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仁贵被立案调查:列宁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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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以来,每当人们提到列宁名字时,必定会说到斯大林名字,说到斯大林名字时,必定会提到列宁名字,列宁斯大林好像是密不可分的连体人。人们公认斯大林是列宁最亲密的战友,最忠实的学生,也是列宁最得意的接班人,称他是列宁事业的捍卫者和继承者,是活着的列宁。而斯大林也口口声声称自己是列宁的学生和忠实的助手。但是实际情况则不是这样,就在斯大林刚当上总书记才九个月,列宁就在遗嘱中要把他撤下来,后来两人还闹到了翻脸绝交的地步。此时列宁已经病入膏肓,他伴着这个新生政权走过短短六年之后就去世了。自那之后,斯大林大权独揽,一步一步地向权力的顶峰走去,然后他反戈一击,以列宁化身打着列宁的旗号,用列宁名义去战胜一个个对手,把所有跟随过列宁参加十月革命的领导人都斩尽杀绝,最后只剩下他自己,如果列宁不死,最终也会成为斯大林的刀下之鬼。可见斯大林完全背叛了列宁主义路线,背叛了列宁的原则,走的是一条与列宁完全相反的道路,是个真正背叛列宁和列宁事业的叛徒。那么,列宁和斯大林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样的矛盾和斗争,他们之间是怎么闹翻的,列宁夫人在过生日时,吃了斯大林送来的蛋糕之后离奇地死去,又是怎么一回事,看了本文就知道了。
本文约27000字,为了方便阅读,我把文章分成几个连载部分,当觉得读不下去时,可以在连载部分停住,下次打开电脑时,便于找到开始读的点。
列宁遗嘱与夫妇死亡之谜连载之一
(1)
列宁生于
就在列宁潜心读书准备考大学时,命运打击接踵而至,毕业前一年,父亲患脑溢血而亡,第二年他哥哥因参加民意党人的谋剌沙皇行动而被判绞刑,列宁全家陷入悲痛之中。
民意党人是一个以推翻沙皇统治为目的的恐怖组织,他们以为俄罗斯人的贫穷都是由于沙皇一手造成的,只有把沙皇干掉,人民才能过上好日子。
列宁汲取了哥哥失败的教训,决心要走另一条路:他所反对的不是沙皇一个人,而是整个沙皇制度,地主、资本家及一切剥削者。哥哥被处绞刑后,株连了全家,许多人都害怕与他家人接近,列宁上大学也受到影响。幸亏校长慧眼识英才,力排众议,亲自把他保送到喀山大学读法律系。在校中他结识了一批具有革命意识的青年人,在一次反对大学里警察制度的抗议会上,他和其他的同学一起被捕。
在狱中,警察问他:“小伙子,造反有什么好处,还不是朝一堵石墙上撞吗?”列宁神
态自若,大义凛然地回答:“我知道前面是一堵墙,但这是一堵腐朽的墙,一撞就倒。”说此话时列宁才17岁,警察没有想到,眼前这个瘦弱单薄的学生哥,后来果然推翻了沙皇这一堵腐朽的大厦。
列宁被校方开除之后,全家被赶出喀山城,他走上了自修大学的道路,刻苦攻读《资本论》及马克思主义著作,与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母亲为了躲避沙皇鹰犬的追捕,搬到了萨马拉以东的一个小村定居下来。列宁潜心攻读,四年时间系统地阅读了各种书籍,为他从事革命事业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知识。他以校外生身份获得了彼得堡国立大学毕业考试资格,仅用一年时间,自修完大学四年课程,1891年以优异成绩顺利通过毕业考试,领到了大学优等生毕业证书。
列宁会德文、英文、法文,能把《共产党宣言》从德文翻译成俄文。1893年他来到俄罗斯帝国中心圣彼得堡,开始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和革命家的生活。他投入到了革命的洪流中去搏斗。他博学的智慧,引人入胜的口才,通俗易懂的演讲,以及充满青年人朝气的热情,紧紧地吸引住了彼得堡工人阶级,列宁已成为当之无愧的工人阶级领袖。同时他与各种错误流派、思潮和各种机会主义展开了斗争,首先他与民粹派作斗争。民粹派认为俄国没有资本主义,工人只有少数,成不了大气候,只有农民运动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所以反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
1895年他被捕入狱,在狱中开始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写作准备。监狱有规定,可以借书看,但不得书写,纸笔和墨水都是禁止的。狱中有图书馆,也可以通过家人到外面借,圣彼得堡所有的图书馆都向犯人开放。于是他以借书名义与家人取得了联系,他用牛奶当墨水,面包当墨水瓶,在书中字里行间写信和写稿。当家人收到他看完的书后,把书面用火一烤,牛奶写的字就变黑了,他用这种方法与狱外的革命者取得了联系。每当狱卒来查监时,他把“墨水瓶”往嘴里一塞,有时一天要吃掉6个“墨水瓶”。
列宁在狱中度过了14个月后,1897年2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3年,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哲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理论书籍,为他《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积累了大量资料。1900年2月流放期满,为了出版党报,建立党组织和召开党的代表大会,7月份他去了法国,开始了长达5年半的第一次国外流亡生活。12月《火星报》第一期在德国莱比锡出版,然后通过秘密渠道运回国内,由国内地下印刷厂秘密翻印散发。
1905年沙皇枪杀无辜的请愿群众,造成了一千多人的死亡,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革命处于高潮。这年11月他回到国内,直接参与这场革命。起义被镇压下去后,革命处于低潮,1907年冬,逮捕列宁的命令已经下达,他再次流亡国外,这次在国外呆了9年多,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成功,他才从瑞士秘密回国,直接领导了这场十月革命运动。终于在他和他的战友努力奋斗下,推翻了旧政权,建立了号称世界上第一个农工兵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
(2)
享年53岁的列宁,由于操劳过度患脑溢血而长逝人间,
这篇悼词别具一格,充满了悲壮和激情的语句,后来成为激励人们鼓舞斗志的名言警句。悼词采用誓言形式,表达对列宁党的忠诚和献身决心。虽然用的是共产主义的词句,但却贯穿着东正教的精神,沿用了宣道文体的叠句和韵律,这种东正教仪式似的诵诗和抑扬顿挫的音韵,正是击中着每一个苏联人民传统的灵魂深处所引起共鸣的东西。悼词是这样说的:
同志们!
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的军队,列宁同志的军队,就是由我们这些人组成的。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珍重党员这个伟大称号,并保持这个伟大称号的纯洁性。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保护我们党的统一,如同保护眼珠一样。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保护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不遗余力来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竭力巩固工农联盟。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巩固并扩大共和国联盟。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忠实于共产国际的原则。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奋不顾身地来巩固并扩大全世界劳动者的联盟——共产国际!
