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坤是同性恋者:第十二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1

第十二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
一、重庆定为陪都淞沪抗战失利后，日军进逼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从南京西迁重庆。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０日，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主席林森①随即率国民政府主要办事机构人员到达重庆，１２月１日，正式在重庆办公。从此重庆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的首都。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市区扩大，人口由２０多万增加到５０万人，重庆逐渐成为大后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重庆在１９２９年２月１５日已经建市，不过当时还是省辖的普通城市。１９３９年５月５日，国民政府决定重庆升格为行政院直属的特别市。１９４０年９月６日，国民政府明确规定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②。当时的市区范围，东至大兴场，南至南泉、渔洞，西至歌乐山、中梁山，北至嘉陵江边的渡溪沟③。此外，还把歌乐山以北至巴县青木关、歇马场及北碚一带划为迁建区。１９４６年５月５日，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但重庆作为国民政府陪都的重要地位依然存在。直到１９４９年南京解放，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被推翻，重庆作为国民政府陪都的历史才宣告结束。
①林森（１８６７年～１９４３年），国民政府主席。１９４３年５月因车祸受伤，８月１日逝世。
②陪都，是一国首都以外另建的都城，地位仅次于首都。
③渡溪沟，在磁器口以北、井口以南处。二、抗战时期的重庆经济沿海工厂的内迁和重庆工业的发展抗战前，重庆虽然已是长江上游的重要经济中心，但经济的发展水平却远远落后于沿海城市。１９３７年，上海民族资本经营的工业有１２００多家，技术、设备都较先进，产量也较大，而重庆不过只有机器工厂六七十家，仅占全国工厂总数的１．７％，不仅规模小，而且生产手段落后。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随着沿海城市的纷纷沦陷，大批工厂从沿海和省外其他城市迁入重庆，成为战时重庆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１９３７年秋至１９４０年６月，迁入四川的民营企业２５４家，其中迁入重庆的厂矿为２２５家，占迁入四川厂矿总数的９０％，包括机械、矿业、化工、电器、纺织等工业。同时迁入重庆的还有近万名技术工人。从长江的唐家沱至大渡口，沿着嘉陵江北至磁器口、童家桥，由川黔公路南至綦江，布满了大大小小４００多家工厂。以重庆城为中心，由合川、长寿、江津等地，构成了我国抗战时期的“金三角”。在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工业区中，重庆是大后方惟一的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区，集中了我国抗战时工业经济的命脉。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工业中，军工、机械、煤炭等行业占有重要地位。抗战开始后，国防部兵工署所管的７个兵工厂陆续迁入重庆，重庆和太原成为全国两大军火生产基地。太原沦陷后，全国抗战所需的枪支弹药，主要依靠重庆供给，直接为军火生产服务的钢铁工业在抗战时期有了发展。１９４５年，机械工厂已有４００多家，技工１万多人。重庆的采煤业也有了发展，年产量由战前的１０多万吨增加到近１００万吨。此外，重庆的纺织、造纸、制革、玻璃、食品等工业的发展也较快。到１９４５年，重庆共有工厂１１００多家，约占大后方工厂数的１／２。城市人口１２５万，其中产业工人１０万，占大后方工人数的１／２。内迁工厂不仅成为战时重庆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还奠定了战后重庆经济发展的基础。
随着国民政府迁到重庆，沿海工厂的纷纷内迁，以商业、金融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及重庆人口的剧增，抗战期间，重庆的商业贸易进一步繁荣。１９３７年，重庆的百货业仅７０家，１９４２年，发展到２４００多家，增加了３０倍。到１９４５年，重庆的大小公司、商店发展到近３万家。重庆成为全国商业和对外贸易的中心。抗战爆发后，全国公营、私营银行汇集重庆，重庆金融业迅速发展，除四大家族控制的中国、中央、交通、农民等四大银行设在重庆外，其他一些省市的银行也集中在重庆。到１９４３年１０月，重庆银行钱庄多达１６２家，成为全国金融中心。抗战时期，重庆水陆交通和航空运输迅速发展。宜昌沦陷后，重庆成为长江、嘉陵江航运的中心。轮船沿长江，上可驶到宜宾，下可驶到湖北的三斗坪。沿嘉陵江，可驶至合川。当时后方不能生产的或奇缺的物资，先在三斗坪集中，再由船只转运入川。运送川军出川抗日，运送军火到前线，也全靠川江运输。重庆民生轮船公司在抗战前只有船４６艘１．８万吨，抗战时期最多时达１１６艘，运输能力也提高了一倍以上。陆路交通也较发达。由重庆至成都、贵阳、宝鸡、兰州等地都有公路运输。在航空运输方面，开辟了重庆至香港、昆明、成都、西安以及仰光、河内的航线。
四大家族的经济掠夺
