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用制式皮夹克:听王军讲“北京旧城改造五十年”

听王军讲“北京旧城改造五十年”
　　
　　当王军引用“一个英国学者”的这句话时，我不禁心头一惊——那英国人说：“我要来看北京城，是因为全世界只有这一座古城，既有最好的城市规划，又有最坏的城市规则。”——这个“最好”，指的是十三世纪元大都的营建规划，而这个“最坏”，是指今天。
　　我有些怀疑，向王军提问：“这仅仅是一个英国人的感慨呢，还是业界公论？”对此，王军作了不容置疑的回答。为阐述这个结论的权威性，他又引经据典了好几分钟，我却一个字都没听进去，脑子里乱哄哄的，只有一个揪心的疑问反复跳出来：“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元大都营造于十三世纪六十年代，是在被摧毁的金中都都城边另起炉灶的。它坐山临水，负阴抱阳：西北边是迤逦绵延的燕山山脉，地面从西北向东南缓缓倾斜，潮白河、温榆河、永定河等数条大河自西北向东南蜿蜒而过，奠定了“前挹九河，后拱万山”的地形条件。时任“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的刘秉忠，是一个“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精通”的饱学之士（元史·列传第四十四），由他主持，当时的许多著*名*学*者如郭守敬等参与了大都营造规划，北京这座“八百年古都”，由此底定规模。虽经明、清、民国，历经瓦刺入侵之难、大顺兵燹之灾、英法联军劫掠、日本侵略者蹂躏，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仍大体保持着七百年来的格局。沿永定门——正阳门——地安门——安定门，它从一条“城市规划史上最伟大的中轴线”展开，数条与中轴线平行的大道，将市区和重点建筑均匀分布，疏密有度。在南北向畅通的大街之间，大约每隔７９米，就是一条东西向的胡同。街上车水马龙，胡同内则是民居，好象现在所称的“生活小区”。胡同里没有商业设施，只为小区居民提供通道；但有一些很小的寺庙，既可供居民们祈敬神祗，又以恰如其分的空旷，成为街坊聚谈交流的场所，好似胡同生活的“穴位”，活络了一片人气。这些胡同都不长，两头出去就是商家，使胡同里的住户采买便利。直到抗日战争时期美国“飞虎队” 航拍北京市区图时，纵向的长街通衢和横向的大小胡同，仍象经线和纬线一样清晰可见，偶有例外，不是公仓、机*关，就是潭和湖。这些有活水流注的湖潭，和皇城护城河、京城护城河一道，既调节着一片片居民区的温度和湿度，又展现着诗情画意，灵秀了一代代市民和他们的生活；绿树成荫的水边开阔地，不知孕育过多少城市爱情。不仅水边有树，民居旁也有树，与皇家园林的树连成一片，使整个北京城几乎掩映在一片城市森林之中。这些树大多是阔叶乔木，春夏枝叶蔽天，为城市遮挡酷暑；秋冬的凋零又刚好为民居让出了寒冷季节里珍贵的阳光，俨然起着“天然空调”的作用。同时发挥这种作用的，还有按宋代的“营造法式”型制的大屋顶：檐线将墙体屏蔽，在阳光直射、温度偏高时，墙体是在阴影中；早晚阳光斜照，温度宜人，又可以直接登堂入室。——所有这一切，无论是宏观布局还是细部安排，无不体现着精巧和协调，使城市和市民融为一体，使生活的变化和自然的节奏融为一体。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北京城屡遭劫难。梁思成、张开济的“保留旧城、另建新区”的规划被粗暴否定，党*政*军机关麇集于皇城附近，生活区不得不吊得老远，这样一来，不仅平空加剧了交通流量，北京城的工作区和生活区也成了阴阳隔界的两张皮：白天，办公区人流如过江之鲫，生活区却空旷冷清；晚上，上班的人们离去，繁华的中心区就被留在黑暗和寂静之中。