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论文阳光总在风雨后:看张·爱玲画语·(二）

·看张·爱玲画语·(二）

谁的委屈
黄逸梵走了，孙用蕃来了，成为了爱玲的继母。爱玲深受刺激，为此怏怏不乐了许久。她像是不请自来的强盗，生生地挤入她和父亲之间紧密的空间。从此，多了一个“第三者”，多了一个敌人！
其实她比她难。从来后母难做，如同与人做妾，名不正而言不顺，如非必要谁愿为之呢？人心隔肚皮，做得好了，是你的本分，十分贤惠也落不到一分；做得不好，担个虐待的罪名，无端就有一干人等跳出来指责，主持正义，千夫所指无疾而死。胆小怕事的，众人口中夹着尾巴做人；略有些担当的，免不了势急强做虎，个个逼做了柳月娥。
她何尝不是提着一颗心，拎着胆子做人？父亲是孙宝琦，由民国外交部长一路走上总理的宝座，说到底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人情大过天，窘迫的时候，仗着张老脸，上海地界上也不能不卖点小面子。
这样一个人，因是庶出，姨太太所生，又因有一个难以启齿的癖好，二十三岁了也未许人，只得做了张家的填房。心比天高，身为低卑，她心里也未必就光明堂皇，喜悦明亮。人是命里蜉蝣，不过婉从而已。
但凡爱玲说她一点好，给她一些好脸色，也能让她欢喜。她心血来潮写的《后母的心》，也曾让她感激不尽。可爱玲偏偏是那样一个冷人儿，对人好也不宣诸于口，何况是与她虚与委蛇呢？其实她也想尽力做得好一些，想得也算细致。譬如知道爱玲的身材与自己差不多，就带了许多自己年轻时穿的衣服给爱玲。无论结果如何，她的本意是想和爱玲搞好关系。
从父母大人的角度，爱玲的确不算是一个乖巧讨人喜欢的女孩。她对她的怨恨并非针对她本人，而是对天下所有的继母。她在散文《天才梦》里坦然承认，对父亲再婚恨得咬牙切齿，甚至产生一种迫切的冲动：如果那个女人就在阳台上，一定要把她推下去，一了百了。这样的恶毒和憎恨，也难怪父母对她严苛的管教。而那样的管教，在那个时代似乎并不过分。
于她能做到这一步了，实则不易了！可惜她的好心用得不上道，受冷落责难是难免的。她忘了爱玲的身份家世。无论怎样没落了，也是正牌的千金小姐，又在洋派母亲的熏陶下长大，骨子里有一股清高的贵族气，如何稀罕你那几箱破衣服？其实何止对她，便是表舅亲友有好心，想着把衣服给她穿，爱玲也是不喜的，她曾经对姑姑抱怨道：“如何就轮到我被周济了？”
爱玲自有不食嗟来之食的傲骨。即使她不去周济人，也轮不到别人来周济她，否则周身难受。此时她正是青春少女时，爱美之心初萌，对容貌服饰在意比之前以后更甚。她所上的圣玛丽亚女校是上海最好的贵族学校之一，培养中国式的西洋淑女，校园里行走的都是全上海的天之娇女。满园绣带飘香，花枝招展，令桃羞杏让，燕妒莺惭。
继母给她旧衣服，爱玲穿在身上好比孙悟空进了八卦炉，周身上下没一个地方舒坦。因是旧的，要承他人的情本来就窝囊，何况是从孙用蕃身上脱下来，仿佛长了一双眼睛、一双手整日间盯着她，摩挲着她。爱玲算不得小心眼，却耿耿于那件黯红的薄棉袍，说它是“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这样的描述简直有些恶毒。
有一张照片，是爱铃和姑姑在阳台上的合影。女孩的脸上再也寻不回旧日踪迹——圆圆的脸，圆圆的笑容。年幼时面对镜头的自信全消失了。站在草地上，阳光满满，照不到她身上。苍白木讷让她看起比姑姑还要衰老。她身上的那件旗袍，直觉就是那件让她耿耿于怀的“碎牛肉颜色”黯红的薄棉袍。
那是心上的一个阴影，惟有等时间去照耀。
那应该是她在圣玛丽亚学校上学最黯淡的一段时光，当她穿着继母的旧衣服走在校园里，忍受了多少难堪的眼光。在全上海的天之娇女面前，手上光芒初绽的笔，也掩盖不了她的失落。那时她还不懂得安贫乐道，宠辱不惊。人本心里的虚荣，往往需要岁月来销蚀。
可以想像爱玲当时的委屈。一个宣称“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一个拿到第一笔稿费以后，给自己买口红的女孩，穿着继母的旧衣服，简直就是磨难。
到了美国，她给自己买了无数鲜艳却几乎不可能穿出去的衣服。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恋衣癖，另一方面，或许有宣泄自己曾经遭遇的委屈。
孙用蕃也是委屈的。这个名门闺秀，嫁给了张志沂，两个孩子父亲的没落王孙，已是屈就了，加上爱玲这个脾气古怪的女孩子，任何琐事都有可能激发成滔天巨浪。背地里受了多少委屈，流了多少泪，又有谁知？她一生并未有大恶，谦卑女儿心，翻些小风浪也成不了大害。任人说得她万般恶毒，也只是被红尘湮灭的平凡女子。黄逸梵活得精彩，张茂渊活得干净，爱玲活得轰烈，而她本分得很，和张志沂两个人一直到老。
春日迟迟,女心伤悲，她心底还是好女子。人心似水，乱世中，她能陪着他，一路走到老。这份坚定，已是不易，只可惜爱玲并不懂得。
姑姑语录
夜来读《全唐诗》，有“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的句子，震动良久。其实词句平易，略通古文的都可解得，但是意思深重，非情之所至，意不能有所动。
比之现在的文章，我更爱古文。因古人情意婉转清亮，“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抬眉举目之间心意尽知，自有一种风流尊重，比现在张口即来的“爱”啊“情”啊，来得珍重。
像“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说的虽也是男女之间一见倾心的感觉，但与现在常言的一见钟情又迥然有异。我们是一见钟情，再见倾心，三见如胶似漆，四见已是“只爱陌生人了”。
当然，古人非个个有情有义，今人也非个个薄情寡义。我看爱玲就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女子，无论对胡兰成，还是后来的赖雅，她都是这样的情深意切，仁至义尽。
因爱玲的缘故，偶然读到她姑姑张茂渊与李开弟的情事。一读之下，讷讷无言。因着和我想的张茂渊有不同，又相同，心底如石击静水，只是不住震动。我看她，是将她和爱玲合在一起看的，只当她是她的亲人，读了才发现是另一段传奇。她早年留学法国，回国后一直在洋行里做事，有一个时期还做过电台的播音。一直未嫁。她的一生是一段等待的传奇，一点也不比爱玲逊色。这样的发现就算是后知后觉，我也开心。
我一直觉得张茂渊是怪人，比爱玲还古怪，为人处事已经到了疏影横斜水清浅的地步。轻易不惹情牵，看上去冷漠孤傲。爱玲和胡兰成恋爱之时，她就不大赞同，因为胡是有妻室的。但爱玲说，她未往婚姻那上头想，此后她也就不再多说了。胡兰成来的时候，她在自己的房间里，既不客套也不迎送。她身上有西式的疏离尊重。
但她又的确是个重情义的人。有一段时间生活十分拮据，饶是这样她也没有嫌弃过爱玲，与她朝夕相伴，两人相依为命近十余年，待爱玲比女儿还亲。她亦是遇事可以商量，惟一可以帮着爱玲拿主意的家里人。黄逸梵长年在国外，她强似爱玲的母亲。
一九二五年，张茂渊和黄逸梵一起出国留洋，在从上海驶向英国的轮船上，邂逅了风度翩翩的李开弟。船颠簸得厉害，张茂渊不住地呕吐，黄逸梵此时也自顾不暇。李开弟是谦谦君子，一个有教养的男人。他端来热水，递上热毛巾，还冲了两杯龙井茶，主动照顾着两位一起同行的女士。
傍晚，张茂渊站在船头，观赏海景，忽觉得有人将一件衣服悄悄地披在她的肩上。张茂渊回眸一顾，这一眼注定滚滚红尘的半世情缘交缠。正是：春江水沉沉，上有双竹林，竹叶坏水色，郎亦坏人心。
后来爱玲在《姑姑语录》中提到的一方淡红色的披霞，就是两人的定情物，张茂渊一直珍藏身边。
她是清坚果决的人。算命人说她晚嫁，她也如同孔雀爱惜羽毛，不肯对凡鸟青睐有加。又是陌上游春赏花者，不轻落情缘与人。但若花落尘缘，如白素贞爱了许仙，那也只有一路相从到底了。
李开弟在和张茂渊不间断的交往中了解到她出身豪门望族，外公是李鸿章，父亲是张佩纶。在李开弟眼中，李鸿章是一个民族败类，签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张佩纶也决非英雄，“马尾之败”主帅难逃罪责，其狼狈逃窜的举止被李开弟视为懦夫行径。又听到其兄是个打吗啡、嫖妓的浪荡子。于是，李开弟在张茂渊面前绝口不提婚嫁之事。
其实稚女何辜？为何要她背负祖上和父兄的罪责，何况《马关条约》和“马尾之败”罪也不在其臣，而在其主其国，病如膏肓积弱难返。但就是这般清流之见，几乎误了张茂渊终身，就像后来爱玲因为和胡兰成的恋情被上海的文化小报视为文化汉奸。中国人视人和家族为整体，罪则连坐同诛，是思维定势，不似西方将人和人区别分开来看。
后来长时间的接触，李开弟渐渐了解她是女儿身男儿心，是一位新时代的独立女性，有女子婉转强韧的生命力和毅力。股票投资失败，万贯家财化为乌有，她也是淡淡的，没有死去活来。倒看得我这等财迷心惊肉跳。说她和爱玲锱铢必较其实是表象，内心里，这两人都是那样的心清心亮，视钱财为身外之物，洒然到让人敬慕。
爱玲毫不掩饰自己对姑姑个性的欣赏，她极力追随姑姑的生活方式——自己挣钱自己花，自己管自己，自由自在住在公寓里，清清静静，没有人事纠缠，过一种清洁爽利的生活。
有段时间，张茂渊在无线电台上报告新闻，诵读社论，每天工作半小时。她颇为感慨地说：“我每天说半个钟头没意思的话，可以拿到几万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说有意思的话，却拿不到一个钱。”后来，她也做过其他工作，和爱玲一样是独立自主的职业女性，而不是附在旧家老屋上晒太阳的藤蔓。
爱玲的少女时期到青年时期，都与她住在一起，两个人相处十年，她的人事处置方式，对爱玲深有影响。
等李开弟渐明佳人之心，却为时已晚——他已与他人结为夫妇。此后六十年，她隐忍退让了自己，只作为好友与他交往，从未越雷池半步，独身自好始终未嫁。她和他，都是善良的人，怎忍为自己的幸福而让别人痛苦？还是都藏了吧！
在《姑姑语录》的最后，爱玲写她叹了口气，说：“看着这块披霞，使人觉得生命没有意义。”哀怨，从纸上沁出来，让人掩卷心酸。我们或可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人生太短，世事无常，谁又敢说，六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