斯大林在悼词中用一系列的排比句,不断地重复着“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我们谨向你宣誓……”的话,难道列宁临终时的遗嘱,真的是这么说真的这么写的吗?不,恰恰是相反。
斯大林的《悼列宁》一文在报上全文发表后,不几天又发表了斯大林《论列宁》的讲话,在赞颂列宁伟大的创世纪成就时,也显示了斯大林的威力和作为接班人的能力,从而获得人们的拥护和爱戴,把他推上了政治舞台的巅峰。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还通过了《告劳动人民书》;决定出版《列宁全集》;将彼得格勒改名为列宁格勒;在红场建造列宁墓;在各加盟共和国首都以及列宁格勒和塔什干城建立列宁纪念像。
斯大林对列宁的过分渲染和褒扬,充满了浓厚的个人迷信色彩。这就违背了列宁生前一贯的教导,那就是反对突出他个人和对他过分的颂扬。他曾经说过:“工人领袖不是天使,不是圣人,不是英雄,而是普通的人。”所以列
苏联人民确信列宁就是这么说的,就是这么写的。他们相信斯大林的宣传,把对列宁的尊敬和崇仰,把对列宁的信任都倾注在斯大林的身上。他们把斯大林看成是列宁的化身、党的化身。对斯大林的忠诚,就是对列宁的忠诚、对党的忠诚。
其实,苏联人民根本不可能知道列宁生前曾说过什么,在遗嘱中写了些什么。斯大林的那份《悼列宁》,只是为了树立他个人的权威而悉心臆想伪造出来的。
(3)
答案终于给出了,谜底终于揭晓了。在列宁逝世后相隔四个月的
在这件事上,列宁夫人犯了一个不该发生的错误,她应该按照列宁的嘱咐在
列宁的遗嘱对斯大林来讲,犹如是五雷击顶,给了他一个沉重的打击。斯大林的秘书巴然诺夫说:“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因为这一可怕的事而吓得目瞪口呆”,“斯大林坐在讲台上(应为台下的椅子上),看起来显得很小很可怜……尽管他表现出镇定和沉着,但显然他的命运正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想不到列宁的遗嘱竟是对斯大林行为的谴责,竟是对斯大林的否定,列宁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岗位上撤下来。
这份具有遗嘱性质的《给代表大会的信》,早在一年前就已口授完成了,本来是写给1923年春季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并由列宁向全体代表当众宣读。他的遗嘱被打印了3份:一份给他本人,一份给他妻子,一份交给列宁秘书处保存。列宁要求信封上加盖火漆封印,打上日期,拆开信封的人只能是他本人,而在他死后由他的妻子拆封。可惜当时列宁病情恶化,生命处于垂危之中,他已经不能亲自拆启这份遗嘱在大会上宣读了。于是不得不把信件搁置起来,待他逝世后再行打开。
这样,这份遗嘱在密封的信封中整整封藏了一年多。直到列宁逝世后党的十三大即将召开前夕,才开启这封信。而信的内容竟与斯大林当初的愿望南辕北辙。他惊叹这严酷的现实,怎么会一下子变成了这个模样呢?
斯大林一直以为,他已高擎马列主义大旗,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率领着73万的党员队伍,可说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无敌了。只要他一声令下,最坚固的堡垒也会土崩瓦解,他曾宣称:“在布尔什维克面前没有攻不克的堡垒。”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一直在列宁的身边,成了列宁的学生、朋友、战友,忠心耿耿地听从列宁的指示,服从列宁的领导。所以,他作为列宁的接班人是当之无愧的,甚至是全国公认的,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
但是长期等待的结果,竟会是这样的结局,实在是让他大失所望,给了他一记闷棍,猝不及防。那颗高高悬着的心态,仿佛一下子从天上直落千丈摔到了地上。此时他的内心世界究竟是怎么想的,我们是难以料想的,但是这个遗嘱,会不会成为后来斯大林大开杀戒,大肆进行血腥报复的一个重要因素呢?
列宁遗嘱与夫妇死亡之谜连载之二
(4)
这份遗嘱为何引起了斯大林的惊慌不安?为何让全体中央委员震惊得目瞪口呆?后来,斯大林为了制造他就是列宁的得意门生和列宁指定的接班人的神话,就把这份遗嘱秘而不宣,并不准任何人保存它,把列宁遗嘱列为反动传单和反革命宣传品。所有保存列宁遗嘱的人一律逮捕、流放或杀害。
那么这份遗嘱究竟是什么样的内容呢?列宁在里面写了些什么呢?
列宁的遗嘱是在病中陆陆续续地口授并由他的秘书记录下来的,除了口授这份遗嘱之外,还口授了许多文件和文章,包括:《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以及《日记摘抄》。
为了拨开迷雾澄清真相,在这里把列宁的遗嘱大部分内容都抄录如下。它实际上是一封给联共(布)党代表大会的一封公开信。信的最关键地方是第五部分,就是要把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从岗位上撤下来把他调开。
给代表大会的信
信的第一部分,
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会议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
我想同你们谈谈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些想法。
首先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如果我们不实行这种改革,我想,一旦事态的发展不是对我们十分有利(而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十分有利这一点上),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危险。
其次,我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在一定条件下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在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
至于第一点,即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我想为了提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的。
我想,我们党有理由要求工人阶级出50—100个中央委员,而又不致使工人阶级太费力。
这种改革会大大加强我们党的巩固性,会有助于它在敌对国家中间进行斗争,据我看,这种斗争在最近几年内可能而且一定会大大尖锐化。我想,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我们党的稳定性将增强千倍。
列宁
信的第二部分,1922年12月24、25日口述:
我上面说到的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指的是能够采取的防止分裂的措施……
我们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因此,如果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那么党就可能不稳定,它的垮台就不可避免。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采取任何措施,怎么谈论我们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都是没有用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措施都不能防止分裂。但愿这是极遥远的未来的事,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事,这里可以不谈。
我说的稳定性是指保障在最近时期不出现分裂,我们打算在这里谈一下对纯粹个人特性的一些看法。
我想,从这个角度看,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在我看来,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这应该是避免分裂的一种办法。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我不打算再评述其他中央委员的个人特点了。我只提醒一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不大能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
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我想就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谈几句。依我看,他们是最杰出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对他们应当注意下列情况: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顼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以下是
当然,我对两人作这样的评语是仅就现时情况来说的,而且还假定这两位杰出而忠诚的工作人员得不到机会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并改变自己的片面性。
列宁
信的第三部分,
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甚至100人,依我看来,可以达到两重甚至三重的目的:中央委员愈多,因某种不慎而造成分裂的危险就愈小。吸收很多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会有助于工人改善我们糟透了的机关。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旧制度继承下来的,因为在这样短的时期内,特别是在战争、饥饿等等条件下,要把它改造过来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是这样设想的: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起初由工农检查院行使这一职能,但它实际上不能胜任,只是成了这些中央委员的“附属品”,或者在一定条件下成了他们的助手。照我的看法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应当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我在本信的这一部分所指的工人都是把农民也包括在内的),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某些正应该加以克服的传统和成见。
