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一○年度文学评论家
张清华
[授奖辞]
张清华是执着的写作者，一个诗歌的意中人。他的研究，根柢宽宏、正大，感觉准确、谦逊，情绪饱满，辞章考究。他在批评中养护着自己的文字脾性，也坦白在阅读里所受的真切感动，既着力于诗学观念的建构，也沉思从尘埃和冰雪中走来，诗歌的灯火如何烛照灵魂的寒夜。他出版于二○一○年度的《猜测上帝的诗学》等著作，以生命对诗歌的觉悟，决断写作的转折，细读诗人的口音，面对当下而不慌乱，攀援理论而不被它奴役，在大势和个体、论辩和随感之间，张清华展示出了他在批评语言上的精妙平衡。
[获奖感言]
感谢评委会把2010年度的批评家奖授予我。偶然是一个生命里的永恒，因为偶然因素的相加，使一个机会降临到某个人的头上，而这个人未必就是不二的人选。所以我怀着侥幸的心态，来出席这个颁奖会。尽管我对自己的工作和文字也时常怀有私密的自得，但我也很清楚自己的局限，以及我们时代的文学和批评的局限。
批评在中国古代的传统中具有内心性和对话性，陆机《文赋》中说“文以气为主”，这个说法非常抽象，但也很具体，需要用心去细细体味；锺嵘《诗品》中将诗人分为上中下品，几近是无来由的划分，需要用心慢慢研磨，咂摸滋味；“批评”在明代的繁盛，是因为小说的流布，读书人将阅读的心得搀和于文末或行间，行间为批，文末为评，表示对作者的一种理解，或向读者的一种推荐，甚至也可能只是一种自得的卖弄，这种方式形成了中国文学中的“批和评”。总之这种文字的掺入并无“学理”或“法理”的依据，也不是全然准确的判定，而根本上只是一种理解和对话。
现代意义上的“批评”概念来源于西方，特别是十九世纪以后的革命风潮，对于文学以及批评的影响最大。批评中间缠绕了“知识”与“工具”的属性，特别是加入了许多“社会的使命”，期望让批评影响读者和创作，最终影响社会。当代中国的批评是在这样一个背景和基础上展开的，所以问题尤多，基础孱弱。虽有人至今怀念80年代的批评，但细想那时很多言谈只是“拨乱反正”而已，建设性的、专业和深度的批评还刚刚发育，理论方法还很贫乏。真正趋于成熟的批评，实则始于人们并不看好的90年代，这个时期以来人们对批评非议不断，但细想却是一个有所建树的时代。只要有历史感的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想想看，80年代不过还在清理姚文元式的批评，还发生着关于“现代主义”和“朦胧诗”合法性的论争，而这样的环境又如何成为了批评的黄金时代？
批评可能包含了判断和针砭，但判断与针砭并非批评唯一的主旨，这点世人多有误解。批评家不是神，不是真理或权力的化身，批评也只是一家之言，不能确立或否决一部作品的价值。现代著名的批评家李健吾就说，“一部伟大作品的仇敌，往往不是别人，而是同时代的批评家”。这是对那种轻率的判断而言的，历史上这种悲剧比比皆是。否则不会有杜甫所斥的“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了。所以批评家要小心，最好谨慎地做一个对话者，这个对话是对作品的理解，是对写作者意图观念的一个揣摩，也是与读者公众之间的一个交流，它应该是悉心的体味或共鸣的知音，而不是一个武断的下结论者。
批评当然也是一种创造。这样说是因为它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具有“无中生有”的虚构性，它应该是思想的集合，智慧和经验的自然生发，应该是艺术的、美的或有意思的文字，有可以与艺术作品并驾齐驱的品质，而不只是一种粗率和无趣的观点汇集，一种干瘪和浅薄的八股文字。总之它应该、也必须具有魅力，否则不独作家看不起批评家，读者也不会理会他们。
我最早景仰的是勃兰兑斯那样的批评家，他用如诗的文字描绘出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的历史，既波澜壮阔又纤毫毕现；后来我也喜爱本雅明，它对于文学和诗歌中的意象可以做那样意义深远的冥想和解释；甚至也喜欢罗兰·巴特近乎病态的微观分析；喜欢巴赫金，他将小说中的场景与故事的诠释近乎放大到了极致；我自然也喜欢王国维和鲁迅那样的文字……传神、简约、精准、迅疾，充满闪电一样温柔或狰狞的魔力。虽不能及，心向往之，我想我会一直努力，做文学批评这座荒凉山冈上的一个西西弗斯。
张清华：诗歌的困境就是见证性的消失，还有对自由的滥用
“伟大的诗人是用生命实践完成写作的”
南方都市报：你的诗歌批评文集叫做《猜测上帝的诗学》，为什么是用“上帝的诗学”这样的一个表述？
张清华：这是一个借喻，我的意思是说，上帝是公平的，上帝的公平在于它对事物的评判可能会是一个比较综合、全面的评判方式，但是这个评判通常我们俗人都达不到，怎么办呢？要去“揣测”。通过揣测寻找一个比较公正、比较终极的评判。因为诗歌是一种特殊的文类，它是一切文类当中的母体，在所有文类当中诗歌是居于最高处的，古希腊的哲人把所有关于文艺、关于美学方面的学问都叫“诗学”，人类最早产生的文学原型也是史诗。所以，我们通常关于诗的想象，不是作为“文本”意义上的，也不是一般的“文类”意义上的，而是超越这个高度的。我们通常说“一首诗”的时候，只是在说跟诗有关的一件事情；而我们“心中的诗”，就像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一样，是最高也最抽象的一个东西，是“一切诗的总和”，或是关于一切诗的一个终极概念。
