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朝统治中国多少年:北京共识（上）-乔舒亚?库珀?雷默 | 宏观中国-经济学人-中评网

北京共识（上）
乔舒亚•库珀•雷默   新华社 译   崔之元 校
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5月11日发表约翰·桑顿办公室主管合伙人、高盛公司高级顾问和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撰写的一份研究报告，题为《北京共识》，全文如下：
（作者简介：乔舒亚·库珀·雷默是约翰·桑顿办公室主管合伙人、高盛公司高级顾问和清华大学教授。雷默的咨询工作集中于政治、经济和商业领域，重点放在中国。拉莫以前担任过美国时代公司编辑。他在1996年加入《时代》杂志并成为该杂志最年轻的助理执行主编和外事版主编，负责《时代》杂志的国际报道。雷默还担任过CNN电视台国际问题分析家。他是美国外交委员会成员、阿斯彭学会荣誉会员、美中年轻领导人论坛两发起人之一以及世界经济论坛明天的全球领导人会议成员。乔舒亚还是一位出色的特技飞行员，是两项美国飞行速度记录的保持者。他一部分时间在北京度过，一部分时间在美国度过。）
第一部分 北京共识：论中国实力的新物理学
序言：新方法
见到丹麦科学家第谷，大多数人首先会注意到他的金属鼻尖，那是为了掩盖他在一次决斗中所受的伤而花了很多钱装上的假鼻尖。用佩剑决斗在15世纪的德国大学里是很流行的。但第谷的银鼻子也是一种象征。他是擅长在那些据认为解释世界如何运行的理论中找出漏洞的人。例如，他研究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科学家对行星在某一天的确切位置所作的预测。他多次发现这些预测都不准确。天空中出现了有趣的事情：火星似乎在轨道上向后移动、彗星穿过据认为应当是行星所在的天穹、月亮跳过了早就预测到要发生的日食。这是因为第谷时代的理论是建立在对遥远天体进行的很不完善的偶然观察的基础之上的。这些理论可以很出色地预测星体前些天夜晚的运动相当于预测昨天天气的预报。因此，第谷把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花在对行星运动的研究。他每晚观察行星、星体和天空中的其它物体，非常精确地详细记录这些星体的位置变化。他在1572年和1577年所进行的两次观察改变了天文学理论。第一次他发现一颗仙后座新星，第二次他观察一颗彗星的移动轨迹。这两个天体无可争议地比月亮高得多，这一事实证明天空并不象亚里斯多德等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永远是以地球为中心进行划分的。此外，他还得出结论，如果彗星是在天穹，那么它们肯定要在天穹移动。这就打破了以前认为行星在无形的天空中运行的观念。伽利略、开普勒等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根据第谷的观察开创了全新的天文学理论。第谷的思想改变了一切。他的思想可以总结为一句话：如果你要了解天空是如何运行的，你就应当更加关心天体是如何移动的，而不只是关心它们的最终归宿。
人们往往会考虑中国在20年后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它会成为充满民族主义仇恨的国家吗？或者成为一个富裕、超大型的新加坡，一个只是在会议室表现得好战的国家？大多数中国以外的政策规划者的共同看法是，20年后中国将成为一个“旗鼓相当”的强国，在经济实力以及可能在军事实力上直逼美国。因此，这种理论认为，今后20年必须作出努力，要么跟中国密切接触以影响它的崛起方向，要么努力遏制中国使它不能获得超过目前全球实力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的实力。但是，事实是，谁也不知道中国在20年后可能会变成什么样。
这种想法多少有些帮助，但却不能成为理论的根据。它完全忽略了最重要的事实：中国的崛起已经通过引进发展和实力的新概念而改变国际秩序。使决策者认为中国在20年后会成为一个问题的因素，其实并非中国日益增强的实力的基本组成部分。根据它拥有多少艘航空母舰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陈旧的规则来评估中国的实力，会导致极大的错误估计。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不对称超级大国，一个有史以来最少依赖显示实力的传统手段的国家，它以惊人的榜样力量和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国影响作为显示实力的主要手段。