六十年是怎样漫漫无尽的时光，她一个女子是怎样熬过一个个无尽的长夜。长河渐落晓星沉，碧海青天夜夜心。这星轮转了几次，这心熬干了几颗？生命真的没有意义。
她与他结婚的时候，已是七十八岁，从婵娟“两鬓秋蝉翼,娩转双蛾远山色”的少女变成了“尘满面，鬓如霜，相顾无言泪千行”的老妪。
她为他等待太久，熬干了心血才换来暮年花开。
“我早知道你和李开弟是情投意合的一对，当初李开弟对你的出身抱有偏见，对你的个性也不甚了解，他是一个粗人，就断然拒绝了你的初恋，贸然和我恋爱并结婚了。真的，当初我一点也不知情，你把你的恋情暗藏在内心深处，我竟然一点没有察觉出来。等李开弟了解你的为人个性，了解你的坚韧不拔的恋情之后，我已经怀孕，和李开弟再也分不开了。李开弟苦恼过，悔恨过，内责过，但是一切的一切都晚了。……李开弟也是一位谦谦君子，你视我儿子为己出，李开弟视爱玲为己女，这一切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将不久于人世，我过世后，希望你能够和李开弟结为夫妇，以了结我一生的宿愿，否则我在九泉之下会死不瞑目。”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忍了许久的眼泪终于落下。这话，是李开弟发妻临死时所言。人之将死，其言殊善，是不可能骗人的。这话字字听来是血泪，是张茂渊一生的考语。她要付出多少才能让另一个女人心甘情愿说出这样的话。这世事永远是公平的，她的付出，即使她不说，亦有人看在心里。她那时光亦不可磨蚀的深重情义，终会被人记取。
似她这样的女子，比爱玲更出世三分。爱玲在她身边成长，如何能不受恩泽？爱玲有她，是一生之幸。
白乐天有诗云：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但似张茂渊这样情义坚如金石真是好，痴而慎。这样一个女人，我忍不住要写她。
影子男孩
一九三四年的某个周末，上海张公馆的大门打开了，在圣玛丽亚学校读书的爱玲坐着父亲的车回到家中。
又是月底周末，她紧簇着眉头，不只为要回来面对父亲和继母，也气恼刚才在车上家里的佣人投告弟弟张子静的种种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
“你在看什么？”一直憋着气要好好教训张子静的爱玲冷不丁凑到他跟前。
“连环画！很好看的。”张子静笑嘻嘻地抬起头。
“我都在看穆时英的《南北极》与巴金的《灭亡》了，你怎么还看这个……”爱玲很气愤，她觉得弟弟的品位大有纠正的必要。
“父亲让我出去找事做，我读书也无用。”高而瘦的张子静，穿着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回答完这句，就跑不见了，把爱玲气得干噎。
再翻开《对照记》，看到“张爱玲和她的童年”，一个男孩落入眼底。他就是儿时的张子静，小爱玲一岁的弟弟。他坐在姐姐爱玲的身边，抱着玩具。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下有清澈的眼神和不谙世事的笑容。
我读到的，看到的他总是怯怯的，好像笼罩在诸葛亮阴影下的刘禅一样，很少被正视，被关注。有爱玲这样一个才华惊世的姐姐，他从来都在她光芒的庇荫下，黯然站立着。爱玲谈苏青，谈炎樱，谈得朗朗落落，却对惟一的弟弟不及多言。他只是她言头笔下偶尔飘忽的影子。
中学时代的爱玲已有了自己的价值观，也希望弟弟成为自己期望的那种人。她总是那样霸道，小时候玩游戏，她要张子静听她调派，他不愿听，两个人就吵起来。有一次和家人去杭州玩，爱玲想到有好电影上映，立时要赶回上海来。没奈何，张子静只得陪着她回来，连看了两场，他喊头疼，爱玲却一点不在意，只说道：“要是赶不回来，我才难受呢？”他的忠厚，映衬了爱玲的任性。
童年的爱玲有张子静的陪伴是她的幸福。老天不放心她独自在那个阴霾的天空下活着，所以给了她一个弟弟。他们有相连的血缘，有共同的成长背景，一起经历年幼年少时家族的繁盛，也见证了它的没落。
父母剧烈争吵时，爱玲和他在阳台上静静地骑着小小的三轮车。两个人都不做声，他怯怯的，慌乱的，像小鹿一样受惊的眼神。爱玲想来多了一点倔意，一声不吭地看着晚春阳台上的绿竹帘子，满地密麻的阳光，想着心事。她与弟弟安静地相对，多少有些安慰。
两个人真的比一个人好。
长大了，爱玲被母亲拐送到学校里去。母亲为她推开了一扇窗，爱玲由此看到外面壮阔的世界，否则即使她天资颖悟，最终也不免走上女学生到少奶奶一条绝径。
而他却没有姐姐那么幸运，父亲躺在烟铺上对继母说：“连弄堂小学都苛捐杂税的，买手工纸那么贵。”这样轻描淡写的一句，决定了他的命运。
在后来的回忆文章里，他这样写道：“那时姊姊已进了黄氏小学，住在学校里。每逢假日，家里的司机会去接她回家。父亲仍然不让我去上学。我在家里更为孤单了。以前私塾先生上课，姊姊会问东问西，现在剩下我自己面对私塾先生，气氛很沉闷，我常打瞌睡。不然就假装生病，干脆不上课。”
我们看见一个寂寞的男孩，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外面的世界，满脸无助，让人心疼。即使长大了，他也一直处于被“欺压”的状态。没有人对他歉意，因为他聪明只是普通人的聪明，不够天资卓绝。他的被湮没，仿佛理所当然。即使姐姐爱玲，对他的歉意也不深。这让我想起自己评价胡兰成的四个字：“天性凉薄”。爱玲也是如此。
他的一生似乎都是被忽略的。世事不公，一些人注定天生光彩照人，历经坎坷仍旧会成为画里的绝胜风光，另一些人却只能模糊地存在，化作背景。同样的出生，竟是如此迥然相异的人生。比如爱玲，一个在读书时几乎自闭的怪人，被父亲“拘禁”了半年，逃了出来，成为一代名家，而张子静郁郁落落，孤独惨淡一生。《茉莉香片》里的传庆性情懦弱孤僻，接近变态的边缘，或许可看做是爱玲自己和弟弟个性的拼合。
一九三八年初，爱玲逃离了那个家，而他孤单地留在那里，战战兢兢地过日子。他被父亲打嘴巴，继母冷眼旁观，他却逆来顺受。看在眼里，爱玲深为他悲哀，觉得弟弟不懂反抗，或者已经忘记了反抗，只觉得“一阵寒冷的悲哀”。
他的心又何尝不是悲哀呢？“以前母亲回国来，我姊姊要去姑姑家看她，而我总是被父亲和后母拉住，不许去。我为此哭闹过很多次，他们还是不让我去。一九三八年初姊姊逃走后，我在家里很孤单，很想念她。”浅淡的几句，这个温厚的孩子，内心的伤感宣泄出来。
他也曾有过反抗。有一年的暑假，他和姐姐一样逃到了母亲家，带着他的篮球鞋。但是命运安排了他母亲说：“我的经济能力要供养你姊姊读大学已经很吃力了，你要回父亲的家，好好的读书。”
他和姐姐都哭了。但是最后还是他一个人回去了，带着他的篮球鞋。每次读到这里，我就觉得心痛。乱世中，人人自身难保，爱玲也无能为力。
我想，若是时光倒流，我必定去找张子静。在他哭泣着抱着他的篮球鞋奔跑在回家的路上时，站在他面前，对他说：“牵我的手，带你回家。”
逃家
爱玲的散文不够好，拉拉杂杂，博而不精。偶尔跳出两句精辟的话来，让人惊跳一下，也好比瞌睡沉沉地走在暮色渐浓的长街上，迎面走来一个窈窕美女，兴奋了一下后，随即又萎靡下去。这美女只是漂亮，比起她小说里那种活色生香知心会意的艳来，亦只是一般水平。
这大约是因女人要写好散文真的很难。容易写成小情小意，为人嗤鼻。爱玲也不例外。但对于爱玲的喜爱，自然而然对她描写衣食住行这些旁支末节的文字异常关注。比如《童言无忌》、《私语》，我是最喜欢的，看了又看。不仅因为物质思想严重，也因我一直相信透过生活的细节，才能窥测人心。
旧日的家庭空气里都充斥着腐蚀性。爱玲的父亲就是这样一点点的沉下去了，两个没有沉下去的人也都飘洋过海，去见另一番青天朗日了。
在《私语》里爱玲回忆自己童年的种种经历，哀而不伤地写了许多对她一生有影响的人——父亲，母亲，姑姑，弟弟，后母，老仆。还有那些被人视之为传奇谈资之事——父母离婚，姑姑与父亲姐弟决裂，自己和后母的冲突，被父亲毒打和拘禁，害了痢疾，病愈后逃家………其中对于逃家的前因后果和过程写得至为细致，甚为真切！
一个春日迟迟的午后，爱玲面对着正在吞云吐雾的父母，讲出了自己一直掩藏在心底的计划——她要出去留学。在这个家庭里，这是一个再敏感不过的问题了。他的父亲勃然大怒，一口咬定是她是受人唆使的。这恼怒来源于对她母亲的记恨，又借爱玲与继母的冲突爆发出来。
父亲虐打她，她不服，转念又想：“我心里一直很清楚，记起我母亲的话：‘万一他打你，不要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所以也没有想抵抗。”
这一段我看得黯然神伤，有切肤的痛感。想到我自己，母亲的脾气也非常暴躁，打我的时候亦是如此，寻常事且毫不留情。只是顶撞几句，也没有想过反抗，更不能和母亲对打对骂，因为实在不像个样子。有时候恼得狠了，就拿眼瞪住她，咬着嘴唇，一副任凭宰割的样子。然后，带着“泪湿罗巾梦不成”的凄楚躺在床上。长久如此，泪水已流干。后来，寻常之事，根本入不到心里。人渐渐麻木了。
这样的叛逆，似乎是所有同龄孩子的标志。过去如此，今天也是如此。她因此失去了自由，甚至连生病也不给请医生，只能“躺在床上看着秋天淡青的天，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一朝、哪一代……”体味着时间的苍凉和生命的暗淡。
但是，爱玲毕竟不是平凡女子，她逃了！
我吹一口气，拂开历史的尘烟，看见一九三八年隆冬的一个晚上，她预备逃了——是有预谋的逃——先向何干套口气打听了两个巡警换班的时间。那个冷风沉沉的黑夜，她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黑路上没有人，然后挨着墙一步一步摸到铁门边，拔出门闩，开了门，将望远镜放在牛奶箱上，闪身而去。
她是这样的小心翼翼，亦步亦惊！又是那样滑稽天真，还庆幸自己没有忘记和黄包车夫还价。真是一个小女子！她终于逃出那个死气沉沉阴冷潮湿的家了，并且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
坚强的爱玲，那段被拘禁的日子给她带来的创伤是何等地深重。后来被她化进了《半生缘》里，顾曼祯被拘禁、逃走的经历，隐约透视了她自己曾经的感觉和苦痛，虽然却也只是淡淡的。她不是那种习惯诉说悲伤的人，不是拿着自己的隐私哗众取宠的人。她的安然，注定了她能够安静地写作，写出经得起岁月沉淀的作品。她华丽而不浮躁。
