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老子《道德经》之四十四章
原文：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名誉和生命哪个最可爱？生命与财产哪个最重要？得与失哪个害处最大？过分地爱恋某一方面，必然会耗费大量的精力与财力，过多地聚敛财富，必然导致大量地丧失。懂得满足的人就不会以现状为羞耻，明白适可而止的人就不会带来危险，就可长存于世。
这一章阐述的是“知足常乐” 的道理。对这一观点的认识，笔者已在前文已有说明。名誉是论社会地位的高低，生命是看寿命的长短，它们是不同认识角度下的产物，不存在谁重要谁不重要的问题。比如说，在认识事物相联系的四种关系式中，我们不能说协调关系重要，还是互济关系重要，是同一关系重要，还是对抗关系重要，否则就会将社会活动中四种紧密相联的关系，瓦解为互不影响的关系。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四种关系又是可瓦解的，各自从一个领域进行研究，得出某一事物的个性法则，但必须以数学中的共性联系为基础。人类毕竟不是简单的物质，不能用这种分离法则来认识。
◎读老子《道德经》之四十五章
原文：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
凡有大成就的人，好像在某些方面总有不足之处，(正是这一得一失，才使其作用相互弥补，整体上) 不至于衰竭；充盈的物质好像总是从空虛开始，(正是这一虛一实相互转变，) 才使整体上用之不尽。有笔直似乎就有弯曲，有灵巧似乎就有笨拙，存在能言善辩，就好像总有笨嘴拙舌。善于运动的人能战胜寒冷，善于守静的人能战胜酷热(心静自然凉) 。明白了静能胜热的道理，就能为治理天下找到一条正确的途径。
这一章主要说明对立存在的各种现象均有其优点和缺点，立足点不同，对某一现象的认识也不同。由此而推，任何一条个性法则，在认识这一领域时尽管是错误的，但在认识另一领域时，它又变得正确了，这就是现代自然科学中的规律。如果是违背自然法则的所谓“理论” ，它们根本经不起哲学的思辨，那就是纯粹的无稽之谈了。
◎读老子《道德经》之四十六章
原文：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世界各国如若遵循了道这一自然法则的话，那么奔驰于沙场的战马也会回来耕地。世界如若违背了道这一自然法则的话，那么兵马就会在市郊出现。最大的祸根莫过于不知满足，最大的灾难莫过于贪得无厌。可见，懂得了满足就会心满意足，也就会经常获得心理满足。
这一章是第四十三章、四十四章内容的延伸。国家也罢，百姓也罢，若能满足，自然会稳定。然而，历史是前进的，社会是进步的，倡导自强不息的精神，才反映了社会的本质特征。对这一点，笔者在前面的章节中已有大量认识。总之，社会要发展，既离不开争，也离不开和，关键是要解决“争”什么，“和” 什么，采取什么方式“争” ，什么方式“和”，如何来营造一种较为理性的“争”的环境、“和” 的纷围。到底实行哪种经济体制才符合自然规律，还得根据经济的特点来决定，而不是想当然。
◎读老子《道德经》之四十七章
原文：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
(真正有能耐的人，能做到) 足不出户，可知天下事，不看窗外的世界，可明自然之理。走得越远，了解得反而越少。因此，圣人不远行却能心知天下事，没看过的事物也能把握它的规律，不用自己动手却能将事情办成功。
中国有句成语，叫做“决战千里之外，运筹帷幄之中” 。老子正是对具这类能力的人士的高度赞誉。我认为，任何一种规律的总结来源于对客观事物的观察与思考，二者之中缺一不可。光远涉、光实践，不对所得到的材料作深入地探讨，就不可能有新的理论出现；光闭门造车，一味冥思苦想，不与客观实际相联系，得出的所谓“成果” ，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即便是研究抽象的哲学，还是得以客观现象为依据。当然，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后，更多的是要思考，要深入研究。从这一意义出发，深入进行理论探索比实践更重要。
◎读老子《道德经》之四十八章