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不只是中国的模式，而且已经开始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方面改变整个国际发展格局。一方面，美国正在推行旨在保护美国利益的单边主义政策，另一方面，中国正在国际事务的许多领域调动削弱美国影响的资源，营造将使美国更难采取霸权行径的环境。现在不是判断中国崛起是好是坏的时刻。我希望把如何对待中国崛起的讨论留给有关接触/遏制的激烈的意识形态辩论，尽管我马上就要说明就中国而言为什么诸如接触和遏制等观念已经是过时的陈旧观念。我在本文中想要做的只是概述中国新实力基础的大概情况，进一步证实，如果从综合国力的角度来衡量，中国在许多重要领域已经是美国的对手。我还要简单地谈一谈这一方法的潜在含义，如果允许继续下去的话。从全球社会的角度来看，到处疏导交通、检查警报器和抓捕坏蛋的人被称作警察。对其它所有的事情都要操心的人被称作市长。
中国的发展正在使它发生变化，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的新思想在国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正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同时使它们能够真正实现独立。我把这种新的动力和发展物理学称为“北京共识”。它取代了广受怀疑的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是一种经济理论，它认为华盛顿最清楚如何告诉别国管理自己，这种理论曾在20世纪90年代风靡一时。华盛顿共识是一种傲慢的历史终结的标志。它使全球各地的经济受到一系列的破坏，使人们产生反感。中国的新发展方针是由取得平等、和平的高质量增长的愿望推动的。严格地讲，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它有足够的灵活性，它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的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它既讲求实际，又是意识形态，它反映了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北京共识从结构上说无疑是邓小平之后的思想，但是它与他的务实思想密切相关，即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试图采取休克疗法，实现大跃进。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变化如此之快，以致于没有多少人，甚至本国人都赶不上形势的社会的产物，它也是由这样一个社会决定的。求变、求新和创新是这种共识中体现实力的基本措辞，在中国的报刊文章、吃饭聊天和政策辩论中像祷告一样反复出现。本文中反映的大部分思想曾在亚洲经济危机之后在中国的智囊团和政府研究中心讨论，但只是过去12个月才开始实施。我对这个进程的分析基于与中国大学、智囊团和政府的著名思想家的一百多次非正式的讨论。
北京共识既涉及经济变化，也涉及社会变化。它是利用经济学和统治权改善社会，这是在由华盛顿共识推动的90年代未能达到的原先的发展经济学的目标。当然，中国的发展和富强道路不能由任何其他国家照搬。它仍然充满矛盾、紧张和陷阱。然而中国崛起的许多因素引起了发展中世界的兴趣。其中一些的根源是中国的商业影响日益扩大，但是，另一些表明新的中国物理学的精神有吸引力。这有两个重要的影响。首先，不管中国的改革成功与否，北京共识都已经引出一系列的新思想，这些思想与来自华盛顿的思想截然不同。第二，适用于发展的北京共识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一大变化，一个易受外部因素影响的不成熟改革进程已经转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改革进程，它像连锁反应一样进行，更多地由内部动力决定，而不是靠外国因素推动，例如加入世贸组织、核不扩散规则、甚至大规模的病毒性流行病。中国现在正总结自己的经验，开始写自己的书。这些经验把中国的思维与从其他地方的全球化文化失败中吸取的教训融合在一起。世界其他国家开始读这本书。