且她是那样的果敢决绝，即使她母亲明白地说：跟了我，可是一个钱也没有。她想了想，仍决定和母亲在一起。她想像着母亲周身那种阳光丰盛的感觉，她喜欢她房间的轻柔气息。纵使后来母亲景况不佳，这个自小娇纵的大家小姐也没有一点怨言。她只是有时站在公寓的阳台上，看着那被高楼割裂成块条的天空，落寞地站着。微笑或者悲伤。有谁知？女儿心事。
爱玲不是一个快乐无忧的孩子，很早以前她快乐的色彩就不单纯了。她的冷静甚至让人觉得吃惊：“后来我想，在家里，尽管满眼看到的是银钱进出，也不是我的，将来也不一定轮得到我，最吃重的最后几年的求学年龄反倒被耽搁了。这样一想，立刻决定了。这样的出走没有一点慷慨激昂。我们这时代本来不是罗曼蒂克的。”
我也不是个快乐的女孩。即使有，也不是那种天真无邪，而是沉坠的快乐。爱玲能逃而我却不能。因经年被父母供养，没有经济能力，又有身体的束缚，亦不能果敢而无顾虑地说一句：“我立刻走。永远不再回来。”即使母亲用这样的话来刺痛我，我也只是冷冷地说：“我肯定不会走，我不会贸然地离家出走，而后再像流浪狗一样被人领回来。”
然后我走进房间，任凭哭泣。
母亲后来告诉我，她如此说，因为她知道我足够坚强。我笑了。她不知道我是如何熬过来的。那种即使她知道，也是无法体味的绝望。
我躺在床上整夜看着白色的天花板，像爱玲说的一样：“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四壁是森然的杀机。眼泪变得虚无，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想到过死，却熬过来了，无法放弃对人世的渴望。我发现了自己的冷静，只是身体和灵魂的割裂，无从逃避。从此激越地想要离开家。
真的有能力离开了，却又安静地走回来，安静地依偎在母亲身边，没有任何勉强。或许，我想要的就是离开的能力，有了这个过程，一切都变得圆满。
也记得有几个逃家的例子，都是一逃成名，逃得光彩夺目。譬如宋庆龄将被单打成绳索，爬出窗户逃出家，嫁给孙中山。是为伟大的爱情而私奔。
女人，往往是为了爱而逃离，有时候也为了自由。但大多数时候，不过是从此地逃到彼地，意义不大。
然而，爱玲的出走，也有她自己的安排。听听她的倾诉：“在前进的一方面我有海阔天空的计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这样心气高远的爱玲，即使没有后母的挑唆，即使没有被父亲责打，她终有一日还是要出去的。龙归东海，凤栖山林，她与父亲，是截然不同的。
逃家，隔了十几年的月光看去，是少女时期的终结。或者在很久以前，爱玲就已经回家了。
何处是家
看见很多交错晃动的身影了吗？模糊面容，隐隐耳语，在远方，等待你去追寻。灵魂是空旷原野，大而没有出路；疏离是旷野低树，江心月，安静原始地存在着。
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无法消除，即使面对的是母亲。越是亲近的人，越是不能饶恕。
多年前的她，与现在的我处境、心境一样。孤独的人，性格里有孤独的天分，敏锐的感觉在任何时代都是可以相通的。
父母离婚，她寂寞地上着中学，落落寡欢，有意无意将自己与人隔绝。一朵本应在阳光下烂漫开放的花朵，却在一种昏沉压抑的环境下渐渐萎落。稀薄的爱，让她感觉到窒息。
一九三六年爱玲的母亲回国，那时她尚未离开家。姑姑传话给她：你母亲回来是为了你的学业。之前爱玲曾对中学时惟一的朋友张如谨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离开家，去读大学。”
当我还是一个靠父母供养在家的孩子时，最大的愿望也是离开家。我也曾激越地相信，要生活在别处。我与她都是寂寞得需要倾诉，需要靠逃离去证明自己无助的人。
后来张如谨结婚了，爱玲在学校里惟一的朋友消失了。她在国中调查表的一栏里写道：“最恨，一个有才华的女子突然结了婚。”我们有理由相信，她说这样的话，大抵是因为孤独。
孤独是无人理会亦能自我繁衍的藤蔓，不挑剔任何生长的土壤。我们被紧紧缠绕，不得解脱。
她逃离了。以为离开了父亲的家就会有崭新甜蜜的生活，对于母亲则有太多美好的梦想。“纤灵的七巧板桌子，轻柔的颜色，有些我所不大明白的可爱的人来来去去。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切，不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的，都在这里了。”
亲昵，温暖，恩慈。温暖的粉红色的爱，如她自己所说，她始终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母亲的。小时候聚少离多，偶尔有两趟领她出去，穿过马路时，拉住她的手，有一种生疏的刺激感。
母亲满足了她心中对女人所有的幻想，这种幻想甚至偏离了一个孩子对母亲应有的期待。，母亲在她眼中成了“辽远而神秘”的贵妇人。
这真是不幸的事情。生活崭新却不温暖，像《倾城之恋》里流苏一样，爱玲不得不从自己对母亲的幻想中走出来。辛苦而尴尬。是的，她是贵夫人，不过依然在红尘中挣扎，一样的窘迫，一样有乖巧的脾气。窘境中，她为女儿的前途苦恼，更为爱玲屡次找她要零用钱而生气。生气时话语难免刻薄。
有些事爱玲没有白纸黑字写下来，但她懊恼屈辱的心境，多半可以想像得到。她说：“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毁了我的爱。”
因为身同感受，我对爱玲总是同情的。没有经济能力时，钱就是七寸，一击即中。一文钱逼死英雄汉。人生大部分时间充满这样的尴尬。
“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难。同时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仰脸向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因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这样的感触是年少时共有的。辛酸且凄楚。其中一些人被击倒了，有些人勉力站起来，让自己相信有一个别处存在着。而到了别处时，却发现它是一样辛苦贫瘠的，不过是大小方位不同。一样荒芜的土地，一样需要去耕种。当人站在那里，依然只能眺望，依然渴望着别处。
她的母亲又不是好的有耐心的农夫，撒下了本钱就要求有收获。她期望的爱玲是精明不外露，外表看上去温雅有礼的大家闺秀。高雅的举止，无懈可击的谈吐，以及足够的内涵修养，如同今天为人所称许的白领丽人。而这些恰恰都是那些以文字为天赋的女孩，原始生命所欠缺的。
写字的女人常常疏懒，生活马虎，房间紊乱，表情淡漠，若有所思。对生活的细节常常能够轻易捕捉到，却无法很好地去维护。简单来说，她们是发现者而不是缔造者。上天往往只肯给予人一种能力。
于是，彼此开始失望，她和母亲的裂痕加深了。这种分裂悄无声息，如同枝上开出的花朵，就要脱落了。爱玲大了，开始懂得自己的需要。她再也不是十几年前那个甜美无邪的小公主了，任凭她在上面涂上五颜六色。她不再温驯，身体里叛逆的种子开始发酵。她抗拒母亲要求她做的淑女，抗拒按照那些刻板教条的规则去生活。
于是，“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这样的冲突使她惘然，不由得留恋起缩在昔日繁华影子里的父亲的家。“怅惘自己黄金时代的遗失”，在她不少文章里有着情不自禁的流露。“因为现在的家于它的本身是细密完全的，而我只是在里面撞来撞去打碎东西，而真的家应当是合身的，随着我生长的，我想起我从前的家了。”
我相信，灵魂里有一种莫名的力量指引着她。她注定成为一个孤独的，有着坚硬外壳，温暖内核的女人，而不是一个小鸟依人的大小姐。这是命运为她个人的安排，也是为世界的安排。
母亲和姑姑都是新式人物，思想开明自然是好，但身上沾染了太多西式作风，对人有礼却冷淡。爱玲这棵树，从开始的时候，她们给她浇的水就叫疏离，培的土就叫孤独。
她后来写道：“我母亲动身到法国去，我在学校里住读，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度过，一点麻烦也没有，可是我知道她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
心真狠呀！冷漠和寂寞一样是可以传染的，何况是一个天性淡漠的人。最亲近的人如此，连带着自己也要硬朗起来。你哭，没有人疼惜你的眼泪。不狠又如何？贾宝玉那样一个婉转缠绵的人，听戏也兀自悟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胡兰成说：“爱玲从不牵仇惹恨。”其实不是，她只是在荒野里站着，站得久了，自己不晓得难过，仿佛混沌初开就是一个人在那里，本该如此。自然而决绝的姿态。
而在内心深处，她与杜拉斯一样，对于亲情的渴慕和失落，只能通过自己的小说一一描摹出来了。这种情绪跟随了她一生。
《倾城之恋》、《金锁记》、《花凋》、《第一炉香》、《心经》……我们看不到温情的虚妄，四壁是触目的凄凉。人与人之间的心机，你来我往的算计，到处都是绝望的不堪一击亲情和爱。
爱玲所以苍凉是因为她站在亲情的废墟上，而她骨子里难以排解的忧伤又不时让她惘然。当所有一切皆为过往，你所能拥有的只是自己和回忆。所以，我能理解她中年以后的离群索居，她的安然正是看透了人生，最后恰如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想要的，永远在手心之外。
入世 千秋万岁名 寂寞身后事
惘惘的威胁
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又到香港去了，船到的时候是深夜，而且下大雨。我狼狈的拎着箱子上山，管理宿舍的天主教尼僧，我又不敢惊醒她们，只得在黑漆漆的门洞子里过夜。（也不知为什么我要把自己刻划得这么可怜，她们何至于这样地苛待我。）风向一变，冷雨大点大点扫进来，我把一双脚直缩直缩，还是没处躲。忽然听见汽车喇叭响，来了阔客，一个施主太太带了女儿，才考进大学，以后要住读的。汽车夫砰砰拍门，宿舍里顿时灯火辉煌。我趁乱向里一钻，看见舍监，我像见晚娘似的，陪笑上前称了一声‘Sister’。她淡淡地点了点头，说：‘你也来了？’我也没有多寒暄，径自上楼，找到自己的房间，梦到这里为止。第二天我告诉姑姑，一面说，渐渐涨红了脸，满眼含泪；后来在电话上告诉一个朋友，又哭了；在一封信里提到这个梦，写到这里又哭了。简直可笑——我自从长大自立之后实在难得掉眼泪的。”