工人中央委员会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我想,这种工人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出席政治局的一切会议,阅读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文件,能够成为忠诚拥护苏维埃制度的骨干,他们第一,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和改进机构。
列宁
信的第四部分,
关于增加中央委员人数部分的补充意见
我认为,在增加中央委员人数时,还应当、也许主要应当检查并改善我们的毫不中用的机关。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应该利用高度熟练的专家,而配备这些专家则应该是工农检查院的任务。如何使这些知识丰富的做检查工作的专家同这些新的中央委员配合起来,这个任务应该在实践中解决。
我觉得,工农检查院(由于它自身的发展,也由于我们对它的发展吃不透)结果出现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情况,这就是从一个特殊的人民委员部变为执行中央委员的特殊职能的过渡状态,从检查一切的机关变为人数不多但属第一流的检查员的集合体,这些检查员应当得到较高的报酬(在我们这个收费的时代,在检查员直接在报酬较高的机关工作的情况下,这样做是特别必要的)。
如果中央委员的人数适当增加,他们在高度熟练的专家和在各部门都有很高威信的工农检查院成员的帮助下,年复一年地学习国家管理的课程,那么,我认为,我们一定能够成功地解决我们长期未能解决的这一任务。
就是说,结果是中央委员增加到100人,他们的助手,即按照他们的指示检查工作的工农检查院成员,最多不超过400—500人。
列宁
信的第五部分,1923年1月4日口述:
对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列宁
(5)
中央紧急会议由加米涅夫主持,当宣读列宁信的时候,会场一片寂静,读完信后久久无人发言。
会场上所有的代表面对着列宁的遗嘱,面对着领袖生前的谆谆教导,该怎么办呢?难道真的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岗位上拉下马来,他选上总书记才九个月,列宁就提出要把他撤下来,调离这个岗位,这岂不是对斯大林的一次巨大打击吗?在这决定斯大林命运的关键时刻,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挽救了他,使他闯过了道道难关,化险为夷,继续坐稳他的总书记的宝座。他不但坐稳了总书记的宝座,而且权力越来越膨胀,最后导致全党全国只有他一人说了算的地步。
会场上一片沉默。这时季诺维也夫打破冷场,首先起来发言:“同志们,你们都知道,列宁的遗愿,列宁的每句话,对我们来说都是法律,我们不止一次地宣誓要实现列宁的遗志。你们也很了解,我们一定要实现这一诺言。”听到这里,斯大林和其他人的心一下子都紧张起来,不知命运之神将指向哪位。然而季诺维也夫把话锋一转,以轻松的口吻若无其事地说:“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高兴地确认,列宁所担心的事已经证明是没有根据的。你们大家都是近几个月来我们共同事业的见证人。你们和我一样,满意地看到列宁的这一担心没有出现,我指的是我们的总书记和中央委员会分裂的危险。”
他建议让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
这时斯大林站了起来,他以攻为守,矛头直指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说:“列宁的记录出自一个被女人包围的病人之口,我要求对我进行信任投票。”
加米涅夫则出来打圆场:“列宁同志刚刚离开了我们,这个时候应该保持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加米涅夫代表政治局建议把列宁的信传达给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但不在全体会议上宣读和讨论这封信,而由各代表团分别讨论。加米涅夫还说,政治局建议在讨论列宁的这封信时要考虑到可以让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的职务。
当问大家是否同意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时,大家都不说话。
于是加米涅夫提议用举手表决的方式,来决定斯大林的命运。此时的斯大林咬紧牙关,面部表情紧张,他两眼望着窗户,心像悬在天上一样,决定着他命运的关键时刻到了。表决的结果如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所期望的那样,全会多数代表同意让斯大林留任在总书记的岗位上。
在如此重大问题上,又是斯大林在场的情况下,要说是毫无顾虑地表达自己的意愿,那是假话。会上托洛茨基、拉狄克、皮达可夫3人投了反对票(这三人后来成了斯大林杀害的对象),多数意见是让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中央委员会还决定: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不在大会上宣读。
克鲁普斯卡娅对压制列宁遗嘱的行为表示抗议,但是已经失去了列宁支柱的她,此时已快成为孤家寡人了。于是列宁遗嘱的内涵和精神都已走了样,变了质。
十三大会议结束之后两天,召开了第一次中央全会,斯大林提出辞呈,请求解除他的总书记职务,但是未获同意。斯大林又继续被选为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奇怪的是连托洛茨基都同意他继续担任总书记,他投了斯大林辞职的反对票。
人们在想,如果斯大林真的辞了职,不当总书记了,苏联的历史会不会重新改写了呢?
列宁生前,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布哈林等人都是中央核心小组的成员。列宁还在信中和文件中多次提到托洛茨基,但是这位才华横溢和具有卓越领导才能的人,面对这关键时刻,理应为捍卫列宁主义而展开斗争,但是他却退缩了。为了个人的安逸,他已经厌烦革命,渴望安定下来后过上平静的生活,想要退出政治舞台,在斯大林的庇荫下求得生存,但是后来的事实恰恰是相反,不仅是他个人,而且全民族都付出了血的代价。
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是为了私人利益,共同抗衡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站在一起,组成了“三驾马车”,违背着列宁生前最后一次表达的意志和愿望,做出了不把列宁的信在代表大会上宣读的决定,并继续让斯大林担任着如此重要的职务——总书记,列宁最后一次民主的火花就这样被他们掐灭了。
而这两个人,在列宁的生前口口声声自称是列宁的忠实学生。季诺维也夫曾得意洋洋地说,革命前的十年之中,他就是列宁最要好的朋友,在齐美瓦尔德和昆塔尔会议上曾支持过列宁。加米涅夫也自称与列宁一家最亲。
但是恰恰是他们自称列宁学生和亲人的人背叛了列宁。他们不知道这将会给历史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严重后果,他们不知道自己又犯下了一个不可铙恕的罪行。因为他们把一个世界魔王推上了政治舞台,而他们自己也尝到了自己酿成的苦酒。十多年后,当他们走向断头台时,他们才知道,是他们把一个独裁者、一个刽子手推上了政治舞台的。
那些曾为他摇旗呐喊擂鼓助阵忠心于斯大林的人,后来一个个都没有逃脱斯大林的魔爪,成为刀下之鬼。斯大林的残暴,不仅表现在锱铢必较、睚眦必报的血腥报复之中,而且往往是恩将仇报,把他的同志战友亲朋好友一个个地打发到了阴间地府,去了另一个世界。
列宁遗嘱与夫妇死亡之谜连载之三
(6)
从列宁《遗嘱》中可见,列宁已预感到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不和与紧张关系,必然会导致党中央出现分裂的危险,为此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扩大中央委员的人数以增加党的稳定性,避免分裂的出现。他想从最基层工人和农民中选拔中央委员,避免官僚主义的产生。
其实列宁想得太过于天真,如果所增加的是斯大林帮派体系的人,那么这样的增加,不但起不到稳定的作用,相反,更会使党内的悲剧重演和加剧。后来的事实证明,斯大林就是通过增加政治局委员人数和中央委员人数把所有拥护和支持他的人安插了进来,从而使斯大林的地位得到巩固并大大地得以加强。
就在决定斯大林命运的十三大上,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由40人增加到53人,候补中央委员增加了一倍,由17人增加到34人,但是新增加的人员基本上都是斯大林的支持者和拥护者,使斯大林更拥有了无限的权力。
列宁深感到斯大林“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会不会“永远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他“没有把握”。他想把斯大林撤下来“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但是又没有提出谁来接这个班。这就给以后的争权夺利斗争埋下了祸根。
此时的斯大林身兼四职: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书记处成员、党中央书记,可谓是权倾一身,大权独揽。在
列宁在遗嘱中数次提到托洛茨基的名字,但是在他死后,谁来坐他的位置,斯大林撤下来之后,谁来当总书记,在遗嘱中他都没有回答,也许他想在代表大会上读了他的信之后,由代表们民主讨论来选择。
《胜利与悲剧》一书的作者德·安·沃科戈诺夫认为,这正是列宁十分英明的地方,如果指名道姓说谁是“太子”,就像搞“继承制”,列宁是不容许这样做的。其实,列宁未将接班人的名字写上,恰恰是悲剧的所在。因为在列宁死后,将难以保证斯大林真的会从总书记岗位上撤下来调开。事实证明,列宁的遗嘱不仅不能遏止斯大林的过分权力,而且为斯大林的大规模血腥报复提供了一次机会,使他残暴的本性得以施展。
然而如果真的换了另一个领袖,这个人真的能胜任吗?
