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一飞院 待遇:“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真相-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09:19:39
无端的臆测
“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是国民党特务为了破坏
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总理原定率中国代表团从香港搭乘这架印航飞机去雅加达。但是后来周总理没有从香港走,也就未乘坐这架飞机。
于是,几十年来不断有人在重复这样一个臆测:周总理得到了国民党特务要搞暗杀行动的情报,因此改变了行程。
不知道这个臆测是什么人,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做出来的,但是后来有很多人,却把臆测当成了事实,并经一些媒体的传播扩大了其影响面。
周总理是不是因为得到了暗杀情报,才改变了行程?仅以常人的智商判断一下,也不该把这种臆测当真。
第一,据当时收到的情报,国民党特务策划在香港、印尼两地对周总理实施暗杀。周总理在香港和在印尼的风险,是同等的。如果因为得到了国民党特务要搞暗杀的情报,周总理就以改变行程来规避危险,那他为什么还要去印尼?行程可以改变,目的地能改变吗?果真是以规避危险为第一,那么最安全的办法,就是干脆不去。反正在那个时候中国代表团组成人员的名单还没有公布(是爆炸案之后的
第二,万隆会议
希望今后打算重复这个流言的人,不要侮辱了自己的智商。
图:1955年4月,周恩来安全抵达印度尼西亚出席万隆会议。
吴努的邀请
事实上,促使总理改变行程的,是缅甸总理吴努的动议。
根据《周恩来年谱》记载:
吴努希望周总理在
后来吴努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安排,派印航一架飞机于4月14日来昆明接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去仰光,这才免去总理的山路劳顿。
因吴努邀请改变行程的并不只是周总理一人,而是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他们都需要到昆明集中出发。“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的遇难中国人员,大多是因工作需要必须先期到达万隆的代表团工作人员和随团记者。
图: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与甘地夫人、尼赫鲁亲切交谈。
与总理指示的口径不符
此时,国民党保密局香港情报站已经获悉周恩来不走香港了,但是台湾当局认为对代表团的打击会影响其在亚非会议的实力,乃令其手下仍按原计划进行恐怖暗杀。
在为仰光会议和万隆会议做准备的繁忙工作中,周总理在昆明依然关注着国民党特务的动向和有关人员的行程安全。
根据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的《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1991年8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中,署名史实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一文记载:
9时30分,张越紧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告知中国记者一行11人次日上午由香港乘飞机去万隆采访亚非会议,我们获悉国民党特务将从中进行阻挠和捣乱,故请其转告香港当局注意,并务必对他们的安全予以照顾。
请注意总理电话通知、外交部办公厅获悉的情况与张越交涉时措辞的差别。
总理要求告诉英方和印航的是:国民党特务准备在飞机上放置爆炸物。
外交部实际交涉时告诉英方的是:国民党特务将从中进行阻挠和捣乱。
这不是细微的差别。要炸飞机,必定是可以接近飞机的人员。安保的范围会集中在飞机本身。而阻挠和捣乱,范围可以漫无边际。事后来看,香港警察一直注意的是有没有未经核准的人进入或接近飞机,制造困难。其注意对象显然主要是飞机以外。
请香港当局保证我有关人员的安全和务必对他们的安全予以照顾,所要求的强烈程度,也有很大的差别。
显然,外交部和英方的交涉内容,与总理的紧急指示,严重不符。
执行交涉的是张越。但是,张越作为一个副司长,不可能自作主张决定和英国人说什么,怎么说。他甚至未必知道总理电话通知的实际内容。
谁能改变总理指示的口径,决定张越和英方的交涉内容?
含糊其事的强硬
“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之后,周总理非常愤怒和悲痛。他采纳了同在昆明准备万隆会议的章汉夫和乔冠华的建议,由外交部发表声明并照会英国驻华代办处,指出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负有严重责任,必须认真查究,将参与此事的蒋特逮捕。总理要张越再问英国代办处参赞艾惕思,
总理做这些交待时,还不知道张越
然而,
早在这批代表团人员和新闻记者启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即已获悉,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正积极布置对我国代表团将要包乘的印度飞机进行破坏,以实现它们暗杀我国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人员和破坏亚非会议的阴谋。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
显然,这是把先前掌握的情报以“将这一情况”通知了英方这样的措辞含糊其事。
问题是,你并不是这样通知英方的啊!
