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仙侠传官网:像亚平那样努力吧（三篇）

王慧敏
《 人民日报 》（ 2011年03月29日   20 版）

《袁亚平文集》：袁亚平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最近，十四卷精装本的《袁亚平文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对于文学，我是“门外汉”，所以不能多说什么，只想谈点文学之外的东西。
连续10多年，亚平年年都会出一本书，有时一年甚至出两本。他的这些书，不是那种滥竽充数的小册子，大多系沉甸甸的砖头厚的大开本。粗略一算，至少有三四百万字。
字，是要一个一个敲出来的。个中的艰辛，恐怕所有搞文字的都能体会。当然，亚平体会得最深了！数年如一日，他一直如蜜蜂酿蜜般不知疲倦地垒砌着他的文学殿堂。
如果对亚平的身份进行定位，我想，首先，他是党报的记者——亚平新闻从业已经30多年了。
这些年，新闻界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状况，不少媒体——尤其是一些娱乐媒体，把吸引眼球作为终极目的，热衷于追逐一些“奇特反常”的东西，把媒体的社会责任抛在脑后。这样带来的社会后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上述错误的导向，使记者队伍充斥着浮躁的风气：不少人热衷跑场子，或者道听途说写新闻，或者不求甚解、生吞活剥地图解政策。更有甚者，有记者把新闻职业当作敛财手段。这样，就降低了新闻的公信力和新闻队伍的品位。现在，记者的形象，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相比，在人们心中大打折扣，社会上曾流传这样的段子：“防火防盗防记者”。有人说，记者不就是跑街的嘛！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目中，记者成了一个轻飘飘的职业！那么，果真是这样的吗？
亚平给了我们很好的回答：十四卷沉甸甸的作品，而且其中大多数作品，专家们看了后也拍手称赞——认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亚平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记者只要不辞劳苦深入采访、潜心思考问题，完全可成大家。其实，记者这个职业，具备成为大家的独特的优势：能广泛接触社会，能不断吸收新鲜的资讯。
记者这支队伍，有时被人轻视，我认为：首先，与记者的修养有很大关系。如果没有远大理想，一味贪图享乐，一味为自身利益考虑，那就只能浮在面上，写些轻薄的文字。如果以天下为己任，抱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宏愿，那你就会不计个人得失，深入采访，潜心钻研，也就能达到亚平这样的成果。
在单位，我的办公室在亚平隔壁，无论刮风下雨，年年、天天亚平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我总纳闷：瘦弱的亚平怎会有这么旺盛的精力？现在我明白了：支撑他的是一个学人的道德良知和职业使命！
除了道德修养，我想，要想成为亚平这样的人，还必须具备良好的学养。看了亚平的作品，大家恐怕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思辨缜密，文采飞扬。天下这么多记者，想成为名家的恐怕不在少数，可为什么大多数人成不了呢？与学养不够有很大的关系！
以前，我在报社做编辑，常听到一些老编辑感慨：现在记者的文字能力、思辨能力越来越差！老编辑们常提起邓拓“倚马可待”的故事。人民日报重视言论，对言论的要求极高——不仅要有较强的文字归纳能力，还要有新思想、新观点。每遇到邓拓同志值夜班，他总是亲自撰写言论。作为社领导，他公务很繁忙，有时报纸已开始排版，他还在中南海开会。这时，他会告诉夜班编辑，留出多少字的位置，会后马上赶写。会后，他往往是现场办公，埋头展纸疾书，他写一段，候在边上的排字工排一段，基本上都一气呵成。写毕，大家无不叹服：高屋建瓴，逻辑严密，文气沛然！邓拓能有此等功夫，与他每天手不释卷、不断增加学养有关。
类似的大家在人民日报还有很多很多，这些人无不是学富五车。记得我在念范敬宜先生的研究生时，第一次授课，他没有讲业务，而是郑重地送我一幅字：“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范先生说：“这是师训。入我门者，必须终生牢记。”他还给我讲了章太炎赠黄侃“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这副对联时的一些逸事。他说，没有“韦编三绝”的执著，学问是做不好的。
确实，如果记者醉心于跑场子，不去滋养自己的笔，只能是笔头越写越枯——那是断然成不了大家的！
人生能做的事很有限。不管外界如何，一个心怀天下的学人，要始终耐得住寂寞。就像亚平那样，心无旁骛地追求自己的目标，不断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学识、学养。
我将把亚平的书摆放在案头，让它时时警示我——像亚平那样去努力吧！
文明的远歌
安波舜
《 人民日报 》（ 2011年03月29日   20 版）