这是爱玲对于香港的记忆。清晰而隐晦。
一九三九年开始的港大读书时期，是她自由岁月的开始。
她有自己的计划，一心读书，发奋用功。她是个聪明的女孩，有自己的心计，“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甚至有一位先生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没给过他给我的分数”。她的聪明和努力也得到了回报，一连得了两个奖学金。于是她梦想着毕业能被送到英国去。
然后战争来了，将所有的计划都打破了，将所有的努力都化为了灰烬。“学校的文件记录统统烧掉，一点痕迹都没留下。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吧？”她有一种沉重的幻灭感。
爱玲将自己隐藏起来，窥视着，冷眼看着动荡岁月里上演的种种毁灭。
与今天年轻人印象中的战争不同，香港之战之初给予她的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像一个人坐在硬凳子上打瞌睡，虽然不舒服，而且没完没了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
她既没有彻底沉沦，也没有彻底觉悟，而以旁观者的姿态冷眼看着。这样的冷静在那个时代似乎是不恰当的。
但是，当真正的枪声、炮声响起的时候，她也感到切身剧烈的影响。战争的恐怖渗入她的骨子里，腾升起一种幻灭、虚无和绝望来。一切都变得模糊瑟缩，靠不住了。有一种“无牵无挂的空虚和绝望”。
“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的要求。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她呼号：“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许来不及了。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还枉谈什么未来？”
在那个短暂的岁月里，她目睹了人的自私与空虚，“去掉了一切浮华，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劈开生死路那样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
人生在仓皇中露出本来面目，爱也在灾乱时流露出真情来。乱世让人对生活多了一些珍惜。爱玲也多一些明了和爱意。
“这是乱世。”这个年轻的女子，人生虽然未有大的波折，却仿佛已经历经沧桑，有种种忧患涌在心头，一种惘然的失落感。
惘惘的威胁，我也常常能够感受到。虽不是乱世，亦无战争，何来威胁？却常常在梦中惊坐，看着窗外沉沉的夜空，心中陡然升起一种恐惧，仿佛头顶是无底的深渊。梦在脑际回旋着，有一种悠远的低唤从遥远处传来。暗夜会腾起对未来的忧虑。
生活仿佛是在这黑暗的甬道中行走，怀着一种爱琢磨而又胆怯的心。这是所有敏感人的心。这颗心在爱玲幼年时代就种下了。
两岁时，在天津古宅里，热热闹闹的新年。大年初一，爱玲预先嘱咐阿妈天明就叫自己起来看迎新年，谁知他们怕她熬夜辛苦了，想让她多睡一会。
第二天醒来时鞭炮已经放过了。“我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最后被拉了起来。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一切繁华都过去了。
至少还有你
“我妈妈是从家里逃走，才嫁给我爸爸。”
“喔！我母亲是嫁给我父亲以后才从家里逃走的！”
我愿意相信，在一九三九年，爱玲和炎樱这两个妙不可言的女子，是以这样妙不可言的对话，开始她们一生的友谊的。它兼具了古龙的机智和朱德庸的深刻，对那个破碎动乱、全盘崩袭的年代，是一种绝妙的嘲讽。
香港大学，夏日校园，樱花盛开如雨。爱玲和炎樱走在校园小路上。这自然是臆测，也不脱俗套，然而只觉得只有这样的画面，才配上爱玲为炎樱取的这个好名字。港大三年，爱玲独自一人，没有亲朋故旧，和同学之间更是隔了一道墙。她将自己放到玻璃罩里，惟一进这“私家领地”来的，只有炎樱，一个混合了不同血统的外国女子。
她和炎樱，如我与离离，是“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人，一生中会和很多人相遇，有些人只是为了擦身而过，有些人是等着一见如故。
一九四一年底，珍珠港事变，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港大停课。整日间都是日军飞机空袭，炮弹漫天飞舞，子弹密集如雨。爱玲和同学终日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躲避轰炸。稍不留神，就可能香魂难返故里。
一日，不见炎樱。爱玲和舍监急得到处找她。听有人说炎樱去城里看电影了，舍监咆哮如雷：“她不要命了吗？现在是什么世道？”
余音未了，爱玲听见漆黑的浴室里传来歌声，突然传来子弹打破玻璃的声音，歌声停下来。
“炎樱！”爱玲轻轻地叫一声，她刚刚松弛下来的心，马上又悬了起来。然后她听见舍监忍无可忍地吼叫：“你这个笨蛋！疯子！你给我从淋浴间里马上出来！”
只听见炎樱嚷道：“带着肥皂泡泡吗？”
站在舍监身边的爱玲低着头用力忍住笑，炎樱的满不不在乎仿佛是对于众人恐怖的一种嘲讽。
“炎樱，你去哪了？真是愣头愣脑胆大包天。”
“张爱，我上城看电影，五彩卡通很好看。你做什么了？”
“我还有什么可做的！不过缩在这里听机关枪的声音，‘忒啦啦啪啪’的，像雨打芭蕉，这会儿倒好了，不费劲等夏天过了再‘留得残荷听雨声’了。”
经过战争的震荡，人性的灰尘一一抖落，爱玲更是心似明镜，眼如冰雪。《烬余录》里爱玲冷眼看世人，已是毫不留情到森然的地步，惟独对炎樱她是真欢喜。爱玲极不擅交际，礼节往来尚可，斗角勾心就免了。她看炎樱如同赤子，天真喜悦到她不需设防，所以她愿意与她深交。
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底港大停课之前的校园生活，是爱玲最纯净自由的岁月。除了努力学习，争取考上伦敦大学之外，余事倒是不劳挂心的。偶有小愁，也没有牵肠挂肚的，更何况有炎樱这样的开心果、知己陪着。全然不像在圣玛丽亚女校那样受人歧视，以近乎自闭的方式孤独着。就连一直缠绕她的“旧衣服”心结，也因为连得了两个奖学金，狠狠做了些衣服而吐气扬眉略有疏解。
不过，我想爱玲多是不太怀念在港大的生活，此时她已经学会了冷眼旁观。我上学时老师也曾说过，你们会怀念大学无忧无虑时光的。可惜到了现在，能够继续保持联系的人却无几。
并非我薄情寡意，的确未曾有让我怀念的力量。大多数人眷恋的不过学校里人与人之间温馨的相处，因那实在不能伤筋动骨，和日后的惨烈比起来，真是单纯的快乐。
有了这种单纯的快乐，任何地方都是很可爱的。譬如爱玲和炎樱，在香港沦陷后，依然满街找寻冰淇淋和唇膏。撞进每一家食店去问可有冰淇淋。只要有一家答应说明天下午或许有，第二天就会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一盘昂贵的冰淇琳，里面却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天天上城买东西，名为买，其实不过是看看而已。“从那时候起我学会了怎样把买东西当作一件消遣。街上摆满了摊子，卖胭脂、西药、罐头牛羊肉，抢来的西装、绒线衫，蕾丝窗帘，雕花玻璃器皿，整匹的呢绒”。
乱世繁华，自有一番光华夺目。她和炎樱在一起更能体会到生的喜悦。
上帝说，他把男人和女人分成两半，找到了，才拼和成一个完整。
我觉得女人和女人，男人和男人之间也一样。要不然，人世情意何须分出亲情、爱情和友情呢？
她遇到她也是圆满。炎樱对爱玲，比起爱玲对炎樱更是重要。炎樱娇小圆润，是很讨喜的女孩。她人缘好，性格开朗，没有爱玲照样能活得很快乐。但爱玲如果不遇上炎樱，那就真是太孤独了。知己好友就好像一面镜子，反映出天性中最优美的部份。炎樱对于爱玲就是如此。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闲闲一笔，读来恰可为爱玲的心境做注解。“爱玲从来不牵愁惹恨，要就是大哭一场，她告诉我有过两回，一回是她十岁前后，为一个男人，但我记不得是爱玲讨厌他或喜欢他而失意，就大哭起来。又一回是在香港大学读书时，一年放暑假，仿佛是因炎樱没有等她就回上海家去了，她平时原不想家，这次却倒在床上大哭大喊的不可开交。”
我印象中爱玲至少哭过三次。除了前面胡兰成说过的两次，另外一次则与他有关。或者不知，或者不愿明言。两男一女，可见爱玲对炎樱真是看得重。第一次与胡兰成，第二次与赖雅，炎樱都是媒证。婚姻是一生大事，慎为珍重。爱玲视她已如亲人。
常听人说女人和女人之间难有真正的友情，只有男人之间才可高山流水知音相酬，心里着实不服。然而，看过了如胶似漆的女友，转身即说是非，或者因为琐碎小节反目成仇，也能体会到女人友情的脆弱，实在经不起谗言、误会和男人的颠簸。女人的敏感计较，常常会毁了看上去漂亮华丽的情感。
我自己也是怕了。看上去人缘宽阔，却是暗自谨慎，择女友如择男人，艰难而沉重。翻遍电话本找不到能够倾诉的人，找到了，电话接通，草草几句又挂断。各有各的忙，各有各的事，各有各的难。
真想有一个完全无须设防的好友，有相同的志趣，互补的性格。如果你不擅言辞，她可以代你说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她心甘情愿地维护你。即便过了许多年，她依旧像第一天认识你那样待你。
我需要！非常需要！然而，我们怎么寂寞成这样了呢？
爱玲去美国后，只和极少人保持联系，而当中多半是出版社、杂志社的编辑。只有炎樱，她与文字无涉，只是单纯的好友。爱玲待人真，炎樱也真，山长水阔，岁月迢迢，她一直陪伴在她身边。
一九九五年爱玲去世以后，不断有人请炎樱写关于爱玲的回忆录，都她被拒绝了。因她是真正了解她的，她深知爱玲洁净，不喜这些世俗纷扰。炎樱此举堪称高洁，比落几多寻常拿他人炒作自己的名人。古有伯牙摔琴谢子期，炎樱虽是外国女子，亦有落落君子之风。