(7)
自1917年4月列宁从国外返回俄国后,领导了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从此他一直忘我地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没有节假日休息日,每天一干就是14—16小时,上至国家大事,下至老百姓的生活小事,他都要亲自过问自己来处理。在此期间,他只得到过两次特殊的休息:第一次是为了躲避临时政府的逮捕,不得不转入地下,隐匿在离彼得堡北面34公里的拉兹利夫车站附近的草棚内,过着隐居休息生活。另一次就是遭到女间谍卡普兰的暗杀枪击中弹,在医院里算是受到了休息照顾。一旦他病情好转,他就奋不顾身地又投入到工作之中。
1921年秋天以后,他身体健康已每况愈下,在抱病出席1922年3月召开的联共(布)十一大之后,剧烈的头痛和极度的疲劳,使他不得不搬到哥尔克村休养了几个月。后来又突发中风,右肢瘫痪,口齿失灵,甚至丧失了说话的能力。1922年10月他重返莫斯科时,他已觉察到斯大林利用他不在工作岗位之际,独揽大权,并试图改变他的方针政策。列宁又预感到自己生命即将终止,于是产生了写遗嘱的念头。
从
在这份遗嘱中,列宁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岗位上撤下来;而斯大林当上总书记才9个月,列宁就要把他撤下来调离开,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在列宁患病期间,他与斯大林的交锋中,深感斯大林的工作作风粗暴、专断、善于采用行政高压的手段,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所以他认为斯大林不宜担任总书记这一职务。
列宁与斯大林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对外贸易垄断方面的分歧。列宁主张坚持贸易垄断;布哈林等人反对,斯大林也主张放宽贸易垄断。在
列宁与斯大林的最大的分歧是在民族问题上的尖锐矛盾。十月革命后俄国各民族地区建立了一些独立共和国,并受到苏维埃政权的承认。但是在如何把它们组合成一个联合政体上产生了不一致的意见。斯大林起草的方案是让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以自治共和国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并在没有得到列宁和政治局的同意下,在格鲁吉亚领导人的反对下,私自在委员会上通过这个方案,并向中央委员们散发。
斯大林的方案与列宁设想大相径庭。列宁十分理解各小民族仇恨俄罗斯的心、要求自主的情绪,对于大国沙文主义是给予严厉的批判的,指出这会影响国际主义的问题。所以在建立苏联问题上,他打算成立一个各民族平等基础上的共和国联盟——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有的自治共和国与俄罗斯一起共同组成联邦政府。
但是斯大林未接受列宁的意见,对于列宁对他的批评“操之过急”,他不但不接受,而且反唇相讥“列宁同志自己有些操之过急,这种操之过急的做法将会助长‘独立分子’,而使列宁同志的民族自由主义受到损害。”
斯大林不得不按列宁意见对草案作了修改,在修改中斯大林玩了一个花招,结果是换汤不换药,改与不改一个样。他不是把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三个共和国分别加入苏联,而是让这三个共和国组成一个外高加索共和国,然后再加入苏联。斯大林这个格鲁吉亚出生的民族事务部长却让自己的国家降低身份,在联盟机构中剥夺格鲁吉亚的发言权。
斯大林的这些方案首先就遭到格鲁吉亚领导人的反对,他们与斯大林路线执行者奥尔忠尼启则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斯大林为了狠狠地教训这些格鲁吉亚人,就写信给奥尔忠尼启则,“我们打算结束格鲁吉亚的争吵并狠狠惩罚一下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请告知,除召回4人外,我们还应把谁从格鲁吉亚调开。依我看,应当采取一条坚决的路线,把各种民族主义残余统统从中央委员会清除出去!”奥尔忠尼启则就对格鲁吉亚党中央采取了组织上高压的政策,给格鲁吉亚领导人以党内警告和撤职处分。当他们提出集体辞职后,奥尔忠尼启则在斯大林支持下接受他们的辞职,并在原来的岗位上按上了他们的亲信担任领导。
列宁为此大为不安,派了以捷尔仁斯基为首的调查组前去调查,列宁认为捷尔仁斯基也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于是又派了李可夫去调查。就在调查时,奥尔忠尼启则当着李可夫的面打了格鲁吉亚领导人一记耳光,列宁知道后很是生气,所以在口授遗嘱时,同时拟了一个文件的题目《关于民族问题与国际主义(从格鲁吉亚党内最近冲突谈起)》,准备写一篇文章来批评此事。
列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写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中写道:“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恶棍和暴行的侵害。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的和苏维埃化的工人中,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像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
“因此,压迫民族或所谓‘伟大’民族(虽然只不过是因为施行暴力而伟大,只不过是像杰尔席莫尔达那样的伟大)的国际主义,应当不仅表现在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表现在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以抵偿在生活中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不懂得对待民族问题的真正无产阶级态度,谁就实质上仍持小资产阶级观点,因而就不能不随时滚到资产阶级的观点上去。”
(8)
更引起列宁不满的是斯大林以政治局名义打着关心列宁身体健康的幌子,对他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三驾马车”特别害怕列宁与托洛茨基结成联盟,所以斯大林以总书记身份加强了对列宁的监护。
因此,列宁的遗嘱是在严密的监控下陆续写成的。当他刚开始口授时,医生只容许给他4分钟时间,但他要阐述自己的观点,这点时间怎么够呢,为此他苦苦地要求医生再给他继续口授,甚至还提出过抗议,如果得不到满足,他就拒绝接受治疗。第二天,一个监护方案制订出来了。方案规定:列宁的口授每天只容许5-10分钟,不应该带有通信性质,禁止会客。无论是朋友还是家属都不要向列宁报告政治生活中任何事情。从此以后,列宁的一切通信、会客,甚至亲属朋友的谈话,哪怕有一点牵涉到政治内容,都会成为违背中央决定的非法活动,列宁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完成了《给代表大会的信》。
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了解不到政治情况是件很痛苦的事。1923年2月,他不顾各方面的阻挠,要了去年12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
病榻上的列宁已经觉察到了他在的时候与他不在的时候中央路线上的不同,觉察到了党内存在的不和,他看到了斯大林权势日重的严重后果,因为“有一个问题使他焦急不安”。他已经知道自己在世的时间不多了,他要抓紧一切时间,把他内心深处的想法观点统统地写出来,再过几个月党的第十二大即将召开,他想亲自出席大会。如果病未痊愈,他准备托人在大会上宣读这封信。这封信的每字每句都是经过列宁的深思熟虑精心推敲的,在思想中早已是酝酿已久,这是他成竹在胸流淌出来的肺腑之言!