原文：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从事学问研究的人越多，作为道这一自然法则就会超越(损)得越多，当超越达到极限时，(就会带来一些与之相反的规律) ，同样可认识另一无为的境界，当达到新的无为的境界时，又会产生新的作为。夺取天下的人常常是觉得办起事来轻松自如，得心应手，等到认为自己有做不完事的时候，又不够夺取天下的资格。
这是老子最杰出的理论认识。那就是他认为，在传统的整体认识的道之外，还必然存在一门与之对立的学问。他完全是根据对立法则推理出来的。用现代眼光看，这门对立学说即是西方现代科学。我们不得不佩服老子的先见之明。他认为，只有将眼下的道学研究透彻，用起来得心应手，才有可能进入新领域的研究，故以“取天下”为喻。而事实上，中国与西方各自沿着不同的文化轨迹前进。然而，不但某些西方人不认可我们前人的研究是自然规律的总结，是科学(如中医学)，连我们自己也否认是科学。这完全是受一些人的定势思维的影响。当然，我们得承认，由于受自然知识的制约，有些研究无法深入，甚至导入了迷信的歧途。比如说中国古代的干支理论，它是研究地球各局部的自然规律的，它离不开对地球表面空间的科学认识，由于当时不可能对地球的经纬有一个正确认识，以致后来掉入了迷信的深渊，什么金木水火土呀，什么神煞呀，什么偏财正财呀。但不管怎么“歧”法，干支依据客观的天体运行来记录时间没变，运动规律没变，它的整体数理没变。那么，中国古代的研究方法与西方的研究方法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主要不同之处有两点。第一点不同之处是，中国传统的研究是先将研究分为三类：一是从运动角度认识的方法，即干支学说；二是从能量角度认识的方法，即周易理论；三是从静止角度认识的方法，即堪舆理论。而后将三种方法进行综合。由于人类的精神是能量的最高表现形式，因而只需借助周易，就可认识事物潜在的规律，无须将三领域综合，但该能量理论又是共性的运动与静止结构的综合表现形式。西方的研究则是单一角度的研究，除研究能量外，不存在综合。这是中国传统思维与西方的本质区别。至于共性问题，二者均存在对共性的把握，不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由于数学是建立在“共性” 上的理论，故西方自然科学的共性就体现在数学中。第二点不同之处是，中国研究的是某一事物在相对的系统中的整体发展趋向，认识的是系统对局部化的整体事物的作用；西方的研究是甚某一局部的规律，强调一种直接因果关系，亦可称之为就事论事的方法论。今天，既然现代科学能帮我们科学地认识地球的空间划分，我们能否将先辈留下的文化遗产来一个去伪存真、化歧途为正途呢？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我们没有理由推御，更没有理由抛弃甚至一棍子打死。
◎读老子《道德经》之四十九章
原文：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圣人皆孩之。
圣人常常没有个人的意志和恩怨，他们总是把百姓的意态视为自己的意志。对于善良的人，我们能报之以善良，对于不善良的人，我们也能报之以善良，这才得到了真正的善良。我能相信的，我也信，我不能相信的，我也能相信，这才得到了真正的信。圣人生活在世界上，总能与整个世界同呼吸，与整个世界的意志融为一体。百姓都能倾听圣人的教诲，而圣人总是认为自己像孩童一样无知。
如前所述，老子笔下的“善”，是指自我感觉的最佳状态，这种状态包括品质、智慧、行为的最高境界，不善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离这一境界有一定距离，一是指恶。老子看来，“以百姓心为心” 是圣人的最高境界，人人不可能都成为圣人，自然不可能达到这种善，理所当然地就要以宽宏之心来对待。但对于邪恶者也应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又难以理解。老子认为，任何一个与之对立的观点均是正确的，用不着争辩，正是受这一哲学思想的支配，故认为邪恶也是正当的。其实，一切对立观的成立均得以共性为指导，而共性对人类来说就是理性，就是道德，或者说，对人类一切对立关系的认可，均得以人类的理性为前题，均得以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为前提。“恶” 不是人类理性的反映，而邪恶也不能体现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一切邪恶现象是不能认可的。老子也是受“玄同” 理论的影响，或者说将“玄同” 理论扩大化。后文有述。信与不信的问题，也是对立背反法则的反映，是“横看成岭侧成峰” 的现象反映，若从系统考虑，它是四种认识关系的综合，因而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但老子将这种对立认识下的背反单独认识，又显得荒诞了。