爱玲一生人缘疏冷，好友十个指头未用完都数得过来。但这又何妨？乱世中，夫妻情义都如风中落叶般摇摇欲坠。两个女子之间的友情能历经世事不动不移，真是不易。高山流水，知交零落，山冷水断叫人痛断肝肠，却合了佛家意思：好的东西就是叫人微微不安，因此不可贪恋。世景荒芜知己稀，爱玲遇着一个炎樱也尽够了。
而我，至少还有你。
海上花开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
这是爱玲被引用最广泛的一句话。爱玲的朋友、作家柯灵将这句话进行演绎，来分析爱玲成名的因由，甚是妥帖。
他说：“如果不嫌拟于不伦，只要把其中的‘香港’改为‘上海’，‘流苏’改为‘张爱玲’，我看简直是天造地设。
“……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
“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流苏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1943—1945），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
有了这段话，我觉得不枉爱玲和他相交一场。
爱玲的成就在陷落的上海。一九四三年，《传奇》时代的张爱玲，仿佛那个“孤岛”寂寞夜空最后一束惊艳的烟火。
爱玲是深爱着上海，在她的眼里，“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也正是在这样的土壤里，开出了她这朵奇异的智慧之花来。
爱玲最初将稿件投给了英文月刊《二十一世纪》，一份综合性的刊物，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并且附有自己所绘的十二幅发型和服饰插图。由此开始，爱玲再接再厉，一连发表了九篇文章。
但是，真正使爱玲出名的是《杂志》。爱玲的成名作品《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和白玫瑰》等小说名篇以及一些精彩的散文，都是刊登在这个背景复杂的刊物上。
然后，一发不可收拾，爱玲妙笔生花，盛开在四十年代幽暗的上海天空中，又如彗星般扫过上海文坛。少年时代的天才梦，终于在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变成了令人称慕的现实。
她的成就引起了阵阵惊呼，也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许多人为她善意地设计她的文学道路。譬如“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书店付给稿酬，等河清海晏再印行。”爱玲则用一种委婉决断方式对这种关怀敬谢不敏。
她有自己的考虑，有自己对人生、时代的理解。她迫不及待无比激动的心情，在《传奇》序言中有过这样的表达：
“呵，出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地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见到。就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兴奋了。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在我眼里，盛名下的爱玲依然是一个小女子，外表冷漠，内心欢喜的女孩子。如她所言，“狂喜的人，我还能想像得出他们的心理；你们这种谦逊得过分的人，我简直没法了解！”
她是率真的，没有任何虚伪的谦逊。
有女如青
爱玲在《我看苏青》一文中说：“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爱玲这一句，可见苏青其人不俗。于是，我切切地去寻找苏青。于是，我发现了一个与爱玲相近，却也迥然相异的人和传奇来。
苏青，本名冯允庄，又名冯和仪。苏青这名字，我一见即喜，喜到心里去。苏字灵透，青字又俊雅，似我这样不通平仄的人张口也能凑两句诗来：姑苏城外离人柳，别梦青青到徐家。又叫我想起诗经里“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兮,雨雪霏霏”的意境。冯和仪这个名字，我也喜欢，古雅大气，又堂皇，合着“有凤来仪”之意。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一书中就是这样称呼她的。我印象深刻。
苏青一九一四年出生于浙江宁波，长爱玲六岁。同样的富裕显赫家世。祖父是举人，先是经商，后由殷商变成地主，家有良田几千亩。宁波虽不及上海，却也开埠早，是上海的门户，开文明之先。
她的家庭虽说是书香门第、大户人家，但在她父母看来，读书毕竟不是女儿家的正经职业。虽然苏青一九三三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外文系。但是她依然不得不早早地就辍学，嫁给了徐崇贤为妻。两人在同一所高中念书，通了两年的信，却连个照面都没打过。美其名曰自由恋爱，其实不过是信中二人称呼逐步变得亲昵而已。
旧式婚姻虽然隔绝，却有一种陌生的神秘。新婚燕尔，徐崇贤对她还恩爱有加，然而，那薄雾似的爱毕竟是不能持久的，待到两人走近，面贴面以后，就冷冷地散去了。
苏青与爱玲可有一比：一般的受过高等教育，一般的从小在优渥的环境中长大，一般的对于生活而言十足的低能。
爱玲的委屈是内生的。仅就爱而言，胡兰成的出现十分突兀，让她措手不及。她的青春期是被截断的。从父母之手到爱人之手，虽过程短促，稚嫩苍白，却简单明了。虽然有一纸婚约，二人依然是“一个金童，一个玉女”。胡兰成父母双双亡故，不用伺奉公婆，承欢膝下，少了几多口舌是非。这对拙于交际的爱玲来说自然是好事。
苏青则没那么好的运气。这受过新式教育的少奶奶处理家务常常手忙脚乱，心浮气躁。且公婆健在，怀孕生下的又是女儿，未能给徐家延续香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内不能见容于夫君，外不能见容于公婆。她的处境好比一脚踩空在阁楼上，上不得，下也不得。
如果丈夫帮她还好，起码还有人对题《钗头凤》，共唱《东南飞》。像我母亲虽与我奶奶不和，但父亲疼爱她，好歹不孤单。其实我父亲这样做是最明智的，因你是要共妻子生活的，帮了妻子，事情就有转圜的余地，即是帮了母亲。
偏偏是苏青的丈夫另有新欢，恨不得她自动隐身下堂去。背靠娘家也是枉然，嫁女如泼水，已为徐家妇，好好歹歹自己处着去吧！父母竟也做了袖手旁观人。
爱黯淡下来，生活便显露出斑驳狰狞的气色。丈夫只顾在外花天酒地，不养家，也不负责任，碍于面子，还不许她在职业上发展。纵使她有再多的戒指也供不上这样坐吃山空。无奈之下，她向他要钱以作家用，竟挨了丈夫一记耳光。他是彻底不爱她了，一颗心硬成了石头，再风化成粉末，风一吹，飘飘洒洒散落开来。
对于苏青的这段婚姻，爱玲有自己的看法：“其实她丈夫并不坏，不过就是个少爷，如果能够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苏青本性忠厚，她愿意有所依附，只要有千年不散的宴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么辛苦地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兴兴头头。”
“离婚吧！彼此好过。”十年之后，终于有一天苏青昂然对那个自己叫丈夫的男人说。她要去寻找自己新的生活。
一九四三年，苏青开始在《风雨谈》上连载自传体长篇小说《结婚十年》。书中有许多关于婚姻生活中女性性心理的真实描写，在现在来说算不得什么，在当时却可谓前卫。一时她被社会称为“大胆的女作家”，大红大紫，风头大大盖过今天一帮用身体写作的美女作家们。其实，不过是标题和内容用得十分大胆，真正读下去，却是写得很干净。恰如胡兰成所评：“女娘笔下这样大方利落，倒是难为她。”
说起来，《结婚十年》我没看完，但我实在是喜欢苏青，喜欢得不得了。她身上几乎集结了所有我喜欢的女人的特征：率直、独立、坚定、大气、忠贞。
苏青为人率直，连写作都不喜欢用二三人称的，“我我我”地直身而上。她与爱玲都是上海“孤岛”时期走红的作家。日本投降后，两人都受到非难。苏青曾做过这样的表白：“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盖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
苏青个性独立，乱世中一个女子，拖家带口，也真是难为她。如她所言：“我房间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自己挣钱买的”。然而紧接着的一句却是：“可是我回头一想，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哀而不伤的一句话，背地里或许是泪如雨下。亦说她做高官的情妇，她身边走来走去一个又一个的男人，欣赏她的红颜美貌，欣赏她的才气爽直，就是没一个人肯为她留下。
一九四六年夏初，上海的局势稍稍和缓，有人请苏青去编副刊，条件只有一个，就是要她改名。爱玲冷静客观地劝慰她说：“现实也得考虑！你去当主编，我也有条出路可走！我是不介意改名的，我这名字是一直都嫌它俗气，趁机改了也好！”
苏青显得很沮丧，创办《天地》那意气风发的神采已然不见了。她悲苦地说：“你算好的！有个姑姑给你挡一挡，靠一靠，我这一转身，老的老小的小，谁让我靠？现在又这样恶名在外，再嫁也没有人敢沽问斤两，我预备把自己挂在绳上，就这么风干了算了！”
天地茫茫，我要靠谁？谁能为我所靠？即便是这样的凄凉，她也熬过来了。爱玲远走他乡，她却留了下来。她还要撑着，还有子女要靠她。但靠了她又怎样呢？后来因涉嫌“胡风案”，至亲骨肉都与她划清界限，断绝往来。丈夫负，到头来依旧是一个“负”字。一生儿女债，想想真是惊心，伤心！
苏青晚景凄凉，她老病缠身，也不服药，但求速死。一门关煞，种了些草花，“这些花是我生命末期的伴侣”。她说。
一九八二年，苏青六十九岁。孤独地死去。
“这篇文章本来是关于苏青的，却把我自己说上许多，实在对不起得很，但是有好些需要解释的地方，我只能由我自己出发来解释。”这段文字录自爱玲的《我看苏青》。
