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智囊团“三剑客”

    2010年3月底，央行下发通知，经国务院批准，任命周其仁、夏斌、李稻葵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由国务院来任命智囊，这虽不说罕见，但也非同寻常，这彰显了三位学者不同一般的作用。

    作为能够对高层经济决策发挥影响的学者，他们将如何扮演任期内的角色？　

    “哈六”，“不称职的司长”

    1986年春天，匈牙利经济学权威科尔奈到哈佛授课。当时，一起选修这门课的有钱颖一、王一江、许成钢、李稻葵，以及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茅于轼、樊纲，也一起旁听了这门课，出现在课堂上的还包括邹恒甫和胡祖六。　

    因为当时在西方，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国家及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是一个非常引人关注的问题。李稻葵和他的中国同学被这位同时影响东西方学术界的大师深深吸引。能够坐在西方的课堂里了解东方，让这些中国学生感到兴奋。

    80年代中期，李稻葵与其他五位同学一起留学哈佛，被人们称为“哈六”。如今，当年的同学都已声名赫赫，成为国内经济学界的中坚。2007年，李稻葵的导师马斯金和另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与此同时，马斯金的中国学生“哈六”也被推到聚光灯下，刺激起外界对他们的想象。　

    当李稻葵在哈佛苦读博士学位的几年间，身在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工作的夏斌，正忙着撰写一篇关于我国金融市场形成道路的论文。对金融深化改革步履艰难的不满足感，让他觉得中国需要一个较健全的金融市场。　

    坐了8年的“冷板凳”后，机会终于来了。1993年7月，夏斌出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市场传言他带着中央给的几十个亿来救市，一直下跌的股市开始翻红，虽然夏斌对此予以否认，但是在他手里，深交所撑起了中国内地股市的半壁江山，多数中国人从那时候开始知道夏斌这个名字的。　

    3年后，夏斌调回央行，任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几年间，他将负责监管的239家信托公司削减到五六十家，这么大的动作在他的协调下没出大乱子，夏斌也因此被媒体称为“信托老船长”。　

    但是把一些银行业务分离出去，必然触及底下分行行长的实权，所以有人给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写信，指责夏斌是“不称职的央行司长”。　

    在经历监管者与官员的身份转换后，2002年，夏斌选择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任所长，专注学术研究。　

    对于周其仁来说，1986年亦不寻常。从当时四通公司的朋友那里得到了他们私自影印的张五常的两本小书，让周其仁知道了科斯、阿尔钦等现代产权经济学家提出的问题与基本概念，此后多年，他的研究重心就是公有制产权的改革与变迁。　

    几年来，周其仁带着浓厚兴趣投入到农村经济的实地调查和研究之中，与人合作执笔完成了研究报告《农民、市场与制度创新》，正是这份调查报告为他带来了到社科院和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工作的机会。　

    稳定货币，不要让人“发飘”　

    2004年1月，清华推出“百人计划”，李稻葵受聘为全职教授，任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7月4日，他正式上班，从此成了清华的普通教师。　

    作为清华经管学院第一届本科生，李稻葵走出清华经管已近20年，其间不断在各个大学流星转换。　

    在他的眼里，中国是唯一有可能提炼出对世界经济问题具有影响力的大问题的经济体，而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使命，就是培养出超越他们这一辈的人才。

    初回清华的日子，李稻葵和学院其他老师一样，早来晚走、沉于教学与科研，中午和同仁们在咖啡厅借午饭时间小聚。

    而隔着一条马路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里，周其仁正向郎咸平发起一场“对战”。当时，郎咸平对几家内地公司提出的质疑，最终上升到整个中国产权制度改革的争论，一向“不喜欢热闹”的周其仁罕见地在媒体公开回应了郎咸平。　

    在一场主题为“学术与人生”的座谈会上，周其仁勉励台下学生：人生就是听从自己的兴趣，通过一个个的关键“点”，偶然地、又必然地将自己的人生连起来。功利的谋划不仅会限制视野，更会分散大量精力，甚至引起紧张浮躁的情绪，使人不能把握好面前的机会。　

    作为一个研究经济理论的学者，周其仁不仅关心数字和宏观面，也关心着微观意义上的个人。

    谈到经济过热时，他曾经痛心地说，资产价格飙升对中国人力资本造成极大冲击。“赚快钱心理侵蚀的是企业家精神和工作伦理，似乎人好好地工作没有意义了。很多人炒股经历过1000点到6000点的，很难回头好好上班，他不觉得上班有意义了。”　　在周其仁看来，商人摒弃如何把自己的企业做好，是对中国经济最严重的毁坏，而宏观稳定的重要，特别是货币稳定的重要性，就是不要让人无端地发飘。

    而在此期间，夏斌写出了《中国私募基金报告》，详细披露了中国私募基金的现状，让一直潜伏于地下的私募基金露出了冰山一角。　

    如今，鉴于角色的转换以及目前市场对政策的敏感度，三位委员上任后极少公开评价货币政策。

    但是作为央行的智囊团，当宏观政策需要考虑多重微观目标时，考验的不仅仅是学识，还有做出选择的坚强意志。

    摘自《南都周刊》20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