北京共识与此前的华盛顿共识一样，含有许多不涉及经济学的思想。这些思想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对比。这个模式必定使中国及其追随者与现有的发展思想和强权需要形成对立。正如印度经济学家贾扬塔·罗伊所说：“我高兴地看到一个发展中国家有希望在相当短的时间里超过这些巨人。”或者，正如对中国思维的一份概要所解释的那样：“当今世界面临一些严重的问题，例如南北鸿沟扩大、环境恶化、国际恐怖活动和国际毒品走私。应该加快从强权政治向道义政治的转变。”如果美国仍然不能真正地解决这些问题，那只会加快对北京共识的接受。中国领导人把今后20年称为“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这并不是说中国政府已经制订了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某种总计划，并且在利用这种意识形态理论巧妙地实现这种力量转移。事实上，许多中国领导人现在认为，中国最需要的是“和平崛起”。但是，甚至这一点都将需要国际力量物理学的变化。这种变化正在出现。
第二部分 关于中国发展的一些有用的原理
海森伯格“测不准原理”与中国社会
对中国的大部分分析出现的错误是，它从观察到理论，从事实到希望或恐惧的发展太快。“中国将会毁灭”，或者说“中国是一个未来的敌人”。甚至中国人也掉入这个陷阱。他们说：“中国永远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决不允许台湾独立。”这种结论推动的政策分析必然导致错误的估计。因此，由于任何人其实都不知道中国将走向何方，有关中国的辩论越激烈，它就越没有意义。美国可能像几个月前那样欢迎一个中国贸易代表团到美国进行数十亿美元的采购，然后在代表团离开后几天就对北京实行制裁。美国国务卿可能把美中关系描绘为“记忆中最融洽的”关系，而同时华盛顿却在推行对亚洲部署导弹防御力量的计划，北京认为这会引起一场新的军备竞赛。国会议员通过立法对中国商品征税，以此迫使人民币升值。这些议员所在选区的企业通过把就业机会转移到中国扩大利润。领先的美国科技公司向国会游说，要求为更多的中国工程师发放签证，让他们在本公司的实验室工作，从事技术开发，而华盛顿后来又不准向中国输出这些技术。然而，这些工程师热切地回到中国。中国的复杂性、它的不可穿透性、它经常的自我保护性的欺骗，这一切都使大部分分析陷入爱因斯坦斯说的困境：我们的理论决定了我们观察的结果。
在90年代末与艾伦·格林斯潘的一次私下交谈时，他向我解释了他自己、鲍勃·鲁宾和拉里·萨默斯制订的政策与阿瑟·拉弗等里根时代的经济学家制订的政策的基本差异。他说：“我们的自尊，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基于我们的分析的质量，而不是我们的结论。”拉弗在他的税收曲线导致大规模赤字的时候仍盲目地相信这种税收曲线的结论。这种税收曲线试图表明，减税实际上会增加税收。关于中国的研究常常陷入这种结论在先的分析陷阱。这并不总是意图不良的错误。相反，这些失误代表着处理一个比历史上任何社会变化都快的社会时的智力困难。人们依赖他们自认为了解的情况。但是，在中国这个日新月异的国家，关于中国的十几年之久的老论调已变得毫无意义。
使外国观察家感觉好受一点的是，中国人自己也对中国常常迷惑不解。事实上，此刻最能说明中国特点的一件事情是，它在发生飞速的变化，以致于几乎不可能跟踪正在发生的事情。这种形势比任何其他情况都更能说明需要为认识中国建立一种新的概念。在2002年秋天的第16次党代会上，江泽民发表了90分钟的告别讲话，其中用了90次“新”字。现在根本没有其他字眼描述中国发生的情况以及必须继续发生什么事情才能防止一场悲剧。江泽民的要点是，我们认为的我们对中国的了解极有可能是错误的，或者过于简单，以致于它与实际情况毫不相干并在“新”的冲击下破灭。这种“变化的烟雾”也使中国人迷惑不解，领导人和农民都是如此。但是，最成功的中国人已经学会适应变化。他们顺应这种变化的形势。他们发明新的规则，同时注意观察和推动他们的社会新秩序，设法找到各自的位置。面对这样的迅速变化，中国人不断地倾听变化的声音。他们有时发现，正是声音的消失，也就是寂静反而是最大变化的前奏。
以前用于讨论中国的语言已不再适用。有关是否与这个国家“接触”或“孤立”这个国家的辩论，使人们回想起10年前有关正视还是避开穆尔（英特尔公司创始人之一）定律和梅特卡夫（以太网创始人）定律的技术后果的辩论，这些关于集成电路技术革新速度每18月翻一翻的定律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规律。直至1999年，美国《外交》还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重要吗？》的文章，该文竟认真地提出中国与全球毫不相干。中国的崛起，正像因特网当年崛起那样，讨论其可以避开或者说可以接触，是毫无意义的。它是生活的事实。不管最终发生什么情况，中国的崛起本身都足以改变我们世界的现状。