《文明的远歌》：熊召政著；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2010年，我读到了熊召政的散文《文明的远歌》，想到了另一位作家余秋雨。面对同一个历史遗迹，他们发出不同的声音，这让我忽然明了，原来对待历史、对待未知，至少有两种视角和维度。一种是余秋雨式的，站在当代的立场和主观视角，用今天世俗世界的情感和体温，去遥想和触摸过去，用想象去填充历史的细节和空白，去表达一种人文关怀和诗性温暖。无疑，这种关怀和温暖能够迅速打动当代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客观上也拓展了作家和图书的知名度。但问题是，这种诗意的甚至是恣意的想象和历史的填充，很符合美学的虚构，却往往激怒那些在书斋里苦苦求索、默默无闻地追求“真实再现”历史的学者专家。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熊召政式的。熊氏散文试图或努力实现的，是让读者回到历史的从前，回到李白、回到杜甫、回到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那个曾经逝去的历史瞬间。在那个瞬间，作者让我们领略先哲和诗人们曾经沐浴的阳光和风景，领略他们情感的源泉和胸怀，汲取的不是现代情感而是古代情怀，吸收的不是世俗的雨露而是天国的阳光。因此，在熊氏散文里，我们见到最多的，是庙堂、是佛像、是古桥、是阁巷、是忧国忧民的磅礴气势、是体悟生命的辽阔和高远。通篇的诗性都发端于一条路，一座桥，一朵云，一缕风，实景实拍，实体感受。无论是第一辑“烟花三月下扬州”的万千景象，还是第二辑“菩提本无树”的楼台庙堂，所有情节和细节，所有数字和年代，都有根有据，推断严谨。
也许可以这么说，余秋雨唤醒的是年轻人的情感世界，熊召政承继的是经典文化的血脉。在两者之中，我认为熊氏散文更适用于涵养人们的艺术素质。这是因为熊氏散文是用脚走出来的，是虚实结合的产物，是艺术和实践的产物，有利于年轻人健康身心的塑造和艺术的涵养。熊召政每年都爬冰卧雪几万公里，浑身上下都是越野的疤痕，《文明的远歌》里的一树一景，都是他亲历亲为的体验。
有人开玩笑说，读余秋雨的散文可以谈恋爱，读熊召政的散文可以考大学。但也有人说，熊氏散文之所以受教育界的青睐，让孩子们朗读和背诵，主要是因为符合当前教育界的三个评价标准与一个宏观印象：知识性、典范性和价值健康，总体上“文字”美。听了这样的评价，便想到了熊召政的样子：敦实、厚重，长国字脸，一部书基本上写十年，比如《张居正》，比如正在创作中的《大金王朝》……
眼界与读书（读书管见）
赵 畅
《 人民日报 》（ 2011年03月29日   20 版）
眼界之于读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眼界决定了读书的目的归宿、方式方法以及兴趣效果。
周总理读书时，提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周总理的眼界为其发愤读书作了注脚。既立志于“中华之崛起”，就必须好读书、读好书，时时检点自己，提醒自己，因为“中华之崛起”所呼唤的读书人，不仅要有报国之志，更要有报国之才。
冯友兰先生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作为一个学问家，做学术研究是要做全民族的智囊。这一点，对读书人很有启发。虽然读书人并非一定是学问家，但读书的眼界却力求要高，这样至少就不至于把读书当作可有可无的休闲娱乐或者陷入无聊的泥潭。
眼界，也决定了读书人读书的方式方法和兴趣效果。自古至今，读什么书、怎么读，以及怎么防止“死”读书，都需要从实践出发，形成适合每个人自己的读书方式。可以肯定，有着高眼界的读书人，一定会结合实践去读那些更富价值的书籍。想一想吧，为什么面临金融危机，会有那么多人去读相关的经典著作，形成一股《资本论》热？一个拥有高远眼界的读书人，还能够牢记使命，超越功利樊篱。他们将读书视为一件高雅而神圣之事，并从广泛的阅读之中、从对历史的理解之中，获得一种对自己时代使命的高度自信并笃行之。
读书的眼界，自然还取决于读书的宽度，这既关乎读书兴趣，亦关乎读书效果。在有些人看来，终日埋头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是一些不近人情、枯燥乏味的“怪人”。事实上，对生活和事业的热爱，使不少科学家逐步成为自然美的追求者与发现者。达尔文“常常几小时地阅读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和“拜伦、华尔特·司各特的诗篇”；诺贝尔读过许多名人大家的文学作品；我国数学家华罗庚、苏步青都非常喜爱古典文学。也许对自然科学家来说，了解文、史、哲方面的知识，会有助他们的逻辑思维变得更开阔，流转自如。同理，文学艺术方面的专家如能多读一点自然科学知识，在创作作品与表达自我的时候，往往也能够更加深刻。
想起了吕思勉先生的话：“社会科学家，他必先对现状觉得不满，然后要求改革；要求改革，然后要想法子；要想法子，然后要研究学问。若其对于现状，本不知其为好为坏，因而没有改革的思想；又或明知其不好，而只想在现状之下，求个苟安，或者捞取些好处，因而没有改革的志愿，那还讲学问做什么？”读书亦如斯。不打开眼界，不联系思想实际、工作实际、社会实际，不从书籍中思考点什么、采取点什么、解决点什么，那么我们读书做什么？
我以为，读书人欲从书本中汲取力量，高远的眼界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