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灭僵尸:日本核危机真相-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日本时间2011年3月11日下午14：46，这一时刻注定载入历史。这一刻，日本东北地区仙台港以东130公里处发生了千年一遇的9级大地震，随后所引发的破坏力极强的海啸在袭击宫城县海岸时的水流速度达每秒10米以上，是一般海啸到达海岸时水流速度的两倍，超过2004年的印度洋大海啸。

　　而继致命的地震和海啸之后，接踵而至的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危机一波三折。197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附近发生的三哩岛事故，以及1986年乌克兰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故，再次被人翻了出来，曾经被短暂忘却的那些不寒而栗，重新牵动起人类最脆弱最敏感的神经。

　　3月18日，日本原子力安全保安院根据国际核事件分级表(INES)，将福岛核电站事故从4级上调至5级，与1979年美国三哩岛核事故的严重性相同。在日本的外国人纷纷回国或逃至日本西部和南部避难，连冷静淡定的日本人也出现了空前的恐慌心理。尤其是在美国将安全线划定至80公里后，人们开始质疑日本政府坚持的30公里安全线是否合理。

　　直到3月19日，一度失控的福岛核电站危机局面才终于开始出现好转。3月20日深夜，日本陆上自卫队测定的福岛县第一核电站1-6号核反应堆的表面温度结果发布，日本防卫大臣北泽俊美表示：“3号核反应密封容器上部温度为128度、核燃料贮藏池温度62度。其余的5座核反应堆温度则在24-58度，这些温度都在可以让人安心的范围。”

　　虽然，福岛核电站危机最终转危为安，并没有造成严重的核灾难，但福岛核危机必将成为难以忘却的历史插曲，宛如一串突如其来的噪音，打乱了原本和谐美妙的核电乐章，也警醒了沉醉其中的人们。

　　然而，一直被誉为核电利用“最安全、最先进”的核电技术强国—日本在发展核电事业时，究竟失在何处?福岛核危机，缘自何因?日本的核政策，又将走向何方?

　　日本核电，失在何处?

　　1945年8月6日，美国空军一架B-29轰炸机携带一颗5吨重的原子弹飞临广岛上空，投下一颗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炸弹在距地面580米的空中爆炸，城市突然卷起的巨大蘑菇云，让广岛市马上沦为一片火海。在巨大冲击波的作用下，广岛市的建筑全部倒塌，全市24.5万人口中有7.815万人当日死亡。截至2010年，广岛因受原子弹伤害而死亡的人数已达26.9446万人。

　　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核武器危害的国家，核，是日本人心中永远的痛，也是主流社会永远不愿意去讨论的禁忌话题，直到今日，去广岛原爆纪念馆观看，成为日本小学生学校旅行的必去之地。但是，日本同时又是一个资源极其匮乏的岛国，石油和煤炭等能源资源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如同日本人一样，对核充满了恐惧，但也没有一个国家如同日本一样,对核充满了渴望。

　　历史的吊诡就在于，日本核能研究开发的禁止和重启都与美国干系甚深。1945年日本战败后，美国主导的联合国曾全面禁止日本发展一切与核有关的事业。七年后，美国又操纵49个国家与日本签订至今影响亚洲政治的“怪胎”——《旧金山和约》，该和约在1952年4月28日生效后，日本的核事业得以全面解禁。1953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第八届大会上发表了“原子能为和平服务”的演讲，强调要尽快发展核能的和平利用，这让日本政治家们感受到了历史转机的曙光。

　　1954年3月，隶属日本改进党的中曾根康弘、斋藤宪三、川崎秀和稻叶修等国会议员，根据“铀235”这一元素名，向日本国会提交2.35亿日元的核能研究开发预算案，而1945年投掷到日本广岛的也正是杜邦公司制造的铀235原子弹，日本在历史的反讽中开启了战后核电事业的起点。

　　这一核电预算案的突然抛出，在当时震动了日本学术委员会的众多学者。但是学者们的陈情均遭到国会议员们的拒绝，中曾根康弘更是轻蔑地说道：“这些书呆子们，除非用大把的钞票砸在他们脸上，他们才会清醒过来。”