◎读老子《道德经》之五十章
原文：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之厚。盖闻善摄生者，陵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人总离不开由出生到死亡这一过程。能生存下来的只有三成，中途夭折的人也有三成，为求生奔波而死的人也有三成。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人们珍爱生命的意识非常强烈。据我所知，那些不被死亡所震慑的人，他们行走于山林之间不会受到虎豹的攻击，加入部队不披戴铠甲，甚至不带防御武器，（有些人也不会罹难）。仿佛野兽的尖角不会去斗他们，老虎的利爪对他们也无济于事，身上也没有刀枪可容的地方。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他们从来不把死当作一回事。
这一章表面是论述对待生死的态度问题，不怕死的人反而不会受到死的威胁，实则是论述己与人的问题，过分关注自己反而会不得其果，这一观点是很有道理的，它体现了整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人是在交往中生存的，而交往又表现为相互弥补相互协作的关系，那种名哲保身的处世哲学的错误之处就在于排除了协作。由此想起了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那时的中国军阀多多，兵源多多，然而就是没几个站出来与日军较量，只想各顾各，甚至还出现专顾内部混战抢地盘的怪现象，导致日军铁蹄践踏到全中国。可惜至今还有一些人，对这种处世哲学非但没有看到其害处，反而将其视为明智之举。这个问题不仅在中国是这样，只要看看今天的国际事务就会明白，又有几个国家能勇敢地站出来伸张正义的呢？这种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还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国人中，我们某些部门的领导层认为，你要伸张正义，那是大傻瓜，那是犯上作乱。于是乎，你的投诉信得退回来，让你的顶头上司整整你。在他们看来，世界从来就没有什么正义可言，也就是说，邪恶的东西也是正义的。这种观点就如同老子的愚民理论、弱国寡民理论一样，以为对立的两种认识都是绝对正确的，沒有理清这种对立理论所适应的范围和条件。
◎读老子《道德经》之五十一章
原文：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是道演化了万物，是智慧积畜了人类的精神财富，是物体表现了自然界的各种形态，是器物构成了各种不同的功用。由此而推，世间万事万物无不遵循道的法则而崇尚人类的智慧。万物对道的法则和人的智慧的崇尚，不是出于一种命令，而是自然界的本性所然。按此理推，既然是道生化了万物，人类智慧又能不断积累，不断丰富，那么，长此以往地不断升华，又不断产生一些与之相对立的学说，并对这些“异端邪说”采取保护，最终可认识一切事物的规律。智慧随从人类的生命而来，但它又不是客观的实在，它大有作为但又不能完全依靠它(不能光想不动) ，它所带来的成果可长存于世，但又不能支配人生(支配人生的是自然法则下的道) ，这即是所谓玄妙的智慧。
这一章中，老子特别强调了人类智慧的价值，并预示了它的美好前景。确实，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智慧史。对一个国家来说，重视知识，重视人才不仅是对一般百姓的要求，最根本的是还得先重视领导层的智慧。一个有号召力的领导，不见得富有智慧。一个缺乏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在发展与稳定的选择上，往往会将稳定放在首位，那些贪官往往也是目光短浅之辈。智慧，并不一定表现在学历的高低上，邓小平学历并不高，但他富有智慧。领导者的智慧主要表现在工作中：一是表现为处理日常工作的应变能力，二是表现为对重大决策的周密考虑，三是表现为博采众长的民主作风。