这本书是关于爱玲的，却把苏青说了许多。因为我也有好些需要说明的地方，只能由苏青出发。因为苏青对于爱玲，实在是太重要了。
苏青比爱玲大，成名亦比爱玲早，却因爱玲才被广泛念及。爱玲对于苏青的评价虽有溢美之辞，却其情可谅，大概是出于某种知遇之恩吧。
借用某位女士的话，虽然伧俗，却也能说出原委来。“张爱玲的被发掘，是苏青办《天地》月刊的时候，她投了一篇稿子给苏青。苏青一见此人文笔不凡，于是便函约晤谈，从此变成了朋友，而且把她拉进文坛，大力推荐，以为得力的左右手。果然张爱玲也感恩知进，不负所望，迈进文坛以后，接连写了几篇文章，一时好评潮涌，所载有声，不久就大红大紫起来。”
又算起来，苏青是爱玲与胡兰成惊世之恋的媒人。能被爱玲和胡兰成两种不同性格的雅人喜欢并视为知交，可见她确是不俗。再有胡兰成因事下狱，亦是她拖着爱玲去说情。（彼时爱玲还不太认识胡兰成，只是偶闻其才名。）她倒是实心实意，事后也不见得了什么好处，言语上有什么炫耀之意。苏青这样的侠义，男子亦要自惭形秽。生在古代真是薛红线、张红拂之流。就是污风秽雨的上海滩，她也照样是金石玉磬响当当的。
至于二人的交往，可谓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是交浅言深。
“如果说她同我不过是业务上的关系，她敷衍我，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为了要稿费，那也许是较近于事实的，可是我总觉得，也不能说一点感情也没有。我想我喜欢她过于她喜欢我，是因为我知道她比较深的缘故。那并不是因为她比较容易懂。普通认为她的个性是非常明朗的，她的话既多，又都是直说，可是她并不是一个清浅到了一览无余的人。人可以不懂她好在哪里而仍旧喜欢同她做朋友，正如她的书可以有许多不大懂它的好处的读者。”爱玲如是说。
爱玲洒脱而寂寞，华丽而苍凉，为众人所青睐。而苏青，一如爱玲所言：太正常，太普通，太朴实，当然也亲切，有一种古往今来的无所不在的妻性和母性。
我想，民国荒凉的世界里，有这样两位女子，也不枉为热闹一场。在喧嚣和落寞之间，二人竟然逼肖《红楼梦》中的“钗黛”终局。
格物致知
爱玲在《天才梦》带有自嘲的口吻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如果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
曾经也有一个人对我说：“其实人活在这世上极是普通，若老天稍微赐予一点能力，他往往出色地身不由己。”
我便在想，天才是什么？怕是天生的聪明，佛家所言的慧根，世事于别人手上蠢笨难行，到他手上却翻云覆雨，掌握自如。譬如，文字的灵性之于爱玲，便是老天惠赐，不得不服。文字在她笔下才有了流光溢彩的生命，真正的活起来。七八岁大小，很多人为写作文憋个半死，她已经轻巧地写出了《摩登红楼梦》。
爱玲是天才，在我只是浅浅说，这一节，有一个人却说到了骨头缝里了。读《今生今世》，胡兰成有这样的评论：“张爱玲论人，总是把聪明放在第一位，与《大学》的把“格物致知”放在“诚其意”之先，正好偶合。”
我心下便对“格物致知”起了意思，但不甚了了，于是翻出原文。《大学》开篇有这样的句子：“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又担心人不能解其意，将话倒过来说了一遍：“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治国平天下之大志，于我这等小女子不过笑谈。我之俗人，只是眷恋儿女情长，如梦如幻，只想着有一个人爱，稳稳当当地齐家。偶尔拿出小聪明献媚于人，就很是满足。这样没出息，气死老夫子也未必不可能。
先说这“格物”二字。郑注有云：“格，来也。物，事也。直白连在一起，竟然是“来事”两字。今人说某人“会来事”，褒义上有“聪明”之意。
虽然与全句的正大恢宏相比，显得有些不相伦类，甚至有些附会牵强。但我却以为是对胡兰成论爱玲最好的解证，于是，有一种小聪小慧的窃喜。觉得又有可献媚之素材了。原来爱的珍重之中竟有这般滑稽可笑的心思。
这种解释自然与儒学正统一派的求知穷理不对，今人更是将这句上升到认识论的层次。但我以为，古人对世界宇宙的认知，所关涉的是人与天的关系。格物也相应的是因其天赋异禀所引致，而非“穷理”的勤奋努力。
其中性智的天分是最主要的。故所谓“格物”之“格”，可作“感通”解。某种天赋的对万物的体悟冥会，能够推出种种对人生世界的认知。简单点讲，一种天生的聪明，加上一点努力和用功，就能通晓世界了。
这又成了胡兰成的考语。真是泄气！他言道：“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看她的文章，只觉得她什么都晓得，其实她却世事经历得很少，但是这个时代的一切会来与她交涉，好像‘花来衫里，影落池中”，如同那花果山石头里蹦出的孙猴儿，天地万物已在心中了。只待师傅打开天灵盖点拨，万事自来交涉。
有了“格”之聪颖，“致”之推极，由此及彼，由内推外，就并非事事要体验。格物是一种天赋，悟性也不是依靠勤奋得到的。
爱玲就是这样的天人合一，一切了然于胸的锦心绣口。如她自己所言：还没有过何种感觉或意态形致，是她所不能描绘的，惟要存在心里过一过，总可以说得明白。一件桃红单旗袍，她可以看出“桃红的颜色闻得见香气。”视觉出嗅觉，甚至出味觉。使万物自语，让人叫绝。
又譬如说读书，爱玲也非博览，却将一本《红楼梦》熟读如泥。爱玲说要以一奉十，实在是一点不虚。读过了它，恰如虞信赋里说的：树里闻歌，枝中见舞，恰对妆台，诸窗并开，遥看已识，试唤便来。世间事便成竹在胸，有与人说不尽的妙处。
妙玉爱玲
《红楼梦》里妙玉是个独人，为世人所厌。书中第五十回“芦雪庵争联即景诗，暖香坞雅制春灯谜”，李纨命宝玉去乞梅，说得格外分明：“可厌妙玉为人，我不理她。”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死金丹独艳理亲丧。”宝玉去给妙玉回礼，路遇邢岫烟，又借邢岫烟之口将她放胆品评一番,说她：“放诞诡僻”，“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成个什么道理”。
花两个晚上读完了刘心武的《红楼望月》，没有大的意外，但小小惊喜还是有的，恰似长长午睡后慵懒地伸个懒腰，不甚紧要却很能叫人满足。关于秦可卿的探佚是主流，但可卿之死谈得过多，只是一溜地看下去，及看到“元春之死”，“妙玉之死”有种拾遗补缺的舒畅。毕竟他是下了心血的，虽然文法上写得通俗鄙陋，和红楼差了天上地下，但在细节上却能看出下了一定的功夫。为妙玉、元春雪恨，恨那高鹗，蓄意改动红楼，害了多少红颜公子蒙怨受屈，真真死不足惜！
他对妙玉的研究便能当得一个“好”字，探佚她为报宝玉和贾家知遇之恩而去找忠顺王爷，以财宝才色动其心，最后与之同归与尽。这个写法真是好！
妙玉虽是“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但这样的红颜真是侠烈。有始有终也不枉来世上一遭。
今日之清高女子也多喜欢妙玉，爱她“气质美如兰,才华阜比仙。”亦不觉得天生孤癖有什么不好，大抵是现在物易近人难近，哀鸿遍野到处是孤独。妙玉所为，转了几百年后，竟可为世俗接受，乃至成为风尚，可叹。
我看爱玲亦像妙玉，天生颖悟，是金玉质。出淤泥而不染，其心坚韧，经岁月磨折而无损其辉。世人言爱玲皆是清高孤寒，世俗难近。
一九五二年，上海召开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爱玲应邀出席。在全国一片蓝布和灰布中山装的大潮中，她赫然背弃了这种装束，在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淡漠地坐在后排。即使普通依旧桀骜，给人“高处不胜寒”的感觉。此时的打扮，尽管由绚烂归于平淡，但在一群蓝蚂蚁的对比之下，依旧是触目惊心的。
有人说她冷漠，其实她面寒心热。譬如在外滩看见警察打人，忍不住气塞胸膛，一气之下，想去做官，或者做主席夫人，给那警察两个耳刮子。
又譬如，作家柯灵当年被日本沪南宪兵队关押在“贝公馆”里。贝公馆坐落在贝当路上，是美国学堂旧址，原来是雪白的建筑，碧绿的草地，纯净得像天堂。对门是庄严肃穆的国际教堂，紫酱色的斜屋顶，墙上爬满长春藤，幽雅安静，是情侣散步的好地方。日本人选了这么一处来做现世地狱，叫人两相对比更是忍不住毛骨悚然，从骨子里透出阵阵阴风。
柯灵虽侥幸没有受武士道精神的洗礼——严刑拷打，却听够了被害者受刑时那种锥心刺骨的号叫声，体察了伍子胥过文昭关一夜白头的焦灼无奈，心神俱损。
隔了不久他被释放，有“刚从死亡线上脱险，对那个环境感觉特别灵敏，觉得人世真是美好”的感悟。回到家里，知道爱玲曾在他蒙难时去探问，自是感动不已，“当即用文言复了她一个短笺，寥寥数行，在记忆里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原因是平常写作，很难有这种激动的心情。”常言道：“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爱玲偏偏是你富贵我不沾你，你受难我亦不怕去看你，可见其仁侠重情。
患难不相忘，亦不避嫌弃，那真是无可言说的知己之恩。彼时柯灵虽没有明言，但用文言复信可见其慎重。名士之风悠然可见，其感激之情，也不可言喻。
我读《今生今世》，胡兰成也写到这一段：“爱玲与外界少往来，惟一次有个朋友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爱玲因《倾城之恋》改编舞台剧上演，曾得他奔走，由我陪同去慰问过他家里，随后我还与日本宪兵说了，要他们可释放则释放。”
事情并不希奇。只是读了柯灵的文章才知道，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当年救他的就是爱玲。原来她只是兀自做了，完全没有张扬。时隔四十年才知救命之人，柯灵于是“产生了难分难解的复杂情绪。但是对张爱玲的好心，我只有加倍的感激。”古人遭难蒙人搭救只是一句“救命之恩，没齿难忘”。柯灵想必也是这样的感觉。
施恩不望报正是中国的侠义。爱玲是侠女。
她是天生的贵族，亦是真正的贵族。红尘冷漠湮灭不了她温热善良的心，世间曾有爱玲，是我们的幸！
