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悬赏乌龟被抢:当前农村谋利型上访凸显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9 18:16:59
  当前农村谋利型上访凸显的原因及对策分析——基于湖北省江华市桥镇的调查研究作者:田先红来源:作者赐稿来源日期:2011-2-21  

  摘要:学界主流的农民上访研究都在维权话语下展开,学者们也大多认为解决农民上访问题的出路在于畅通信访渠道,健全利益表达机制。这些观点尽管捕捉到了当前信访问题的某些侧面,却未能提供一套有效的解释,从而难以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论文认为,当前农村信访问题出现一些新特点,其突出表现是谋利型上访的凸显及蔓延,给基层信访治理工作带来不利影响。农民上访问题恶化的重要原因在于乡村社会价值观的混乱与健康政治文化的缺失,为缓解农民上访问题,亟需加强适应现代国家建构目标和要求的政治文化建设。

  关键词:维权;谋利型上访;政治文化建设

  一、导言

  在当前的学界,主流的农民上访研究都是在维权话语主导下展开。“民主”、“权利”、“抗争”、“利益表达”时常成为学者们在进行上访研究时不假思索地到处粘贴的标签。比如,李连江、欧博文认为,农民上访作为一种“依法抗争”(Rightful resistance)行为,是“以政策为依据的抗争”(policy based resistance),在这种政治活动中,农民积极运用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维护其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不受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侵害。[1]此后,于建嵘、应星、吴毅等人也主要在维权视角下对农民上访的过程、机制和特征展开了剖析。[2]

  可以说,维权话语下的农民上访研究无论是对高层政府抑或是社会大众在信访问题上的认知都产生了极为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在这一话语主导下,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几乎一边倒地偏向于居于“弱势地位”的上访者,而对地方和基层政府的“胡作非为”则强烈谴责。2009年初,北京大学孙东东教授 “99%的上访老户或多或少都带有偏执型精神障碍”的言论,更是在全社会激起了一股热烈的讨论,遭致了社会各界的一片骂声。到最后,孙教授还迫于压力向上访者道歉。这种一边倒的反应折射出了当前社会各界的主流观点,即认为农民上访都是为了维护权利,舍此别无其它。如此,孙教授将上访者归结为精神病的“不敬”言论自然给广大维权者带来了极大的伤害。维权,因其在政治和道德上所裹挟的深厚合法性和正当性,使得社会各界难以甚至无法对其进行反思。

  二、谋利型上访的凸显

  不可否认,在上访农民群体当中,的确有些人是因为自身权利受到侵害而踏上信访之路的。这种维权型上访在1990年代农民负担沉重、干群关系恶化时尤其突出。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税费改革政策的实施,农民负担明显减轻,干群关系松散化,原先的维权型上访逐渐减少。[1]与之相应的是,在最低生活保障等惠农政策嵌入乡村,大量自上而下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入的情况下,为捞取利益的谋利型上访行为随之兴起并日益凸显。这些谋利型上访者常常到政府缠访,以上访要挟政府,迫使政府官员满足他们的要求。

  在笔者调研的湖北江华市余陵区桥镇[2],有一位在当地声名远扬的上访专业户杨云发。杨云发现年57岁,包括他的父母亲、自己夫妻俩、儿子和儿媳妇。杨云发自己无业,用别人的话说就是靠上访谋生。妻子在镇上一小工厂上班。杨云发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和女儿都是大学毕业,均已结婚成家。

  2000年6月,杨云发患上慢性肾功能衰竭病。当时,除他自己要治病外,还有两个小孩上学,开支确实比较大,所以,以前通过经商积攒的十几万元存款在几年之后就所剩无几,家庭日益贫困。