在他坚持和请求医生并得到允许后,在
在口授遗嘱的同时,他又口授了几篇文章,其中对斯大林领导的工农检查院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让我们直说吧,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而工农检查院就是斯大林领导的部门,如今在列宁的眼中竟是个最糟的部门,怎不令斯大林感到深深的内疚。
原定在1923年举行的十二大上宣读的信,由于列宁病情恶化,不得不在封存了一年多时间列宁去世后与这些党的领袖们见面了。
许多人认为,这份遗嘱在没有启封之前,斯大林是不知道的,因为列宁曾叮嘱过秘书们要密封,并加上火漆盖印后封存,在大会上当众向全体代表宣读。
其实斯大林和其他的中央委员事先早已知道了的,由秦永立编著的《斯大林年谱》一书中,在
在
斯大林等中央领导们,虽然知道有列宁的这封信,但是这封信将会在哪种场合下发表,大家心里是没谱的。所以才出现了当克鲁普斯卡娅打开这封信的时候,斯大林害怕得脸色发白,中央委员们感到目瞪口呆。
(9)
在列宁卧病时,有一件事却令列宁大为光火,甚至提出要与斯大林断绝关系。那就是在他口授遗嘱的时候,他的妻子遭到了斯大林的谩骂,他认为斯大林的这一错误是不可原谅的。事情是这样的:
于是加米涅夫把此事告诉了斯大林,斯大林给她写了一封道歉信,说他这样做纯粹是出于对伊里奇(即列宁)的关心。
斯大林谩骂列宁妻子的事,虽然是在列宁开始口授遗嘱的前两天发生的,但是躺在病床上的列宁并不知道,妻子并没有把这事告诉他,所以这件事并不影响列宁在遗嘱中对斯大林的评价。
两个月后,1923年3月初的一天,当列宁与妻子正在交谈时,斯大林打来了电话。当她从走廊里接了电话返回到列宁身边,列宁问她谁打来时,她回答说:“是斯大林打来的,我们已经和好了。”列宁又再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克鲁普斯卡娅才把两个多月前发生的事告诉了他。
当列宁得知妻子曾遭到过斯大林的辱骂事后,非常气愤,立即于
这封信由列宁的秘书沃洛季切娃送交给斯大林,直到斯大林逝世,这封信就躺在斯大林办公室的抽屉里,保存达30年之久。斯大林收到信后,并不情愿地向列宁作了检讨,承认了自己的粗暴无礼。他给列宁回复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同娜·康·(即列宁妻子)交换过意见,已证实在这件事上除了一些不值一谈的误会外什么问题都没有,也不可能有。不过,既然您认为为了保持‘关系’我应当‘收回’上面那些话,我可以收回,但我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错’在哪里,到底想要我怎样?”
列宁并没有原谅他的错误,第二天,列宁又口授了一封给格鲁吉亚领导人姆季瓦尼等人的信,并把信抄送给了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信中说:“我对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对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感到愤慨。”由于连续口授了两封信,对列宁的刺激很大,
有的传记作家曾指出,斯大林的专横任性,是促使列宁病情加剧的原因,因此斯大林对列宁的死负有一定的责任。
1923年4月17—25日俄共(布)十二大召开,斯大林的地位和威望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他在第十二大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和《关于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报告,在这些报告中,斯大林对格鲁吉亚中央领导人进行了大肆攻击和批判。
从列宁的遗嘱和信件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并不是列宁忠实的学生和战友,也不是列宁的合法的接班人,他们之间的关系也绝不是牢不可破久经考验的。从斯大林后来的所作所为中,证明他完全背叛了列宁主义路线,背叛了列宁的原则,走的是一条与列宁完全相反的道路。
列宁遗嘱与夫妇死亡之谜连载之四
(10)
但是长期以来,斯大林是作为列宁的忠实的学生和战友出现在人们的面前的,斯大林是列宁路线的捍卫者和执行者,是列宁事业的接班人,他也以此而自居。于是他的手中又多了一件武器,那就是利用列宁的威望,用列宁做成的一张虎皮披在身上,狐假虎威地吓唬别的人,他也的确是运用得得心应手,从而一一地战胜了所有对手,从此坐上了专制统治者的宝座。
斯大林利用列宁这张虎皮战胜对手,主要通过三种手法来进行的:
首先,他用列宁的理论、著作、语录等作为反击对手的武器。他把自己当作列宁的化身,只有他才能正确、全面、完整地理解和解释列宁主义。他从列宁著作的字里行间,引经据典,不区分条件、时间、地点、场合以及列宁思想的演变,就把他的言论、文章、语录作为武器来反击对方。他的粗暴、攻击和好战,也帮助他赢得了战斗。当别人引用列宁的语录时,他会斥责对方这是篡改列宁主义精神的修正主义行为,然后把对手与他不同的意见上升到政治立场、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以对方反对列宁主义的名义污蔑别人是反党。
其次,斯大林在攻击对手时,往往利用他们曾与列宁有过分歧有过争论的问题拿出来,揭发对方的污点和疮疤,作为致敌于死命的法宝。这些对手们长期与列宁共处,难免在许多观点看法上发生许多纠纷和矛盾,有时甚至发生尖锐的斗争。如托洛茨基是在十月革命前刚刚加入布尔什维克,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与工会问题上与列宁发生过争论。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更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在要不要举行武装起义问题上与列宁发生过激烈的斗争。布哈林这个理论家更是不迷信权威,敢于坚持自己认准了的方向走到底,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曾与列宁的意见不同。在列宁活着的时候,他们与列宁之间,台上是争论的对手,台下是战友和同志。但是斯大林却不一样,他抓住把柄不放,把对方置于一贯反列宁主义的立场上,使对方难以辨白,哑口无言,处于劣势。
第三就是用列宁对斯大林的批评话来反击对手。这种强奸民意,曲解列宁主义的行为往往起到难以想象的效果。如列宁批评斯大林“太粗暴”。斯大林在反击对手时就变得非常理直气壮,他说:“从《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面只是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是的,同志们,我对那些粗暴而阴险地破坏并分裂党的人是粗暴的。我过去和现在并不掩盖这一点。”这样,斯大林的粗暴行为不仅不是缺点,反而变成反击阴险、破坏和分裂党行为的正当手段,缺点变成了优点。
在列宁《遗嘱》中曾对布哈林作了评价:“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当斯大林与布哈林论战时,斯大林变成了这样说的了:“我们爱布哈林,但我们更爱真理。”于是把布哈林与真理对立起来了。
他批判布哈林的理论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实际上布哈林并不否认存在着阶级斗争,只不过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是趋向缓和,而不是像斯大林所称的那样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
