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插曲如来佛:试论当前公民政治冷漠的深层原因及消解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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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当前公民政治冷漠的深层原因及消解对策张亚勇 http://www.gmw.cn 2011-03-30 10:44:18 来源:《延边大学学报》(社科版)

    摘要:当前公民政治冷漠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经济水平不发达,政治参与机制不健全,政治文化比较落后,政治参与成本高昂等。大力发展经济,实现政治参与制度化,培育公民文化和发展网络政治参与是消除公民政治冷漠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政治冷漠;公民参与;网络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政府一直把“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作为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不断健全,形式不断丰富,渠道不断拓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在部分公民政治参与热情日趋高涨的同时,部分公民政治参与冷漠也呈现出日益上升的趋势。“大多数调查统计显示真正出于自主意识自愿参加投票选举等国家政治生活的公民所占比例一直不高。”[1]政治参与冷漠不仅会严重干扰中国政治文明的进程,使执政党产生合法性危机,而且会使群体利益无法诉求和协调,使改革失去民间推动力。因此,深入研究当前公民政治参与冷漠的深层次原因,有助于我们消解政治冷漠问题,这对于我们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公民政治冷漠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所谓政治冷漠,主要是指“主体在有选择权的条件下,对政治生活缺乏责任心和兴趣,缺乏参与政治活动的动力的一种心理状态。”[2]政治冷漠行为具有主观上的故意性,行为上的消极性等特征。尽管政治冷漠现象在当代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但我国公民的政治冷漠暗含着人们对政治的一种潜在的不信任感,是对党和政府权威的严峻挑战,对我国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政治冷漠现象。要消除政治冷漠现象,就必须深入思考造成当前公民政治冷漠的深层次原因。

 (一)经济根源:经济水平不发达

 首先,物质条件匮乏制约了政治参与积极性。一定社会的政治生活总是要以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并受到经济状况的制约。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下,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才能被激发出来,并为更高层次的政治参与创造物质条件。由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不发达,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经济发展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多关心的是包括温饱问题在内的经济问题,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政治问题。公民获取政治信息手段落后,获取渠道狭窄,信息交流和沟通缓慢,从而制约政治参与水平。“政治参与要求接收关于政治的一般的和特殊的信息。那些获取这种信息的人,即在效应和心理上更多介入的人,就更有可能参与政治。反之,那些没有得到这种信息的人,则无动于衷,缺乏心理上的介入”。[3]

 其次,公民拥有的经济资源不足影响了政治参与热情。公民进行政治参与,在实质上是公民与政府权力部门之间的政治利益博弈,而博弈结果往往是由拥有政治资源的多少决定的。罗伯特·达尔认为:“政治资源是一个人可用于他人行为的手段,因而政治资源包括金钱、信息、食物、武力威胁、职业、友谊、社会地位、投票以及形形色色的其他东西”。[4] 而在政治活动中,对政治资源起决定作用的最终又取决于其拥有的经济资源。经济实力的缺乏必然导致政治影响力的不足,而难以当选。基层政权原班子成员和一些私营企业主等强势群体会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实力占据着绝大多数名额,造成一种“选来选去还是那几个人”、“选谁都差不多”的现象。对于大多数普通公民来说,由于经济实力不足,使自己只有事实上的选举权,而缺少事实上的被选举权,参与选举只能是为人作嫁的无奈之举。加之有些选举出来的基层干部也并没有按照选前承诺给大家谋取一些实际利益,因而普通公民对民主选举自然就有了一种抵触心理,而不愿去参加政治选举,致使公民对自己社区内的政治事务越来越漠不关心。

 最后,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降低了政治参与的兴趣。在整个国家把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宏观背景下,相当多的公民也开始把注意力从参与政治转到发展经济上去。“对于刚刚摆脱了高度集中的、遏制个人经济活力和物欲追求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羁绊而踏入市场经济圈的人们,金钱更具有排斥一切的魅力。因而人们对金钱的向往和物欲的追求取代了对政治地位的崇拜和参与政治的热忱。”[5]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和渠道都急骤增多,转移了人们通过参与政治来实现个人利益的信念。“对大多数人来说,政治参与只是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如果个人能够通过移居都市、获得地位较高的职业或改善他们经济福利等方式实现这些目标,那么,这些方式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们参与政治的替代物”[6]。部分社会成员在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指引下,成本意识增强。他们不会再象过去那样不计成本的参与政治,而会时时考虑自己的成本收益。当人们从事政治活动得到的报酬低于从事经济活动所得时,他就不大可能介入政治。当政治参与难以达到预期目标的时候,他们就会倾向于从事更容易满足个人利益的经济活动,而远离政治活动。