抗战初期，重庆经济发展很快。但自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重庆经济发展陷入困难局面。到抗战后期，重庆的经济濒于崩溃的地步。一方面是因为日军侵略东南亚，作为物资转运地的香港沦陷，滇缅运输中断，国际通道受阻，使重庆的物资供应和销售都遇到困难；更主要还是由于四大家族利用政治上的特权，打着国营事业的旗号，千方百计进行经济掠夺，扼杀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四大家族通过限制贷款、征收重税等手段，大肆摧残民族工商业，使不少工厂企业停业、倒闭。到抗战结束时，民营纺织业、机械业倒闭的厂家达２／３。四大家族趁机吞并民族工商业，官僚资本迅速发展。到１９４３年底，官僚资本约占四川工业资本的６３％。孔祥熙办的中国兴业公司，就占了全川近４００家大工业资本总和的１／３以上。四大家族还在重庆滥发纸币，制造通货膨胀，大发国难财。抗战八年，共发行纸币１０３０００亿元。到１９４５年７月，重庆物价比战前上涨５００多倍。工人工资增长的速度远远低于物价上涨的速度，工人实际收入急剧下降。以豫丰纱厂合川分厂为例，若１９４０年该厂工人的实际收入为１００，则１９４２年下降为６０，１９４３年下降为２０。广大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饥寒交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三、日本帝国主义对重庆的狂轰滥炸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凭借它的空中优势，日本帝国主义的狂轰滥炸对我国后方实行狂轰滥炸，重庆更成为日本空袭的主要目标。
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８日，日本飞机首次空袭重庆市郊广阳坝、江北石船等地，拉开了重庆大轰炸的序幕。
１９３９年５月３日，２６架日本飞机分两批侵入重庆上空，并向人口密集的市区投掷炸弹和燃烧弹，使市区２７条街道有１７条被炸成废墟。５月４日，２７架敌机再次空袭重庆市区，对小梁子、七星岗一带狂轰滥炸。整个市区浓烟滚滚、大火冲天。无数居民被炸得血肉横飞，有的被烈火烧焦。驻重庆的英、法等国使馆也遭轰炸，使馆人员也有伤亡。连续两次大轰炸，造成重庆市民２６００多人死亡，３６００多人受伤，１２００多幢民房被毁。“五三”、“五四”大轰炸，是日本飞机空袭重庆造成市民伤亡最多的两次大轰炸。
重庆被日机轰炸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１年，日本对重庆的空袭进一步加剧。１９４０年８月１９日至２０日，每天出动飞机多达１９０多架，创造了对重庆使用飞机的最高记录。１９４１年夏天，日本对重庆的市民区、工厂、商业区、机关、学校进行全面空袭。８月，敌机数百架次以每次６小时的间隔进行“疲劳轰炸”，市民死伤惨重。美国大使馆、蒋介石在黄山的官邸和佛图关下的国民大会堂全部或部分被炸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华日机大批调走，日本被迫停止对重庆的大规模轰炸。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４日日本飞机首次空袭重庆市区到１９４３年８月，日机对重庆空袭共２１０多次，出动飞机９５００多架次，投弹２．１万多枚，炸死市民近１．２万人，伤１．４万多人，炸毁房屋１．７万多幢。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在重庆市区遭到重点轰炸的同时，重庆附近县城及沿江城市也不能幸免。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３年，涪陵、南川、丰都３县共遭日机轰炸４５次，炸死民众６４３人，伤６４６人，毁坏房屋６３３９间。１９４０年５月至１９４１年８月，日机９次轰炸合川县城，造成１０００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城区２／３的建筑被炸毁，直接经济损失为全县４年财政的总收入。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４年５月，日机轰炸万县２９次，共出动飞机６６０架（次），炸死民众１３３２人，伤１５２０人，炸毁房屋６００６间。仅１９４０年７月２８日一天之中，日本计出动飞机６２架次对万县空袭，西山公园、鞍子坝一带被炸成一片焦土，死伤近８００人。
“六五”大隧道窒息惨案
重庆大隧道是为市民躲避日机的空袭而仓促修建的防空设施，其中一段是由渝中区十八梯到两路口约２千米长的隧道。这段隧道在十八梯、石灰市、两路口设有３个洞口，最多能容纳４０００多人。惨案发生前，隧道内的通风和发电设备还没正式使用，除两旁用木板钉成的长凳和每隔三四十米有一盏昏暗的油灯外，其他什么设施也没有。１９４１年６月５日傍晚，日本飞机２０多架分三批突然夜袭重庆。以往日机都是白天空袭，一部分市民白天出城躲避，傍晚回城，已成习惯。５日傍晚警报发出后，来不及疏散的市民们扶老携幼，从３个洞口涌入隧道内。顿时，只能容纳４０００多人的大隧道却涌入了６０００多人，连隧道中间的过道也挤满了在防空洞里度过漫漫长夜市民。隧道内交通阻塞，空气稀薄。晚上９时左右，隧道壁上的油灯由于缺氧显得更加微弱，避难的人们感到浑身发热，呼吸困难，婴儿和儿童发出令人揪心的哭叫声。不久，油灯熄灭，洞内一片漆黑，死亡威胁着每一个避难者，嘈杂的喧闹声、哭声、呼救声响成一片。人们为了在洞口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不顾一切地往外面冲。由于大隧道洞口的闸门是由里向外关闭的，汹涌而来的人群把冲在前面的人挤贴在闸门上，使闸门无法打开。隧道内的人们互相拥挤、践踏，有的被踩死、压死，更多的因空气中严重缺氧窒息而死。不少气息奄奄的市民在死亡降临前用尽全身力气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悲壮口号。按国民党政府当局的公布，这次大隧道惨案死亡９９０多人，伤近千人。实际伤亡约２５００人。第二天，从隧道里拖出的尸体在洞口堆积如山，运尸的卡车一辆接一辆。由于死者在死亡前窒息难受，以至都撕烂了衣服，皮肤全变成蓝黑“六五”大隧道惨案色，口角流着带血丝的泡沫，令人目不忍睹。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重庆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四、重庆人民对抗战的贡献“七七”事变后，国难当头。在全川人民抗日怒潮的推踊跃参军参战动下，从１９３７年９月起，４０万川军奔赴抗日前线，先后参加了淞沪、太原、徐州、武汉等一系列会战，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和简陋的武器装备下与日军拼死作战。八年抗战中川军在战场死伤达６０多万。为补充前线抗日军队的兵源，重庆地区出现了参军热潮。仅合川县在八年抗战中应征和自愿从军的共７万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１０％，其中青年学生自愿从军的１３００多人，占当时在校适龄入伍学生的３０％以上。