但是，如果目前对华关系有一个主题，那就是以前关于中国大陆的有意义的想法现在已经不适应了。在一些情况下，例如长期以来对台湾采取的战略上含糊不清的态度，这些陈旧的思想实际上是危险的，把“战略上含糊不清”，变成战略负担。有人会在建造一架飞机的同时让某些物理学问题“含糊不清”吗？你与中国离得越远，你的思维就越过于简单。当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决策者们正在就他们社会的面貌和如何与世界接轨进行深入细致的辩论时，国外的学者们总的来说仍受"接触/遏制"这个过时的二元论的支配。华盛顿的方针是，美国支持“出现这样一个中国，它是一个繁荣、安全、开放的社会，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富有建设性的成员”。这一方针反映了政策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中国领导人（更不用说中国百姓）对于“开放”和“建设性”这样的形容词意味着什么有自己的特定想法，并且常常与华盛顿的想法不一致，而且这些想法不是静止的。当然，部分语言问题是，旧中国仍然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很难看到与过去的明显决裂。中国的变化如此之快，以致于不得不依靠笨拙的过时语言描述新事物，这可能使局外人和局内人都感到困惑。胡锦涛主席不久前访问欧洲时以异乎寻常的激情说：“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民主主义。”这是20世纪50年代的一句口号，现在具有超现代的重要意义。中国尚无这样或那样的明确动向。
以目前的速度，中国正每隔10年将产出（及收入）翻一番。世界银行估计，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让3亿人脱贫，这是历史性的成就。这种变化速度意味着中国并非表面上看来的那样；它不能被简单归类，因为它已是今非昔比。按量子物理学大师海森伯格的观点，这是一个参与从本质上改变结果、速度干预衡量方法的地方。他在1927年说：“（一个电子的）位置测定得越精确，在这个瞬间的动量就越测不精确。反之亦然。”这就是说，如果你让某个事物停下来供你为其照相，你不知道接下来它会走向哪里。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让某个事物停下来以便看个究竟的那个片刻，你便可以更加肯定，当你抬起头来时，中国社会已经继续前行。就在你对中国东北工业区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了如指掌的时候，政府领导人将表示，他们正在放慢私有化进程，而把重点放在农民收入问题上。中国不存在“假定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这摧毁了传统的分析方法。我们必须满足于可以让各个部分以某种不确定性在其中活动的框架。
什么是“北京共识”？这就是关于如何组织世界上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三个定理，加上关于为何这个现象令来自新德里、巴西利亚等地的学者感兴趣的几个公理。第一个定理使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与“旧物理学”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从后沿技术（铜线）入手开始发展的主张不同，这个定理坚持认为尖端创新（光纤）必不可少，以求引起变革，而这种变革比变革引起的问题发展更快。用物理学术语来说，就是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
“北京共识”的第二个定理是，既然混乱不可能自上加以控制，你需要一整套新工具。它超越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样的衡量尺度，而把重点放在生活质量上，这是管理中国发展的巨大矛盾的唯一途径。这第二个定理要求建立一种将可持续性和平等性成为首要考虑而非奢谈的发展模式。由于中国社会是一个集中了希望、野心、恐惧、误报和政治的不稳定混合体，只有这种混沌理论才能够提供有意义的组织。中国对待发展的新态度强调混乱管理。这是党内思想库时兴研究社会学和危机管理等学科的原因之一。
最后，“北京共识”包含一个自主理论，这个理论强调运用杠杆推动可能想要惹怒你的霸权大国。这一新的安全原则极为重要，我将在后面专节讨论。