她本就是妙玉。虽然到头来仍是“红尘肮脏违心愿”，到底没有“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的慨叹。
爱玲比之妙玉是幸运的，因她活在我们的时代。
到底是女子
她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写得恢弘大气。
她说：“就是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的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写得情致缠绵。
她说：“从前的人吃力地过了一辈子，所作所为，渐渐蒙上了灰尘，子孙晾衣服时又把灰尘给抖了下来，在金色的太阳里飞舞着，回忆这东西要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忘却了忧愁。”写得黯淡幽怨。
我自从看了一幅爱玲储衣室的照片，满满当当的华服，现在看来都不过时，深为惊讶羡慕。读到有段时间爱玲每天提着个小菜篮自己去买菜，我也不觉得她是清苦的，那苏丽珍不也是天天拿着保温桶去买云吞吗？清贫散淡有时也是一种情调。
娴静优雅的爱玲会在阳光浓烈的日子里，摆弄拾掇着自己的旗袍、前清夹袄和日本花布。阳光那样细碎地洒在她脸上。她微眯着眼，笑着，浅浅满足地笑着。树上的叶子闪着金翠的光，她看了一会儿，幽幽地叹息着。
旗袍是她的至爱，直到去世，她依旧穿着一件赭红色的旗袍。也是这件赭红色的旗袍使她的辞世显得不那么凄凉——这个女人自始至终是亮烈的。我想来想去，想不出一个女人能像她一般爱恋着旗袍华服。这样的知根知底，一不小心，成了病态。
爱玲说：“我既不是美女，又没有什么特点，不靠这些招摇，怎么引得起别人注意？”类似这样的话她也曾经对弟弟说过：“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
这些话半真半假，我便只认做她内心天真的表证，但对这句话本身的观点，我却不大苟同。
一个没有个性的女人，任凭怎样招摇都是不智的，越招摇，越显得自己的俗陋。女人可以没有姿色，却不能没有个性。譬如爱玲，也许称不上绝代佳人，却自有一番味道。
“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这样华丽颓唐的劲头，不是特别的女子怎么当的起？怎能穿着，举手抬足渗地出味道？这个奇装炫人的女子，如同她的文字一样，的确给当时的上海增添了一抹艳异的色彩。
在《更衣记》，爱玲说：中国男人的生活比女人自由得多，但衣服恰恰相反，单凭这一点，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像爱玲这样不善言谈的人，“衣服是一种语言，随身带着的袖珍戏剧”，能够看到自己的人生。
财迷的担当
“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擘开生死路’那样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而对于我，苏青就象征了物质生活。”
这是爱玲对生活现实的态度。所以，她会因稿费与杂志编辑起争执，她会与车夫讨价还价。如胡兰成所说：“她处事亦有她的条理，亦且不受欺侮。”又说：“爱玲每用钱，都是一种理直气壮，是慷慨是节俭，皆不夹杂丝毫夸张。”
我友离离也是一个满身尘埃，亦抹不去爽利的女子，爱钱爱物，世俗的真，天真的可爱。与她言笑，时常模糊地想起一个人。近日复读张爱玲，才蓦然悟醒，那个自己一直想不清朗的人就是爱铃。二人的脾性颇有相近相通之处，一般是大家闺秀，一般的独立刚烈，一般的“一钱如命”。
爱玲从不讳言自己是个“财迷”。有许多关于钱精辟的言论。譬如，“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又有：“钱太多了，就用不着考虑；完全没有钱，也用不着考虑了。”“我母亲是个清高的人，有钱的时候固然绝口不提钱，即至后来为钱逼迫得很厉害的时候也还把钱看得很轻。这种一尘不染的态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对面去，因此，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
生活中的爱玲也常常喜欢以自食其力的市民自诩，而这小市民是真可爱，叫人忍不住欢喜。她内心光照万物，对人世有华丽的期望。所以爱恋世俗生活享受。但在人生关节路口，该当决断的时候，她又能断然舍弃。钱，对爱玲而言从来不是关系根本，不可牵动她的心意。
好像一九三七年的那个冬夜，爱玲深一脚浅一脚地逃到大街上。街灯下只看见街道一片寒灰，寂寂的冷，被禁闭已久的她终于再次站在外面的天空下。她断然地离开富裕的父亲，投奔经济拮据的母亲。
在这之前，何干给她带来母亲的消息。母亲让她想清楚：“跟了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跟你父亲将来张家的家产还有你一份！要你自己想清楚，将来不能后悔！”
虽然张佩纶在世时张家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爱玲的父亲又败了不少，可毕竟是曾经的世家望族，和贾府一样，“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当年李鸿章送给女儿的嫁妆就蔚为可观，加上张家祖先留下的产业，底子还是有一些，至少表面上仍旧能维持住旧日的生活气派。
爱玲思考了许久，最后还是决定出走。
和姑姑住在一起时，也常常遭遇生活的窘境。曾经有一个阶段，姑姑被洋行裁了员，爱玲继续在读书。母亲在新加坡，生死下落不明，父亲那边的一切早就与她无关了。生逢乱世，又在打仗，谁也顾不到她，谁也怪不了谁。
爱玲趴在爱丁顿公寓的阳台上，听电车回家叮铃铃的声音和街道上喧哗的人声。世声喧杂，旁人一眼滑过的东西，她总能看出妙处来。以往，六楼的高度无形中让她得以用俯瞰的姿态面对生活，现在她却不得不面对金钱。
迫于生计，她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这个发现让我有小小的窃喜，她也如我一般，并非怀揣着文学梦才一路杀奔到这块田地里来的。她需要忧心柴米油盐和房租的费用——当时住的爱丁顿公寓，房租算是很高的。姑姑又不和她客气，老老实实各付一半，锱铢必较。她打碎块玻璃，任是财务危机也得赶紧配上……
爱玲谈钱总不俗，却自有一种平实喜乐，隐隐期盼，如她期许的安定人世。钱能让爱玲看清人生华丽深邃的真象，哀伤深重，亦可叫她享受更多生之愉悦，欢喜明亮。这样才是真好！与现今那些阳春白雪清纯幼稚的文学女青年比，陷入寻常生活烦恼的爱玲看上去更真实亲切，更让我喜欢。
我也是俗人一个。由一个“视金钱为零食的”女孩，转变成了“视粪土为金钱”的财迷，大约也是因为伸手要钱卖东西总有看人脸色的惶惑，花起来也不痛快。间或大人心情不好，垂手侍立，声若蚊哼，丢来钱的同时丢来脸色，那种屈辱的感觉强烈地刺激了我的钱欲。
我母亲对此十分不解，按说我小时候抓周，抓的是字典和笔，阖家皆大欢喜，亲朋好友都称颂我以后会有“出息”，再怎么着也是个舞文弄墨的，俗不了！怎见得就成这样的一钱如命了？
母亲是一个小商人，家道虽不富裕却也殷实，用父母的话来说，“自问没苦着你”。一次聚会，有人在饭桌上说“祝我早日成名，成为大作家”，我居然一时按捺不住，大发一通“我爱文学更爱钱，有名不如有钱实在”的感慨。满座皆惊诧，几位长辈脸色更是讪讪地，看着我，举起的酒杯停在半空中。好歹我脑筋转得快，看众人脸色不善，赶紧自己给圆了场。
晚上回家自然挨批。父亲训女儿，其词振振：“真不知你哪来一身俗骨。”
听了一愣，这话极度耳熟。偶然翻来，竟是姑姑张茂渊说爱玲的话，被我父亲一字不漏地移来了。我虽反省，却无悔意。从我意识到要靠自己养活自己的那刻起，我就大彻大悟拜倒在金钱的脚下。钱是身家性命之本，爱钱不是错，爱别人的钱才是错。
前些日子和出版商谈稿费，立刻精神抖擞，睡意全消，声音变得清朗起来。想来有些羞愧，又想到爱玲和苏青虽是好友，还不照样为稿费争执？
也算是我与爱玲的一点共通吧！我就是喜欢这样自我涂抹。
该拿的该让的该给的该孝敬的，像刀截一样分明，不拖泥带水最好。我向来认为亲朋好友之间不要打银钱交道,俗语说酒色伤人体,我说银钱坏交情。所以就连家里人，我给钱也是先说清楚，若叫我母亲帮买东西，给她一百回头必得找我三十，不然我会一直耿耿于怀。
爱玲是小钱算计，大钱洒脱，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或者可以说是一种洒脱。
譬如遇到胡兰成，时年他三十八岁，她二十三岁，他大她十五岁。爱就爱了，无世俗厌语，亦无别念，更不是为了金钱。她是小女子，亦是有担当的大女人。
后来与赖雅相见，认识两三个月时间，分别时想到他年事已高，境况比自己更艰难，便从自己的已见拮据的费用里，拿出现款给他。
爱玲真是个傻女。莫看她男女情事写得流光溢彩，落花流水自分明，情场上她是永远学不会的老手。平素处事接物理性全无，她亦不要理性，不考虑退路。
以身相许，以金相赠，爱玲身上总带晴天落白雨的爽利，和患难相扶的侠气，即使那时赖雅还不见得明白她的深意。
现在女人有爱玲这样胆识的着实少得可怜，有的不过是为婚礼酒席是否隆重，婚纱是否华丽而争执不休的娇小姐。受了点委屈，就僵持着不结婚来挟持男人。
也难怪，长期处于弱势，习惯被保护的女人，从一开始明里暗里都将自己付与了男人，所谓“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这样的郑重其事的寄托，岂不要考虑周全，思量仔细。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抓不住个好男人倒也认命，哪里能像爱玲一样，被人离弃。还去倒贴男人三十万呢？爱玲的文可看，其人却不可学，学了便浑身滋滋地冒傻气。
说到底她还是不俗的。
浅斟低唱
爱玲说：“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若我宣称自己是不太爱名利的人，听起来便平白无故清高得吓人。可是不必急着怀疑，因为我爱钱，且我说的不爱名亦不是一点不爱，真是属于自己的，拿得心安理得，并不刻意回避。