八年抗战中，重庆工人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在极其努力生产抗战物资艰苦的条件下，努力生产军火和其他抗战物资，保证前线的需要。渝鑫钢铁厂多次遭敌机轰炸，厂房破坏严重。工人们克服困难，每月仍生产灰口铁１４０吨，各种钢材１００吨。豫丰纱厂工人每日三班开工，１９３９年产纱上万件。重庆的４３家小皮革厂每年生产皮革１０万张，承制军用皮件８０万件。重庆的中小型织布厂八年生产的土布保证了军服的供应。重庆和四川的农民还担负了军粮和城市工人、市民所需粮食的生产任务。那时，青壮年或在前方作战，或在后方当民工，承担农业生产的不少是妇女和老人。他们忍饥挨饿，保证前线和城市的供应。八年抗战期间，重庆和四川农民共献出粮食８４００多万市石①，占全国征、捐、借粮食总数的１／３。
抗战时期，川江成为保障抗战运输的主干线。川江船千方百计保证抗战运输员为内迁厂矿的物资运输，为运送川军和补充壮丁出川杀敌，为抢运军火和其他物资，为护送伤兵和入川避难同胞，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民生公司为抗战运输更立下了卓著功勋。民生公司的第一条轮船民生轮民生公司是爱国实业家卢作孚②１９２５年创办的轮船公司，主要经营长江内河航运。抗战开始后，卢作孚号召职工动员起来，参加抗日战争。１９３７年８月至９月，民生公司集中所有船只，仅用半个月时间就把数万名出川抗日的川军运送出川。接着又承担了国民政府机关人员、内迁厂矿物资、内迁学校师生的全部运输任务。１９３８年武汉失守后，撤退到宜昌的物资，概由民生公司用小轮船转运入川。１９３８年１０月至１１月，民生公司仅用４０天时间就抢运３万多人、６万多吨入川物资。广大职工千方百计克服油料、零配件不足的困难，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为民族解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１９３８年的宜昌抢运中，民生公司就有１１名职工献出了生命，６１名职工受伤。此外，还有１６艘轮船被炸毁、炸坏，一些厂房、仓库、码头、机器设备也遭炸毁。
 ①每市石为６０千克。
②卢作孚（１８９３年～１９５２年），四川合川人，曾任民生公司总经理。抗战胜利后，在香港经营远洋航运，１９５０年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回到北京，并将留在香港的近２０艘轮船驶回广州。后任全国政协委员，１９５２年在重庆逝世。
抗战期间，重庆市人民广泛开展了献金、献机和慰广泛开展献金献机和慰劳活动劳活动。１９４０年，全市参加献金活动的有数十万人。从老人到儿童，从工人到学生，都参加了这一活动。一位工人一次献金８０元，相当于他４０天的工资。北碚一位年仅１０岁的学生捐出他积蓄的糖果钱４元２角３分。在１９４５年献金活动中，重庆人民共捐法币３１．４亿元，捐粮２万石，献军鞋３５万双，军袜４０万双。
重庆人民还成立了“献机委员会”，开展捐献飞机运动。１９４０年冬，合川各阶层人士联合发起“帮助政府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献机活动。合川人民节衣缩食，只用３个月时间就筹集捐款法币４５万多元，购置了３架战斗机献给国家。１９４１年５月３０日，合川举行了隆重的爱国献机命名典礼，以“合川一号”、“合川二号”、“合川三号”命名的３架战斗机飞临县城上空，接受合川人民的检阅。１９４３年，重庆妇女界发起“妇女号”飞机捐献运动，当年献飞机１３架。此外重庆人民广泛开展了慰劳前方抗战将士和伤员、慰劳抗战军人家属的活动，发动写慰问信，还组织歌咏队、宣传队到前线和后方医院慰问。五、重庆党组织的恢复和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在重庆的斗争
重庆党组织的重建
重庆的党组织１９３５年遭到彻底破坏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重新建立了重庆市工委。第二年，在市工委的基础上，成立了重庆市委。１９３８年１１月，四川省工委撤销，分别成立川东、川西特委（后改为川康特委）。川东特委在重庆市委基础上建立，特委并兼市委。１９４０年，特委与市委分别组建，特委负责整个川东地区党的领导工作。常说的川东地下党，就是指１９３７年１２月重建起来、直至重庆解放为止的川东地区的党组织。重庆党组织恢复后，首先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在工厂和一些重要的行业部门建立党的支部，成为领导工人运动的核心。据１９３８年１１月统计，全市有党员约３００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集团反共反人民倾向日益明显，党在国统区的工作环境日渐恶化。根据党中央和南方局的决定，从１９４０年起，重庆党组织把工作重点放在贯彻毛泽东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上。为了不暴露党的组织，决定停止发展党员，清洗投机、动摇分子，党员实行单线联系，党的委员会大部分撤销。由于这一方针的实行，巩固了党的组织，保存了党的骨干。
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建立
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根据两党协议，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在南京、武汉等地设立八路军办事处。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武汉失守，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总馆迁来重庆。最初在市区机房街２０号办公。１９３９年５月，机房街办公地被敌机炸毁，八路军办事处分迁红岩嘴１３号和曾家岩５０号两地办公。１９３９年１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重庆设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党中央秘密领导四川、云南、贵州、西康、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等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地区的党组织。南方局以八路军办事处这样一个公开合法存在的军事机构为掩护，直接领导国统区党的工作。