老子由智慧又想到了新的学术理论。如果说在四十八章中这种新理论观还比较隐晦的话，那么，这一章中的“亭之毒之”就分明预示了完全对立的新理论的必然性，并奉告世人，要“长之育之”，不要将其扼杀。自然界存在对立现象，就存在对立的学说，故西方近代哲学就出现了休厄尔的假说演绎方法论与密尔的经验归纳方法论的对立。而由整体到局部、由现象到本质、由具象到抽象的演绎方法，正是中国几千年前所运用的思维方法和应用方法。只要略懂周易和干支理论，就会明白这一点。而中国的阴阳二分法和静止空间三分法又是对万事万物共性的归纳总结。在中国古代先哲们看来，逻辑思维只不过是正常人所具备的起码的思维方式，故中国没有逻辑学。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大遗憾。
◎读老子《道德经》之五十二章
原文：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启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棘)。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为习常。
天下总有一个开端，我把道作为形成天下万物的原因。既然已经找到原因，就可以知道其结果；既然明白了结果，就可以反推其原因。要达到这一境界，还得终身为之奋斗不息。如若封闭了自己的思路，就如同将自己关闭在门户之中，这样的人终身用不着勤恳(勤恳也无用)；只有开扩自己的思路，才能完成自己的事业，这样的人就得始终不畏荆棘，勇往直前。见到一些不起眼的小事，能将这种现象弄个透彻。能始终看到自己柔弱一面，也就是达到强大的条件。善于运用身边的阴阳光影变化返回到对“道”的研究，才会对道有所明晰。一旦觉得沒有留下任何再可研究的方面，那就等于毀灭了自己。这就是所谓遵循了最基本的常理。
这里论述的是根据现象反推道的理论形成原理：由现象倒本质，由具象到抽象。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老子的“见小曰明” 的研究精神和由“无遗身殃” 思想支配下激发的永不满足精神。
◎读老子《道德经》之五十三章
原文：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同迤)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馀，是为盗竽。非道也哉！
假使我这一介凡夫有一点能力，我将始终将道德的研究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只有偏离了自然法则的研究，才是我最怕的。一条大路本来相当平坦，但一些人总喜欢走小路。朝廷本有良好的规章，但田地却是一片荒芜；国库中本来空空如也，然而一些政客却打扮得富丽堂皇；身上本来带着利剑的武士，却厌起饮食来了；百姓本来丰衣足食，却偏偏有些人又偷起了享玩之物。这些现象并不是自然法则下的产物。
违背自然法则的现象，在老子所处的时代普遍，时过几千年还是如此。究其原因，还是历代研究者对社会哲学研究不透彻，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在理论上左右徘徊，导致了行为上莽撞冒失。
◎读老子《道德经》之五十四章
原文：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善于创立伟业的志士，其意志坚韧不拔，善性交的人，兴奋时间长，后嗣的烟火就会不断。人的智慧受之个人，这是客观实在的反映。智慧受益于家庭才显得略有余地，智慧受益于乡里，才会显得上升，智慧受益于邦国，才会显得丰盈，智慧受益于天下，才显得博大。所以智慧表现为多种目标和多个层面：有以自身为目的的，则着眼于自己，有以家庭为目的的则着眼于家庭，还有为乡里的，有为国家的，有为天下的。我为什么要明白天下之理呢？就在于以上原因(言外之意是，我有杰出的智慧和远大的目标) 。
老子在这一章中主要论述了智慧的层面不同，目标也就不同，并强调一个“善” 字，即一种最佳的状态：具有杰出智慧，胸怀天下。尽管他在文章中反复强调了谦虛的重要性，但又暗藏着孤芳自赏的自傲心态。同时，他还认识到，光有智慧还不行，还必须有坚韧不拔的意志。意志来源于什么？笔者认为，它来源于强烈的兴趣，没有兴趣，就不可能产生一种执着精神，就不可能有大造化。由此想到了教育问题。现在强调开发学生的智力，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不注重培养学生的兴趣，也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因此，教育中必须坚持开发智力与培养兴趣并重的原则。
