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茹服装设计工作室:爱恨情仇皆成空 ——读金庸小说看其儒道佛思想的转变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先生将其生平最得意的14部力作之名的首字，连缀成这气势雄浑的两句绝对。也正是这14部作品，奠定了金庸先生新派武侠小说宗师，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的地位。1994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一书出版，将金庸先生列为小说家第四名，同年，金庸先生还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称号。

从获诺贝尔奖的教授到贩夫走卒，从高级白领到普通学生，极少有人会不知道金庸的大名。这位已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品流传甚广乃至海外。然而，这位家喻户晓的大师在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的同时，也引来越来越多的争议，有肯定、有赞美、有贬斥，也有辞严厉色的讽刺与攻击。但是，不论表扬也好，批评也罢，金庸小说何以凌驾于其它同类小说之上，而备受大众喜爱呢？势必有它的独到之处！对此，严家炎先生曾作过这样的评价：“金庸小说的好处，在于不但想象构思出许多大胆离奇、曲折的情节，而且使这些情节比较合乎情理，看起来很有根据，让丰富的想象和尽可能完美的情理结合起来。”①

中国的武侠小说诞生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作为封闭的农业社会的产物,众多武侠小说在褒扬侠义精神的同时,也留下了诸如热衷仕途、嫉仇嗜杀、迷信果报乃至奴才意识之类特殊印记。五十年代出现的梁羽生、金庸、古龙等新派武侠小说家们，运用西方近代文学和中国五四新文学的经验，在保持武侠小说传统型范的同时，通过自己的艺术笔墨，体现出现代人应有的时代意识，成功地实现了武侠小说从思想到艺术的多方面革新，使作品呈现出许多崭新的质素。金庸作品尤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②

由于作者对现代社会中人类的焦虑心理有着深刻的体悟，他通过引人入胜的情节安排，描绘了江湖社会的芜杂和混乱，反衬了现代社会的荒谬和惶惑，把通俗和哲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因此，作品深入地契合了现代人的内疚浮躁、焦虑、欲望和仇恨情绪，并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人们可以在阅读中感受现象的迷宫，寻根究源，洞幽烛微，在神秘的梦幻下漫游，从而获得一种巨大的享受，使人们的心灵在种种“乌托邦式的欲望”中忘却现实生活的困厄、思想的迷惘、心理的曲折隐痛，从而获得假象的精神独立。这种令人暂时忘却现实的功能满足了现代社会大众的消费口味和精神需要。③其中，儒、道、佛思想的融入，使得金庸小说具有了深刻的文化底蕴，成为金庸小说能够超越众多同类小说的根本原因。

金庸自己也曾说过：“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能够多少有一点哲理或个人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④金庸正是这样将自己的人生观折射到他的作品中，幻化出一个个绚丽多姿、动人心魄的英雄悲喜剧。纵观金庸这14部作品，我们从中可以发现，金庸先生的人生观发生了一个转变，实现了一个由儒家的济世救人到道家的悄然归隐，再到佛家的无色无相、无欲无求的转变过程。

众所周知，金庸其实本名为查良镛，是浙江海宁查家的后代。明清时代数百年间，海宁查家人才辈出，是当时的名门旺族，可非一般的泛泛之辈。金庸的先祖查慎行，是查家最有名的人物。他是清代著名诗人，留有《敬业堂诗集》50卷，赵翼、纪晓岚评价他的诗可与陆游并驾齐驱，互有长短。金庸的祖父查文清是光绪丙戌年进士，在江苏做过知县。任职期间清正廉明，尤富民族气节，对于洋教士欺压中国百姓敢于仗义干涉，因此辞官。数百年来，海宁查家几经风雨，早已不如当年显贵，然而查家的人物不仅博学多才，而且重气节、正直刚烈。这种传统在金庸日后的小说中，有着透彻的体现。同时，金庸作品中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那种关注民族、国家命运的热心，似乎也与他先人的精神一脉相承。