斯大林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是与他的“新的阶级变动”说法是有矛盾的。一方面声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分子增长得快,资本主义分子的比重因此在下降。”既然剥削阶级赖以生存的基础在缩小在趋于消灭,为何阶级斗争反而越来越尖锐了呢?当斯大林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但是他却又大讲特讲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于是许许多多的谬论,在斯大林强权统治者的嘴里都变成了真理。
又如,列宁在《遗嘱》中对政治局委员们的评价,一般是在肯定他们成绩和正确的同时,再指出他们的错误。如在《遗嘱》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不大能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列宁的本意是原谅了他们的错误,这些错误的造成不能怪罪于他们个人,而是各种各样的社会背景和其它因素造成的。但是对于斯大林来讲,他把列宁说过好话都一概不提,而把列宁指的缺点,作为攻击对手的武器。他把列宁说的托洛茨基“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这句话不提,而专门攻击对方说:“列宁在《遗嘱》中斥责托洛茨基为‘非布尔什维主义’,而关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十月革命期间所犯的错误,则说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这的确是事实。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在政治上决不能信任托洛茨基,因为他有‘非布尔什维主义’的毛病,也决不能信任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因为他们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他们会重犯而且必定会重犯这些错误。”当时的全党根本不知道列宁的遗嘱到底说了些什么,所以斯大林批评什么,别人也就相信什么。
斯大林就是利用了列宁的光环来照亮他自己,把他变成一个熠熠发出光辉的唯一正确者。这次列宁的逝世,又给了他一次脸上贴金的机会,赢得了广大不明真相者的热情拥护和崇拜。他真正成了列宁死后的唯一的继承者和接班人。
(11)
法国剧作家韦莫雷耳创作的一部剧中有这样一个场面:一个身材不高、穿着军上衣、蓄着全世界人们尽皆知道的小胡子的人,悄悄地把毒药撒入玻璃杯,露出狡黠的神情,暗暗地笑了。克里姆林宫统治者的候选人斯大林把病入膏肓的列宁毒死了……
列宁死后,就开始流传着列宁是被斯大林害死的传闻,托洛茨基曾写道:“在所有的人中,最亲近斯大林的人是职业放毒的人,而且克里姆林宫医院的主治医生们在这方面听他的支配,这些医生是给列宁和政府要员们治病的……可能正是列宁的请求使斯大林产生了在某种情况下毒药可能是清除障碍的有效工具的想法。”托洛茨基找不到斯大林有放毒的任何证据,但是信中引用“列宁的请求……”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在列宁妹妹的日记中曾有过列宁要求斯大林给他毒药让他安乐死的记载,托洛茨基就是以此来进行推理分析的。由于列宁忍受着难以置信的痛苦,继续这样活着简直无法承受,因此,要求斯大林给他弄份氰化钾来。在玛丽亚·伊利尼奇娜·乌里扬诺娃的日记中曾写道:
乌里扬诺娃的日记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所以有可能其他人也掌握了这信息。
不过从疾病诊断和尸体解剖报告来看,列宁属于正常的死亡,主要是“血管过早老化,由此引起大面积动脉粥样硬化。由于脑动脉间隙狭窄和供血不足,出现大脑组织病灶软化,成为疾病症状(瘫痪及语言障碍)的原因。”这与列宁经常处于紧张劳动疲劳过度有关,也与他家属的遗传有关:他的父亲恰好也是53岁去世,死因也是脑血管硬化;他的母亲虽然活到70岁,但也是得的同样的病。
数十年之后,1970年医学界权威人士组成了小组,对列宁的疾病和死亡材料进行重新鉴定,得出的结论是并未像传闻中那样是死于异常情况。
权威小组还对列宁中弹影响健康的情况进行了技术鉴定。
因此1918年列宁遭暗杀中枪,并没有构成对列宁身体健康的危害。研究人员还得出结论:医务人员夸大了列宁伤势危险程度。列宁在中弹后从医院的楼下自己上到三楼,躺在病床上,两天后,他就能起床活动了。
不过在这次事件中被处死的卡普兰是不是凶手倒是提出了许多质疑。十月革命前的侦讯资料显示,卡普兰是一个年老体衰的服苦役的政治囚犯,1906——1917年因制造、保存和携带易爆物品一直囚禁在西伯利亚的监狱里。她半聋半瞎,神经受过刺激,像这样的人来担当杀手是令人怀疑的。当1918年2月,她从西伯利亚来到莫斯科时,她逢人便讲“列宁背叛了社会主义”,表示要杀掉他,当时人们根本不相信这位垂死的老妪有如此胆量和能力。
后来从列宁大衣的弹孔与他伤口部位作了对比,发现位置对不上。这就说明列宁遭受枪击后,有人在他的大衣上制造了一个假弹孔。
再从1923年手术时所取出的子弹与死后取出残留在身体的子弹作比较,发现两颗子弹并非出自同一把手枪。因此得出结论,射击列宁的是两把手枪两人所为。
参加
对卡普兰的审讯也是草率的,逮捕后三天于
太多的疑点,太多的虚构情节,而在那个红色恐怖的年代里,只要是革命的需要,什么事都会发生。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和契卡们为了对付“白色恐怖”,为此开展了一场场的“红色恐怖”运动,千千万万无辜者倒在红色的血泊之中。
列宁遗嘱与夫妇死亡之谜连载之五
(12)
虽然列宁的死是属于正常的死亡,但是他妻子的死却是离奇得很。她是在七十寿辰那天吃了斯大林送给她的蛋糕后死去的。因此克鲁普斯卡娅是否是斯大林所毒死,至今仍是个谜。
一个好好的大活人,昨天还在庆祝自己的生日,当天就突然发病抢救无效而猝然去世,而列宁的妹妹也是在1937年不明不白地猝死的。托洛茨基称:“斯大林手下有一个巨大的毒药实验室和一定数量的医生。这些医生以医治为名除掉不合斯大林心意的人。在我之后(指他被逐出苏联之后)担任红军领导人的伏龙芝当时神秘地死去,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也神秘地死去。据说中毒死亡的还有奥尔忠尼启则,接着就是高尔基,他们俩都是因为保护老布尔什维克被毒死的。”
当客人们都离去时,晚上7点半,克鲁普斯卡娅出现了剧烈的疼痛,失去了知觉,医生尽全力处理,疼痛仍不能制止。于是马上急送克里姆林宫医院,在途中出现了心跳的间歇。
在官方的《病情通报》中称:“疾病急性发展,并从一开始就并发严重的心功能衰竭和失去知觉。因此就丢失了对病人进行手术治疗的可能性。病情急剧恶化,于
克鲁普斯卡娅是在即将于3月10—21日召开的联共第十八大前夕死亡的。因此就有许多的说法:有人说她将在大会上发言,准备揭露斯大林的罪行;而克鲁普斯卡娅的私人秘书德里佐却称她准备在大会上就政治教育工作问题发言;也有人说她不会发言,因为她曾说过如果揭露这些丑事,他们会把她赶下台去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位倔强的克鲁普斯卡娅终于彻底地闭上了嘴。