◎读老子《道德经》之五十五章
原文：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竣(血字旁)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
含有高层智慧的人物，好比子宫中的婴儿，需要倍加庇护，才不会遭到毒虫的叮咬，猛兽的侵袭和鸷鸟的搏击。虽然筋骨还很柔弱，但拳头却能握得紧。虽然还不知道两性的媾合是怎么回事时，但生殖器就自然会脖起来。虽然整天哭个不停，但声音不会嘶哑。这些均是人体和谐的本能反应。自然界相协和的原理，就叫做基本的常理，了解了一些普遍的常理，就可以说是明智人。有益于人类生存的称之为吉祥，能用意志支配行动的人，就称之为强者。万物发育到最旺盛时，就会走向衰老，好像是违背了道的无限性法则，但这种现象已经很早了。
本章写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国家要重视人才；第二层意思是，人自身就是以对立存在着，它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人们要顺应这一规律，不要故意去扼制某一方面。笔者认为，顺应也有一个理性问题，道德问题，只有在理性前提下，顺应才是合理的，理性前提下的扼制自然就少不了。物壮则老中的“壮”与“老”是一种对抗关系，又是一种自然规律。老子认为它是违背自然法则之道的，又将道又理解得过于狭隘。
◎读老子《道德经》之五十六章
原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一旦有了某一领域的知识，他不会到外面随便张扬，那些喜欢抛头露面的又没什么真才实学。如若封闭了自己的思路，就如同将自己关闭在门户之中；挫败对手的锐气与分道扬镳也是相仿的；能协调阴阳之光与同流合污也没有本质的区别。这即是所谓深奥的“相同” 原理。所以，当得不到某一事物时，总是采取与之相对立的方式：或亲近，或疏远，或过分褒扬，或大肆贬斥。总之，能采取灵活应变手法是最高的理想境地。
无论运用哪一方式，均是为了达到同一目的，也可以达到同一目的，这即是老子的“玄同” 理论。老子这一哲学思想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中医理论与西医理论是完全相反的，但同样可达到治病的功效，中医的医治速度尽管慢一些，但能治本，西医尽管快一些，但只能治标。然而，这种对立达到同一目的理论，不能用于诸如物理学科、化学学科等其它自然学科，这又是何故呢？这就得从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角度认识。只有客观特性与共性完美统一时，方可运用两种对立的认识论。人类是自然界最理性的产物，这种理性集中表现为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正是由于这样，运用中西医相反的理论，同样可达到治疗的目的。由此，笔者想到了公有制与私有制的问题。一般人认为，经济建设宜实行私有制，这似乎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诚然，私有制确实存在它的优势，由于竞争更残酷，发展速度要快些。但是，它同样存在不可避免的问题，由于它是在完全自由下的竞争，该地区一旦出现经济危机，企业与企业之间很难协调行动，国家的调控力度也相对较弱，短期内可导致经济大幅度下滑。亚洲经营风暴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按照老子的对立“玄同” 原理，公有制经济同样可以达到发展经济的效果。它的优势就在于能加强整体的调控力度，做到人尽其才(注：人的事业发展存在一个时空段)，能有效地防止经营风暴带来的冲击，能保障一些企业的正常运作与发展。加入世贸组织后，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企业的技术、资金实力不强，加强国家和地区的调控力度尤为显得重要。前文谈及世界经济一体化时，在“实现双赢” 之前加了一个“有可能” ，就是居于这一考虑。