一、        悲天悯人、济世救国的儒家侠客

1995年，金庸创作了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一经发表便引起轰动，

此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书剑恩仇录》，亦称《书剑江山》，从名字上看就儒气十足，其主人公更是十足的儒生气质。秀才造反，十年难成；秀才恋爱，误人误己！虽然书中提到了道家的《庄子》，陈家洛甚至看了《庄子》后悟出真理，达到武功的最高境界，但仅是从儒生的角度欣赏其神思华美虚灵飘渺而已。陈家洛就是当年金庸的写照。1950年，金庸应邀北上赴京，到外交部求职不成，失望而归，并因此婚姻破裂。不久，其父查枢卿又被作为“反动地主”在家乡受到镇压。其时，正当而立之年的金庸，满腔抱负难以实现，又接二连三地遭受沉重的打击，于是便有了壮志难酬、郁结于心的陈家洛。翩翩少年郎胸怀济世救民的伟大抱负，想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却又要紧守“忠君爱兄”这一儒家最基本的道德规范。理想与道德之间的巨大矛盾，促使他最后一边与香香公主你侬我侬、难舍难分，一边又争着抢着把她送给乾隆，大施美人计。而受骗后，失意离去，一副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无奈的潇洒。这正是知识份子造反失败的原因，总是将希望寄托于统治阶级。其后的《碧血剑》、《雪山飞狐》等，到《射雕英雄传》之前，金庸的小说都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完成了从小儒到大儒的转变。从文才飞扬的小儒生，到近乎文盲的郭大侠客，其间小说的主题已开始探讨“家与国如何取舍”诸如此类更深层次的问题。

郭靖则是金庸塑造的儒侠典型。他成长于蒙古大漠，在大漠朴实憨厚的民风民俗，以及以郭母为代表的中下层人民对儒家文化最本能的信仰的教育下，郭靖成为了一个符合儒家标准的“仁之大侠”。他的身世非常符合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观念，而他的性格朴拙鲁钝，也符合孔子“木讷近仁”的论断，由一个只知练武复仇与孝敬慈母的楞头小子，逐步成长为一个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仁义大侠。在儒家的文化领域内，家与国之间同构同质，没有天然的鸿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文化现象。国即是家，家即是国，人们要把用于家的感情用于国，必要时要为国献身。如何正确取舍“家”“国”，已然成为儒家传统文化判断个人人生价值的重要标准。在《神雕侠侣》中，郭靖的女儿郭襄被金轮法王抓住绑在高台木柱上，逼郭靖就范。郭靖答到：“鞑子若非惧我，何需跟我小女儿为难？鞑子既然惧我，郭靖有为之身，岂肯轻易就死？”又对郭襄说：“襄儿听着，你是大宋好女儿，慷慨就义，不用害怕。爹娘今日救你不得，日后定要杀了这万恶奸僧，为你报仇。”⑤这样的英雄气概，不得不叫人敬服。

此时的金庸小说已然超越了其它同类武侠小说，但因此时的金庸还是一个较为纯粹的儒者，因此这个时期的作品仍有一些缺陷：一、作品包含的主题充斥着较多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忠义思想；二、虽已开始反思传统武侠小说中的“快意恩仇”，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却远不够深刻；三、人物严格的规范在儒家的道德价值标准中，显得束手束脚，没有非常鲜明的个性。

郭靖忠君爱国、舍己为人的仁义情怀，固然让人肃然起敬，可郭大侠心中却总抱着“大好河山乃我汉人之江山，须逐尽鞑子”、“成吉思汗再有雄才大略，还是远比昏庸无能、只贪享乐、不顾百姓死活的赵宋皇帝可恶”等观念，这种狭隘的民族观和一昧愚忠的思想，简直是岳飞再现。在《射雕英雄传》中，郭靖得岳飞之《武穆遗书》后，用兵入神，由此也可以看出，作者是有意为之。