事因人论，爱玲是天才，名对她来说，如俯身摘花，是她肯低身俯就而不是高攀。她是天女散花惠泽世人，短短的两三年间，她的美文佳作洒满了整个上海滩。篇篇可圈可点，寻常人可做得到？
《西游记》里讲孙悟空为凤仙郡求雨，请来东海老龙王敖广。龙王却不敢私降甘霖，说点数由天定，且要等风雨雷电四神齐集，还要等玉帝的金旨御准，雷部天君发下公文，才敢行云布雨。
对我等大多数靠写字吃饭的人来说，名是别人给的。如天上下雨，多少不由自己，且要得天时、地利、人和，还是收敛着点好。此时非彼时，今日也不同于六十年前的上海，那时虽是乱世，倒是真有人景仰文学，忠于文学。
太平岁月乱世心，虽无战争，未见得就不乱。看今日传媒大战硝烟弥漫，舆论炒作尸骨如山。“天才”之花一夜之间开得如火如荼，隔三天去看已是昨日黄花。这样的名气真是惨淡，还不如平心静气数自己的钞票好。钱是辛苦挣来的，和自己亲。
“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快乐也不那么痛快。”许多人虽然早早出名了，可未必有那么多快乐，也不是想象那么痛快。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名利带来的快乐，总不那么纯粹简单。
只有爱玲，才能真正享受早成名的快乐。成名后的她是社交应酬能免则免，平日恨不能足不出户，寻常爱虚荣排场的女人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她自信不为名气所扰，所以敢要名。
名气对爱玲而言是玩具，或者是工具。成名是为了书更好卖，名气大了投稿也容易，稿费也多。依旧落实到了钱。
那天逛书店，忍不住偷偷溜到书架边找自己的书，像母亲小时候躲在幼儿园外看我一样，远远看见它乖乖静静地在那里摆里，心里就是欢喜。看见有人翻动它更是紧张，作贼似地窥视着读者的表情。来回趸了一会儿，凑到导购小姐跟前问：“这本书卖得怎么样啊？”问时心里惴惴地，生怕被人看穿了去。
当小姐说卖得很不错时，我大大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就好像小时候母亲接我放学，遇到老师，问一声我最近的学习怎么样？老师说不错，于是不止是我，母亲也松了口气。至于这个不错能不能保持下去，我那时现在都不爱多想。人生努力虽可进取，但有更多事是人力不可控制的。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
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
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且将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柳永是白鹤不能一飞冲天，失意才子的落寞疏狂，但我喜欢他那一句：且将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人生入世应当是如此放得开。当年宋仁宗四个字“且去填词”，断送了柳永的仕途之路。而今之世人多只晓得宋仁宗姓赵，对柳永的词却是引而不绝。这名与不名，得失之间，谁可意料？
入情 因为懂得 所以慈悲
尘埃花开
“她见了他，头变得低低的，低到尘埃里，但她的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初读这段文字只是微微笑，笑而不解其意。一个人如何低，如何能低到尘埃里？一个人如何欢喜，能欢喜到尘埃里开出花来？我并不知道这清浅的几句里藏的是一个孤绝女子几许柔情，几丛软弱。爱从她的笔下溢出，深重地浸透了岁月的纸背，留下被时间摩挲的清浅吣人的句子。
她不曾爱过人，便如一颗菠萝，浑身长着尖刺。遇不到那把让她低头的刀，除不下坚硬盔甲，窥不见柔软芳香的内核。要知道女子一旦爱了人，爱里便自有千般委屈，万般柔软。叫人乱了方寸却又欢喜芳心，容不得自尊的反抗。她其实只是一颗外表坚硬的寂寞菠萝。
沉香屑的第一炉香燃到第二炉香。十八春的黄金锁依然闪光，未曾老去，而是一路走来，渐渐成长，充满了期待。
“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住的年轻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很远，站定了，轻轻地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就这样就完了。
“后来这女子被亲眷拐卖到他乡外县去作妾，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的桃树下，那年轻人。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的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他刚巧赶上了她。胡兰成和爱玲。
他就这样突兀地横绝在她面前，她竟也不觉得惊，她知道终有一个这样的人要来到，现在他仿佛来了。这个男人是懂得她的，他知道她需要恒定宽阔的温暖，需要一个比她更强大的男人才可以征服她。
“自从一年前我在南京看到你登在《天地》上的两篇文章，我就有一种奇特的感觉：你就是我在茫茫人海中所要寻觅的人！及至见了第一面，我更感到我俩的缘份是前世定了的。”这是胡兰成写给爱玲的求婚信。爱玲给胡兰成回信，却是一张空白信笺。胡兰成匆匆赶回上海，眼睛里满是问号。爱玲说：“我给你寄张白纸，好让你在上面写满你想写的字。”
于是，如同“陌上游春赏花，亦不落情缘”的爱玲遇上“永结无情契”的胡兰成，是命中注定的遭遇，无可逃避的劫。盛或败只是经历。
爱是尘埃花，爱玲低低的，胡兰成也是低低的。他仿佛从尘埃里醒过来，几日内仿佛变作青涩少年，时而嚣张跋扈，时而小心翼翼，喜悦天真，惹人怜爱。他说自己行动所为尽皆违背常情。
他写信给她：“你说见了我，你变得很低很低，其实我又何尝不是呢！我本自视聪明，恃才傲物惯了的，在你面前，我只是感到自己寒伧，像一头又大又笨的俗物，一堆贾宝玉所说的污泥。在这世上，一般的女子我只会跟她们厮混，跟她们逢场作戏，而让我顶礼膜拜的却只有你。张爱玲，接纳我吧……”
这样的言语，虽是轻浅，却能满足她内心所有高傲自恋的东西。或许她相信感觉，即使有一日被欺骗，也与人无尤。
读《今生今世》的“民国女子”篇，我仿佛能窥见爱玲的哀艳，如同寻常女子一般，为自己所爱的人盛开着。她为他端茶，腰身一侧，盈盈笑眼千千地惊艳。从来女子爱了人，一如西湖春柳，断桥残雪，都是艳极无涯的。
我也曾如那外表坚硬的寂寞菠萝。曾经有过爱，自以为爱得很深。其实不过是年少青涩，是满园芳菲一树玉兰香，最是洁白纯粹，但经不得一点风雨飘摇，世事惊动。忽一日觉醒，看见满庭芳香飘零，除了偶尔怀念记忆里的花影以外，回忆渐渐如香飘散。
终有一日，才清醒地认识到，那个人原是不够爱自己的。不够爱，所以不能面对世事森然，陪自己一起抵抗。于是，伸手拨开云雾，看到盛开在悬崖绝处的寂寞海棠。
遇到他，我才发现，人真的可以低到尘埃里，然后开出喜悦伤感的花来。
两人在一起，真是相看相谈两不厌，以前那些随心而过的句子竟如流星一样清晰地划破脑际。“对人如对花，虽日日相见，亦竟是新相知，何花娇欲语，不禁想要叫她。”“刻骨相思，天天相见亦一时不见就我寻思你，你寻思我。”《今生今世》被重新翻起一再地读。到后来，那些句子竟分不清谁为谁写的了，似胡兰成为爱玲所写，可明明说的却是眼前情景，拿来用过只觉得贴景入心，又觉得恼恨：这样好的话竟被他先说了。
爱之缠夹
许多年以后，劳燕分飞，胡兰成将自己的情感经历写成了《今生今世》一书。他不忘旧情，将书寄给爱玲。爱玲对此很不以为然，她在一封致友人信中写道：“胡兰成书中讲我的部分缠夹的奇怪，他也不至于老成这样。……我若复信，势必‘出恶声’。”
读到这段时，觉得爱玲为人干净利落，爽直得可爱。却也觉得说胡兰成不仅是“缠夹的奇怪”，更是“缠夹的厉害”。爱玲真的忘了胡兰成吗？该是不能罢。以爱玲的脾性，能这样忍住气，不复信，已是十分难得。或许后来韬光养晦不比年轻冲动时，但我更小心眼地揣度，爱玲对胡兰成不能忘情，压抑着，惟有做大方，免得“势必出恶声”时两人难看。那时候才真是“缠夹的奇怪”了!
我素来最敬爱玲灵性绝世，情感上拿捏得当，痛也不多言的豁达清冷的性子，知道人生如朝露，缘分来时欢短，去日苦多，豪宴一场也难免散场。总不能让爱玲像《白蛇传》里的白娘娘指着雷锋塔哭骂许仙一样，委委屈屈地骂胡兰成：“你手摸胸膛想一想，有何面目来见妻房？”
如是，如何是掷地亦作金石声的爱玲呢！
有人说爱玲文里的字头句尾，密密行行，一针一线挑出来都值得玩味半天。如以上信中“缠夹”二字就用得极当。男女之间，事事如丝缕，原就如其所言“缠夹”，难以了断。
想来，爱玲和胡兰成之间的“缠夹”起于《天地》杂志上爱玲发表的一篇文章。那是一个阳光微熏的下午，空气中散发着青草的芳香。他甚有雅士之风地拎过一把藤椅来，靠在椅子上看《天地》，看她写的《封锁》——一对男女在电车上邂逅、调情、热络、茫然，然后失落的故事。
据胡兰成自己讲：“原是在草地上搬过一把藤椅，晒太阳看书。翻到一篇《封锁》，笔者张爱玲，我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地把她读完一遍又读一遍，见了胡金人，我叫他亦来看，他看了赞好。我仍于心不足。”试想，这个时候的胡兰成举止作态也是极天真可爱的。好一个于心不足，便是这样怿动，缘起，开始交缠。
这便是一个传奇的开始，一段故事的发生，一株情花的萌芽。这《天地》名字取得也好。他与她，可不就是天上人间的相逢么？此时，爱玲不知道什么缘故，在《天地》的第二期上登了自己的照片，想来也不是今天的美女作家的自我彰显，多半是缘由天定，老天一定要她逢着这个人。
这个人又起了兴头，去信不止，一发从南京追到上海，急急地向苏青要了地址，赶到爱玲住的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六楼65室去拜访。不料爱玲恰好不在家。翌日爱玲打电话给他，转到大西路美丽园去看他。
蚕已吐丝，情在作蛹，两个人都逃不脱这个茧。爱是这样的缠夹伤人，亦可以是这样“桐花万里路，连朝语不息”。
所以，后来的波折，竟也是过往尘烟。不如笑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