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驻地，就是南方局的驻地，对外称八路军办事处，对内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王若飞、叶剑英、邓颖超等，以中共代表的公开身份长驻重庆。他们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南方局在抗战时期的重大贡献策，团结国民党中的进步人士、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对国民党中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和进步的爱国人士冯玉祥①、李济深等，进行了耐心的宣传解释工作。冯玉祥在原西北军将领中影响大，周恩来等常同他一起研讨时局，鼓励他坚持进步。１９４２年他６０寿辰时，党的喉舌《新华日报》出了专版，周恩来撰写文章，赞扬他“骂汪精卫，反对投降，呼吁团结，致力联苏”，周恩来在曾家岩５０号“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为民请命，为国效劳”的精神。周恩来和其他在重庆的中共代表，以他们诚挚的交友之道，同许多国民党的上层人士建立了友谊。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其他领导，还同在重庆的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民主党派的领袖和民主人士频繁来往，亲切交谈，共商国家大事。当时的曾家岩５０号，既是南方局的一部分办事机构驻地，又是周恩来的宿舍，还是他办公、接待民主人士和中外记者的地方。有时周恩来同民主人士交谈时间很长，就从街上的食店里端来小面充饥，然后再用自己的小车把民主人士送回家去。南方局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工作，通过郭沫若领导的国民党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即后来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联系了教育界、科技界、戏剧界、电影界、出版界中各方面的著名人士，如邹韬奋、马寅初、陶行知、洪深、翦伯赞等。南方局赞扬和支持知识分子的爱国行动。著名的经济学家、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寅初，因写文章揭露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怒斥蒋介石而被捕，在狱中度过６０寿辰。在南方局的支持下，１９４１年３月３０日，重庆大学商学院为马寅初举行祝寿大会。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和《新华日报》送寿联表示祝贺，高度赞扬马寅初“不屈不淫”、“敢言敢怒”的精神，迫使国民政府当局在第二年把马寅初释放。南方局还领导了反对国民党投降派和顽固派的斗争。１９３８年１２月，汪精卫叛国投敌后，在南方局领导下，国统区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汪运动。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０年，重庆各界多次集会，声讨汪精卫的卖国罪行。《新华日报》连续发表反汪社论，《大公报》、《新蜀报》等，刊登了大量的反汪文电。合川私立崇敬中学的爱国师生，还开展了反击汉奸言行的斗争，“打倒汉奸救中国”的歌声响彻校园。“皖南事变”发生后，在南方局领导下，国统区人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当周恩来得知国民党顽固派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的消息，立即向国民党提出抗议。他在给何应钦的电话中义正辞严地指出：“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从而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抗战时期，各国驻华使馆大都集中重庆。重庆还有较多的国际组织和世界知名人士。南方局通过各种场合广交朋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从而赢得了国际舆论对中国进行的民族自卫战争的同情和支持。
①冯玉祥（１８８２年～１９４８年），安徽巢县人。“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与中共合作。１９３８年随国民政府到重庆，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先后在上清寺、陈家桥和歌乐山居住，在重庆度过了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抗战胜利后，因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而遭排挤，被派出国考察水利。１９４８年８月，在回国途经黑海时，因轮船失火不幸遇难。
《新华日报》是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１日在武汉创办的。它《新华日报》在重庆的战斗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机关报。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５日武汉沦陷后，《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直到１９４７年２月２８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它在重庆战斗的八年多时间里，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喉舌，是人民的向导，像一把尖刀插进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新华日报》旗帜鲜明地反对国民党投降派。１９３９年１月２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题为《汪精卫叛国》的社论，揭露了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反动罪行，批判了汪精卫的种种亡国论调。