  从2006年开始,杨云发踏上了上访之路,一直至今,他几乎每两个月就要去镇里、到区里或者市里上访。2009年,为了给他刚娶进门不久的儿媳妇弄个低保指标,杨云发继续到区政府和区民政局上访。据桥镇信访干部说他有时候一个月都去上访好几回。在有关政府领导和部门的协调下,区民政局又给他的儿媳妇安排了一个城镇低保名额。为了保险起见,杨云发还跟区民政局长签订了协议书,双方协议约定:民政局长保证给他一个低保指标,杨云发自己也保证只要获得低保指标,以后永不上访。截至2009年4月,杨云发已经获得了共计5个低保指标,包括2个城镇低保和3个农村低保,这些都是他通过反复上访获得的。2009年6月,全国道德模范评比活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杨云发还找到桥镇武装部长陈克强要求镇里帮他评选道德模范。在一次访谈中,杨云发跟笔者谈到:“(评道德模范)目的是要搞点钱用,没有其他意思。”金钱、利益构成他反复上访的根本和唯一动力,他甚至坦言:“只要给票子,我就喊共产党万岁。”“只要钱,不要面子。”

  在2006年底到2009年上半年不到3年时间里,杨云发先后去过区民政局、市民政局、区信访局、区人大、区政府、军分区、区政协、区委组织部、市“12345热线”办公室、区委宣传部和市委宣传部等十多个部门。他找过的各级领导干部已经不少于30人,上至市委常委、区委书记下至村支部书记无所不找。他自己也说:“我没得事,反正不是去区里,就是到民政局去。”有一次,杨云发打算去找江华市市长胡爱国,但在市政府门口被门卫以没有预约为由拦住不让进入,他只得放弃。据杨云发自己透露,他还曾经有到省里上访的打算。他曾对笔者说:“我一开始准备到省里去,但是因为要吃,要住,至少要3天时间,还要死搅蛮缠,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三天,要慢慢磨。政策从上到下都是这样的,救急不救贫。有钱的话,老早就去了(省里)。”如今,杨云发已因上访而扬名余陵区和桥镇。桥镇政府许多领导干部都认识他,区里一些领导也对他极为熟悉。

  在当下的乡村社会,类似于杨云发这样的上访专业户、上访钉子户并不鲜见,且呈现出蔓延的趋势,当其他农民看到上访能够谋利时,他们也起而效仿踏上信访之路。在笔者调研的桥镇,被乡村干部视为难缠的上访专业户的就有10多个,还有其他一些上访者尽管不是上访钉子户,但是有时候也通过上访要挟政府来谋取利益。有的农民上访是为了强占他人的利益,有的是为了从政府捞取诸如低保、钱物的照顾。下面展现桥镇其余10位上访专业户的基本信息:

  1、韦小青,男,58岁,家庭条件较好,从2007年开始上访至今,要求征地资金补偿、困难补助、要回税费改革前已经自愿流转的土地。曾经赴省上访。

  2、何立军,男,65岁,从2005年开始上访至今。退伍军人,不务正业,好吃懒做,2005年至今一直上访,要求困难补助、低保、要政府出钱打井。以前儿子还没娶媳妇时,经常到镇里反映说自己穷,儿子没钱娶媳妇。镇政府通过各种渠道想方设法给他弄了伤残军人补助,每月有200元补贴。镇里还另资助他300元打井。但他还是继续上访,每当评低保或临近春节时,他就要上访要求照顾。每次镇党委换届之后,他都要去认识新的领导。

  3、贺子丽,女,53岁,从2004年开始上访至今。污染补偿、雨花集团征占山林补偿资金分配,多次单独上访或者组织集体上访,从镇村两级和雨花集团都得了不少好处。上访最高层次为江华市。

  4、王志富,男,61岁,从2001年开始上访至今。在民办教师转公办资格考试中落榜,随后屡次上访。镇政府和村里每年都给了他一定的补贴款,还给他办了低保。曾到北京上访。

  5、李全金,男,59岁,家庭条件较好,从2005年开始上访至今,系原镇卫生站临时工,被清退并领取补偿款后,要求镇政府恢复其工作,并按江华市2005年度社平工资964元的标准为其交纳17年的养老保险金;交纳2000年余陵区实行医保以来的医疗保险金、住房公积金;按964元标准补发2004年3月清退2006年7月以来的工资;补发17年失业保险金。这些都不符合当地政策规定,桥镇已经额外给其多次补偿,但他依然继续上访。曾经到北京上访。