 (二)制度根源:政治参与机制不完善

 公民政治参与态度不仅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更受具体制度安排的制约,因为制度问题更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任何政治参与活动都要在一定的政治体制中进行。因此,政治运行体制对政治参与的发展更具有决定意义。可以说,公民政治冷漠在一定程度是公民对不完善的政治参与制度进行消极抵抗的结果。当前政治参与机制的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表现为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反思我们的领导制度和体制,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7]。而这当中,权力过分集中更为根本。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我国政治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我国政治权力过分集中的现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在横向上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各级党组织手中,在纵向上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仍是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组织和中央,使其他组织和基层地方很难对政治决策系统发生实质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降低了公民制度内参与政治的效能。而参与效能的高低又直接关系着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政治生活的高层化,使与公民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局部或基层利益难以实现,这就大大削弱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兴趣,造成许多普通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冷漠。

 另一方面表现为不健全的政治参与机制。政治参与机制既是政治参与形成的基本条件,又是影响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政治参与机制存在着一些严重制约政治参与良性发展的弊端。首先,政治选举制度不完善。选举权是公民进行政治参与的最重要、最广泛、最直接的民主权利。然而目前我国的选举制度存在的重要问题就是缺乏竞选和直接选举机制,从而出现选民对候选人缺乏了解或根本没有了解的现象,导致公民政治参与热情降低;其次,政治参与规则和程序的制度化程度较低。要我国现有的政治参与制度中,虽然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等具有较高制度化的参与制度,但总体来看,我国现有的政治参与机制的制度化程度还比较低,一些民意表达与监督制度还存在很大的随意性。还有一些具体的政治参与制度,虽然对公民参与作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但却缺乏保证落实的有效措施,这就使一些参与体制形同摆设,缺乏可操作性,造成公民无法真正、有效地参与国家和地方事务,致使许多公民的参与热情受到冷遇和打击,从而对政治参与产生冷漠;再次,制度内政治参与渠道不够畅通。基于成本上的考虑,我国和世界上绝大多数民主国家一样采取了代议制民主这样一种间接的参与形式。在这样的民主制度下,畅通高效的民意表达渠道是政治参与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然而,在当前我国的政治参与过程中,公民正常的意见表达渠道却难以顺畅起来。尽管我国人大和政协制度担负着集中和表达民意的政治参与功能,但这些制度同时也负担着政治控制和社会调控的功能,并且往往是后一种功能比前一种功能发挥得更为充分。其结果就会造成是“政治参与体制对‘输出性’、‘动员性’功能较为敏感,而对‘输入性’、‘自主性’功能则反应迟钝。这一点正是造成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动员性强、主动性弱,从而诱发政治冷漠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性原因。”[5] (三)心理根源:政治文化相对落后

 公民政治参与程度不仅取决于具体的制度安排,更为关键的是取决于适应现代民主政治的社会政治文化。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在向现代民主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最大的障碍也许不是某些正式的民主制度的选择问题,而是影响其社会成员政治行为方式的落后的政治文化。[9]由于文化及社会伦理规范等非正式规则的变迁往往落后于社会结构的变迁,所以,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发展直接影响到其政治参与的程度。从政治文化的层面上来透视中国的政治冷漠问题,我们会发现,来自社会成员心理深层的认识才是中国公民政治冷漠的最深层的原因。对中国现阶段政治文化的剖析可以在以下两个层面上做出分析:

 一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所带来的政治冷漠。长达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使我国形成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形态,以各级官僚为支撑的高度集权的官僚专制体制,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使人们处于保守、封闭的环境中,并在这样环境中养成了对政治生活冷淡、远离、听天由命的政治人格。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单个社会成员面对高度集权的封建高压统治,只能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在政治高压与文化灌输的双重作用下,传统中国社会成员形成了对政治生活的冷漠。社会成员之间缺乏以平等契约关系为基础的横向交往,更不敢为某种公共目的而组成社会团体。长期以来形成的封建伦理纲常深深的沉淀于国民的心理,依然影响着当代公民的政治行为,使中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强调等级服从的政治文化。公众普遍存在“畏官”的心理,他们往往出于自身利益和成本的考虑,不愿意出头得罪官员。与“畏官”心理同时发生的就是对权力的极度崇拜和对“清官”过分依赖的心理,导致政治自主意识淡漠,对政治参与缺乏应有的兴趣。