接着，又发表题为《卖国贼不容逍遥法外》的社论，呼吁国民政府立即下令通缉汪精卫，将汪归案法办。《新华日报》还发表了大量的社论、文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战政策，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投降的真面目。“皖南事变”后，《新华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立即撰写了报道“皖南事变”、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屠杀新四军罪行的文章。报道文章遭到国民党新闻机关扣压后，《新华日报》立即在１月１８日刊登了周恩来写的“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报社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以及广大报童，打破了国民党宪兵、警察、特务的监视和封锁，机智地把报纸送到广大读者手中。《新华日报》还编印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的传单，广为散发。全国人民怒斥蒋介石破坏抗战的罪行，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陷于孤立境地。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华日报》恨之入骨，他们利用新闻检查制度，千方百计控制言论，不让《新华日报》刊登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罪行的文章，或把稿件删得面目全非。《新华日报》采取“开天窗”、登启示、刊登“被删”字样，或在文章中间打省略号等方式，开展反检查斗争。为了打破国民党对《新华日报》发行的限制，《新华日报》组织了一支年龄在１２岁至１６岁的报童队伍，活跃在大街小巷，及时地把报纸送到读者手中。《新华日报》代表人民的心声，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办得生动活泼，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新华日报》始终得到了南方局和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吴玉章等的领导和关怀。周恩来亲自规定了《新华日报》的宣传方针，亲自审阅重要的新闻报导和社论，还为《新华日报》写新闻、专论、社论等重要文章。六、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和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涨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为镇压抗日民主运动，１９３２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年以“复兴民族”为名，在国民党内部成立了一个带有特务性质的派系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复兴社下设由戴笠主持的特务处。１９３８年４月，复兴社撤销。特务处改组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下面，还成立了一个由陈立夫领导的特务组织，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军统与中统都是特务组织。抗战期间，军统和中统在重庆的政界、军界、新闻界、文化界和大中学校发展特务组织，建立情报网络，执行侦查、逮捕、关押、审讯、监视等任务。中统的情报工作以搜集中共和民主党派的活动为主要任务。他们在曾家岩５０号周公馆、化龙桥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及《新华日报》社，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民盟”）机关所在地的上清寺“特园”，在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的住地枣子岚垭“犹庄”，在苏联大使馆等地方，都设立了监视哨，派特务以摆摊、坐茶馆等方式为掩护，对进出人员盯梢。他们还在新桥、青木关设立交通检查站，检查中共代表团及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进出重庆的车辆、人员及物品，甚至派遣特务分子，寻机打进中共组织，从内部刺探各种情报。军统除从事暗杀和绑架等罪恶活动外，还直接控制了重庆市警察局等公开机构，大肆逮捕共产党员、要求抗日救国的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士。１９３９年，军统在重庆歌乐山下设置白公馆①、渣滓洞②监狱，１９４３年建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渣滓洞刑讯室集中营，专门囚禁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老牌特务头子、杀人魔王戴笠担任中美合作所主任，美国海军少将梅乐斯任副主任。歌乐山下数十里被划为“特区”，任何人不得随便出入。美帝国主义提供了各种杀人武器和现代化刑具，这里成了杀人魔窟。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施用了种种酷刑。他们或用麻绳把革命者的双手捆绑往上吊起，然后用皮鞭抽打；或把革命者仰面倒坠捆在倾斜的凳子上，再用冷水或辣椒水从鼻孔灌进去；或把革命者绑在一条特制的板凳上，背靠木柱，使人的身体成９０度，然后在脚跟下不断增垫砖块，让受刑者痛昏死过去；或脱掉革命者的衣服，再用烧红的烙铁烙胸部、背部；或用钉满钢针的特制木棒抽打革命者的身体，再将纱布贴在血淋淋的肉体上，等纱布与人的肉体粘合在一起后，像活剥人皮一样把粘满血肉的纱布一块块撕下来。许多革命者在这里惨遭杀害。１９４０年，共产党员罗世文③车耀先④被捕后，被关在渣滓洞监狱长达６年时间，１９４６年８月被反动派杀害于松林坡戴笠停车场。
①白公馆监狱原是四川小军阀白驹修的郊外别墅，白驹用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别名“香山居士”取为“香山别墅”，现白公馆的大门还留着这四个字。②渣滓洞监狱是一个人工采煤的小煤窑，因煤渣多而得名。