  6、钟小强,男,52岁, 2006年开始上访,反映地下“六合彩”泛滥问题,他爱人买“六合彩”亏本,要求政府赔偿损失。还反映他的儿子经南华区招生办代理招生到韩国读书,未能按照许诺被安置就业,且到校所交学费比当初宣传多近十万元,他觉得上当受骗,因此向政府索赔损失。镇村干部说他有神经质和偏执狂。曾经2次到北京上访。

  7、苏秋菊,女,51岁,家庭条件较好,2006年开始上访。2006年在民办教师转正考试中被淘汰后开始上访,要求疾病救助,解决养老问题,还要求村集体归还借款。现村集体已归还部分借款,并许诺尽快偿还余款,且已将她纳入低保范畴,并给她提供了农村文化员工作岗位,镇民政所也救助了1000元。至今她还在不断上访,要求政府给大病救助和解决养老问题。曾经到省里上访。

  8、钟祥军,男,62岁,家庭条件较好,2005年开始上访,认为征地补偿款分配不公,要求把以前自愿转让给其他村民且已经村里转包的土地要回来,要镇政府出钱给他盖房,要享受低保。上访最高层次为江华市。

  9、全庭华,男,48岁,从2007年开始上访,要求解决建房宅基地,反映邻居阻止其建房,要求大病救助医药费,要享受低保。上访最高层次为江华市。

  10、彭兰梅,女,55岁,家庭条件较好,从2004年开始上访至今。2004年,彭兰梅家跟雨花集团签订房屋拆迁合同,由雨花集团一次性给予彭兰梅家15417.10元补偿款,彭家负责拆迁房屋。2004年11月,彭来镇政府缠访,要求增加房屋拆迁补偿款。镇政府起初不答应,她就到区里上访。后来,镇里只得又补贴了她家3000元,她才进行房屋拆迁。2006年,彭兰梅再次以其需要拆迁的临时货棚有一部电话需要赔偿为由,要求镇政府增加2500元赔款。镇里又答应了她的要求。此后,她又以无钱建房、看病为由多次上访,要求镇里给予救助。最高上访层次为余陵区。

  从上文所展示的相关信息可以看出,这些上访专业户主要呈现出以下四个特征,一,从年龄上看,上访专业户一般在40-65岁之间。在这一年龄段的人,人生阅历丰富,老于人情世故,可能是他们善于上访、跟政府周旋的重要原因。二,从上访次数来看,上访专业户上访次数多,上访频率较高。三,上访专业户懂得法律政策,通晓政府动态。四,上访专业户善于抓住政府的软肋,精于钻政策法律的空子,以捞取利益为终极目的。

  除了上文所列出的上访专业户之外,桥镇还出现了专门帮别人上访告状的职业上访专业户。这些人一般具有一定的文化,能说会写,且对政策法律较为了解。需要帮忙的当事人预先付给这些职业上访专业户一笔钱,作为定金,同时,当事人还负责上访的食宿交通等费用。当上访成功、问题解决之后,当事人还需要付给他们全部报酬。桥镇桐树村四组的聂子轩就是这样一个人。聂子轩现已50多岁,儿女均已成家。平时给别人写写状子、跑跑腿、告告状,以此作为其重要收入来源。早在2004年,聂子轩就开始帮同村一陈姓村民上访。他先后写信到区、市和省里,反映陈姓村民要求政府解决的问题。后来,聂子轩还专门赶赴省里4趟,最终使得陈姓村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在整个上访过程中,该陈姓村民给了聂子轩2万多元钱。[3]

  三、集体的瓦解与个体主义价值观的泛滥

  谋利型上访的凸显与蔓延改变了农民上访行为的结构,并极为深刻地影响着基层信访治理的状况和逻辑。此外,它还突破了以往一律将上访农民视为维权斗士的理解,昭示着维权型上访的解释框架已经无法圆满解释当下农民上访的行动逻辑。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基于民主权利的视角,将农民抗争、政治参与和社会运动等浪漫化标签贴到上访问题上,而在当下乡村社会,谋利型上访的凸显充分展现出了农民上访行为逻辑的复杂性和多元化。在笔者看来,谋利型上访的凸显,主要跟以下几方面因素相关:

