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可能标志着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经历了重大转变。

　　尽管经验丰富的中国观察家对计划提出的经济和社会设想印象深刻，我们还是怀疑其是否能够有效实施。一些结构性改革可能会遭遇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至少重重阻力将不可避免。

　　要认真体会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潜在影响，我们也许可以借鉴美国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的两段历史，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黄金时代”（1869年至1896年）和“进步年代”（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在这两个阶段，美国社会和政府职能都经历了巨大变革。

　　美国的“黄金时代”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前30年颇为相似。正如“黄金时代”之前的内战使美国国家经济极为萧条一样，“文化大革命”也使中国经济遭受了重创。在“黄金时代”，美国经济实现了强劲增长并一跃成为全球领袖，其钢铁产量超过了英国、德国和法国的总和。随着重要科技的进步，美国开始出现西屋电气、AT&T、通用电气和标准石油等大型公司，其中一些到现在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同样，中国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90年代，钢铁产量也超过了美国和日本等一些主要经济强国。而且，在过去十年里，中国也开始出现世界级公司。

　　“黄金时代”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坚信自由市场原则和不干涉政策，对商业行为的管制很少。也就是在这一阶段，“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适者生存”理论开始流行起来。同样，中国几年前的普遍共识还是由市场力量来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然而到了“黄金时代”末期，大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食品安全和腐败开始造成社会紧张，很多人开始呼吁改变。很多有名的商人被指责通过欺诈和腐败聚敛财富，“强盗大亨”这个名词由此而来。

　　“进步年代”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社会平等和消除腐败，因此得到了中产阶段的大力支持。美国政府在这个时期的经济和社会中扮演了远较以往积极的角色。人们深信专家管理经济的能力（而不是没有监管的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的效率，以及确保公平竞争的监管的必要。在这个阶段，反托拉斯法一类的商业法得到了有力实施，1911年美国最高法院强行拆分标准石油公司就是一个经典案例。另一个突破性的发展则是开始对商家和个人征收联邦所得税。现在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不含所得税的税收系统，但在一个世纪以前，这可是为了在贫富间重新分配财富的创新举措。

　　同期，美国很多著名的政治和经济监管机构创立。1893年和1907年的两次大萧条后，美国于1913年建立了联邦储备系统。为了回应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心，建立了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在政治改革方面，妇女终于有了选举权，而参议员也由直接选举产生。

　　中国经过了30年的迅猛增长，也面临着美国在“黄金时代”末期时面对过的问题：收入不平等、产品安全丑闻、对社会公议的诉求越来越多、腐败和对公共服务不断上涨的期望值等等。

　　这并不是说中国会重复美国的历史，也不是要由此推断中国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目标和一个世纪前的美国一样。“进步年代”在当时的美国的主要目的是推动社会层面的改革，而中国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提议主要侧重于调整国家经济结构。中国政府期望能够加大个人消费对经济的推动力，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很多政策措施，如促进收入平等、城市化建设和完善社会保障（如公租房和医疗），都是为了帮助促进中国的个人消费。关于负责起草五年计划的政府高层官员的新闻文章，都表达了官员担心中国经济是否能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忧虑。“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人均GDP值达到4000美元水平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出现停滞的现象，而现在的中国大致正处于这一水平。

　　但如果认为中国政府在制定新政时没有考虑到社会因素，如不断上升的社会矛盾等等则也是错误的。尽管“进步年代”时社会紧张是驱动改革的关键因素，经济因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根据“美国遗产”网站的记录，以设计流水线生产方式而家喻户晓的福特汽车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在一个世纪前就开始按标准支付相当可观的工资。在“进步年代”，他每天支付工人五美元（以现在的汇率来折算，略低于中国大部分省份目前的最低工资），理由是如果连普通工人都买不起自己的产品，一个大规模生产企业是无法生存的。任何大陆型经济在其发展的某个时期都必须培养一个大规模的消费市场来保证可持续增长。一般来说，经过长期经济繁荣，公众对自身的公民权利也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自信。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携手并进，相辅相成。