中国名副其实的崛起正在重新构建国际秩序。中国官员对这个国家和平崛起的兴趣源于他们的这种担心，即中国现在向世界大国加速迈进的势头可能对世界造成太大震荡，从而损害中国成长及保持稳定的国内和国外均衡的能力。
随着变化造成的引力日积月累，造成使中国团结一致的所有旧的纽带发生扭曲，国内均衡将难以操控。不过，即便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看待中国的权力的衡量尺度也需要调整。华盛顿常常表达中国共产党由于中国发生的种种变化而处于崩溃边缘的观点或愿望，就是一个例子。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是近20年中国发生的大多数变革的始作俑者。中国共产党无疑正在吱嘎作响，发出噼啪的爆裂声，但是这些噪音并不一定意味着是毁灭性的。吱吱嘎嘎和噼噼啪啪的声响也可能意味着成长。中国共产党发生苏联式的内爆是有可能的，但这是假定那是一个处于植物人状态的党，对变革了无兴趣，对它所面临的较深层问题一无所知，并因为无所作为而瘫痪。与苏联相反，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中国共产党目前正患上多动症。它被命运所困扰，对调整和试验过于关心。东奔西走的温总理对记者说，在他作为地质学家和政府官员的漫长生涯中，他走问了中国2500个市中的1800个。国务委员陈至立在最近一期的党的理论杂志《求是》上发表文章说：如果不创新，“我们是注定失败的。”她认为，科技与人才是未来中国的两大支柱。她说，中国的问题太大，旧的办法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太艰巨，没有一支有着真知灼见并成功实施的队伍也是无法解决的。当涉及到贫富、城乡以及老幼的二元挑战侵蚀中国稳定的基础时，情况尤其如此。她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这不是固态物理学。
密度的运用
唯一能拯救中国的是知识。江泽民在他的告别讲话中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接着，他转而用物理学的语言解释他的意思。他说：“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中国的问题如此庞大，只有在医疗保健、经济和管理方法上取得以指数增长的进步，才能够使中国团结一致。这是改革由来已久的一个致命难题：你如何将解决方案引入一个被希望和增长撕裂的社会。唯一的解决途径是创新。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最近指出：“走出低收入国家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时期，可能出现两种前途：一种是可能出现一个‘黄金发展时期'，保持较长时期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实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明显提高，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可能出现一个‘矛盾凸现时期’。”“矛盾凸现时期”是中国精英分子深夜玩的假定推测游戏的主题。中国的增长存在崩溃的可能性，这种情况并不美妙。中国增长迄今为止的一个教训是，创新和技术可以驱使某些领域发生超高速变化，从而使国家高速运转，以消除改革造成的问题。
请允许我提出一个物理学问题，以便将这个意思解释得更明确一点。设想你有3个物体一个球体、一个实心圆柱体和一个空心圆柱体，将它们置于一个斜坡的顶端。假如你同时将它们全部释放，它们以怎样的顺序到达底部？答案球体最先，实心圆柱体其次，空心圆柱体最后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物体的质量密度影响它们运动的速度。创新是增加中国社会密度的一个途径。它通过关系网将人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缩短改革的时机，它使通讯更快捷。创新越好，密度越大发展也越快速。你可以在中国各地看到这一点得到应验。你也会看到这一点没有得到应验，那是在缺乏信任、腐败和其他问题而被掏空的文化的一些领域，就像空心圆柱体一样。这导致了“北京共识”的第一个定理：消除变化带来的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更多的变化和更多的创新。创新密度是救命良药。