虽然《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二书充斥着大量的仇杀、战争的惨烈画面，但作者对此已开始批评和反思。郭大侠怀着家国双重悲痛对完颜洪烈完成了复仇，后来却引出了一场思想危机：他“一想‘复仇’二字，花刺子模屠城的惨状立即涌上心头，自忖父仇虽复，却害死了这许多无辜百姓，心下如何能安？看来这报仇的事，未必就是对了。”甚至一度对武学产生了怀疑。在华山第二次论剑之始，恨自己用武伤人，曾一度拒绝使用武功。杨过处心积虑地要为父报仇，却一次又一次被郭靖夫妇“国事为先”的精神所感动，深责“自己念念不忘父仇私怨”，后来知道了父亲的为人和死因，更是惭愧无地，彻底放弃了复仇的念头。⑥然而，作者虽对“快意恩仇”也有所批判，但对赵宋王朝的昏庸腐败的统治只略加批评，蜻蜓点水，批判力度不够。

这一时期，金庸小说的主人公也一律是地地道道的儒生、儒侠，严守三纲五常，受世俗道德的拘束，不够洒脱。如《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他对颇具雄才大略的巾帼英雄霍青桐的态度若即若离，将她作为一个具有野性的情人来对待，表现出强烈的占有欲。在苦等阶段，只知胡乱猜忌妒忌，却始终不肯放下文人的架子大胆追求。在《神雕侠侣》中，杨过要娶师父小龙女为妻，郭靖百般阻挠，为了“挽救过儿的名声，就算打死了他也再所不惜”。因为徒弟娶师父这种乱伦行为严重违反儒家的纲常伦理，为世俗所不容。因此，此时的英雄们是“戴着镣铐跳舞”，个性魅力还有所欠缺。

二、无拘无束、潇洒自如的道家高人

《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则是一个转折点，金庸由此开始由儒入道，到后面的《笑傲江湖》、《倚天屠龙记》，书中的主人公宛然成了无拘无束、潇洒自如的道家高人。

《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二书均以《九阴真经》为主线索。道家崇尚阴柔之道，九为极数。故《九阴真经》为至阴之道，道家之学也。《九阴真经》起句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此句出自《道德经》第七十七章《天道》章，《九阴真经》即可能指《道德经》。金庸由此由儒入道，但此时道学气息还不浓重。

到《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书中的道学气息已表现的非常明显。在《倚天屠龙记》的开头，提到郭靖夫妇双双战死襄阳城，几次死守襄阳，无奈还是城破兵败，赵宋灭，大元起，天命所然，人力难以违抗。金庸写此书时正值1957年，中国漫漫大地浮夸风漫天刮起，阶级斗争愈演愈烈，有志有识之士遭到排挤，许多知识份子更是惨遭迫害。到1967年写《笑傲江湖》时，“文化大革命”这场红色风暴席卷中国，阶级斗争异常尖锐，浮夸风、个人崇拜、对知识份子的迫害更加疯狂，弄得上下人心惶惶。在小说中作者对此也有反映。日月神教教主东方不败篡位夺权、迫害教众、残害忠义之士，逼迫教众开口闭口“文臣武德”、“洪福齐天”、“日月光照”的颂扬，不就是当时林彪、“四人帮”的恶行的写照吗？在这种乱世中，像郭靖这样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大侠单凭个人力量是扭转不了局面的，足见此时金庸对儒家彻底灰心失望，开始用道家冲淡恬静的“无为”思想来改造他的主人公，于是便有了漠视礼法、悄然遁世的“神雕大侠”杨过，慈悲为怀、全身而退的明教教主张无忌，无拘无束、退隐江湖的“五岳盟主”令狐冲。道家进则救济苍生，退则独善其身、自在无为的生活态度抚慰了金庸受伤的心灵。