　　原东京大学校长、日本学术会议会长茅诚司后来回忆说：“当时围绕核电的具体技术模式和安全性问题尚存争议，日本政府出于日美是战略同盟关系的考虑，开始接受美国以核能技术援助为名义的兜售。”但核电发展方向上的“美国模式”，让核电站选址及核废料处理面临重重困境。

　　自日本重启核战略以来，政府强力推行核电发展，在野党和社会团体等强烈反核，这样的两极对抗格局从来都未曾消弭。福岛核危机发生后第三天，日本在野各党和“广岛原爆受难者团体”、“原子力情报资料室”等反核组织开始痛批政府的核战略，并主张应“重新审视核政策”，呼吁日本应该“脱原发”，即脱离对核电的依存。

　　作为日本社会“第四种权力”的媒体，则在核电问题上立场分歧。《朝日新闻》一向反核立场坚定，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世界去核化”理念后，《朝日新闻》无疑是最积极支持的日本媒体。“我们应当重新思考，在地震、海啸多发的日本列岛上建核电站是否恰当?”《朝日新闻》率先提出质疑。

　　而《读卖新闻》却与日本核战略渊源甚深。饶有意味的是，有“读卖中兴之祖”美誉的《读卖新闻》第一任社主正力松太郎，又被誉为“日本原子能之父”，他曾担任日本第一任科技厅长官，对塑造“核能日本”贡献甚大。《读卖新闻》对日本会出现福岛核事故一直持将信将疑的态度，3月16日在头版小心翼翼地写道：“三号核反应堆密封装置受损?”

　　1963年10月26日，日本第一座核电站——东海村动力试验炉(JPDR)建成，10月26日便成为日本的“原子能日”。1974年，日本又推出《发电用设施周边地域整备法》、《电源开发促进税法》、《电源开发促进对策特别会计法》等所谓的“电源三法”，重点内容在于按照销售电量征收电源开发促进税，以补助费名义支付给核电站所在的地方政府。

　　“电源三法”的征收对象包括所有形式的发电站，但对核电的征收比例高于火电、水电。可以说，该政策的目的实际上是为核电站更好地落地提供便利，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在选址之初，福岛县地方政府就充当了征地与渔业补偿的调停人。

　　1995年的文殊快速反应堆钠泄漏事故，和1999年的东海村JCO核临界事故，让一度傲慢的日本核电行业开始反省。作为“电源三法”的特别法，《原子能灾害对策特别措置法》得以出台，日本经济产业省下设的原子力安全保安院的人员编制也增加至300人，核能安全审查得到强化。

　　但是，核电站超期服役、设备老化的致命隐患，始终没有得到根除。原东京电力副总裁竹内哲夫曾痛心疾首地表示：“核能部门的工作人员从来都不承认设备老化，他们坚持认为核电站永远是新的。这岂不是令人捧腹不已的笑话吗?”

　　今年3月15日，维基解密再次公布美国外交密电。披露的文件显示，早在2008年12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就已经向日本提出警告，批评日本过去35年只对地震安全指引修订了3次，且日本核电站的设计不足以抵挡大地震来袭。但是，日本原子力安全保安院坚持认为核电站是安全的，并回复称“所有安全分析数据均经过精确测量”。

　　美国大使馆也曾注意到，日本新一代再生核燃料核电站为节省成本而采取种种危及安全的措施。在发给华盛顿的电报，美国大使馆指出：“我们目睹太多为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而危及安全的例子。”

　　众议员河野太郎2008年10月21日接见美国能源及经济官员时，也言辞强烈地批评日本核能工业在成本、安全防护及核燃料再处理等方面存在的弊病。河野太郎指责“日本官僚体制与能源业者持续采行过时的核能策略，打压替代能源发展，并向国会议员和大众隐瞒资讯”，而经济产业省等政府部门则“被政策束缚，沿袭旧习，从来都不去质疑核电政策”。

　　福岛核危机，缘自何因?