那么诗有没有它的一个对应物呢？通常是有的，比如说当我们说到屈原，说到《离骚》，说到李白杜甫，说到苏轼，甚至说到当代的海子———外国的当我们说到但丁、莎士比亚这些诗歌史上的范例，具有某种伟大属性的诗歌与诗人的时候，也就暗含着、或者是在“象征”的意义上在说“诗”。这和通常说到一个具体的文本，一个个案的诗人，不是一回事。
我所说的“上帝的诗学”肯定是关于“终极之诗”的一个诗学，就是先确立什么是诗，然后猜想一个最高的诗学，这个最高的诗学又有它各种具体的实现形式。在我看来，上帝如果来判断一个写作，评价一首伟大的诗或一个伟大诗人的时候，他一定不会是单独考虑文本的，它同时要考虑这个诗人的生命人格实践，考虑这两者之间的对应和见证关系。这就是我所说的“猜测上帝的诗学”。其实，我要表述的是一个叫“生命本体论”的诗学，生命本体论的诗学就是跟生命有关，跟伟大或不寻常的生命人格实践有关，这不是一般诗人能够达到的，只有伟大诗人才有和他的伟大诗篇相匹配的生命人格实践。但这并不是说伟大诗人就是“圣人”，他的生命人格也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道德伦理性，而是说包含了不朽的思想、伟大的牺牲或不同寻常的意义的生命道路。
南都：你觉得我们当下的诗歌写作它面临的比较大的困境是什么？
张清华：如果说得复杂一点，便是这种见证性的消失。这当然不是从今日开始，当代诗歌中人格与写作的分离是早就开始的事情了。这一点先不说它。有一个比较紧迫的困境便是“自由”———我说的是“写作的自由度”，相对的，人们曾梦寐以求的写作自由度。这种自由现在看来几乎是实现了，特别是在有了网络以后。我称之为“写作的平权化”，所有的人都可以写作、发表，不再存在过去那个苛刻和有缺陷的发表体制。所有的人都有写作的权利，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理想的状态了，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当写作的自由度彻底实现的时候，那么写作的难度，写作的“自律性”和“他律性”就可能有面临解体的危险。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自由不一定就必然能够产生你所期望的理想的结果。当然这样说也很危险———完全的写作自由实现了吗？还不一定，在纸面上和网络上仍然有各种各样的障碍。但即便是现在这样的自由，我们也没有使用好，而且有滥用的趋势。我当然不是说要求让警察来控制这个自由，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写作的艺术，写作的难度是必须要来制约这个自由的，否则写作就没有意义了。而如今没有意义的写作正在我们的周身弥漫。
南都：但是这种自律只能是自我追求、自我约束的吗？没有外在的标准？
张清华：提标准又是危险的———谁的标准，谁制定？难道“权利”不比“艺术”更重要吗？所以我们又要慎谈标准。我想，最后只能是通过一种公共性的选择，一种各方力量的自然汇合和妥协，来完成这种约束。写得好的自然有人理会你，写得不好的自然要自生自灭。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判断力，有合理的诉求和正确的评价方式。所以导致有噱头的东西更吸引眼球，消费的无聊的东西更吸引眼球，这是现今的问题。
南都：作为消费的诗歌，是网络兴起之后才有的事吗？
张清华：当然不是，诗歌中自然包含了合理的消费性因素，孔子早就说过，“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古代诗人的唱酬，《红楼梦》中的“菊花诗会”，都是消费的范例。应该说网络的出现极大地扩展了它的消费性、娱乐性，使它彻底转化为一种大众文化的娱乐方式成为了可能。
“诗歌的尴尬与诗人身份的困境有关”
南都：你的文章中有很多跟我们当下的诗歌相关的命题，比如说“底层写作”、“打工诗歌”，你也批评过“中产阶级趣味”，你期待的这个时代的好的诗歌是什么样的？
张清华：一般意义上“好的诗歌”是多元的，但特定的“好的诗歌”是指“有意义的诗歌”。是介入性和见证性的。我要纠正一下你说的那个词———“打工诗歌”，我从没有同意过“打工诗人”和“打工诗歌”这个概念。我所说的是“底层生存写作”。我在2005年比较早地肯定过底层诗歌写作，稍后也批评过“中产阶级趣味”。有人批判我说是一种“道德论”，是一种新的阶级论，其实都是误解。