道家思想对金庸小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小说人物生活态度的旷达超脱、适性得意。《倚天屠龙记》中武当派掌门人张三丰，无疑是金庸小说中最突出的道士形象。他清虚自守、圆融无碍，慈悲为怀而又不是遗世独立。他的个性随和、宽容、开朗、大度、幽默、机智，呈现出大家风范，金庸写出了他作为武学宗师的大气。在《神雕侠侣》的结尾处，他虽然是少林小厮，但气度不凡已初露端倪。到了《倚天屠龙记》中，他的师父觉远死后，逃出少林的他终不愿寄人篱下而要自强自立的选择，更进一步奠定了他大宗师的形象基础。到武当山后，修炼多年，“仰观流云，俯视流水，哈哈一笑，终于悟出一门特异武功的奥妙”。他清明澄澈的智慧和静穆高大的人格会赢得人们的恒久思慕。作为道家文化象征的老顽童周伯通，晚年练成了“左右互搏术”和“空明掌法”。飞扬佻达的杨过在经历了人事惨变之后，悟出了“黯然销魂掌法”。与其说这是武功，倒不如说是人的心灵情感的外向宣泄，是人们生命的外化形式。在这里，“武功与人的生命相互融透，武功也就因此升入了文化本体”。在道家之侠而言，人性属于自然，循自然之道，率性而为，才能真正实现自我的个性自由与人格自主。⑦

与前一时期的小说相比，这一时期的金庸小说有较大突破。

首先，作者进一步的否定和批判了血腥的仇杀。在《倚天屠龙记》中，作者刻画了成昆这个复仇狂的形象，其阴险毒辣的恶行让人发指。他与师妹（明教教主阳顶天之妻）在明教秘道幽会，被阳顶天发觉，累得阳顶天练功走火入魔而亡，阳妻也因羞愧殉夫而死。错本在他，他却将怨毒发泄到明教身上，数十年间耍尽阴谋要覆灭明教，挑起武林间的血雨腥风。更有《笑傲江湖》中的林平之，为复家仇不惜自宫练《葵花宝典》，不但把和仇敌有瓜葛的人一概杀死，而且像猫戏老鼠那样戏弄青城派掌门人余沧海以达到复仇的快意，将处于危险中的妻子岳灵珊置之不理,最后为向岳不群父女复仇,竟杀死了深爱他的妻子。作者在描述这两个人物时,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鄙夷厌恶之情。“冤冤相报何时了”，这样只能将仇恨越积越深，一个人若只将复仇作为生存的唯一目标，不但会变得残忍凶暴、毫无理智，且下场也必定悲惨、枉自为人！于是，作者刻画了慈悲为怀、以德报怨的张无忌。在光明顶上，为了化解明教与六大门派之间的恩怨，他没有凭借神功向逼死父母的六大门派复仇，有负母亲遗愿。为了平息武林浩劫，甘愿自己身受重伤，这样慈悲宽广的胸襟叫人叹服。

其次，此时的金庸大大加深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力度。前面已经提及，作者对日月神教东方不败、杨莲亭等人恶行的描写，实是对文革时期林彪、“四人帮”一伙胡作非为的辛辣讽刺和批判。此外，作者还力在冲破狭隘的民族主义，避免抽象谈论武林人物的正与邪，避免悬空讨论人性的好与坏。

对于江湖上正与邪、侠义道与黑道、名门正派与魔教之间的区别，金庸避免了传统武侠小说采取的黑白分明的简单二分法。描写人物时，打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在他的笔下，像蓝凤凰、任盈盈这样至情至性的苗家女子，远比岳不群、左冷禅这样虚伪阴毒的汉人伪君子要可爱的多。正如《倚天屠龙记》中张三丰所说：“这正邪两字，原本难分。正派弟子若是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

与此同时，作者也避免悬空讨论人性的好与坏。他认为，地位不同，完全可以使人的思想发生变化，权力对人有很强的腐蚀作用，好人一旦走到当权的重要位置，也有可能走向腐化。任我行刚从东方不败的监狱中逃出来时，对东方不败搞个人迷信的一套非常生气。但当他在别人的帮助下杀了东方不败，重新当上教主后，又觉得东方不败定下的这套规矩挺有意思，足以维护教主的尊严，也就沿袭下去，不再废止。而且越到后来，野心越大。无怪乎令狐冲远远望着教主的座位，心里忽然想到：“坐在这位子上的，是任我行还是东方不败，却有什么分别？”《倚天屠龙记》中的周芷若，原本是个单纯的姑娘，但在灭绝师太逼她发誓并且真的让她当了蛾嵋派掌门人之后，她就逐渐发生变化，开始自觉追逐权势，昧着良心做坏事，后来野心更是越来越大，竟要做武功天下第一的“武林霸主”。金庸提出的“权力产生腐败”的问题，实在非常尖锐，也非常深刻。他写的是人性的普遍弱点，虽然理论上没有答案，但不言而喻，实际上已经把必须建立监督制度以防范领导者腐败的问题点了出来。这也说明，金庸武侠小说在思想内容上确实能给人有益的启示。⑧