双刃剑

　　暂且不管中国政府意图如何，如果第十二个五年规划能够得以成功实施，在未来的五到十年里中国经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一起来看看“进步年代”的一些数据，它们大部分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1960年出版的《从殖民时代到1957年的美国历史统计数据》。

　　中国政府当前收入分配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提高工资收入占GDP的比例。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资金流量核算统计，2008年劳动报酬总值为150510亿人民币，占国民收入的48%，与1992年的55%相比有所下降。美国“进步年代”刚开始的1900年到1909年之间，美国劳动报酬仅占国民收入的55%（仍比现在的中国高），但在1920年到1929年（时代末期）增长到了60.5%，二战（1947年-1952年）后占到了64.5%。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劳动报酬所占比例更是达到了67%，并在2000年到2009年之间基本保持在64%左右。

　　由于中国劳动力特点的变化，即使没有政府的积极参与，GDP计算中工资所占比例也会增加。如果我们从潜在的新的体力劳动者（年龄在15到19岁之间）中减去新大学生和退休人口（年龄在50到54岁之间）的数量，最近几年的劳动力净增长量大幅下降，已经进入负增长，也就是说，上学和退休的人比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多。积极的政府干预，例如提高最低工资和增强工会实力，可能会进一步推高工资。从现在到2015年，我们很可能看到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增加几个百分点。

　　美国的消费比例（占GDP百分比）在“进步年代”前后并没有增加很多。1869年和1873年之间，美国平均年消费值为53.8亿美元，占GDP的80.1%。1922年和1926年之间这一数字实际上还降到了78.8%。但是这种情况在中国不大会发生。中国消费占GDP的比例要低得多，在2009年是48%，其中个人消费占了GDP的35%，公共消费占了13%。在这样低的基础上，假设工资收入能够和GDP同速增长，相信消费增长能够赶上甚至超过GDP的增长。

　　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消费的绝对增长势头在过去几年都保持在每年15%左右，无论以任何标准来衡量都是非常好的。过去十年里个人消费占GDP比例下降主要是因为较异常的出口反弹（每年30%左右）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每年25%-30%），而这两种情况在目前全球增长前景较弱的形势下也无法继续。如果消费能够加快或保持当前的增长速度，消费占GDP的比例会随着出口和投资增长放缓而有所增加。

　　最后，尽管“进步年代”美国消费占GDP的比例没有增长，消费结构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反映了生活方式的“升级”。在1869年到1873年之间，易耗品（大部分为食品）占总消费的42.6%，耐用品和服务仅仅各占9.3%和29.6%。1922年到1926年之间，易耗品所占比例降到了34.9%，耐用品和服务消费分别增长到了11.3%和40.0%。在这一时期，主要耐用品进入了美国家庭，比如汽车。随着工资的增长和中产阶级的优势巩固，中国也会发生类似的消费模式变化。

　　尽管“进步时代”风格的经济政策也许会帮助维护中国的社会平等并促进国内需求，但也有可能产生负面的长期后果。

　　美国工会的地位正是在“进步时代”得到了提升。工会组织对经济的影响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在经济学界从来都是一个激烈辩论的议题。一方面，集体谈判和最低工资一类的发展可以帮助保护工人，而通常情况下他们无力对抗雇主保卫自己的权益。而另一方面，这些措施也会降低中国的竞争力。在经济改革的前30年，中国也许为世界提供了最为友好的商业环境。尽管最低工资在中国经济中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各个省份的规定却完全不同，而且也低于大部分雇主所支付的实际工资，其具体的实施也并不严格。这使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并在这个过程中改善了很多人，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工人的生活条件。

　　接下来的几年里，劳工关系应该不会是中国的主要问题。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合同法的实施（2008年）、最低工资的提高和工会集体谈判实力的提高，可能会逐渐降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当中国的生产力增长开始放慢而经济增长也开始减速时，一个僵化的劳动力市场会使问题更为严重。雇主在无法降低工资的情况下将不得不裁员或关闭其业务。