我谈论这两个倾向，是认为诗歌在我们这个问题太多的时代，过于超脱和自我化了。诗人脱离了对现实的介入感和批判性，这导致了两种结果：第一是“底层写作”出现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底层”本身原本是不需要写作、也不可能写作的，你见过古今中外伟大的文学作品，哪个是由真正的底层劳动者、没文化的人创作的？他如何写作？没法写作。为什么现在写了呢？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有能力写作的人不关注他们，不去书写他们，不为他们去书写，所以逼得他们自个出来写；第二个结果，很多诗人们现在乐于写什么呢？写自己无聊的吃喝拉撒，过于放大私人场景，结果堕落为一种中产阶级趣味的自恋写作———我索性可以把两个问题联系起来说———什么叫中产阶级写作呢？按照美国的文化批评家丹尼尔·贝尔的说法，就是“先锋文学运动的大众化”，先锋文学最初的批判性、叛逆性、实验性消失了，最后溶解到大众文化的流行趣味里面，变成了一种可资消费的赝品，写作者表面上附庸某种高雅趣味，其实是为了借以获得利益。这个问题很复杂，简单化地可以这么理解。
艺术创造是具有唯一性的行为，一旦复制就变成了消费品。这个中产阶级趣味其实也是一种复制性的写作，为了满足一种消费需求的艺术。我觉得当代中国的一些很优秀的诗人，在上世纪90年代他们文化身份是很清晰的，是具有“知识分子性”的，与现实保持着紧张关系，批判关系，所以那时他们的诗歌是比较感人的，有影响力的，但是最近的这些年，随着生活环境、文化结构发生改变，诗人的文化身份变得模糊了，变得养尊处优，有的则变成了明星或公共人物，如果他们自律性不够强大，便免不了将个人生活趣味做一种自恋式的、放大的、强加于人的描写，这样的写作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无聊的中产阶级趣味。
其实底层写作的出现和诗人介入性的丧失，可以说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结果。但是问题不能绝对化，我只是在批评一种趋势，一种现象，并不是说哪一个诗人就可以归类到中产阶级写作里面，这是一个比较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和趋势。不过批评只是一种“嗅觉”，而不是一个可以衡量的尺子。
南都：为什么在底层写作当中可以实现你所说的介入呢？
张清华：这个问题与诗人的身份有关。比如说我会比较看中郑小琼早期的诗，因为那时候她是一个身体力行的打工者、劳动者，在她的诗歌里面我读到了现场的情境，也读到了她内心的荒凉和悲愤，这时候她的诗歌的感染力、现场感和见证性是很强的。当然，有感染力的底层诗歌也并不都是打工人写的，更多的还是其他诗人对底层生活的关注。
但关注底层诗歌的真正动机，更多的还是作为一个“通过诗歌来影响公共领域”的话题。写作者此时的身份是双重的，首先他是一个诗人，其次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或者说他的身上体现了公共知识分子性，他关注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必须关注的问题，他体现了一种对社会正义的追求，这是值得尊敬的。如果这些诗人在文本的复杂性和难度上同样也写出了好的诗歌，反过来便也见证了他这种写作的必要性，一个好的诗人他既能够写文本意义上的好诗，同时也可以写作现实介入意义上的诗歌，这有什么不可以呢？这不就是诗人应有的责任吗？当然并不能说因为他写了这样一首诗就对他的评判超出了对别的诗人的评价，不能这么简单地去论优劣，我只是说他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且是试图要通过一个诗歌话题引发一个更大的公共性话题，就是由一个诗歌的伦理，提升为一个社会的伦理，是这样一个诉求在我的文章里面，它可以说也体现了我的知识分子性，所以说，我并不是说不能讨论作为文本的一般性的诗歌问题，复杂性的问题我可以在别处另有讨论，但是我同时关注到了这种诗歌，这是一个批评家分内的职责。
南都：也有那种说法，诗歌追求自身的美学价值就可以了，你赋予它那么多要求会不会说这是诗歌本身的不可承受之重？
张清华：对，这是个很正常的说法，也是一个权利。就是你完全可以不关注任何人，这没有问题，作为写作的权利，这是任何人都要尊重的，但是你也不要在意别人不关注你，这也是别人的权利。别人为什么关心你的文本呢，你的文本是他的镜像，任何文本都是读者的镜像，他为什么会关注你呢？因为你的作品，你的文本具有某种人类性或者是人性的共同性，或者是社会的公共性的可能，一定是因为这个原因。个体经验里边包含了共同经验，才是别人关注他的唯一原因。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当有人过度强调了写作的现实性、公共性的时候，你完全可以强调个体性，因为这缺一不可，当个体性变成了唯一合法、凌驾于公众性、人类性上面的准则时，我觉得也是很荒谬的。因为诗人和知识分子写作的意义与合法性，其实就在于这个主体是具有知识分子性的，是关注现实和社会、关注人类和公正的，不可能存在一个完全自由、像风一样的来无影去无踪的一个抽象个体。他必然和这个时代的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相联系，所以我们要当心我们所表述的问题被绝对化了。