知识引导的变化（相对于意识形态引导的变化）已经成为改革后的中国的基本组成部分，其形式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最早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于1957年确定，它是推进经济超越由人力资本的增长和金融资本的增长所导致的发展水平的一个特殊原因。它被定义为“不是由投入增长所导致的产出增长”。比如，你增加资本支出5％，增加人力5％，但却发现增长了15％。这多出的5％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之于现代经济学就如同引力之于物理学，这是一个有影响的现象，虽然得到大量研究，但实际上仍然神秘莫测。
创新与生产率提高的成效如何，最早的迹象来自中国最早市场化的部门：农业。20世纪80年代初，农业的增长速度快于其他任何一个经济部门。对于农业投入，中国的决策者一般只是采取放宽控制的小规模举措，因为预期产出不会有太大的提高。但是，这些小小的调整所带来的却是20％－30％的高速增长。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初，小麦产量增长60％，玉米增产55％。长期以来被视为全世界最落后、最保守的中国农民，利用对其农作物有限的支配权和创造性的双轨制价格体系，最大限度地提高产出，甚至还在空闲时间发展小型企业。他们采用了优良稻种等先进技术，并且改进了农田排水系统。今天，中国农民已跻身于全球最渴望革新的劳动者之列。一般来说，中国农民每过三年就完全淘汰他们所用的种子，而采取更新的、经过基因改造的良种。种植玉米的农民的种子每过33个月就完全更新。
对中国农民来说显而易见的事实，对中国其他人亦然。20世纪90年代初，英特尔公司最早开始在中国经营时，它以为中国将成为倾销过时芯片的最佳市场。但是，中国人只想要最新、最快的技术。在中国，穆尔法则没有被视为一种威胁，而是一条解救之路。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反映解放大批廉价劳动力能够取得的成就的范例。事实上，是以革新为主导的生产率的提高维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并帮助抵消了危险的内部失衡。
由于此时中国内部独特的紧张关系，这个国家能够利用知识和创造性，“把坏事变成好事”，把弱点变为优势。体制中存在的一些错误、不足和腐败被视为促进变革的契机。我们可从中国各界对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非典)的看法来认识这一点。中国人认为，非典危机也有其正面效果。非典证明，中国经济经得起一场严重的外部冲击，从而消除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余悸。（虽然在非典期间的八个星期中，中国的一些经济活动几乎陷于停顿，但它实现了2003年近于最高纪录的增长，并且决定性地突破了邓小平1978年作为一项发展目标提出的人均收入1000美元的标准。）此外，非典还给了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新政府一个确立其地位的机会，它帮助中国人更紧迫地认识到落后的公共卫生系统的缺陷，它导致了政府内部信息通报制度的全面改革，并加快了媒体改革速度。非典被看作一个证据，证明政府有能力应付未来它难免面对的各种挫折，并从中汲取教训。
在这种迫切需要新思想的情况下，中国决策者有理由对大陆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或中国沿海与内地之间可能的“知识差距”感到担忧。例如，对国营企业的改组将需要对大约3亿工人进行再培训。为消除这一差距，中国已放宽了签证规定，以吸引外国专家帮助管理中国工业。教育政策已进入改革工作的中心。2004年，中国将有1.2万名本国学生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到2010年，中国获得这一学位的人数可能超过美国每年4万人的水平。即使这些学位的质量只及美国大学的一半，但这些学生的数量之多足以造成一种创新气氛。在南京，政府支持创办一个吸纳12万名学生的大学综合体。发展如此规模的大学不仅是因为人口众多的中国存在着这种迫切需要，而且也是基于政府的一种认识：人才“集中”是使硅谷或128公路成为创新中心的增长加速器。正如王国强（音译)2003年初在联合国举行的世界人口论坛上指出，中国的政策目标是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包袱转变为一种人力资源优势。将众多的人口变为一种社会安定的基础，而不是导致混乱的根源，教育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英特尔的安迪·格罗夫曾描述过一种不太遥远的前景，到那时，中国的软件编制人员人数将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他还表示，这些人所带来的结果不仅仅是中国在竞争中的优势，而且还会带来大量的革新。将12万名躁动不安的和好提问题的学生集中在一个地方会产生什么政治后果？南京毕竟是1989年运动的一个热点。中国共产党愿意鼓励在不久之前的一场社会动乱的最大策源地进行革新，既反映了它对革新的热情，也反映了它希望中国的新特性将降低1989年的（和目前的)一些问题对于社会稳定的腐蚀作用。