当然，这种体制也有劣势，由于它是在宏观调控下的运作，国家领导人的才能显得尤为重要，只要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处理不好，只要领导人在经济活动中，缺乏明晰的思路，违背了经济规律，就会极大地滞碍生产的发展。可见，只要完善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创建一套科学的既对立又协调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以公有制为主体结合私有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最合理体系，有着光明的前途。如果说西方私有制体制下三权分立是最佳的选择的话，那么，按照对立法则，我国实行五权一体当是最理想的举措。所谓五权，包括行政分为两权，经济分为两权，由行政和经济集合形成的司法权。所谓一体，是指由国家制定的法律、发展规划、政治主张应该由政治(行政)、经济和议会共同商议，共同决策。五位一体中没有谁是绝对的主体，是多元化的并存。它们之间的关系既是谋求国家发展的同一关系，又是相互监督的对抗关系，既是彼此协调的和合关系，又是相互补充的互济关系。为什么是“五” 呢？因为它是调节系统运动(四维运动) 的相对中心数值，这种中心又是以抽象形式表现出来的，是四的综合表现形式，也是一种调节形式。如果市级以下取消了相应的公有制经济的话，那么，这些基层则宜实行行政、经济、司法一分为三的管理体制。
◎读老子《道德经》之五十七章
原文：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治理国家要倚仗正义，用兵打仗依靠出奇制胜，要夺取天下，必须觉得原来无事可做(得心应手) 。我为什么知道这些最寻常的道理呢？就根据我的这些哲学思想。天下禁忌的方面越多，民众就越贫困。民众一旦有了很多致命武器，国君必然昏庸无能。民众中有能力、有智慧的人越多，新奇的创造发明就会兴起。国家的法律日渐周祥，表明犯罪活动越来越猖獗。所以圣人们总是这样认为：“我无为时，民众就自然会实现自我感化，我喜欢安静少动，民众的品行自然会端正，我无事可做时，民众就会自然富裕，我没有欲望，民众就自然会纯朴。”
老子前面强调的是要愚民，这里又提倡智民。正是理论上的矛盾重重，导致了政治家拿不定主意。老子是从对立角度认识的，他认为，一切对立观点不存在绝对正确与错误，正是受这一思想支配，才导致了前后矛盾的认识。其实，正因为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正确，才有观点的分领域、分性质、分内容。由于老子没有将“分” 字理清，笼统地提对立的正确性，故使人摸不着边际。
◎读老子《道德经》之五十八章
原文：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一个政府越显得沉闷，就意味着民众非常淳厚，一个政府越显得精明能干，就表明民众不安分守纪。表面看来是灾祸，其实又隐含着福气的一面；表面看来是一种福气，其实又隐藏着灾祸。哪个能明白这其中的根本道理呢？其实世界万事万物不存在纯正一面的。正常与怪异可互相转变，善良与邪恶也能彼此循环。人类对这种现象迷惑不解由来已久。因此，圣人虽然公正，但也不舍去非公允的一面，虽然廉洁，但也不舍去非廉洁的一面，虽然办事执著，但也不舍去灵活应变，虽然渴求辉煌，但又不想处处放射异彩。
福与祸是因立足点之异所导致的认识，是相对静止关系上的对立反映，不是运动中的对立关系。人们往往用塞翁失马的故事来认识祸与福的关系，其错误就在于将偶然性理解为必然性。“失败乃成功之母” 也是祸与福的关系问题，然而这句话却成为至理名言。其实，不见得要失败才有成功，只要将事情考虑周密一些，复杂一些，就有可能一次成功；相反，如果失败以后不总结经验教训，再多的失败也不能换来成功。总结教训的过程，就是发掘智慧的过程。不畏失败，体现了人的一种追求，一种韧劲，也是客观运动不可逆性的反映。大公与自私同样是立足点不同带来的认识，人类的灵活性也表现在这种灵活变化的立足点和对立足点的理性把握上。就像大公是人类的本性一样，自私也是人类的本质反映，它们是“不割” 的。在没有共同利益的情况下，人类强调的是人生的自我价值。正是这种实现自我价值的欲望，才形成了社会的竞争。这种自我价值取向越高，自我范围也就越大，自私中包含着大公即是这个道理。可见，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人类还得利用法律、条例对这种行为加以扼制，不能任其蔓延。