  (一)传统的政治文化观念使然

  于中国政治文化而言,基于私人关系、人情和面子的特殊主义逻辑以及对领导、对“青天”的渴盼是一大特色。在这种“臣民文化”遗产的影响下,一些农民认为凡事找领导、“通了天”,就肯定能解决,所以他们就选择上访缠住领导不放,领导一烦,就签字批条子叫下属去解决了事。如此一来,那些尝到甜头的上访专业户就会得寸进尺,继续上访谋利。

  (二)官民互动所型塑的畸形政治心理结构

  信访制度有一套严格的责任追究办法,“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将信访压力传递到基层乡村干部头上,信访考核中的“一票否决”更是给乡村干部带上了一个紧箍咒,由此,乡村干部对于农民上访异常敏感,成天胆战心惊。一些农民正是利用了信访制度的这一特点,以上访要挟基层政府,迫使基于社会稳定考虑的乡村干部满足他们的哪怕是非常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要求。在这种官民互动过程中,让农民形成了可以跟政府讨价还价的印象,从而型塑出一种独特的政治心理结构和价值观。这一畸形的政治心理结构又反过来支配和驱动着他们的谋利型上访行为,从而再生产出越来越多的谋利型上访者甚至上访专业户。

  (三)近三十年来国家改革取向所带来的影响

  改革三十年来,一方面,我国物质文明建设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市场经济日益繁荣,与此同时,各种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价值观也逐渐泛滥。在市场经济渗透下,农村的家族、村落等传统因素和地方性价值规范体系快速解体,核心家庭化趋势日益增强,农民沦为原子化的个体。正如贺雪峰所言:“农村社会从头到脚,从外到内,从物质到意识,从观念到价值,都被彻底地卷入到了现代性的大潮之中……村民成了只注重短期经济利益的原子化的个人,成了丧失价值生产能力的经济动物。”[3]

  另一方面,保障和弘扬个人权利、削弱乡村集体组织的权力是三十年来农村改革的主旋律。在送法下乡、依法治国和民主权利等话语的渗透下,农民的权利、利益意识被调动起来。对农民个人权益的强调和保护固然是将农民变为公民、国家直接面对公民个体的需要,是建构现代国家的需求。不过,当农民从集体解放出来之后,却似乎并没有朝着改革者所设计的那样顺利转化为他们所期待的公民,而是演变为所谓的只讲权利、不讲义务的个体。换言之,这种权利意识的增强并没有朝向良性、健康的方向发展,没能型塑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而是带来了个体权利的畸形伸张。以人为本、个人权利的反复强调既为保护个人权益、促进民众权利意识觉醒提供了支撑,同时也为某些只讲权利、忽视义务和责任的谋利型上访者创造了生存空间。在一些乡村干部的眼里,“老百姓的个人利益、意识是被培养起来了,但这是不正常的。”[4]国家对个人权利的矫枉过正,个体的解放缺少相应的文化支撑,很容易陷入极端个人主义。从原先的个人权利缺失到个人权利的畸形伸张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残余导致政府无法对部分谋利者进行有效控制。与此相对应的,是税费改革、乡镇改革和土地制度变革等改革措施所带来的农村基层政权治理能力的弱化和乡村集体的解体。如此一来,基层政权就再也难以像原来那样在乡村社会秩序维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四)地方性规范的解体

  近三十年来,市场经济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全面渗透进入农村,使得诸如家族、村落这些传统的、地方性规范体系逐渐解体,整个农村陷入了无序化、一盘散沙的类丛林境地。农民各自为阵,在公益事业上无法达成合作,许多在原来被村庄和村民认为是伤天害理、违背道德之事(比如不孝顺老人、卖淫等等)因为缺少村庄规范的制约而大行其道、四处横行。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基层政权疲软化,混混和黑恶势力在许多地方农村兴风作浪,干预村庄公共事务,霸占公共资源,村民和乡村干部都无可奈何,甚至出现官匪一家的局面。