③罗世文（１９０４年～１９４６年），四川威远县人。１９２３年任重庆团地委书记，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八路军驻成都办事处主任。１９４０年３月，国民党特务诬指他和车耀先领导“春荒暴动”，将他逮捕入狱。他们在狱中秘密建立党支部，顽强地同敌人进行斗争，多次挫败了敌人软化和分化革命者的阴谋。１９４６年，反动派杀害他们后，还浇上了汽油焚尸灭迹。解放后，在松林坡挖出了他们的骨骸。人民政府为他们建墓立碑，周恩来为墓碑题写了“罗世文、车耀先两同志之墓。”④车耀先（１８９４年～１９４６年），四川大邑县人。１９２９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川西特委委员，并在成都创办抗日刊物。
１９４５年２月，重庆电力严重不足，位于市区邹胡世合惨案和重庆人民的反特抗暴斗争容路的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强接电源，违章用电。２月２０日上午，重庆电力公司派工人胡世合等前去剪断电源，遭到饮食部的无理阻挠。饮食部经理指使流氓打手谩骂毒打电力工人。这时，军统特务的爪牙、流氓田凯带着手枪赶来，准备枪杀工人。工人们奋不顾身从田凯手中夺过手枪。一位工贼又将刚夺过来的手枪交还田凯，田凯竟在光天化日下举枪杀害了电力工人胡世合。这就是“胡世合惨案”。惨案发生后，全市工人和各界群众无比愤慨。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一场反特抗暴运动在重庆开展起来。电力公司工人首先举行罢工。工人们把胡世合的尸体安放在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的楼上，并通过《新华日报》等报刊揭露惨案的经过。胡世合被无辜杀害后，留下了８３岁的老母、体弱多病的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孩子。他们的悲惨遭遇得到了全市人民的同情。各界群众强烈要求枪毙杀人凶手田凯，抚恤死难者亲属，保障人民人身自由，取消特务统治。全市各行各业的工人、市民和学生，川流不息地到灵堂向死者志哀，向死者亲属表示慰问。灵堂里高悬着各界群众送的挽联，其中一副写的是：说什么劳工神圣，为国为民，只遭得暴徒枪杀；可怜他八三老母，病妻幼小，遗留下饥寒交加。还有一副挽联这样写道：这是什么世界？人当狗屠；且看如此社会，狗把人吃。重庆工人的代表在同国民党当局的谈判中，明确提出，如不枪毙田凯，就要全市罢工、停水停电。全国各地工人组织纷纷打来电报表示声援，并一致要求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面对人民群众反特抗暴的洪流，国民党当局被迫在２月２６日将田凯押赴菜园坝刑场枪决，并答应为胡世合举行全市性的悼念活动。从２７日开始，前往参加悼念活动的群众达２０多万人次，灵堂的挽联达４００多幅。３月１日，全市各界群众又为胡世合举行了隆重的送葬仪式。这次送葬活动，实际是一次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争取民主自由的游行示威。由“胡世合惨案”引起的重庆人民的反特抗暴斗争，进一步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黑暗统治，显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革命的伟大力量。这次斗争的胜利也是对全国人民争取人民民主斗争的极大鼓舞。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顽固派竭力推行中国民主同盟的成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一些民主党派人士深感忧虑不安。为了探讨国家大事，促进全国各方面力量的团结，１９３９年１０月，由沈钧儒、张澜等在重庆建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加紧迫害共产党，取消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为反对国民党的迫害，争取民主，原“统一建国同志会”的人员经过多次讨论，决定筹备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１９４１年３月，在重庆上清寺特园举行了成立大会。黄炎培被推举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执行委员会主席。由于在重庆难以公开活动，只好改以香港为活动中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要求民主自由；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要求坚决抵御侵略。它的成立，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欢迎和支持。为了扩大队伍，尽量吸收原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以适应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需要。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９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代表会议，决定取消“政团”二字，改称“中国民主同盟”，将民盟由原来的几个政治团体结合的组织改变为民主分子结合的组织，张澜被推选为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不仅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七、抗战时期重庆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