　　在美国，工会的实力在“进步年代”后大幅提高。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工会成为美国、英国等很多发达国家的头痛问题。 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英国保守主义政府的一个主要重点就是抑制工会实力。中国也要学习如何微妙地平衡保护劳工权益和维护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

　　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和预算赤字。现在市场上普遍对美国长期财政实力抱有怀疑。然而，“黄金时代”的情况可不是如此。1869年和1893年之间，美国政府保持了连续25年的预算盈余。只有在1893年大萧条之后美国政府才有了预算赤字。相反，从1897年到1929年的28年里（除去1914年到1918年的一战时期），美国政府在其中10年录得预算赤字。1931年后的79年里，美国只有12年有预算盈余。

　　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后，中国尽管在社会服务的开支非常有限，却还有庞大的潜在公共养老金债务；中国政府财政在32年里只有4年录得财政盈余，而在其余28年中录得赤字。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通过公共住房、教育和医疗保健为城镇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改善社会服务。这将增加公共开支，其中部分资金可以通过银行贷款或发行债券筹集。但最终这需要政府的财政预算来支付，并造成中国的一个结构性赤字问题。

　　中国可以从一些发达国家的教训中吸取经验。对于政府来说，增加社会项目支出总是比节流容易，减税也总是比加税容易。当出现长期的预算赤字，政府就需要更多借贷来保证运转，终有一天会被债务压垮。中国政府现在的愿望是鼓励地方政府在社会服务上支出多一点，在基础设施和工业投资方面投入少一点。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无论直接还是间接，地方政府都会从高GDP和高投资增长中获益，不管GDP的增长是建立在多么昂贵多么低效的基础上。因此，要它们做出这样的改变可能并不容易。

什么地方会出错？

　　且不管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良好意愿，它有什么地方会出错？

　　—— 广东和华东

　　要达到预期中的家庭收入/消费增长，一个关键因素是企业盈利不会因工资上升而大幅下降。随着沿海工厂为减少运营成本而搬迁到内地，内地省份的经济将获得很大发展。内陆地区的工资上升应是较有保障的。然而，问题在于，当这些低端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内地后，目前占据了中国出口的70%左右和全国GDP总值的30%的广东和华东会怎样呢？

　　最理想的情况是，这两个主要地区能通过工业自动化、产品升级以及/或区内消费发展带来的生产力上升来保持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地区将能长期维持收入高增长，亦会较乐意鼓励企业把工厂转移到内地。但如果情况不理想的话，不单沿海工资上升幅度会减慢，工业转移到内地亦会遇到较多的障碍。这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迄今为止，中国经济这两大引擎能否顺利提升它们的附加值还是未知数。

　　——政府职能和融资

　　在当前经济增长模式下，中国地方政府在各自管辖范围内对当地经济的提升起了很大作用。地方政府不单投资基础设施，还为了本地区吸引投资而帮助游说中央审批所需的项目。地方政府没有成为法律法规的维护者和社会服务的提供者，而是非常积极地投入到选择、帮助，甚至投资于那些他们认为对本地长期发展有利的公司和产业中去。在一个专注于出口生产和投资的模式里它非常有效，但是，对于提升消费是否有效就是另一回事了。

　　首先，政府通常只能创造一个促进消费的环境，却不能指挥人们花钱。在当前的增长模式下，地方政府在某个阶段可以通过旨在建立一系列投资项目来达到某个经济增长速度，但在消费驱动增长的模式下，政府的直接影响要小得多，它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可能只能在数年后才看到成果。

　　其次，消费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收入增长，于是地方政府需要更多地保护员工的利益。然而，鉴于地方政府和主要企业的亲密关系，官员们是否真的可以在未来表现得更为中立（或更倾向于劳方）？当增长势头强劲时，每个人都从中获益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满足，这些矛盾并不明显，但到了经济不好的时候又是另一回事了。