“正常的生态就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南都：关于生命本体论的思考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清华：这个可能一直潜藏在一个人看问题的方式中。因为做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从大量的文本当中，你阅读、搜寻的目标是什么呢？是要寻找它的意义，使它获得意义，然后你来诠释这个意义。那么你如何诠释这个意义，把这个意义诠释到一个什么样的尺度，这就是你的全部工作。这个尺度不能是唯一的，但是又不能说是无法表述的，所以我想来想去，诗歌必须是要感动人的，那么什么才能感动人？就是诗人生命与人格的见证性、参与性、实践性，这些才会感动人，不可能一首诗里面没有情怀或人格力量，就能够感动人。当然，这种人格力量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也可以是不那么悲壮的，也可以是很松弛的，很幽默的，也完全可以。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似乎也很“中产阶级”，但是细想，它在几许无聊当中，也有那么一点点意思，它能够传达生命的某种状态，慵懒无聊中的一种淡淡的惆怅和自我解嘲的这样一种情怀，它很真实，也就不烦人、不矫情。
所以，批评“中产阶级趣味”也不是绝对的，一定是针对了某个问题，比如说当“富士康”一连“15跳”的时候，这样一个惨烈的事件，这样一个时代，你的作品也可以写得很美，但我也会觉得阿多诺说的是有道理的：“奥斯维辛之后，再有诗就是野蛮的”，你的美丽会显得有些残忍。在这样的情境下，诗人也就好像没有理由完全停留于“却道海棠依旧”的心态，而应该在这个同时有一些反应。我认为这样一个社会才足够正常，我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不是说单独对哪一个诗人，哪一些诗作，而是一个整体性的讨论。就是说，一定是需要有声音的，有某种关怀、关注，某种激愤，某种对正义、对社会公正的那种追求。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不公，都有黑暗，也都应该有对不公和黑暗的愤怒。
南都：但是问题就是说，诗歌怎样来回应这种不公，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来回应它，新闻可以回应它，电影可能也有，有很多非常直接的形式都可以回应它，那这里面诗歌的回应要有什么特殊的品质？
张清华：我读到了太多中产阶级趣味的诗歌，我就会对它们表示不满，仅此而已。当我一边感受到这种痛楚的时候，我又感受到另一些人的养尊处优和事不关己，我就会感到需要我说话，需要我批评。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时候，诗人都有权力养尊处优，也有权力自我迷恋和欣赏，但是如果说这个时代的问题非常大，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和反应又不能在他们的文本里看到，那你就觉得好像有必要要批评，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当然你也必将会面临别人对你的批评，没有关系，你可以再去争论都可以，但是如果说别人认为你的批评是用一种什么观念来统摄，那也是误解。说到底最后还是福柯说的“各种声音的奇怪混合”，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正常生态，如果只有一种声音肯定是不正常的，如果只有一类诗歌肯定是不正常的，正常的生态就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张清华，1963年10月生，山东博兴县人，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在《文学评论》、《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研究》等报刊发表理论与评论文章300余篇，出版《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内心的迷津》、《境外谈文：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天堂的哀歌》、《文学的减法》、《存在之镜与智慧之灯：当代小说的叙事与美学研究》、《猜测上帝的诗学》、《穿越尘埃与冰雪——当代诗歌观察笔记》等学术著作或批评文集10部，散文与学术随笔集《海德堡笔记》、《隐秘的狂欢》，诗集《我不知道春雷是站在哪一边》等。2010年被评为“北京师范大学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佳教师”。
采写：南都记者 李昶伟
九乡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