抗战前，重庆教育极其落后，全市仅有重庆大学①、西重庆教育②的发展南美专和省立教育学院等３所高等学校，约占全国１０８所高等学校总数的２．８％；全市公私立中学、师范只有２０所，占全国中等学校总数的０．６２％。抗战时期迁到重庆的复旦大学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和沿海工厂的内迁，上海、北平、天津、广州、南京等地的大批公立、私立学校迁入重庆地区，形成了抗战时期重庆教育大发展的局面。迁入重庆地区的高等学校达３１所，以后又创办了４所，加上抗战前的３所，抗战时期重庆地区共有高等学校３８所，占全国高校总数的１／３。这一时期，各种私立、省立、市立中学及职业中学纷纷成立。１９４４年，重庆已有中学７２所，在校学生较战前增加３．６倍。其中著名的中学有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创办的抗战时期设备最为完善的南开中学，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以及１９３８年由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倡议创办的清华中学等。抗战时期，由于国民政府推行国民教育，小学教育和扫除文盲教育发展较快。１９４４年，全市有私立小学２８４所，学生人数比１９４０年增加７倍。还有５万文盲进入扫盲短训班学习。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重庆还建立了商业、造纸、印刷、电讯、机械、汽车驾驶等职业学校。到抗战胜利前夕，已有各类职业学校２２所，为抗战前的３倍。除成都的华西坝外，被誉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四坝”中的沙坪坝、北碚夏坝、江津白沙坝都在重庆。重庆成了抗战时期的全国教育中心。但是，在国民党统治下，重庆教育的落后面貌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内迁高等学校数量虽多，但一般规模小、设备差。抗战时期发展最快的小学教育，远远不能满足学龄儿童入学需要。１９４１年，全市有学龄儿童９．３万多人，而能入学的只有１．７万多人，占１９％左右。
①重庆大学创办于１９２９年，是重庆第一所高等学府，最初校址在菜园坝，设文、理两预科。１９３２年正式招收本科学生。第二年，迁往沙坪坝。
②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即１９３３年创办的四川省立乡村建设学院，１９３６年改名，校址在磁器口今重庆２８中。
陶行知（１８９１年～１９４６年）是我国现代伟大的人民教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育家。１９３８年，在国外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的陶行知回到祖国，来到重庆。他拒绝了国民党当局高官厚禄的引诱，１９３９年７月，自筹经费，在合川县草街子的古圣寺，创办了一所新型的学校———育才学校，专门培养在战火中流离失所而又有一定特殊才能的儿童。育才，就是要培养人才的幼苗，使得有特殊才能的幼苗不致枯萎，而且能够发展。陶行知千方百计抢救那些被埋没、被摧残的人才幼苗。一次，陶行知在一所保育院参观，发现一个患癞痢头的小孩有特殊的音乐才能，他不仅能指挥唱歌，还能把初次听到的歌曲用音符记录下来。后来陶行知派人把这小孩招进育才学校，进了音乐组，还送他到医院治好了癞痢头。后来，他成了我国著名的指挥家。育才学校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和才能，因材施教，在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把学生分别编入音乐、戏剧、绘画、文学、社会、自然、舞蹈等专业组学习。音乐家贺绿汀、舞蹈家戴爱莲、诗人艾青等，都是育才学校的教师。陶行知倡导“教学做合一”，强调理论结合实际，强调学以致用。除了要求教师课堂上讲授基础知识外，还要求组织学生到工厂、农村从事调查、见习、实习活动，在校内举办讨论会、辩论会、演讲会以及其他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那时，育才学校的办学条件十分艰苦，经费困难，学校所在的古圣寺，是一座破旧的古庙。学校所需的经费主要依靠宋庆龄、沈钧儒等各界进步人士的捐款，育才师生每天仅能有两顿稀饭和几十颗胡豆充饥，还要到离校十多里的地方去开荒种地。育才学校的小学部没有计时的钟表，他们以敬神的香作为计时的工具，每燃完一支香，就算上完一节课。育才的学生十分珍惜在战时难得的学习机会。他们抱着学好本领，为抗战建国出力的宏伟愿望，经受了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终于把自己培养成材。不少学生被输送到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参加了革命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抗战时期，全国许多文化团体和文学、戏剧、电影、音抗战时期重庆文化的繁荣乐、美术、新闻、出版等文化界的一批名人集中于重庆，重庆成了战时全国文化的中心，并出现了文化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通过郭沫若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负责宣传文化工作的合法身份，团结文化界的爱国人士建立了抗战文化统一战线，使重庆文化界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为宣传抗日，促进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发展，鼓舞人民的革命斗志作出了贡献。抗战时期，重庆的文艺创作十分活跃，不少作家写出了好作品。如老舍的长篇小说《火葬》、艾青的诗《向太阳》。特别是重庆的戏剧创作和演出，无论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如阳翰笙的《天国春秋》，郭沫若的《屈原》、《虎符》、《孔雀胆》，话剧《屈原》演出照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宋之、曹禺的《全民总动员》等。这些作品的突出特点是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反映了正义与邪恶的斗争，猛烈地抨击了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恶行径。阳翰笙写的历史剧《天国春秋》，借太平天国韦昌辉杀害杨秀清和大批太平军将士的故事，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罪恶。借剧中人物洪宣娇之口，痛斥顽固派，指出“大敌当前不该自相残杀”。郭沫若写的历史剧《屈原》，热情地歌颂了屈原不屈不重庆进行抗日演出的主要阵地国泰剧院挠反抗强暴的爱国主义斗争精神，怒不可遏地抨击南后等人的卖国阴谋和迫害忠良的卑劣行径。