此外，小说的主人公也已挣脱出儒家道德规范的束缚，变得逍遥自在、旷达闲适。如《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他生来就是自由自在，无论遇到什么险境，甚至命在旦夕，也依然放浪形骸，我行我素。这份放荡不羁的潇洒气派，连金庸先生自己都为之神往。

道家无拘无束的那份逍遥固然让人倾倒，然而身在世俗中的热血赤子在国难当头之际，是否真能心中清明、抚琴酌酒、隐世而居呢？金庸不能，所以他转而反思人性，反思社会现实，用慈悲心关照人世，转而入佛，大彻大悟。

三、大慈大悲、大彻大悟的佛家智者

从《倚天屠龙记》开始，金庸已呈现出入佛的倾向。《倚天屠龙记》之主线为《九阳真经》，即指至刚至阳之学。《九阳真经》是写在梵文《楞伽经》夹缝中，实际上即指《楞伽经》。禅宗有云：“楞伽印心”，是禅宗的根本经典。从初祖达摩到五祖弘忍之前均以此经为主修经典，至五祖之后才改为《金刚经》，即指能断金刚之无坚不摧，大智超度彼岸之经，亦合《九阳真经》之名。

接下来的几部作品，金庸开始反思人性，《连城决》反思人性之丑恶；《白马啸西风》反思人性之纯良及民族主义等人类鸿沟对人性的伤害；《鸳鸯刀》反思仁义，看似退步，实则以退为进。此三作之主人公均没有恢宏确定的历史背景，更近于纯真自然。

其后的《天龙八部》更是一部佛光普照的作品，“天龙八部”之名，即指苦海中的众生百态。此作不仅介绍了禅宗史上著名的“拈花微笑”的公案，而且将《金刚经》中有名的四句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雾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刻在少林寺菩提院的铜镜上。而书中人物的命运似乎都未能逃脱出这几句偈语。

萧峰起初自恃是堂堂汉人，却不料自己本是契丹胡种；自认为言而有信，立誓不杀一个汉人，聚闲庄上却一杀数十；自认为明辨是非，小镜湖畔却亲手误杀阿朱；自认重孝尊师，但得知杀义父母和师父的竟是亲生父亲，又能如何？当最后剩下的一个古人最重视的“忠”字，也因不得不胁迫辽帝而告毁灭，只有自杀。

一向颇重视大理段氏嫡系子孙身份，又笃信圣人之言的段誉，最后才发现自己是大违圣人教诲的野种。

一心向佛忠厚老实的虚竹，原来是少林方丈与天下第二恶人私通所生。他以前认为与佛有缘的香疤，也成为他生来就是佛门叛逆者的证据。

阿朱的易容术自认为可以瞒过任何人，而被马夫人识破；阿紫自认为可以骗过任何人，却被穆贵妃反骗，二人也最终直接或间接被自己最自负的本领所害。

世界上有人恃地位，有人恃技术，有人恃关系，有人恃金钱，有人恃容貌，有人恃仙佛。老子说：“道可道，非恒道。”其实，世间的事物又有什么是永恒的呢？又有什么能够永远至高无上的呢？又有什么是真正被认为可以凭借来永远高人一等的呢？“一切皆虚妄”，不是因为事物本身就一定是虚妄的，而是因为成为人们所恃才成为虚妄。

