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监会ipo批文:岳健勇：中国为何需要反思自由贸易(2)

　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困境在于，如果不能迅速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中国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除了在国际自由贸易和人民币升值之间做出选择外，已没有多少回旋余地。而人民币无论升值与否，都将对严重缺乏创新能力、已濒于绝境的中国制造业构成致命打击。

　　当然，如果依然恪守自由主义的思维逻辑，坚信全球化是中国实现富国强兵的不二法门，那么，化解汇率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对中国经济实行更加彻底的自由化，如进一步扩大对外资开放的领域，尤其是在美国严重关注的自主创新政策上向美国做出重大让步，以换取美国不对中国产品采取全面的保护主义措施。但是，这样的“解困”之道势必把中国的现代化前途置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结语：“权力转移”的新途径

　　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阻止任何新兴国家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美国对中国采取战略遏制态势，绝非要把中国重新推回到“愤怒的孤立”状态，而是为其进一步的融合政策增加保险。美国深知，经济上高度依赖外资和出口的中国经济极其脆弱，很难承受放弃搭便车和“负责任大国”的经济和政治代价。真正令美国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感到不安的，是中国探寻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外的新的发展模式，最终实现自主发展，并成为全世界的楷模。

　　中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困境，仅仅是中国在全球化中发展困境的一个缩影。中国模式是以社会不公为起点，以过度透支生态和资源以及牺牲自主发展为代价，依赖外资和出口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依附发展模式。这一畸形发展模式不仅难以带来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真正的经济现代化，也难以给中国带来持久的国际和平，因而也无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效仿。当前中国发展困境的根本症结在于，制度性内需不足不可能为中国的自主发展和工业化提供动力，而对自由贸易的迷信和依赖只会令中国深陷全球化陷阱而最终难以自拔。

　　因此，要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摆脱依附发展，重新迈向自主振兴的现代化正途，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并调整发展战略，以真正实现人民主权，使发展真正体现人的尊严，促进中国人民的福祉。惟有如此，才有可能克服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内需不足的“制度瓶颈”以及现代化实现路径上的思维误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从出口依赖的“低端之路”到内需主导的“创新型国家”的根本转变。

　　当前国内外人士在看待中国发展问题时几乎一致指向中国的政治体制，似乎以为政治改革就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全部，然而，他们对造成中国发展困境（依附发展）的国际制度因素（自由主义全球化）却鲜有深入的分析和批判 。这一共识性看法所隐含的假设前提其实就是对中国深度全球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同。笔者以为，政治体制改革仅仅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或者说它充其量是为中国摆脱发展困境提供了可能性和基础条件。中国的依附发展以及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所遭遇的巨大困难，已经充分暴露出全球化对中国工业化的制度性遏制；既然全球化遏制了中国的工业化，那么，如果依然寄希望于通过全球化来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则是本末倒置，缘木求鱼。因此，要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则必须在推进政治改革的同时凝聚新的发展共识，为此不可避免地需要对造成中国发展困境的外部因素，即自由主义全球化重新加以审视和全面反思。

　　从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以及中国依附发展的现实中不难看出，“浅度全球化”（shallow integration）与内需主导相结合的发展战略，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以及在自主发展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大国崛起”和“权力转移”的唯一可行的现代化选择。毫无疑问，新战略的确立和推行将因既往发展道路的选择而必然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也就是说，尽管新的发展战略并不意味着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彻底脱钩，但中国也将因在关键发展阶段与资本主义国际体系“部分脱钩”，在经济、政治和外交上付出重大代价。

　　问题在于，无论是调整发展战略，还是推行政治改革，都是中国的政治家无法回避、迟早要承担的历史使命，除非中国甘愿永远做一个二流国家。其实，风险和机遇并存，撇开难度相对较大的政治改革暂且不论，中国的大国地位本身就蕴含着降低风险的有利因素：一方面，中国现有的经济和市场规模足以支持自主发展，而大国规模本身就是中国在外交上纵横捭阖，领导发展中国家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最好的筹码。另一方面，通过灵活高超的外交，辅之以政治文明的进步所展示出的“软实力”，为中国自主发展争取到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是完全可能的。

　　（相关简介：岳健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限于篇幅，未保留原文注释，有需要的读者可向本刊索取。）

　　（刊于《领导者》总第38期（201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