英国人当然很不服气。
破坏和捣乱的差别,被英国人抓住了吧!
而且英国代办处的备忘录说,英国参赞询问此批人员的数目、居留地点、有关航空公司的名称和出发路线,当时这位副司长不能对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予以答复,而是在此后以电话通知的。
没有见到外交部就此点对英方的反驳,恐怕因为这也是实情。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张越
其实,即使
可是,外交部声明的不实事求是,使得我们本来有理的事,也显得气短了。更何况当时对飞机事故的原因还没有开始调查,声明里已经一口咬定这是“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情报还没有得到证实,就在声明里强硬地下了断言,难以服人啊!尽管情报并不错,但是这还不是以它为依据下断言的时候。
什么叫进退失据,这真是活生生的案例。
英国人玩赖
今人看这篇外交部声明的文字,大概已经看不出什么不妥来了。可是如果了解当时的背景,就会知道它含糊其事的强硬,在外交上给中方造成了多大的被动。
本来发声明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求英国人承担破案的责任。可是我们硬生生从声明里读出了三层意思:我没责任,你有责任,你得破案。
以不实事求是的态度通过外交声明来摘清自己的责任,这不是引火烧身么?
所以英国人坚决不认账。英方在
看来英国人也以撇清责任为第一要务。但是在这里,英国人要想完全撇清责任也是行不通的—即使在飞机出事的问题上他们没有直接的责任,调查事故原因,他们的责任也无可推卸。
飞机从曼谷飞香港的时候还好好的,从香港起飞之后爆炸,这个“外来原因”只能产生在香港。而当时香港的治权在英国,他们怎么能没有责任呢?
香港当局在飞机出事之后的不承担责任和不作为,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国人的不满。中国新闻媒体连续发表了中国各界人士的谈话,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调查破案。
英国人却感到不满。
但是在飞机出事之后两个星期的时间里,港方一直没有作为,也太说不过去了。
责任是推不掉了,英国人还要找个台阶下。杜维廉提出:希望中国政府能将飞机失事前所说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可能找麻烦以及事件发生后断定飞机是被破坏所根据的情报,提供给英方,以便利香港当局的调查。
意思是说,我要调查了,但是你得给我提供情报。
中方给不给呢?
联手印度
周总理的态度很明确:给。
但是不直接给,而是通过印度方面给。
联手印度,既是当时客观环境的需要,也是这场外交战化被动为主动的一招妙手。
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的客观条件,对中国相当不利。外交部进退失据,英国人的老奸巨猾拖延耍赖,将“克案”做成了僵局。台湾媒体甚至造出了“克案”是中共“自导自演”的舆论。
且不说失误造成种种被动,就说策划组织这起血腥谋杀的国民党特务机关,远在台湾,我们也鞭长莫及。而实施谋杀的国民党特务,虽然近在香港,可是对那块中国领土,我们还没有收回主权,没有治权。当时对香港行使治权的英国又推三阻四,不承认爆炸案是国民党特务所为,迟迟不采取任何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把“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的凶手一一抓捕归案,绳之以法,完全没有可能。但是为了世间公道,从实际出发,中国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的目标,就是迫使香港当局采取行动,展开调查,让“克案”真相大白于天下。
被炸的飞机属于印度航空公司,死难者中有5位印航机组乘员。这就使得印度和中国一道成为这桩谋杀案的受害者。
和成立还不到6年的新中国比,印度与英国的关系要深得多,国际影响力也大得多。拉住同为受害者的印度促使香港当局采取行动,不仅为中国的诉求壮大了声威,而且也使中国和英方打交道既有了回旋余地,又有了见证—通过印方向港方提供我们掌握的情报,印度政府会了解实际情况,香港当局也无法赖账。
同时很多情况也可以通过印度的媒体传播给世界。
一举几得,确实高明。
早在
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会知道,万隆会议本身的日程,以及当时中国代表团面临的形势,有多么紧张。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只有6个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余对中国都怀有深深的敌意或疑惧。周总理既要参加大会,做大会发言,又要一个一个和这些国家的代表交往,做工作。那真是忙得不可开交。