　　最后，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倡导政府支出结构性改革。当前，很大一部分地方政府支出被用于基础设施投资和推进工业化。为了鼓励个人消费，地方政府将需要把支出更多地用到教育、医疗保健、公共住房和社会保障上，而这通常对GDP的直接影响不大。由于GDP增长仍然是评估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地方政府是否真会完全支持这些改变，令人十分怀疑。

　　我们提到过，在“进步年代”美国政府的预算赤字更加恶化。考虑到中国现在的赤字已经接近GDP的3%，预算赤字对中国是个潜在的严重威胁。然而，问题还刚刚开始。从宏观税负（即政府税收收入、非税收收入和社会保障支出的合计）的角度看，中国其实并不低。第一，中国的宏观税负从1998年到2009年上升了10个多百分点，目前占GDP的31.3%。第二，这一水平实际上比2007年的非欧洲经合组织国家还高。经合组织国家由于其高额的社会保障税负，宏观税负很高。其实，如果不包括社会保障税负，中国的宏观税负和欧洲经合组织国家差不多。考虑到中国人口老龄化和政府为城乡居民改善社会保障覆盖面的计划，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很有可能会上升，则整体的宏观税负也会相应上升。

　　尽管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百分比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上升了8个百分点左右，达到GDP的约20%，中国的这个比例和更发达的经济体相比并不算高。社会保障支出尽管在增长，但仍处低位。中国的高宏观税负主要来自非税收入。在过去10年中，最强劲的增长来自于出售土地，这也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

　　大部分非税收收入（如预算外收入或资金收入）基本由地方政府收取，且很少（或没有）受到预算控制。假设社会保障支出和政府财政收入会因为更多的社会福利和公共住房而增加，我们需削减非税收费以使中国的宏观税负维持在可持续水平。再一次，这将给地方政府职能和他们如何融资运作带来巨大变化。

　　在中国，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拥有很多资产，其中一些还取得了不少的盈利。2009年，国有非金融公司和国有商业、政策性银行的总利润达到了17750亿人民币，占GDP的5.1%。但是根据中央政府预算，只有389亿人民币的股息收入实际支付，占中央政府所有非金融公司利润的4%。从长远看，股息收入或出售国有股权的收益应该成为促进中国社会项目扩展的主要资金来源。

　　——货币和价格稳定

　　一方面，中国的金融机构通常规模很大，再加上它们的增长前景，在未来几年间，中国金融机构在国际市场上将是一个耀眼的亮点。另一方面，金融部门可能也是中国经济的最大的风险。

　　2003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大型资产泡沫。房地产市场大部分时候都很火爆，投机资本也时而流入股市或其他类型的资产。虽然中国媒体通常指责境外热钱是中国经济过热的原因所在，实际上大额现金流是从国内银行系统流入各种投机投资中去的，尤其是在2009年以后。银行系统是否能够自律并有效地分配资本将决定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中国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除了银行系统，中国的货币政策（利率和汇率政策）大部分时间里似乎都过度地偏向增长，而很少触及资产泡沫。

　　在过去几年里，国内潜在的通胀压力很少反映在消费通胀上，这也成为了保持低利率的方便借口。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已经告诉全世界，无论消费通胀指数是多少，多余的货币供应都会损害经济。缺乏一个协同平衡的货币政策，未来五年里利率和汇率政策都会是中国经济的大风险。

　　解决收入不平等，让公众更多地享受改革和发展成果，中国政府这么做是否正确？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然而其中的风险也很高，结构性改革肯定会损害到有势力的既得利益集团，包括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资方。这些改革措施很可能仅仅是马马虎虎地执行下去或在地方被完全扭曲。即使改革成功地实施，它们的一些方面（如劳工集体组织力量的提升），也可能给经济带来负面的长期性后果。

　　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在5年到10年后，中国的社会面貌将会因为这轮改革变得同现在大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