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餐美食菜谱大全 英语:陈昌华：中国迈入“进步年代”？

　　【背景】“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发生重大转变。

　　“十二五”规划对中国转型有何潜在影响？有学者认为，或许美国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的两段历史可资借鉴。这就是所谓“黄金时代”（1869-1896）和“进步年代”（19世纪90年代-20世纪20年代）。这两个时段，美国社会和政府职能都经历了巨大变革。

　　美国的“黄金时代”和中国经济改革前30年颇为相似。在“黄金时代”，美国经济强劲增长并一跃成为全球领袖，其钢铁产量超过了英国、德国和法国的总和。随着重要科技的进步，美国出现了西屋电气、AT&T、通用电气和标准石油等大型公司，其中一些至今仍领先世界。

　　“黄金时代”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坚信自由市场原则和不干涉政策，对商业行为的管制很少，“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适者生存”理论开始流行。到了“黄金时代”末期，大范围的收入不平等、食品安全和腐败开始造成社会紧张，很多人转而呼吁改变。

　　同样，中国经历了20多年改革开放，到上世纪90年代，钢铁产量超过了美国和日本等主要经济强国。而且，在过去十年里，中国也开始出现世界级公司。数年前社会共识还是由市场力量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但近年来，更加强调收入分配和社会公平。

　　在“进步年代”，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社会平等和消除腐败，因此得到了中产阶级的大力支持。此后，美国政府转而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人们深信专家管理经济的能力（而不是没有监管的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的效率，并强调监管对公平竞争的必要性。

　　在美国“进步年代”，反托拉斯法一类的商业法得到了有力实施，1911年美国最高法院强行拆分标准石油公司就是经典案例。另一个突破性的发展则是开始对商家和个人征收联邦所得税。这是政府在贫富群体间重新分配财富的新举措。

　　同期，美国很多著名的政治和经济监管机构创立。1893年和1907年的两次大萧条后，美国于1913年成立了联邦储备系统。为了回应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心，建立了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在政治改革方面，妇女终于有了选举权，而参议员也由直接选举产生。

　　目前，中国经过30年的迅猛增长，同样遭遇到美国在“黄金时代”末期的问题，诸如收入不平等、食品安全丑闻多发、社会参与诉求越来越强、公众对腐败更为不满、对公共服务的期望值不断提高，等等。

　　那么，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美国“进步年代”有何异同？中国能从美国“进步年代”学到什么？

　　经济学家、瑞信证券中国研究主管陈昌华指出，中国不会重复美国的过去，但美国“进步年代”的历史教训可资镜鉴。“进步时代”风格的经济政策或能维护中国的社会平等并扩大国内需求，但劳工集体组织力量的提升，可能会给经济带来负面的长期性后果。

　　“十二五”期间，中国更侧重于调整经济结构，这与美国“进步年代”侧重于社会层面改革不同。中国政府期望增加个人消费，减少对出口的依赖。而当前很多政策措施，如促进收入平等、城市化建设和完善社会保障（如公租房和医疗保障），都是为了扩大个人消费。

　　陈昌华指出，任何大陆型经济在其发展的某个时期，都必须培育一个大规模的消费市场来保证可持续增长。一般而言，经过长期经济繁荣，公众对自身的公民权利也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自信。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携手并进，相辅相成。

　　当前，中国政府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一个重要目标是提高工资收入占GDP的比例。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资金流量核算统计，2008年劳动报酬总值为150510亿人民币，占国民收入的48%，这与1992年的55%相比，有所下降。

　　美国在“进步年代”之初（1900年到1909年），劳动报酬仅占国民收入的55%。但在1920年到1929年（“进步年代”末期）提高至60.5%。“二战”（1947年-1952年）后，占到了64.5%。20世纪80年代早期，该比例更是达到67%。2000年到2009年间，该比例基本保持在64%左右。

　　目前，中国劳动力已开始负增长。今后即使没有政府的积极推动，工资占GDP的比例也会逐步提高。而政府的积极干预，例如提高最低工资和增强工会实力，可能会进一步推高工资。从现在起到2015年，中国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可能会提高数个百分点。

　　但是，美国“进步年代”前后，消费占GDP的比例并没有很大增加。1869年和1873年之间，美国平均年消费值为53.8亿美元，占GDP的80.1%。1922年和1926年之间，该比例甚至还降到了78.8%。但是，上述情形在中国不太可能发生。

　　这是因为，中国消费占GDP的比例要低得多，2009年是48%，其中个人消费占了GDP的35%，公共消费占了13%。在这样低的基础上，假设工资收入能够和GDP同速增长，相信消费增长能够赶上甚至超过GDP的增长。

　　过去十年，中国的个人消费占GDP比例下降，主要是因为较异常的出口反弹（每年30%左右）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每年25%-30%）。但在目前全球增长前景较弱的形势下，上述情形无法继续。陈昌华指出，过去数年中国年均消费绝对增长15%左右。这种速度能够保持，未来数年，消费占GDP的比例将有所提升。

　　但是，工会组织的影响增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比较复杂。在美国，工会的实力在“进步年代”后大幅提高。到了20世纪70年代，工会成为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头痛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英国保守主义政府都侧重于抑制工会实力。

　　陈昌华认为，未来数年，劳工关系不会是中国的主要问题，但未来中国政府必须学习微妙地平衡保护劳工权益和维护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的关系。这是因为，《劳动合同法》的实施（2008年）、最低工资的提高和工会集体谈判实力的提高，固然可以保护工人，但也可能降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

　　最后，中国结构性赤字问题值得重视。中国政府已承诺，“十二五”期间将通过提供公共住房、教育和医疗保健，改善城镇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服务。这将增加公共开支，虽然其中部分资金可通过银行贷款，或发行债券筹集，但最终这却需要财政预算来支付，并造成结构性赤字问题。

　　这与美国“进步年代”也有所不同。1869年和1893年间，美国政府连续25年预算盈余。从1897年到1929年的28年，除了“一战”期间，只有10年录得预算赤字。但是，1978年至2010年，中国共有28年中录得赤字，同时还存在庞大的潜在公共养老金债务。

　　陈昌华指出，中国应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汲取教训。对政府而言，增加社会项目支出总是比节流容易，加税也总是比减税容易。当出现长期的预算赤字，政府就需要更多借贷来保证运转，终有一天会被债务压垮。

　　目前，中国政府正在鼓励地方政府加大社会服务支出，减少基础设施和工业投资投入。这事说来容易做起来难。这是因为，如果不能改变现行政绩考核机制，无论直接还是间接，地方政府都会从高GDP和高投资增长中获益。■

　　（财新记者 常红晓 据陈昌华即将刊于2011年第4期《中国改革》的文章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