  由此,我们看到,随着家族、村落和乡村集体等等维系乡村秩序的中间层被肢解、摧毁之后,乡村社会较之前更加陷入一盘散沙。在传统乡村社会,尽管农民被称为“一袋袋散落的马铃薯”,但被人们忽视的是,在传统乡村社会里面,因为家族、村落和宗教等地方性规范体系的存在,使得农民的行为能够受到强有力的约束,任何企图破坏村庄地方规范的越轨行为都会遭到惩罚,相应的行为主体也会被村庄边缘化。新中国建立后,尽管家族、宗教等传统因素遭到新政权的打击,但它们并没有完全消失,而且那时候因为有着强大的意识形态动员和密集的权力组织网络,再加上人民公社体制的支撑,乡村社会秩序也能够得到有效维系。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渗透使得传统地方规范体系逐渐解体,村庄公共性丧失,国家推动的以保护个体权利为导向的改革又使得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削弱。于是,在缺少中间层的情况下,农民集体主义价值观日渐缺失,从集体解放出来的农民不再如之前那样受到强有力的规训和约束,乡村社会逐渐陷入了无序状态。

  在这种类丛林境地中,一些农民将仁义道德泡在脑后,认为“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只要能为自己带来好处,就拼命去上访,而不顾道德准绳的约束。一些乡村干部感叹:“现在农民的权利意识是调动起来了,但这是不正常的。”“现在的老百姓没有以前好管了,你说话别个不听你的。”迫于维护稳定、创造政绩和保住官帽的压力,一些乡村干部不得不以放弃政治原则为代价,满足农民的种种要求,以此换取暂时的稳定与安宁。当“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成为人们普遍信奉的一条铁律时,越来越多的人便走上了通过上访谋取利益之路,大量的谋利型上访者逐渐被塑造出来。目前,信访维稳工作已成为基层政权最为中心的工作之一,消耗了他们许多时间和资源,其中,谋利型上访尤其是上访钉子户群体最让基层政权焦头烂额。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难以对一些农民上访行为的正当性进行定位(即判断到底是合理上访还是不合理上访),使得基层政权不得不对他们进行模糊处理,这种模糊处理有可能暂时地缓解问题,但也为那些乘机谋利者提供了空间。[5]当上访成为一种可资谋利的手段时,便会激发更多的人走上上访之路,产生越来越多的谋利型上访者,从而形成“谁调皮,谁刁难,谁上访,就有好处,就得的多”、“有了今天就有明天”(桥镇某村支部书记语)的恶性循环。稳定压倒一切、不出事的官僚逻辑迫使基层政权不得不向上访者步步退让,而上访者则步步紧逼,烦不胜烦的基层政权只得继续采取各种手段对上访者进行安抚,包括违规进行政策变通、给予小恩小惠等等。如今,“花钱买稳定”、“人民内部矛盾必须用人民币解决”成为许多乡村干部的信条。“对于(上访的)骨干分子,请他们吃吃喝喝,买点小东西,他们就不带头了”(桥镇镇委副书记语)。每当碰到难缠的钉子户时,用金钱摆平成为一种通用的方式。当基层政府面对上访问题实在无能为力时,便不能不默认混混、黑恶势力的介入甚至借助于他们的力量,从而形成并依赖于“讲原则搞不了就只能讲感情,讲感情讲不通就必须要讲狠”(桥镇镇委书记、镇长语)的“新三讲”工作方法,基层信访治理走上了政治牺牲治理之路。这就是为何尽管信访量日益增多,却暂时没有产生严重社会稳定问题的重要原因。

  目前,基层政权不仅面临着来自上级和上访农民的双重压力,而且承受着来自社会各界舆论的冲击。在维权这一主流话语的笼罩下,一方面,是社会各界对农民上访维权、政治参与的热切关注与期待,另一方面,是基层政府在接访、息访过程中疲于奔命,乡村干部抱怨上访农民不好对付,而社会各界和农民则认为是乡村干部工作没有做到位。整个农村基层信访治理局面就在抱怨与责备、缠访与息访之间搅和纠缠。