在她死后,斯大林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亲自手捧骨灰盒走在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最前列。但是就在葬礼后第二天,一大早就有人来到她的住宅进行了搜查,部分档案被搜去,命运如何不得而知。
后来,有关她的书籍从图书馆里没收,她的著作不予发表,她一生所写的11部著作,都从图书馆的书架上撤了下来,所有的报刊再也不提她的名字,甚至莫斯科庆祝《火星报》创刊四十周年大型展览活动中,也没有提及作为创始人和编辑人员之一的克鲁普斯卡娅名字。
斯大林不仅要让人们忘却她,而且要把以往的历史把它一刀两断割裂开来。
(13)
列宁死后,克鲁普斯卡娅失去了支柱,但人们对这位遗孀的尊敬表面上还过得去,她仍住在克里姆林宫那套住宅里,与列宁妹妹同住一屋。原来的汽车司机继续为她开车。在党的十三大、十四大上,她被选入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十五大时,她成了中央委员;她还被选进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她曾是第一届最高苏维埃代表和最高苏维埃代表团的成员,曾担任过教育部副部长(副教育人民委员)。
克鲁普斯卡娅公布列宁的遗嘱,等于是向斯大林发出挑战,于是她被报复性的孤立了起来。眼看着斯大林爬上了权力的顶峰,此时她已身不由已,无能为力,完全被斯大林所控制。随后,斯大林开始迫害克鲁普斯卡娅和列宁生前的战友了。
自从1925年斯大林找了她一次谈话后,斯大林再也没有与她交谈过。由于她站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立场上,支持他们的观点,斯大林找她谈话就是要她脱离反对派,并许诺让她当政治局委员。但她无动于衷,没有改变自己的信念。
卢那察尔斯基退休后,新任的教育部长布勃诺夫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在大会上当众侮辱她,她以辞职抗议,但未获准许。她所撰写关于教育课题文章,不明不白地会经常塞进许多颂扬斯大林的字句段落,她写的《回忆列宁》也被别人作了许多删节,但当该书出版时,斯大林却假惺惺地向她祝贺了一番。
1926年《纽约时报》发表了列宁《遗嘱》,斯大林得知是列宁遗孀与托洛茨基所为,更是怒不可遏。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斯大林极不尊重列宁遗孀,也不尊重列宁的妹妹,总是说她们的坏话,认为她们不是什么党的宝贵财富。每当我看到斯大林粗暴地对待她们时,心里就不是滋味。”斯大林甚至还威胁过,“如果她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可能对她是不是列宁的妻子提出怀疑,斯大林说,我们可能宣布另外一个女人是列宁的妻子,并说出了在党内受到尊敬的那个人的名字。”一手遮天的斯大林连列宁的妻子都能够换人易位,可见,在他手里,已经是没有攻不克的堡垒了。
有一次,克鲁普斯卡娅来找加米涅夫,哭泣着请求他来保护,因为斯大林对她太粗暴了,加米涅夫十分同情她,不停地安慰她,但他却不知道如何去帮助她。她当时已老态龙钟,看起来还有病,她显得那样的善良和柔弱。她把头倚在他的肩上低声地说:“实在是太沉重了,我好累……”
1930年夏季,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前的一次莫斯科鲍曼区党代表会议上,克鲁普斯卡娅发言批评斯大林的集体化政策。就在她发言时,区委领导人立即打电话给卡冈诺维奇,卡冈诺维奇马上赶到会场,对她展开批评:“请克鲁普斯卡娅同志不要以为她是列宁的妻子,就有权垄断列宁主义。”“克鲁普斯卡娅——她不是指引我党奔向幸福的那座灯塔。”
1934年1月在党的十七大上,克鲁普斯卡娅也开始吹捧起斯大林,可惜没有吹好,让斯大林听起来似乎话中有话,就非常生气:“让她把嘴巴闭起来!否则,明天全党便会讲列宁的遗孀是一个斯塔索娃式的老布尔什维克了!”吃了他送的生日蛋糕,果然把她的嘴永远的闭上了。
作为列宁的妻子与朋友,令她格外痛心的是,被碾进庞大的镇压机器轮子下面的首先是那些最老的党员,那些在列宁身边工作的同志。身为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的她,曾为这些列宁时期的老同志、老战友鸣冤叫屈,参加一次次的拯救行动,但是几乎都以失败告终。像她这样“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人,怎么还有能力去搭救别人。
(14)
革命年代时曾和列宁关系密切,为列宁所熟悉和尊重的人都遭到了逮捕。这里面有曾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帮助过列宁逃脱临时政府密探追捕的彼得堡工人叶梅利亚诺夫。这位工人曾把列宁藏匿在拉兹里夫湖畔的草棚里,将列宁化装成芬兰割草人。在这个草棚里,列宁曾与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一起商讨过革命起义的国家大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就是在这间草棚里写成的。但是在1935年,斯大林没有放过这位曾帮助过列宁和革命的工人,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妻子和3个儿子。这3个儿子当他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和父亲一起帮助和掩护过列宁。
克鲁普斯卡娅曾积极地营救他们,她泪流满面向斯大林求情,直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他们还被关押着。
绍特曼是1917年夏天中央与转入地下的列宁之间的唯一的联络交通员,中央曾把保卫列宁以及把列宁从拉兹里夫安全转移到芬兰的工作交给了他,他都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但是斯大林没有放过他,1939年他被捕身亡。
瑞士的社会主义者普拉廷,曾帮助列宁取道德国转移返回俄国。他同德国驻瑞士的大使谈判达成协议,
列宁还有一个战友叫加涅茨基,当1914年8月列宁在瑞士被当局指控为俄国间谍遭到逮捕时,他曾设法营救,使列宁获释。1917年他曾组织安排列宁回国,在瑞士迎接列宁,并保证在回国期间的安全。1937年9月,他被斯大林枪决。
全苏职工会总会书记叶哥罗娃被捕身亡,她曾于1917年7月掩护过列宁,是克鲁普斯卡娅的女友。
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干部的命运更惨,在被捕人中有曾在1918年共青团一大中当选的主席雷夫金、1920—1921年共青团第一书记的沙茨金,1921—1924年共青团第一书记的斯莫罗金、1924—1928年曾担任过总书记的恰普林,都是被斯大林从肉体上消灭的。在斯大林的诬蔑下,从列宁的共青团成立一开始到1938年,全部都是由“人民的敌人”来领导的。
皮亚特尼茨基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他被控参加过沙皇暗探局而被逮捕。克鲁普斯卡娅为他积极辩护,并在1937年6月中央全会上发言声明:皮亚特尼茨基是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他没有一次失败过,他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那是胡说八道。但是她的在大会上的声明与抗议不起作用,她的保护收效甚微。