他用《桔颂》来塑造屈原的坚贞高洁，用《雷电颂》来表达他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强烈不满。１９４２年４月３日，《屈原》在重庆国泰大戏院（今国泰电影院）首次演出，由金山饰屈原，张瑞芳饰婵娟，白杨饰南后。首场演出大获成功，接着场场爆满。不少观众为买到一张戏票，带着被盖在售票窗口过夜等候，哪怕能买到一张站票也心满意足。一百多名从沙坪坝步行进城看戏的大学师生，看完《屈原》后心情激动，索性留在剧场开座谈会，畅谈观《屈原》的体会，直到黎明。苏联驻华大使看了《屈原》后甚至说，若不是在战时，一定把《屈原》剧组的全班人马请到莫斯科去。《屈原》的演出，一直受到周恩来的关怀。毛泽东、周恩来对《屈原》演出的成功给予很高的评价。重庆夫子池广场的抗战歌曲千人大合唱抗战时期，重庆除中华剧艺社、中国青年剧社、怒吼剧社等剧团外，还有两个少年儿童剧团，即七七少年剧团和孩子剧团。它们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少年儿童宣传组织。七七少年剧团１９３８年成立于武汉，当年１２月来到重庆。他们除举行抗战儿童戏剧公演外，还去江北伤兵医院为残疾人写家信、剪指甲、理发、缝补、演出，又步行到北碚等地进行抗日宣传，很受群众欢迎。孩子剧团１９３７年诞生于上海，成员多是战火中流离失所的孤儿，他们在建团时发表的宣言中写道：“我们虽然没有了爸妈，没有了家庭，成了流离无靠的孤儿。但是我们没有哭，没有伤心。相反的，只有快活，只有怨恨，只有振作。……我们只有以我们所有的力量，团结起来，以过去所爱好的工作来为国家服务，为民族尽力。我们愿意永远演戏，愿意上前线去演，愿意到内地去演，也愿意到受难的同胞里面去演”。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１９３９年１月来到重庆后，他们在周恩来、邓颖超的关怀下，在重庆举行抗战儿童戏剧公演。还组成小分队，行程数千里，到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各县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仅在川西地区就演出１００多场，观众达８万余人。他们还把儿童文学家张天翼所写的童话《秃秃大王》，改编成大型童话剧演出，用来影射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国民党当局大为不满，不准这个剧上演。孩子们据理力争，与国民党当局公开辩论。他们说：“明明我们演的是坏蛋秃秃大王，为什么你们偏要说像蒋委员长？”最后孩子们机智地将秃头粘上几根毛，变成猴子，剧本改为《猴儿大王》，终得以正式演出。抗战时期，重庆的电影事业也空前繁荣，著名电影艺术家和影星田汉、夏衍、白杨、阳翰笙、汤晓丹、郑君里、金山、张瑞芳、项、秦怡、魏鹤龄、舒绣文、谢添等数百人云集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批反映正在进行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故事片、新闻纪录片，对鼓舞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发挥了重大作用。
 练习
一、填空题
１．重庆建市是在年２月１５日。１９３９年５月５日，国民政府决定重庆升格为行政院直属的。
２．１９４０年９月６日，国民政府明确规定重庆为。
３．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４年５月，日本飞机轰炸万县次，炸死民众多人，伤多人。
４．爱国实业家１９２５年创办的，为抗战运输作出了重大贡献。
５．１９３９年１月，党中央决定在重庆设立，以为书记。
６．１９３９年，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在重庆歌乐山下设置监狱和监狱。１９４３年，又建立，专门监禁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
７．１９４５年２月，重庆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惨案，由此引起重庆人民开展了一场斗争。
８．抗战时期，重庆著名的中学有爱国教育家办的南开中学，人民教育家创办的育才学校，还有董必武倡议创办的。
９．１９４２年４月３日，郭沫若创作的大型历史剧《》，在重庆大戏院上演获得成功。
１０．抗战时期重庆的两个著名的少年儿童剧团是和。
１１．被誉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四坝”中在重庆地区的有、、。
二、单项选择题
１．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工业区中，惟一门类齐全的综合工业区是（）
Ａ．贵阳Ｂ．重庆Ｃ．成都Ｄ．昆明
２．抗战时期的全国两大军火生产基地除太原外，还有（）
Ａ．武汉Ｂ．上海Ｃ．西安Ｄ．重庆
３．抗战时期，全国的对外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是（）
Ａ．上海Ｂ．广州Ｃ．重庆Ｄ．武汉
４．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空袭重庆造成市民伤亡最多的两次大轰炸是（）
Ａ．１９３９年的“一一○”、“一·一六”大轰炸Ｂ．１９３９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
Ｃ．１９４０年的“六一二”、“六一六”大轰炸Ｄ．１９４０年“八一九”、“八二○”大轰炸
５．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机关报是（）
Ａ．《大公报》Ｂ．《新蜀报》Ｃ．《新华日报》
６．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哪一年在重庆成立的？（）
Ａ．１９３８年Ｂ．１９３９年Ｃ．１９４１年Ｄ．１９４４年
三、简释题
１．“五三”、“五四”大轰炸  
２．“六五”大隧道窒息案  
３．中共中央南方局  
4．《新华日报》  
５．胡世合惨案  
６．“中美合作所”集中营
  四、简答题
１．抗战时期重庆经济文化发展的原因是什么？举例说明那时重庆是全国的工业中心、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
２．概述重庆人民对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