但是历史的记录表明,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总理始终在关注并部署着“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的侦破。
赢得主动
奉派代表周总理和中国政府赴香港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代表高氏一起调查此案的,是时任外交部情报司副司长的先父熊向晖。
5月15日夜,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亲自向时年36岁的熊向晖交待任务:高氏代表尼赫鲁,你代表我和中国政府。你把新的情况经过高氏提供给香港当局,把高氏转告的香港当局破案的情况报回。总理强调:代表不是传声筒,特务案件不同一般。如果你认为香港当局的处理有问题,时间允许就报回请示,时间紧迫就马上向高氏表态。此案复杂,不但涉及蒋,而且涉及美国和英国,所以一定要联合印度,共同促使英国破案。印度也是受害者,但是看法和态度不一定和中国完全一致,要参照统一战线原则来处理。担负责任和行使权力的是香港当局,我们只是处于协助和合作的地位。这个交待,清晰而理性,有效地指导了熊向晖后来在香港3个月的工作。
距
在一天的准备中,熊向晖注意到周总理
事后证明,这几点要求绝非空穴来风,而是言之有据,十分必要。
从联手印度到对英国政府提出这几点破案要求,周总理已经彻底扭转了“克案”初期的被动,赢得了政治和外交上的主动。
当晚,英警偕华籍译员按我方开列的12人姓名住址搜查。对其中4人分别拘留、逮捕或监视,5人未找到,而凶手周驹则于当天上午乘陈纳德航空公司的飞机“偷渡”台湾。
高氏说,前三个问题他也想到了,但是他忽略了第四个问题,没有注意到那个16分钟的时间差,认为熊向晖比他高明。
高氏和熊向晖合作愉快,但是其中不无反复。主要是高氏一开始把自己定位为中间人,对这个任务沉不下心来,待不住。
刚到香港后,高氏认为,中方情报已提供给港方,此案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港方可与熊向晖直接接触,他的中间人任务即可结束。熊向晖告诉他,中印两国政府和人民都非常关心此案,工作刚开始,你我是各自政府委派的代表,你不应以中间人自居,更不应中途退出。我与港方接触,一定要通过你。
案件有了一定进展之后,高氏又对熊向晖说,港方对蒋特破坏及中方提供材料的正确性毫不怀疑,决心破案,并在更大范围将香港国民党特务坏蛋搞干净。他现在对破案信心倍增。他认为中方提供的情报已足以使港方据以破案,他对破案已无可帮助,建议熊信任港方,让他回国。熊向晖则对他说,我们的行动都应听从本国政府的指示,我无权答复你是否现在回国。作为朋友,个人建议,在印度舆情激昂的形势下,你不宜急于摆脱印度政府交给你的任务。
这两次熊向晖对高氏的表态,都及时报回北京,得到了周总理的肯定和支持。
熊向晖将北京来电告诉高氏后,高说,周总理对他的夸奖及要他继续留港是对他的极大信任,是对他的莫大荣誉。他将立即报告政府。对总理说中印关系的话,极感兴趣,要熊向晖允许他以适当措辞告诉港督,从中英关系的角度加强港督破案的决心。
由于周总理亲自抓了对高氏的工作,高氏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和对办案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从中间人变为当事人。当年8月中,由于英方明显有包庇案犯的嫌疑,办案不力,中方决定召回熊向晖,给英方施加压力。此时,和熊向晖一起在香港已经将近3个月、曾经数度要抽身而去的高氏,却主动提出单独继续留在香港,观察情况。
高氏是印度的高级情报官员,精明干练,对尼赫鲁和后来的英·甘地夫人忠心耿耿。在办理“克案”过程中,周总理联手印度前前后后做的工作,令高氏十分钦佩。这样的工作使他不仅愿意出力,而且愿意尽心。周恩来的外交风格由此可见一斑。
真相终于大白
熊向晖回京一个星期之后,高氏于
尽管台湾当局不敢交出周驹,但是此案的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密谋“克什米尔公主号”谋杀案的所有凶手,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同时,在与印度联手促使英方港方破案的过程中,一大批混进香港警署乃至政府机构的国民党特务被揭露和清除。所以,熊向晖在总结此案时,认为,这个案件“凝结着周总理的心血和智慧,在案发后的不利局面中,周总理联合印度向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进行了坚决而又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胜利”。
时隔56年,“克案”仍然不失为外交危机处理的一个典范。它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不同的人对工作对同志的态度,掌控全局处理危机的能力,以及能否把工作做到人心里的水平。(作者系原新华社中国特稿社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