 二是由建国以来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政治冷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建立了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享有对各种社会资源的直接分配的权力。在国家与社会高度合一的制度下,社会成员只能受缚于身份等级划分而没有流动的可能,并且要高度依赖单位。由于社会资源的分配权归党和政府所有,社会成员的政治合作态度就成了分配资源的重要标准。这样,政治上的服从就代替了对政治的独立思考。对集体主义与平均主义的绝对强调强化了社会成员的服从人格,并使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力形成了既害怕又崇拜的狭隘心理。因此,中国先天缺乏适应现代民主法治生活的公民意识,后天的培养与启蒙也由于历史的原因没能得到继续。在普通社会成员,特别是占我国人口多数的农民的政治意识里,反映现代民主法治观念的公民意识显得非常单薄,而反映传统依附与服从意识的人数则占大多数。公民政治心理存在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公民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最终造成政治的冷漠。

 (四)绩效根源:政治参与成本高昂

 公民进行政治参与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精力、体力和金钱,同时还可能要放弃一些机会或闲暇,这些构成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成本。政治参与作为抽象活动,成本难以量化,缺乏可供量化的准确数据,成本量化更多的是间接的和模糊的。但运用成本分析方法仍有助于我们明确公民政治冷漠的深层原因。

 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看,政治参与成本收益率过低造成政治冷漠。政治参与成本收益率是指普通公民的政治参与所付出成本能在多大程度上表达并实现公民利益。虽然现实生活中有一部分理想化的公民在参与时只重参与、不重结果,也不太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但大多数公众在参与时都符合“理性人”的假设,在决定是否参与、如何参与和参与到什么程度之前,他们往往要对参与行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良好的成本收益率能有效地激励他们保持持续参与的热情。公民政治参与实质上是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利益博弈,公民进行政治参与的动机是希望通过政治参与改变自身因政策分配而产生的利益不均衡状态。当公民在参与过程中发现政府提供的参政渠道成本收益率令人失望时,如没有话语权只能听不能说,没有反馈说了也白说,他们就会逐渐失去最初的参与热情,形成政治冷漠。

 从成本与代价的角度看,政治参与代价高昂造成政治冷漠。为了参与,公民们将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劳动,还要付出的交通、住宿等费用。更让人担忧的是部分政府工作人员会在代表着公共利益的名义下甚至在法律名义下对政治参与人进行经济上的打击,政治参与者被政府罚款、抄家、没收财物的事件多次发生,这种打击对经济上尚不宽裕的大多数公民来说是致命的。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的政治参与会付出高昂的时间、精力、体力和金钱等成本,使参与者产生得不偿失之感,严重挫伤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如果公民参与对干部监督,则付出的成本会更大。即使公民发现并揭露干部存在贪污公款、损害公民利益、在选举中作弊等行为,也往往会遭受拖延时日、置之不理甚至打击报复的结局。在现实中,公民的这种政治参与行为代价太大,单个公民负担不起,而公民的组织成本高昂,而且稍有不慎,就会触犯法规,付出更加高昂的法律成本。高昂的经济和法律成本足以加剧公民生存的困境,使其在巨大的参与代价面前望而却步,进而对政治产生冷漠。 二、公民政治冷漠的消解对策

 第一、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夯实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我们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各级党组织要把大力发展经济作为事关全局的大事抓好,尤其是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只有发展好经济,才能使公民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参与管理,而不必为每日的生计而奔波;只有发展好经济,才能有足够的财力用于政治制度建设,为政治参与提供必要的设施;只有发展好经济,才能促使公民有更高层次的需求,从经济需求转向政治需求,提高政治参与的水平和能力。各级党组织要总结经验教训,研究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经济的方法和途径,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第二、逐步实现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确保参与的程序化和规范化。

 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导向。这一点,已经为我党多年的执政实践所证明。没有制度层面的保障,消除公民政治冷漠就无从谈起。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构建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机制。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机制能够加强社会成员之间的沟通与理解,形成宽容和谐的气氛。这样即使某个阶层利益相对受损,也往往会接受这种结果而不至于产生政治冷漠。

 实现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化重点需要完善三个方面的制度。一是要完善信息公开制度。知情是政治参与的前提。公民只有在充分了解政府活动的前提下,才能真正有效地参与到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中去,使自身的利益得以维护,使自己产生参与热情。要完善政务公开制度,重点是对现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必要的修订完善,修改保密法,科学规定政府信息公开内容、公开方式、公开程序、监督与救济措施、行政机关的法律责任,使政府信息公开成为一种制度化、法制化的行为。二是要进一步完善程序制度,严格按照程序办事。程序是指办事的方法和步骤,是防止个人专断的一项重要举措。没有操作层次的程序和具体制度安排,好的制度也难以执行下去,甚至会发生质变。有了完善的程序化规定,公民才能在实践中真正行使自己的权利,发挥自己参政作用。三是要完善选举制度。选举权是公民有序进行政治参与的最重要、最直接、最广泛的政治权利。从政治参与角度来看,我国选举制度进行引入竞争机制,公开候选人信息机制,对当选人的监督和罢免机制以及逐步扩大公民直接参与选举等方面的改革,使选举过程真正能够反映和体现选民意志,使当选人接受选民的监督和制约。

