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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科学家钱伟长逝世，想起他的文革之难

    著名科学家、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教授7月30日早晨在上海逝世。他是我们童年时期特别敬重的科学家之一。回顾他的一生，从1912年到 1956年，这是求学、上进、成才、成就力学大师的时期。从国内相关资料（中国广播网 ，《钱伟长：弃文从理六十余载报国路》2010年07月30日13:26）可以看出，他在科学上的辉煌之路，大致和我的判断相一致。          

    1941年发表深受国际学术界重视的第一篇有关板壳的内禀理论论文，获得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

    1942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任研究所工程师，在“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指导下从事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计算设计、火箭弹道和地球人造卫星的轨道计算方面的研究。

1   946年，与导师冯·卡门合作发表《变扭的扭转》，成为国际弹性力学理论的经典之作。　

    1947年，在正则摄动理论方面创建的以中心挠度wm为摄动参数作渐近展开的摄动解法，在国际力学界被称为“钱伟长方法”。　　

    1948年，在奇异摄动理论方面独创性地写出了有关固定圆板的大挠度问题的渐近解，被称为“钱伟长方程”。　　

    1951年，开始招收我国解放后的第一批力学研究生。　　

    1954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56年制定规划了中国第一次12年科学规划，与当时著名的原子物理学、地球物理学家钱学森、钱三强一起，被周恩来称为中国科技界的“三钱”，并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与钱学森等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同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筹委会主任、波兰科学院院士。参加了波兰的力学会议、布鲁塞尔的国际力学会议。

    从1957年开始，钱伟长一度远离和告别了科学界，因为，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高层人士，刚直不阿的他，不能逃脱和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一样沦为右派的命运。因为这是最高领袖御笔铁定的冤案。过来人都还熟知那篇《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文章，他以一言九鼎之势决定了真诚的帮助中国执政党夺取政权，参与新中国建设的民主党派的未来，使他们从参政党沦为政治的附庸和投票的机器。文章说：“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席话就决定了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大多数元勋和名流的命运。我的老师，被《人民日报》、《文汇报》点名批判的上海农工民主党副主席仇标，就是在这一讲话后半年被远戍西北，成为塞上一名俄语教员，而从此被永远湮没的。自然，同此命运的钱伟长不再能与闻尖端科学机密，只能“一度远离和告别了科学界”。方化大革命期间，遭遇冲击、批斗，将一个科学家最可宝贵的黄金岁月付之牛马的劳作，在屈辱的环境中苟且偷生，不知今夕是何年？1968至1971年间，钱伟长被下放到北京特种钢厂炼钢车间劳动锻炼。虽然接触到纯朴的工人，也遭遇到热衷于革命的领导阶级分子的耻笑、挖苦、戏弄、和菲薄。

    也就在这个时期，北京的红卫兵搞了一个恶作剧，出了一组高小的复杂的算术四则运算题。让几个初中、高小毕业的青工与钱三强、钱伟长、茅以升等反动学术权威一起参加测试。结果，这些精于钻研高精尖力学、量子力学、地球物理、桥梁建造的专家由于久已不接触儿时的算术运算，荒芜了这一部分知识，反而比青工考试成绩差。这下就大有文章可做了。《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报道这则消息，并发表评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一时间，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都成了最愚蠢的人，遭到彻底的批判。而那些仅有部分专业实践经验，既不能进行宏观世界的探索，又不能进行微观世界的研究，目不识丁，或仅有高小、初中文化水准的工农，倒成了这个世界最聪明的人。似乎中国仅需要依靠这些不知尖端科学为何物的阶层，就可以自然地实现现代化。仍然依靠大刀长矛步入世界强国之林。或者如林彪所言：宁要红旗猎猎，东风劲吹；不要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要什么科学技术，要什么生产力的发展！从秦始皇时代的二牛抬杠一直抬到二十世纪中叶，进而发展为人拉犁，农业机械化的前景在哪里？计算机、流线型火车、高速公路、彩色电视、数码通讯，这些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标志在哪里？眼看就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了，我们重工业的基础，还是五十年代苏联援建的规模和水平。这就能赶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使中华民族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现实。一切斗争、凌辱，钱伟长们都忍受过来了。他虽然心里并不认可这一不伦不类的比赛，不屑于辩解也不能辩解。但这一人格的侮辱，对他心灵的伤害，尤甚于批斗，并将会使他铭记终生，直至带进坟墓。除非他没有做人的尊严和自信。

    粉碎“四人帮”后，钱伟长回到了历史的前台，荣膺上海大学校长，致力于教育。1984年就主张“我们必须实行开放式的办学”，强调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培养专业适应面广，基础扎实的新一代大学生和致力于专业研究的研究生。虽然，仍然参加世界顶级科学交流，与闻高端科学。但他已经66岁高龄了，人生最可宝贵的创造年华被毁灭了，剩下的仅仅是政治上的荣誉，20年前的资本，在力学研究上，却真正止步了。这就是这个年月，出不了真正的大师，出不了世界一流大学，一流人才的原因之一。钱学森的临终希望，实际是这一悲哀现实的一个测面反映。

    我们的青春不就这样被毁灭？即使成功者，不靠着门第，背景，实际也其实是一事无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