥的烈火是无疑的。父亲当时是新军工程第八营一名正目（班长），在起义当天的具体行动中起了带头指挥作用，无愧于“熊一枪”的称号。

　　父亲生前极少提及第一枪，更不允许打“熊一枪”的招牌换好处。抗日战争胜利时，有报纸记者采访父亲，想让他谈谈第一枪的事情，可是父亲却只字不提。后来，这个事情还在报纸上发表过。

　　父亲性格耿直，为人坦率，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家里，他都很少提起武昌首义第一枪的事情。解放后，周恩来总理和当时湖北省长张体学，多次过问、关怀我家的情况。1969年父亲去世，周总理亲自指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操办丧事，在报纸和电台发布讣告，将父亲安葬在武昌九峰烈士陵园。　

　　C10-C11版采写/本报记者 武云溥

　　（本文撰写时参考了《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辛亥武昌首义史》、《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武昌起义史》等著作，及章开沅、冯天瑜、贺觉非、皮明庥、罗华庆、吴剑杰等学者的有关论文，以及熊秉坤、熊辉等人的回忆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