  第三、培育现代公民文化,造就高素质的参与主体

 在当今时时强调制度问题具有根本性的时代,人们经常出现一种错误的理解,以为有了制度,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真正的困境在于制度是由人来制定的,最终还要由人来执行,制度不能使人们对某一事物产生热情与兴趣。英格尔斯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对局是不可避免的” [10] 。因而,只有人们在心理上真正认同了这种转变,才能使那些完善的制度得到有效的实施。为此,必须进行公民意识教育,引导公民认识自己的权利,树立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充分认识到积极的政治参与是实现其民主权利的基本途径。通过政治参与,使逐渐提升自己的公民道德水平,形成民主参与的习惯。要发挥主流政治文化在政治整合和政治稳定中的积极作用,引导社会各阶层朝着互相接纳、相互理解的方向来调整社会关系,增进社会各阶层对根本利益一致性的认识;还要发挥教育在培育现代公民文化中的积极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和多个层次的教育,增强公民的义务观念,培养公民进行政治参与的兴趣和责任感,发展公民政治参与的自信心及表达自己利益的能力。

 第四、发展网络政治参与,探索政治协商的新载体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政治参与正日益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网络以其独特的技术特性,为政治参与提供了新载体,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政治参与的发展。网络所提供的多元化的虚拟开放空间,激发了公民的民主意识,通过信息交流和综合,消除了了个人参与所带来的局限性。在传统社会中,各级官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会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而受其管理的传统媒体,也往往不敢报道令上级不悦的东西,因此,容易发生信息梗阻。其结果是导致公民的真实想法和要求难以准确或根本不能传送至决策者手中,使公民参与决策以无效告终,多次无效参与就必然会造成公民的政治冷漠。而网络的出现则弥补了这一缺陷。

    发展网络政治参与,一是要改进信息发布制度,树立政府信息源权威。公民进行政治参与的前提和基础是对政府所提供信息的认同。如果群众认为政府所提供信息是虚假的、不真实的,那么他就会对政府的政治宣传产生反感和抵触,转而会选择一些非官方的信息,这样便会造成政府与公民之间矛盾增多,导致一部分人参与冷漠。因此,针对网络中存在的误导公众的虚假的和掩盖事实真相的政治信息,政府要准确、及时、详细的在网上公布所掌握的信息,抑制虚假信息的影响和泛滥,以确保公众掌握信息的客观性真实性。此外,政府还必须改进宣传的方式方法,充分发挥专业评论的舆论导向作用,密切关注网民的观点和意见,在重大问题上灵活机动地开展评论,使主流观点在与其它各种观点的交锋碰撞中主导网上舆论,合理引导网络民意的形成。

    二是要加大信息技术投入,实现信息分配公平。当代社会信息化发展过程中的信息分配及人们的网络权利是不平等的,存在着把贫困人口从信息革命中排除在外的危险,使得这部分人群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机会缺失。政府在加强信息设施建设的同时,应高度重视信息分配平等问题,通过对信息弱势群体的扶助,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享受信息技术和信息化带来的诸多福利和社会政治权利。面对我国网络发展呈现的“东部快、西部慢,城市快、农村慢”的不平衡态势,国家要加快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加速整个社会的信息化进程,为网络政治参与打下坚实的物质和技术基础,还要对信息弱势群体和不发达地区加大投入,普及电脑和网络知识,消除数字鸿沟,进一步唤醒民众的自由、自主、民主、平等的政治参与意识。

    三是要加快网络立法,优化网络政治参与环境。由于我国互联网技术发展较晚,制度化程度相对较低,在一定程度上起规范和引导作用的法律和法规还是处于空白状态,这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些互联网问题可以通过技术手段予以解决,而另一些互联网问题则必须通过制度限制加以规范。我国应加紧制定和出台党政机关信息安全管理的办法,对政治行政信息系统的安全标准、人员管理、数据管理、实体及网络管理、紧急应变复原管理、安全稽查和考核等作出明确规定;建立党政机关信息公开方面的制度和法律;制定促进因特网安全使用、规范网上行为的法律法规等。通过积极有效的网络政治参与,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得以拓宽,参与热情得以激发,这有助于我国公民政治参与走向成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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