随着各级各类机关的扩张，上班和办事的人口越来越多，城中心早就安插不下了，环城蜿蜒、曾被梁思成憧憬为“全世界最大的城市空中花园”的古城墙，已被拆毁殆尽，除了残留的几处箭楼外，青砖被大批拆去砌了下水道；垣土被挖去填坑补墙；城垣早已夷为大道，两旁栽满了钢筋混凝土的塔楼，还是装不下，只好开始逐步往外扩张：二环，三环，四环，五环……这样的城市布局，被讥为“摊大饼”，虽然占地越来越多，但中心区的拥挤日盛一日。虽然建了“望京新城”、“回龙观新区”等好几个“卫星城”，但因为那里的人们白天必须进城中心上班，一到上下班，仍然是车流如潮、车行如蚁，而能容纳数十万人口的地方近乎一座座“死城”，到了晚上才来“听取酣声一片”。今天的北京，上下班高峰期车速之慢，有黑色幽默谓之曰：“早晚的北京城，是全世界最大的停车场”。五十年代，梁思成批评苏联专家的规划时就说过：“将来交通出问题，这就是祸根”，不幸而言中！
　　车行不畅了，不从布局上找原因，却以为是路不够宽，于是在老城区搞野蛮拆建，用王军的话说，“那简直就是对北京城拆胳膊卸腿啊！”长安街已拓宽到了100多米，“百米健将都要十几秒才能过街”，然后又是这条大道那条大道，把规整有序的城市布局捅得稀烂。不仅搞坏了地面，而且糟踏着天空—— “金顶红墙、绿树青瓦”的城市基调，只能残存在记忆中，而五花八门杂乱无章的“标志性建筑”，把北京城原本异常美丽的天际线撕得支离破碎，好象无数醉汉和匪类在四下拦劫我们的目光。
　　现在，最新的一轮劫难是“危房改造”：“文物保护区”成片沦丧，残存的四合院尸横遍野，开发商的利欲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横行无忌，将北京城的美丽肆意践踏。一边承认中心区和市郊的人口比例失调，一边却在拆毁人居密度较小的平房四合院，而付出了较高的拆迁费用的开发商，只可能通过提高容积率来获取开发利润，这又必然更加提高中心区的人口密度，加剧失调的比例，陷入恶性循环。王军痛心地说：“每一个四合院向大杂院的转化，都是一个悲惨的故事，而现在是把悲惨的故事向死亡的尽头演绎了……这样的‘危*改’和‘城建’，不仅是在杀死古老的旧北京城，同时也是在把新建的北京城引向绝路。”他引用了几个数据——城中心区的人口密度，已超过每平方公里14000人，是纽约市区的1。7倍；中心区土壤汞含量超标无数倍，变成了“带毒的土壤”；地下水位急剧下降，且污染程度严重超标……这一切，当然不仅仅是城市规划失误的结果，但肯定与此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还在梁思城的方案被正式否定之时，梁就对时任北京市长的彭真说过；“过五十年以后，你就知道真理在我这边！”目睹如今之北京城，斯言如雷贯耳！梁、彭二君，幸好俱已作古，否则他们看到今天这个“最坏的城市规划”下的北京，情何以堪？当初拆除城墙时，梁思成就说：“每拆一段城墙，都是在剜我的心头肉啊！”要是眼看着这个美丽的古都如今被推向死亡，这个享誉世界的建筑大师、城市规划大师，会发出怎样的悲呼呢？我不敢想象。
　　在讲座中，王军引述了这样一个插曲，就让我作为这篇难以结尾的帖子的尾声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著名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随美国访华团来京，他站在景山上，指着眼前的北京城，骄傲地对同行的朋友们说：“看，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古都！”去年，王军在美国采访贝聿铭时，问：“八十年代初，你怎么把宾馆修到离城市那么远的香山去了？”贝答：“那个时候，北京城还好好的，我不敢在市区乱动啊。”王再问：“那就是说，你认为现在的北京城已经被搞坏了，是吗？”贝答：“我是外国人，中国的事情我搞不清楚了……”
　　
　　石地
　　2004-3-24  
 跟帖：二次大战后期，曾成功地劝阻美军轰炸奈良和京都的梁思成，被日本人誉为“古都恩人”，终无力保护自己的古都。
　　
　　那只是一个开端，人们后来才认识到，历史文化不必总是毁于兵燹战火。
　　