自私与大公又是四种关系的综合。二者均是为了所在范围的发展，故表现为同一关系。实现大公，是为了实现自我的更大价值，而自身的价值又体现为群体的大小，二者又是互为因果的协调关系。然而，自私与大公又各自代表着相反的取向，表现为一种对抗关系。而大公与自私均是为了事业的进取，因而又是互济关系的体现。这是从整体认识的，若从局部认识，自私又有它的绝对性，它不是四种关系的综合。面对残酷的竞争，决不会考虑对手的利益。人类正是由于不同程度地认识这一点，才有大公与自私的融合与分离，这即是人的本性。由人类的本性想起了丘吉尔的一句名言：“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人们将“利益” 往往理解为客观实在的利益，其实，除客观利益外，还存在抽象的利益关系。由于情感、爱好、学术见解等均属于精神领域，而精神是能量的最高表现形式，因而实现的是抽象的“利益” 关系。当这类精神达到执著程度时，比物质利益看得更重要，使这种利益关系达到持久。精神利益关系还可转化为客观的利益关系。中国人正是热衷“感情” 投资，以实现其客观利益的持久，从而将自然规律化为一种处世策略。
◎读老子《道德经》之五十九章
原文：治人、事天，莫若啬。夫为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管理人事，研究自然，不如重视种田。只有粮食，才是每天要吃的。重视了吃饭问题就是注重了智慧。重视智慧的积累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一旦能解决任何问题，就不会知道哪是最佳的境界(即最完美的境界)。当你达到这一完美境界时，就有了立国之本。有了这一立国之本，国家就能长久。这就是所谓国家根深蒂固长盛不衰的法则。
这一章体现了老子的农本思想。从当时的历史现状分析，重视农业实则就是重视经济的发展，重视了经济也就抓住了社会的本质。研究自然、管理人事，最终目的是为了社会的发展。老子将它们与重视农业对立起来，似乎管理与科学研究都会影响农业的发展，这显然有失偏颇。另外，老子认为，智慧达到了最高境界，就不知道哪是最好的，这正是他不知道愚民好，还是智民好的理由所在。在他看来，他已达到了智慧的最佳境界。
◎读老子《道德经》之六十章
原文：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治理一个大国就如同烤一锅小鱼，(越是去翻越容易烂) 。凭借自然法则来管理天下，即便有鬼魅，也不会显出灵气来干扰世态。这并不是说鬼无灵气，而是它的灵气不会伤人。为什么灵气不伤人呢？这是由于圣人遵从了自然法，故不会伤害民众。这些互不伤害的原因，均是由于人类智慧和理性相交融统一的结果。
治理一个大国，不可能管得太多太细，而又不能不管。那么，应该管什么，怎么管，体制不同，理解也就不同。中国实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并存。这种结构体制就决定了管什么，怎么管问题。作为公有经济这一块，首先得认识到公有制经济的目的和长处，根据其目的和长处来认识公有制结构。公有制的最大优势是能加强整体的调控力度，做到人尽其才，能有效地防止经营风暴带来的冲击，能保障一些企业的正常运作与发展。没有强作基础，就失去了它的优势。由此看来，保障国有制这一级的实力是非常重要的，其目的在于控制整体经济局势。中国大部分省的版图比欧洲一个大国还大，人数也比这些大国多，建立省有制的企业诚然是有极大的竞争力，但由于地区差异大，一些强省的实力有可能超过弱省几十倍，一个省的实力太强，并不利于中央的管理，这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州市级有没有必要建立相应的公有制企业呢？州市级由于实力太弱，没有能力左右局势，也不利于国家企业集中人才，更不利于创造一种良好的竞争环境，因而没有必要建立相应的公有制企业。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是密切关联的。由于省级行政过大，并不利于实施中央的有效管理，故笔者认为，应该取消省级建制，实行五级管理：中央—州市—县—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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