　　可以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危机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是天灾也是人祸。核能专家比较一致地认为，福岛核电站的控制者没有在第一时间采取“停机、冷却、封闭”的对策应对，从而延误了时间是福岛核危机事件一波三折的直接原因。但进一步讲，福岛核危机是日本核电事业发展弊端的一个缩影。

　　首先，日本核电站设计的抗震级别设计预期普遍偏低。早在2007年7月，里氏6.8级地震就袭击了距离日本新泻县不远的柏崎刈羽核电站，该核电站设计之初设定的最高震级为里氏6.5级，而其中有一座核反应堆所受到的冲击超过其抗震能力的约2.5倍。幸运的是，柏崎刈羽核电站四座核反应堆全都自动关闭，破坏也仅限于非核外围设备，泄漏的放射性物质几近于零。

　　事故发生后不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学博士毕业的日本著名的战略家大前研一，2007年8月就在《“产业突然死”时代的人生论》一书中，提及震级超过设计预期而没产生大灾难，是“不幸中的万幸”。他呼吁日本应该尽快检查核电站安全，但这些建议并没有引起日本的重视，“不幸中的万幸”反而打消了日本原有的顾虑。

　　福岛核电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核电站，日本在福岛核电站专门建立了灾难应急反应中心，但设计的标准仅仅是抗7级地震。而东京电力内部文件也显示，东京电力对福岛第一核电站所做过的抗震测试中，从来没有进行过里氏9级的地震预测。

　　同时，福岛核电站的抗摇晃程度设计值仅为270伽，是日本核电站中耐震性程度最差的设计标准。而像福岛核电站采用的是沸水反应堆，正常运转时为280-290℃、70气压，理论上讲，燃料棒的过热程度超过2800℃时核反应堆炉心就会融化，但三哩岛事故已明确地警示，燃料棒温度超过600℃就可能导致炉心融化。

　　其次，正如东芝核电站设计师后藤政志曾指出：“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除了核电站抗震能力不足外，设备老化是主因。”

　　一般来说，核电站40年为一个周期，1971年建造的福岛核电站已处于退役阶段。早在地震前的2月7日，东京电力就发布了一份福岛核电站核反应堆分析报告，报告指出核电站存在压力容器中性子脆化、压力抑制室腐蚀、热交换区气体废弃物处理系统老化等问题。

　　但是，福岛核事故前，东京电力和日本政府都没有重视这一报告。东京电力为庆祝福岛核电站运行40周年，狂言“核电站周期可以延长为60年”，原子力安全保安院也予以认可。于是，福岛核电站的正式退役被“人为地”延长至2031年。

　　在清华大学日本问题专家刘江永看来，设备老化必然是其中一个原因，但主因在于地震带来的特大海啸。他表示，即便是正常的未老化的反应堆在特大海啸的冲击下，还是会发生泄漏状况。假设换作是新建的更好的反应堆，也会发生同样的状况。

　　另外，不管是抗震设计预期过低还是设备老化，实际上都是可控的问题，为什么迟迟得不到解决?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日本核电监管存在缺失。最突出的表现为“政官财勾结”、媒体集体失语和“自我监管”模式。

　　自由媒体人广濑隆1987年就曾推出轰动一时的著作《危险的话》，在书中以虚构的手法真实描绘了核电站爆炸时令人窒息的场景，引发日本社会对“广濑现象”的关注。福岛核事故出现后，广濑隆在《Diamond》杂志上再次撰文《破局可以避免吗?——福岛核电站的真相》，痛批核电问题上的“政官财勾结”。广濑隆指出：“在自民党政权时代，一系列的核能政策受到电气事业联合会、日本经团联等的莫大影响，而这些经济团体的负责人，电力行业出身者众多。如经团联评议员会议长或副议长就经常是东京电力出身的人担任。”