在中国，创新并不仅仅意味着电子商务或光学纤维。中国地方领导人的教育水平已得到迅速提高。美国学者李成（音译）指出，1982年中国省级领导人只有20％受过高等教育。2002年，这个数字已升至98％。2001年研究生的比例为12.9％，2003年增至29％。在54岁以下较年轻的“第四代领导人”中，2/3的人获哲学博士学位。这种国际教育对中国政治文化具有影响。但是，这些中国领导人的海外教育也带来了其他思想。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负责人李荣融去年以杰克·韦尔奇式的语言斥责一些管理者说：“如果你的公司在你的部门进不了前三名，那就等着被别的公司收买。”以变求存，政府必须采取这种态度，个人和企业也是如此。但是，这种不断变化的生活不仅听起来令人害怕，而且还是已成为现代世界一个基本特点的状况。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出现是真正现代化的一种反应。
对于创新主导增长模式的“北京共识”印度的经济觉醒在一定程度上对它是一种呼应颠倒了老式的发展理念。它表明创造高增长中心比在一些基础上循序发展更为重要。按照这种世界观，在这个国家的某些地方铺设光缆强于等待首先在它所有的地方架设电线。创新社会（想想硅谷中那些起起落落的公司）有一种允许试验与失败的环境气氛。这就带来了允许极其重要的经济部门转型、变革、从而能承受发展所带来的冲击的一种生产动力。在这方面，邓小平的两点主张极其重要。第一点，允许试验和失败。第二点，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言而喻的道理是，政策行动的结果通常难以预料。毕竟，促成迅速的和向前的变化的这种合力，过去往往会导致中国分裂。这说明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国家控制，以便制止失败的试验，防止造成过于严重的损失。
"绿猫，透明猫"
如果说创新是"北京共识"第一定理的核心，那么第二定理就是努力创造一种有利于持续与公平发展的环境。资本主义过去20年在中国造成的问题促使中国的决策者和领导人寻求一种新的“协调的”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2003年16届三中全会公开发表的唯一的文件有一条不同寻常的点明主旨的标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的重点是“完善”，而不是“市场”。
近月来，可以发现几乎每周都有共产党官员发表讲话，谈论改变中国发展模式、多关心可持续发展、将改革延伸至落伍人群的必要性。过去《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经常刊登高级领导人为沿海城市机场揭幕的照片，现在更多地是报道高级领导人敦促某些贫困的乡村地区进行改革的消息。这并不是说共产党把发展与现代化的热情抛在了脑后。到2020年实现GDP增长三倍的目标只有通过创新才能实现，面临的挑战仍然举不胜举。但是，均衡发展现在是核心问题。虽然十年前北京的知识分子们醉心于阅读有关市场经济学的书，可是现在北大书店最畅销的三本书都是关于国家发展质量的：一是关于中国贫困的西部的论著，一是针对薄弱的公共卫生的影响进行的调查，另一是探讨变革中的社会需要信誉。最近我向中国东北地区的一批计划人员提问：“你们的发展计划如何？”他们说：“比过去复杂了。我们以往只关心GDP增长。那很容易。现在我们关心的问题更多了。”
中国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2003年秋上台后结束了左右两派知识分子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应当市场化的痛苦辩论。（近至1997年，政府计划人员还不得不通过斗争在稳定问题和政治战场上击败保守派放慢市场化改革的企图。）但是，现在市场化改革立足已稳，改变中国发展模式的特色已成紧迫之忧。这不仅仅是因为发展不平衡造成了社会危险。如果不朝着可持续增长的模式变革，中国经济很可能逐渐熄火，因资源缺乏而停止发展，因腐败和污染而受到阻碍。马凯今年春天说：“如果不改变我们的发展模式，发展就不可能持续进行。”