在上个世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她曾帮助过著名作家柯罗连科的女儿索菲娅考入了彼得堡一所普通中学。1934年年过50岁的索菲娅来找原来的老师克鲁普斯卡娅,把乌克兰饥荒的惨状,以及被强行赶进集体农庄农民遭受的苦难情况写信告诉了她,也向她讲述了自己悲惨的遭遇。但是克鲁普斯卡娅没有给她回信,她知道为这些人进行辩护的结果是只能害了他们,对他们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她沉默了。
斯大林不仅消灭活着的列宁的战友,而且对已经退休的和已经入墓的人也不放过,对于早已去世的死人,斯大林把他们宣布为“人民的敌人”。
斯大林不是列宁的学生和战友,相反,他是列宁的叛徒逆子,是苏联人民的豺狼虎豹,是大屠杀的罪魁祸首。
列宁遗嘱与夫妇死亡之谜连载之六
(15)
从崇拜列宁到崇拜自己,斯大林披着列宁的虎皮,以列宁学生、战友和当然接班人身份而自居,终于爬上了专制独裁者的宝座。一旦完成这一过程之后,他就要贬低列宁,把列宁的真正的战友与学生们一个个地打了下去。他就是在列宁一离开人世时起,抓住一切机会,利用一切条件,逐步地往权力的顶峰爬去的。
当列宁逝世的时候,在身边的只有布哈林一人,他是偶然患了感冒,前往位于高尔克村无人居住的疗养院,无意中成了这划时代的见证人。在争权夺利争夺列宁遗产的斗争中,这是一次有分量的证据,证明在列宁身边陪伴的是党的接班人。
为了掩盖这一偶然事件,显示政治局在领袖死亡面前的团结一致精神,于是在季诺维也夫《俄罗斯难忘的六天》悼词中,篡改成了“有人打电话给我说,伊里奇去世了……一小时后我们赶到高尔克村,来到了已经死去的伊里奇跟前。一道赶到高尔克村的有布哈林、托姆斯基、加里宁、斯大林、加米涅夫和我(李可夫当时住院)。”
制造了第一个谎言之后,接着就是第二个谎言,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永久纪念列宁领导小组的报告》中,又把内容篡改成了这样:“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于当天晚间7时最先得到了列宁去世的消息……
第二个谎言之后,又出现了第三个谎言。苏联党和国务活动家、
从此谁究竟是列宁的学生,谁应该成为列宁的接班人,已经成了全国人民的共识。于是他当仁不让,还谦虚地自夸一番,曾对德国作家路德维希说:“至于我,我不过是列宁的学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做到不愧为列宁的学生。”
党内众人的吹捧更使他赢得了不明真相群众的喝彩和掌声,都把他当作可以信赖的领袖人物。加里宁曾吹捧他说:“斯大林同志同列宁一起创立、建设和培育了我们党。他同列宁一起领导了党,领导了革命运动和十月革命的武装起义。”
这个一贯自称列宁学生的斯大林,恰恰是非常嫉妒列宁在苏联人民中声望的人。他把列宁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尽量贬低,按照他的说法,十月革命的当天晚上,列宁在斯莫尔尼宫曾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是的,你是对的。”似乎列宁对十月革命有过错误一样。
1920年在庆祝列宁诞辰五十周年讲话中,突然谈起了“还没有人谈到的问题”,即关于“列宁同志在十分重大的问题上谦虚和他勇于承认自己错误的精神”。斯大林把列宁描绘成一个不大了解国内情况的理论家,在十月革命前夕最重要的关键时刻,作过不正确的指示。他企图证明,在十月革命前夕,在对待民主会议和预备国会问题上,即在准备起义的革命策略问题上,列宁错了,而斯大林一派是对的。但他的措词是含混的,羞答答的。硬说他斯大林比列宁更清楚地看到了“我们道路上的小沟、泥坑和坎坷”。为了歪曲事件的真相,他还添油加醋称:“我们不顾伊里奇的一切要求,没有听他的话,沿着巩固苏维埃的道路继续前进,直到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直到胜利举行起义。”于是彼得堡的武装起义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准备的。是他积极地准备了起义,整天都在斯莫尔尼宫指挥着起义;而列宁却闷在他的秘密住所里。
过了26年之后,1946年斯大林出版《斯大林全集》时,收录在第4卷中这篇不足1000字的短短演说稿,斯大林竟把它改动100多处,从而把他的内心深处阴暗面暴露得一览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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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战争时期,许多文章更是把他吹捧成一个伟大的军事家和战略战术指挥家,由斯大林亲自执笔撰写的《斯大林传略》竟这样写着:“在察里津近郊,在皮尔姆一带,在彼得堡附近,在反对邓尼金战役中,在同波兰贵族撕杀的西方战线上,在与弗兰格尔交锋的南方战线上,都是斯大林的钢铁意志和战略天才保证了革命的胜利。”“斯大林同志进一步发展了先进的苏联军事科学。斯大林同志规定了关于经常因素能决定战争命运的原理,关于积极防御与反攻进攻法则,现代战争中各个兵种与作战技术配合动作,大量坦克飞机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以及炮兵是最强大兵种等原理。”总之,他领导苏联军队所进行的历次战斗,都表现了他是作战艺术的典范。然而就是这样伟大的天才战略家,在苏德战争开始阶段被打得一败涂地,惨不忍睹。
为了篡改历史,为了突出他个人,列宁传记都禁止出版,只有斯大林可以决定列宁著作哪些可以发表哪些不可以发表。许多列宁文献都锁在马列主义研究室的保险柜里和斯大林私人档案材料中。在个人迷信时期,出版的斯大林著作比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多了九倍,比列宁著作多了一倍半。
为了突出他个人,他把列宁奖金改为斯大林奖金,把列宁的电气化计划说成是他提出来的,莫斯科革命博物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变成了展出斯大林礼品的博物馆。
这个自称为列宁学生的斯大林,在对待“个人崇拜”问题上也是如此的截然不同、泾渭分明。
而当1929年斯大林举行五十寿辰时,他不但予以默许,而且把这种祝贺看成是对党的祝贺。他在
就在这一天,《真理报》整个八个版面都是刊登对斯大林的颂扬文章,斯大林被说成是列宁惟一的助手,列宁事业的继承者,是活着的列宁。
许许多多党的领导人不顾事实而篡改历史,并用露骨肉麻与令人作呕的语言大肆吹捧斯大林,在这场个人崇拜的大合唱中,不仅有斯大林的支持者和拥护者,而且还有被斯大林打倒了的反对派成员。
从此斯大林被奉若神明,成了各个领域的权威,他的思想与意志成了党和国家最高准则。当时打开任何一份报刊,翻开任何一本书籍,出席任何一次会议,几乎都是千篇一律地对斯大林过分颂扬的文字和语句。
许多城市、农场甚至连山峰、河流都是以斯大林的名字来命名。他的巨大画像不仅高擎在游行队伍中,而且悬挂在工厂、农村、学校、俱乐部、饭厅等各个角落。一尊尊斯大林的塑像矗立了起来,
1950年出版的《斯大林传略》中,由他亲自撰写的崇拜他自己的语句是这样写的:“斯大林同志不愧为列宁事业的继承者,斯大林就是今天的列宁。”“斯大林同志凭靠他的天才的洞察力始终都能识破敌人的计谋,并击破之。”“斯大林巧妙地执行着党和人民的领袖的职责,博得全体苏联人民的一致拥护,但他在自己的工作中却丝毫也没有表现过自满、自骄、自夸的心理。”
斯大林真的像是个没有自满、自骄、自夸的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