　　1959年8月，毛泽东在，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讲话中批评分散主义时指出：“进城以来，分散主义有发展。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党委讨论决定，再由政府执行。比如，在天安门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拆除北京城墙这些大问题，都是经中央决定，由政府执行的。”
　　
　　竭尽全力的“城墙派”最终一事无成——当城墙被拆除时，甚至连测绘、拍照、保留资料的努力也未能成功。1954年，当时的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与梁思成的助手罗哲文骑自行车勘查城墙，整整绕行一周，打算写一个保护报告。这一行动随即被通知取消，众人黯然，知道决策已定，无力回天了。“此后，北京这一世界举世无双的宏伟城墙，就在各种形式下逐年以‘啃骨头’方法拆之了。”
　　
　　为北京城门留下最后“遗照”的是一个普通的北京人：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美术师张先得。在那个照相机极为稀少的年代，他用水彩画的形式，几乎追跟着拆毁城门的速度作画。从1954年开始，首先拆除地安门，接着是广安门。当他赶到广渠门时，只剩一个城台和一个门洞了。1957年，他画西便门时，那里已经是热火朝天的工地，城门已拆除了一半。当拆到崇文门、西直门时，梁思成实在忍不住了——这是北京余下的最后两个有瓮的城门。他又奔走于各级领导之间，等到领导同志终于听取了他的意见，同意保留时，崇文门已无可挽回。西直门总算保留下来，“缓刑”至文革当中。
　　
　　尽管城墙的存废早有定局，但此后的十多年中，尚未真正危及它的存在，只是一个又一个地拆除城门。对城墙的大规模拆除是在“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拆除西直门时，发现了箭楼城台之内元大都义和门的旧门。随后拆除安定门、朝阳门、永定门等。1969年冬春之际，在“深挖洞”的号召下，拆毁城墙城门达到了高潮。成群结队的职工、干部、学生、家属摆开战场，你追我赶，将取下的城砖运回本单位筑防空洞。
　　
　　……
　　
　　梁思成痛心不已，作最后一搏：直接给周恩来总理上书。他以文学艺术的感情笔法，细腻描绘了帝王庙前景德街牌楼在夕阳西下之时，西山的峰峦透过牌楼和阜成门城楼所融汇而成的绝妙好景。如果牌楼、城楼拆除，这一古都美景将永远消失。然而，这一次周恩来并没有像上次那样，亲自出马并设法保存了北海团城和金鳌蝀桥。他赠给梁思成两句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最后的决定是，除保留国子监街上的三座牌楼，凡街巷和道路上的牌楼全部拆除。梁思成提出通过做转盘保留东四、西四牌楼的方案亦被否定。
　　
　　帝王庙前横跨羊市大街（今阜内大街）的两座景德街牌楼，是完全木结构的三间四柱七楼的形式，造型优美，雕饰精丽，是牌楼艺术的杰作。周恩来提出可迁移它地保存。然而年代久远，木构件老朽，拆除后终未能重建。
　　
　　东、西长安街牌楼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1958年扩建天安门广场时，根据周恩来指示，迁至陶然亭公园重建而得以保存。然而时乖命蹇，大约在1971年9月，不知因何被江青下令拆除。
　　
　　当年北京有记载的120余座牌楼，据统计现存43座（多在园林风景区内）；国子监和孔庙所在的成贤街，成为北京存有牌楼的唯一的街道。
　　
　　牌楼的噩运还在于：五十年代调查测绘的全部牌楼资料，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部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