这种新的观点在中国思想家开始使用的计算增长的方法中显而易见。特别是，清华大学经济学家胡鞍纲现在鄙视地将“华盛顿共识”概念的必要条件GDP增长称为“黑色GDP增长”。他列举中国引人注目的黑色GDP数字，从中减去环境破坏带来的可怕成本，计算出“绿色GDP增长率”。胡接着还去除中国的腐败成本，计算出“清洁GDP”。他说中国就应当这样计算进步程度。邓小平在他关于经济改革的一次早期谈话中曾经发表过著名的言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但是，胡计算GDP的方法反映了政府新的信仰：猫的毛色事关重大。我已听到全国各地的领导人开始谈论胡的方法。现在的目标是找到一只绿猫，一只透明的猫。
这种方法还突出了这个国家始终挥之不去的稳定情结，认识到污染和腐败是社会毒素。如果把200年来的中国历史以5年为间隔进行分割，你就会发现每隔五年就发生某种重大社会动荡。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批中国经济学家开始对关系到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进行广泛调研。他们告诫共产党领导人：稳定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当问到稳定在社会价值观中的位置时，中国人把它排在第二位。其它国家的公民平均将稳定排在第23位。
追求稳定的改革，它本身现在就是政治制度要求权力垄断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政治制度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向能力为基础为的转变。中国现任高级领导中最有影响的一位官员告诉我：“你知道我们常常因人权或民主而受到谴责。但是，坦率地讲，如果我们将13亿人民从贫困中解救出来，那将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成就。我们将致力于解决其它问题。但是，真的，我必须告诉你，我认为把13亿人民从贫困中解救出来足以够我努力终生了。”稳定是这一切的前提条件。1989年那场运动之后，中国发生混乱的周期似乎受到了控制。这种不惜一切代价以稳定为核心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政府对1989年天安门事件做出的决定。可是，1989年也最终结束了邓小平时代党政分开的尝试。这一努力未曾再次启动，而且即使是在现在可以公开讨论各种思想的时代，仍发人深省地被视为不合潮流。
中国的市场发展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宏观方面，这些问题包括污染、社会不稳定、腐败、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失业。个人方面，除了最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外，其他人都觉得自己多少对生活的迅速变化有点迷失方向。民意调查表明人们对中国社会抱有深切希望，但同时也始终存在忧虑。过去25年中，中国经济从一个就收入分配而言堪称世界上最公平合理的经济变成了最不公平的经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最近表示：“10亿多人民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这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原先提倡不惜代价全力以赴解决中国人民温饱问题的观点必须相应调整。”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均衡发展的愿望可以视为中国最近宏观经济形势稳定及年增长率达到10%的巅峰后的一件奢侈品。但是，在全球化日益引起怀疑的时代，倡导均衡发展和自力更生的模式对其它国家具的吸引力，是很容易理解的。我们下面就要开始探讨“北京共识”是如何扩展的，但是在这之前，必须指出“北京共识”的公平与创新原则的一个哲学含义。诸如汪晖这样的中国“新左派”思想家已经注意到这个新的中国“物理学”不能简单地视之为摈弃“旧的发展方法”，而应当更深刻地视之为拒绝垄断控制。垄断控制知识、创新和思想是有害的。这就不可避免地提出了垄断控制权力的前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