　　同时，根据最新的统计，东京电力是日本收入最高的电力公司，东京市政府本身就是东京电力的十大股东之一。东京电力也是日本各大媒体的重要广告客户，这导致媒体在批判东京电力时难免会“力不从心”。如福岛第一核电站1978年就曾发生过核临界事故，但一直被隐瞒到2007年才公之于众。2005年8月，7.2级地震曾导致福岛两座核电站核燃料池溢水，2006年，第一核电站6号反应堆又发生放射性物质泄漏，但这些事故并没有被媒体深入挖掘追踪，从而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袁钢明在日本调研时经历过一次较小的地震，但在地震很久之后政府才曝光出地震曾造成了一部分核泄漏，并以液体形式流入海中。“至于此次事件数据的水分问题要待事故处理完毕之后再做定论，目前不能断定公布的数据一定有水分，但日本核电公司以及政府在核泄漏这方面一直有瞒报的传统。”他向本刊记者如此表示。

　　刘江永也认为东京电力公司在前期做得有些拖沓，披露的数据也不够全面和客观。在与政府协调方面没有采取及时的措施，体现出其应对危机不专业的一面。但他也指出，从之后东电的表现来看，其并没有因为政府接受核泄漏处理问题而不再插手，很多工作人员仍旧坚守岗位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另外一点则是民营公司一心为追逐利润，关于安全、核辐射的控制以及本公司的设备等问题对自身要求没有那么高。“涉及到国计民生、公共利益、重大安全的行业，不应该由私人从利益的角度进行控制，而是应该由国家承担起所有责任。以生命安全为第一考虑，而非以公司的效益、利润、成本作为首要考虑。”刘江永说。

　　福岛核危机爆发后，在东京电力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发布人员总是口齿不清、支支吾吾地回答记者的提问。得知这一情况的现场作业人员表示：“对于目前的状况，非现场的工作人员难以清楚把握。”同时他悲哀地认为：“自己的安全是不是已经被公司放弃了?”但是他仍然咬紧牙关奋斗着：“为了让避难的普通民众能再一次回到自己的故乡，我决不能放弃。”

　　当这位员工向自己的家人诉说现场的惨状后，家人们惊呆了。在这次地震之前，他曾经说道：“日本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核技术，所以核电站非常安全。”家人对此深信不疑，认为即使发生事故，核电站也不会造成危机。但是面对现在的状况，他的家人说道：“对于那些在现场奋斗的工作人员，难道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吗?我真是太愚蠢了，之前对他们这么信任，一想到这里就怒火中烧。”

　　一名员工的妻子住在核电站旁边的员工宿舍中，地震发生后，她焦急地向丈夫拨打手机，但只听到了一声“我没事”后就再也没有丈夫的消息。4天后，妻子终于再一次收到丈夫的短信，短信中说道：“现场的饮用水严重不足，目前自己的身体状况在恶化。”这位员工的家人忍不住担心道：“他在这样的状况下能否胜任工作的需要呢?东京电力公司作为本次事故的第一责任方，他们的员工本不应有任何怨言，但是我作为他们的家人，我悔恨自身无法为他们做些什么。”说到这里，在场的家人已满面泪痕。虽然自卫队已经开始注水冷却作业，但是他的家人还是胸口积郁，无法直视电视画面。

　　福岛核危机事故将如何收场，以及核危机事故过后日本核电站将如何发展，考验着日本人的智慧。美国彭博社直言：“福岛核电站看不到头的灾难背后，是日本核能行业数十年来伪造安全报告、隐瞒死亡事故和对地震危险性估计不足造成的。”美国《华尔街日报》也指责：“长久以来，日本官方对核电事故信息披露上的保守作风，是核电安全的一大隐患，这是由立法和监管不力造成的。”

　　在日本，日本原子力安全委员会是一个独立于政府以及企业的第三方独立监管机构，它并不隶属于哪个省，而是对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直接负责。但日本的核电事业主要因循“国有民营”的发展模式，核电安全检查由经济产业省的直属机构——原子力安全保安院掌管，这样的“自我管理”模式和制度安排，怎么可能保证监管上的精确无误呢?

　　正如北京大学核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核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汪劲所言：“核事故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包含风险决策机制、严格监管体制以及有关人员严格依法遵章办事在内的行为规范问题。”

　　图：3月14日，日本首相菅直人在东京召开紧急会议。

　　紧急关头，如何群策群力?