萧峰的一生固然是个被命运所戏弄的悲剧，然而他生性豪迈粗犷、敢作敢为，却又不乏精明干练，有勇有谋，对朋友肝胆相照，对仇人恨之入骨，一生虽杀人数十，可是为了换取宋辽二国数十年的和平，为了挽救天下苍生，甘愿舍生取义，大慈大悲，是金庸塑造得最理想的英雄形象。

此时的金庸已完全超脱了民族主义、忠义、情爱、善恶等狭隘思维。萧峰、《鹿鼎记》中的康熙虽都“非我族类”，但一个大仁大义，一个雄才大略。作为一个帝皇，康熙平三藩、收复台湾、平息边疆战乱，在他的统治下人人得享太平、安居乐业，又何必在乎汉人、满人之分？他们才是真豪杰，真英雄！

金庸用其慈悲法眼观照众生百态，感于文革之乱，参照中国数千年的政治历史，反思人性在历史大潮中挣扎的无奈与辛酸。其后的《侠客行》，主题即是无我。狗杂种是最快乐的人，因他无欲、无名、无利、无我，只是其中偶尔有亲情，爱情时而还有一些愁绪。菩萨说：“心无挂碍则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磐”。

最后的《鹿鼎记》则近于无色无相，众人指鹿为马，不伦不类，主人公韦小宝更是一反传统武侠英雄的形象。他不但出身卑下，为妓女与人私通所生，不知其父为谁，且从小尝尽世间冷暖，极富生存本领。虽不学无术，但凭借吹牛拍马之功竟能步步高升，且头脑灵活，随机应变，游刃有余地周旋于正邪、黑白两道；虽相貌平凡，无才无能，油嘴滑舌，却仍能博得美人芳心，让人又羡又妒。书中对官场、人心作了极为深刻的剖析，把官场的黑暗复杂、人心的陷恶叵测描绘得淋漓尽致，任何作品都有所不及，让人看之心惊，胸中感慨万千。《鹿鼎记》一书一毕，金庸则宣布就此封笔，自言黔驴技穷，实为老子所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曾有人说金庸是恶佛的，书中的和尚不清修佛法，心中反而多有暴戾之色、名利之念。《倚天屠龙记》中的少林众僧更是为了一把屠龙刀，为争武林霸主而卷入江湖是非，有违出家人四大皆空的本性。其实不然。金庸是十分欣赏佛法中的大智慧的。只是红尘纷乱，又有谁真能勘破生死、名利、是非，登入大化之境呢？

金庸是一个神话，小说中离奇的古墓、荒漠，闯荡江湖的传奇经历，至死不渝的爱情，满足了我们内心隐藏已久的冲动与渴望。红身滚滚，世俗的烦恼与伤痛太多，身不由己的遗憾太多。为了生存，我们可能放弃曾经纯真而美好的信仰，在现实的磨砺中迷失了自我；或因自己太过平庸、胆气不足，不能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物，而金庸的小说给了我们圆梦的机会。

小说中的人物有血有肉，性格多变，决不像以往武侠小说人物个性的单一乏味。大侠也有常人所有的缺点，恶人也有偶尔发自内心的良善。《神雕侠侣》中的“赤练仙子”李莫愁，花容月貌，却心狠手辣。只因自己心爱的男子有负于她，受到极大刺激，就愤而要杀情敌全家，成为杀人如麻的女魔头。只有一次，当她抢过婴儿郭襄时，才流露出一点母性，用平时杀人的拂尘为她赶蚊子。她在凄厉哀婉的“问世间，情是何物”的歌声中出场，又在烈火中唱着元好问这首《迈陂塘》死去，既令人颤栗，又令人哀怜悲悯，给后人留下深刻印象。

况且，儒道佛思想的融入，使金庸小说远离肤浅，变得深刻。读其小说，使人如痴如狂，又叫人深刻反思，参悟生死功名。纷杂混乱的武林世界又何尝不是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的写照呢？爱恨情仇、功名利禄，至人死之时，无不转眼成空。人生屈指数十载，不如以宽大平淡的胸怀对待事物，这样也许我们可以生活得快乐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