  所以,如果我们深入到乡村基层社会,就会发现农村信访实况并非如社会主流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是民主权利和政治参与的问题。民主、维权并不是当前农村信访问题的实态,而各级政府为应付各类上访钉子户和专业户、维护政治社会稳定付出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才是基层信访治理的真实状况。对于基层政权而言,一般的上访农民并不会给他们带来威胁,最难对付的就是那些缠访的钉子户,许多乡村干部都抱怨钉子户最不好对付,尤其是有的钉子户死缠烂打,跟乡村干部讲感情,让乡村干部无计可施。由此,上访钉子户(专业户)的治理是农村基层信访治理的核心。在这个意义上,孙东东教授的话不一定正确,但却为我们理解信访问题提供了另一条思路。

  四、缓解农民上访问题的对策

  基于以上论述,当前农村信访治理问题的困境不仅仅在于上访数量的增加,而更在于谋利型上访尤其是上访钉子户(当然也包括上访专业户)的凸显。正是谋利型上访者和上访钉子户主导了当前信访治理困境的形成。在这个意义上,基层信访治理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上访钉子户治理问题,而裹挟着更为浓厚的治理谋利型上访尤其是上访专业户的色彩。

  就目前而言,国家应对信访维稳危局的主要手段是在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上面下功夫,试图通过信访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考评化来强化地方和基层政府的责任,促使他们重视上访问题,尽力消化农民上访。这一压力型的治理体制[6]虽然能够暂时缓解农民上访问题,但并非长远之计。笔者认为,欲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信访问题,需要加快政治文化建设,加强对农民的规训与教育。这里的政治文化,包含两重意涵,一是指西方意义上的政治文化,二是指本土化的政治文化。西方意义上的政治文化是以政治参与为核心的、抽象的公民文化,它包括诸如政治认同、合法性、制度化政治参与意识等基本内容。本土政治文化包括三重基本内容,一是国家观念,是对我们国家、对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的认同;二是正义观念和羞耻感,为乡村社会提供一套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三是培育集体观念,抵制个体主义价值观泛滥给乡村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政治文化建设过程中,首先需要发挥国家的作用,需要国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国家要提供正确的改革导向,引导政治文化发展潮流。另外,还需要重建地方规范,比如各类乡规民约,增强村庄规范的公共性,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培养社会主义新农民。当务之急,是再造联结国家与农民的中间层,重新充实乡村集体组织,提升基层政权治理能力。

  总之,加强政治文化建设,建构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重塑农民价值观,培养其集体精神,才是从根本上解决上访问题的出路,也是推进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要求。

  参考文献:

  [1]李连江、欧博文:《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载吴毅(主编):《乡村中国评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K. O’Brien, &Li Lianjiang,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2]于建嵘:《当代中国农民的以法抗争》, 载吴毅(主编):《乡村中国评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吴毅:《‘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与农民群体性利益表达的困境》,载《社会学研究》2007 年第5期。

  [3]贺雪峰:《乡村体制改革系列评论》,载《三农中国网》 http://www.snzg.cn/article/show.php?itemid-9477/page-1.html。

  [1] 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曾经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详细的论述,可参见田先红:《从维权到谋利——农民上访行为逻辑变迁的一个解释框架》,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6期。

  [2] 按照学术惯例,文中地名、人名均作了技术处理。

  [3] 对此,余陵区信访局指示桥镇政府要调查了解清楚聂子轩的情况,找到聂本人进行谈话,讲清利害关系。政府将聂子轩的行为定性为诈骗,若聂子轩再替他人越级上访则要追究其法律责任。见桥镇信访办公室,“关于聂子轩多次赴省上访事项的情况调查”,2007年6月28日。

  [4] 笔者2009年5月9日对桥镇党政办主任胡军的访谈。

  [5] 申端锋曾经对基层政权在区分合理上访与无理上访时所遭遇的难题进行了细致解剖,参见申端锋:《乡村治权与分类治理:农民上访研究的范式转换》,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6期。

  [6] 荣敬本等学者曾经对压力型体制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参见荣敬本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