　　在日本国内，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事态发展对本国专家来说也是个未知数。专家担忧的是万一核反应堆及核燃料无法控制，产生高浓度放射性物质广泛扩散时，该如何处理。如果核反应堆继续熔化，堆芯构造物极有可能受损及剥落，剥落物遇水发生化学反应，产生爆炸危险。爆炸发生后，密封容器受损，核分裂产生的大量放射性物质就有四处扩散的危险。

　　事故发生后，京都大学今中哲二教授向本刊记者表示：“可以说，已经出现了密封容器部分毁坏的严重事态。”核能安全委员大阪大学住田健二则说：“我们以密封容器还健全为前提的思考是错误的。”核能安全委员会原委员长藤家洋一警示道：“确保核能安全三道屏障的最后一道屏障要陷入崩溃。”

　　这不禁让人回想起1979年美国那部著名的环保电影—《中国综合征》。影片中曾说过：核反应堆冷却水如果烧干，可能会把地球烧穿，烧到美国在地球的对立面—中国。影片反映了当时的反核浪潮及反核威慑的思想，代表了反核势力的声音。但也就在当年的3月8号发生了美国三哩岛核事故，影片几乎是一种预言。人类的历史却是如此滑稽!

　　此次核危机爆发后，另一个引起外界讨论的话题则是：“到底谁在强辐射下的核事故现场作业?”

　　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漏事故恍如一场噩梦，让后人谈“核”色变。如今，福岛第一核电站核问题又让人陷入恐慌，上述禁忌议题又不得不重提。

　　1999年，茨城县东海村核电站发生JCO临界事故，为防止核燃料再次进入临界状态，工作人员冒着高辐射的危险进行抢救。当时抢救作业共由9个小组完成，每组成员两名，各组从飞速进入现场到作业、撤离现场只有3分钟时间。当时每个人吸入的辐射量达到103微西弗，超过紧急作业时100毫西弗的上限数值。经抢救小组的殊死斗争，临界状态才得以控制。而每个工作人员也在三分钟内吸入了70年的日本规定的自然辐射吸入量。

　　曾经有一位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一核反应堆的工作人员见证核电站内部的恐怖：大震之后，原子炉房已出现破损，而强烈的余震让人无法站稳。原子炉房的电灯已经毁坏，只能靠临时架设的紧急电灯照明。在原子炉房内一旦发现有漏水，必须立刻汇报，为防感染，不得用手碰触。我通过电视看到一号机的画面时，仍双腿哆嗦、不寒而栗。

　　毋庸置疑，采用核电技术，工作人员在核辐射风险中作业就在所难免。而核电站一旦发生核泄漏，大规模的核污染将会导致大片土地无法居住。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地空作战同时展开，抢救人员在空中通过直升机向露出的核反应堆堆芯投放沙子，而众多地面工作人员也冒着核辐射危险紧张作业，经过他们一周的殊死努力，才终于控制了大规模核泄漏的扩展。如果没有这一决死性的抢救，核污染将会给世界带来更大危害。

　　此后，日本建设核电站时各方也开始关注强辐射环境下作业的危险。但当人谈及民主制国家是否可以命令工作人员在有害身体的环境下作业时，这一议题就此停滞，因为它涉及民主社会的根本问题—人权。另外，谈到核电站，也有人持乐观态度，相信“日本不会发生大难”的神话存在。

　　然而，危险还是发生了。3月15日，日本政府与东京电力公司共同成立了“福岛核电站事故对策统合联络本部”，集中信息发布与决策制定之权限。厚生劳动省也于当日作出灵活对应，提高了在福岛第一核电站紧急作业时的辐射量上限。

　　在福岛核电站现场，数百名东京电力的员工和作业员进行交替作业。但是当余震来临之时，那些好不容易修理好的设备再一次被破坏。工作人员在余震中无法入睡，虽然有储备的饼干和饭团，但是由于缺水的缘故，这些食物已经无法下咽。他们精神已经临近崩溃的边缘。员工们有很多担心和疑虑：自己到底已经摄入多少放射物质?核电站会不会爆炸?核辐射的范围会不会扩大，以至于让更多的人受难?

　　刘江永则表示，目前日本民众最关心的就是三点：政府对核泄漏的控制情况;重建家园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关系民生的经济发展前景如何。“如果日本政府对这三个问题能够进行妥当的处理以及明确的回应，我认为会有利于日本政府执政。”

　　图：3月18日，距离福岛核电站60公里，官方为民众进行核辐射检查。

　　日本核电，何去何从?

　　核电站在菅直人政府所推进的“基础设备出口”中占据重要地位。去年在“官商一体”的共同努力下，越南刚决定让日本承建国内的两座原子反应堆。但是这次事故无疑动摇了世界对日本核电站安全性的信赖，这将对日本未来的核能贸易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

　　袁钢明向本刊记者指出，日本是一个能源紧缺的国家，国家的能源支持大部分来自于核能。也就是说，在日本核能的利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核方面一旦出现问题，就意味着日本经济的急剧缩水。“无核，日本经济就永远恢复不到曾经的水平了。”

　　目前，日本输出核电站的主要国家有越南(越南政府已经决定对日本的企业下订单，而中标企业即将决定)、土耳其(已经和日本经济产业省就核能合作签字，东芝希望能承担这一建设)、马来西亚(日本政府希望承包马来西亚2021年第一座核电站的建设)、印度(目前正在和日本就核能合作进行交涉)、哈萨克斯坦(和东芝等企业就建设核电站的可能性实施调查)、科威特(预订在2022之前建设其首座核电站)、约旦(预订在2018年建设其首座核电站，三菱重工和法国阿海珐集团共同负责这一项目)。

　　为了向土耳其推销日本的核电站，去年12月土耳其的能源部长访日时，政府人员、东芝和东京电力公司特意带他视察了处于新泻的柏崎刈羽核电站，该电站曾经于2004年遭受新泻地震的冲击却安然无恙。当时韩国也同样在争夺这个项目，对此，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大畠章宏极力吹捧日本核电站的先进性，认为：“日本核电站的高安全性、强耐震性将给同为地震国的土耳其做出贡献。”

　　日本核电站的主要推销目标锁定在初次导入核能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不仅仅是建设核电站一环，还包括核电站的运转、安全对策和人才培养等都要靠日本解决，所以这将是一揽子的买卖。日本主要是由电力公司和重工业企业共同建设并运营核电站。这次发生事故的福岛核电站是由东芝和日立制作所共同建设，所以当前这两个公司也派遣技术人员赶赴现场，和东京电力公司的员工共同解决问题。3月13日日本的首相府召见东芝的佐佐木则夫社长，佐佐木则夫对菅直人表示将“尽力而为”。这次事故对于原子炉制造商来说也是沉重的打击。

　　在日本经济产业省主导制定的2010年“能源基本计划”中，发展核能将作为国家重点战略来推进。报告指出：“对于日本来说，核能源作为准国产能源具有稳定供给和经济性的巨大优势。在此之上，核能源不会产生二氧化碳的排放，符合当今清洁能源的条件。”

　　其实，对核电站安全性的担忧由来已久。过去20年间，在日本新建且在运转中的核电站寥寥无几，只有东北电力在青森县建设的东通核电站等数座。

　　在刘江永看来，这次地震和海啸于核电站而言就可比作一辆汽车出了车祸，车祸之后肯定要对整辆汽车进行检查。福岛的核电站在海啸之中受损是最严重的，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核电站没有损坏。比如青冈县也有核电站，这些电站在超过五级以上的地震情况下都会自动关闭，地震过后又会自动启动，目前这些电站正在运转之中。

　　从最近得到的消息来看，本次福岛核电站的事故导致日本在核政策上出现了巨大分歧，日本政府和企业以“官商一体”的模式共同推销日本核电站的战略也遭受巨大打击。据悉，正在山口县计划建设上关核电站的中国电力(日本的电力公司)决定暂时停止工程建设，称“周边居民不安情绪高涨”。

　　无疑，日本福岛核事故打乱了日本乃至全世界的核能算盘，再一次为核能计划敲响了警钟。要不要继续发展核电站?法国的态度是无需讨论，美国认为不继续搞不行，德国决定放弃，印度继续坚持，中国和巴西暂停审批、为高歌猛进的核电建设“紧急刹车”。

　　对于日本经济产业省来说，本次事故迫使其不得不重新审视日本的核战略。回顾日本的核电发展史，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时，日本的核发电量只占全国发电量的3%，但是2008年时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26%。日本一直寻求摆脱过于依靠中东石油的状况并在世界能源争夺战中获取胜利，对此，经济产业省对核能寄予巨大的期望。另据国际能源机构统计，2008年，核电站承担了日本总发电量的24%。除法国核力发电占总发电量的76%外，日本的核力发电比例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也是很高的。可见在日本，其他能源代替核力发电并非易事。

　　如果放弃原先推进核能的战略，那么日本将无法实现其“2020年之前实现温室气体相对1990年削减25%”的目标。在此之前，核能、太阳能和风能等再生能源的发展被作为温室气体减排的主心骨。根据早先制定的能源发展计划，日本将在2008年时达成35%的电量由清洁能源提供。这个比率在2020年将达到50%，2030年进一步提高到70%。但是这个计划中大部分的发电任务都由核能承担。从能源战略来看，全球范围内的能源资源争夺正在进一步加剧，能源政策也是世界各大国最为关心的政策，美国为了获得石油，牺牲美国大兵的生命都在所不惜，而中国为了获得煤炭，接连不断的矿难事故已经麻木了国人的眼球。对日本而言，能源安全则更有一番历史的深意。二战时，美国封锁日本的资源海上运输线、卡住日本的咽喉对日本造成的打击，远远超过广岛和长崎的那两颗原子弹，历史的惨痛经历让资源匮乏的日本对能源安全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而核电无疑是最优的选择。

　　曾经担任过经济产业省大臣的与谢野馨(现为经济财政大臣)在3月15日的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见中说到：“为了支撑日本的经济以及国民的生活，核能是绝对不能放弃的。”因此，不管国内民意如何反核，从环保和能源安全的角度来看，日本政府都不可能放弃核电。未来日本核政策的走向，无疑会倾向于完善核电监管，在核电的“安全性”和“商业性”上寻求平衡，并发挥日本自身的技术优势，进一步完善核电技术。

　　福岛核事故出现后，日本关西电力、中国电力及东北电力等公司已先后与核电站所在地签署强化安全协议，中日韩三国也就加强核能监督达成合作意向，而天野之弥则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维也纳总部公开表示：“核电的国际性安全标准将有必要进一步提高。”今后，日本原子力委员会、原子力安全保安院等机构之间如何调整分配权限，有待观察。如何发展和利用目前最安全的大宗资源—核电，人类还面临众多的课题，核无疑是一把双刃剑。但世界上的核燃料也是有限的，要么用来制造核武器，要么和平利用发展核电，除此别无出路。当为发展核电而导致核燃料消耗殆尽时，核武器的立足空间将进一步萎缩，核电需求会成为核大国削减核武器的主要动力，而拆卸核武器便出现了可能。实际上，福岛核电站第三号核反应堆的核燃料，就来自被拆卸的一颗美国核弹。

　　在世界范围内，日本铁臂阿童木的机器卡通人形象，至今仍妇孺皆知。铁臂阿童木凭借着10万马力的超能量和超人的智慧，守护着人间的公平和正义。实际上，“阿童木”(Atom)的意思就是指原子，那所谓的“十万马力”则代表着1950年代最常见的核反应堆。如今阿童木的超能量则已被重新设定为100万马力，人类在利用核能方面，跨越了巨大的一步。

　　人类只有凭借智慧，让阿童木不断地增强超能量，同时具备高度正义感的时候，人类恐怕才能摆脱谈“核”色变的梦呓，而对“阿童木”拥有更多美好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