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通信技术研究中心:俞曲园卖酱菜

读书做官是苏州士人的梦想。而且读书要读到做翰林。

    关于俞樾的短文在人民网已连发了四篇了。主题词当然是俞樾其人、曲园其园。写到后来，一个问题突然跳出来，为什么写俞樾？为什么写了四篇了，又准备写第五篇？俞樾有什么地方可以感动作者以及吸引读者？俞樾又没有什么后人在做苏州市委书记，可以在生活上或工作上捞到一些支撑和帮助，就象李鸿章当年为俞樾书写的一块门匾："德清俞太史箸书之庐"，足可以光耀门庭一样。这样的好事古人肯做，现今，就别痴人梦想了。翻翻家里的藏书，一本《春在堂随笔》，是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的第一版和第一次印刷的，大概是文革后的首次重印出版，我是84年的12月31日买的，有发票为证。24年后的同一天，当我的朋友在寒山寺俞樾所写的"枫桥诗碑"前聆听新年钟声的时候，我正在案前写《俞樾的后半生：在世俗与豁达间奔走》，这也是当初的我所想不到的。我的买书，仅仅是翻翻而已，因为明清笔记，我历来喜欢的。没想到做起学问来。

    与曲园先生真是有缘啊。后来，在房管所工作的老唐师傅在修理一个房客的地板时，发现一块有字的匾反钉在那里，已经有点虫蛀了。老唐师傅知道有个园子叫曲园的，但不知道俞樾是曲园的园主。俞樾的"樾"字，他也不认得。"百花香"三个字，他认得二个，花字，俞樾写成隶书带篆体的"蕐"字，他不认得了。而""华、"花"相通，他更不知道了。但觉得这块匾是样东西，于是就送给了我。我将这块匾的照片在人民网公布了，这是这块匾自文革后的首次面世，至于它的曾经被扔在房管所的仓库里，又有多少时日，就顾不上再算了。一晃，四十年。这块匾本是块寻常木板，寻常得就象一块地板。但因为有了曲园先生的字，便不寻常起来，便有人珍爱它。其中，有珍爱曲园先生的书法的意思，也有敬重曲园先生其人的意思。说到底，也是文化的魅力。文化可以传世，而金银只能传代，大概是这个道理。

    将俞樾的匾钉将在地板上，这肯定是文革的杰作。中国老古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以至子孙们并不珍惜。不光是文革中，文革前难道就珍惜了吗？未必。自建国以来，一顶封建的帽子，将老祖宗的遗存全部掀翻，文物和一切古的东西首先遭秧。以前很珍惜的东西，变成臭狗屎一堆。苏州园林是遭受"封建主义"的冲击比较少的单位了，因为园林已经属于"劳动人民"的了，但仍然损失了大部分的抱柱楹联，匾额，以及"劳动人民"所能识别的文字、绘画、雕刻所表达的带有封建主义色彩的符号。在这样的意识下，文革成了总爆发，终于将否定一切发挥到极致。

    于是曲园先生的匾成了地板，回到了它的最本质的使用价值上。

    文革后，万物复苏，一切都醒来了。就历史学的范畴而言，出现了历史的精华和历史的糟粕兼收并蓄的可爱局面。这个话题就不展开了，依然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上，为什么对俞樾这样的感兴趣？

    --没别的。就觉得住在苏州马医科的曲园老人，象一位深居简出的邻居。（先用这句话来招架一下）

    

    俞樾的孙子俞陛云高中进士后，曲园老人是极其得意的，也是极有理由得意的。一甲三名，探花郎，全国第三。真是人生得意需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他写了一副对子，将他的得意和满足倾泻在宣纸上：

            "念老夫毕世辛勤，藏书数万卷，读书数千卷，著书数百卷；

            看吾孙更番侥幸，童试第一名，乡试第二名，殿试第三名。"

    上联和下联都是写实。说到殿试第三名，于是又引出一个人来--原浙江学政徐树铭。徐树铭徐大人自推荐俞樾    而遭到慈禧太后严旨切责后，部议降四级调用。从正二品降到正四品。有的作者不懂明清官制的品级有正、从之分。一品，分正一品，从一品，依次类推。觉得从正二品降到正四品，只降二级。就自说自话将军机处下达的请过圣旨的"降四级调用"改成"降二级调用"。这在前清可是杀头的罪，不可以这样乱来的。

    再说徐树铭"降四级调用"后，调出礼部，在礼部兼管的一个小衙门担任副职--太常寺少卿。管什么呢？掌管朝廷的祭祀礼仪，这是个闲得不要再闲的闲官。大致与现在的档案馆、地方志办公室之类的衙门差不多，既无权，又无势，是个没人理睬的冷衙门。与徐树铭原来的职务：礼部侍郎兼浙江学政根本无法相比了，那可是享受钦差待遇的。

    经过十六年的艰苦奋斗，特别是他的门生翁同龢在朝中的地位日见隆重，徐树铭渐渐地又回升到礼部侍郎的级别上。光绪十二年，徐树铭就出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了，都察院相当与现代的监察机关。在明清两代，属三法司和九卿之一，是个很有权威的衙门，其主官的级别与六部尚书是一样的，都是从一品。而左副都御史相当于侍郎，正二品。明清两朝，虽然是封建社会，但那时是没有一把手之说的，尚书与侍郎都是这个衙门的主官，没有上下尊卑之分。一件本衙门的公文，尚书同意了，侍郎如果不同意，尚书只能干着急，哪怕这件事皇帝也同意的。我说这事的意思是，在公务上，尚书与侍郎是绝对平等的。在人格上，更是绝对平等的。不象现在，都称一把手为老板了，一把手放个屁，其他的二把手的，三把手的，大致说臭的少，喊香的多。不知这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

    俞陛云前后七上公车。光绪二十四年，俞陛云第七次参加会试，中了探花。有人说，徐树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是很可信的。这一科，徐树铭以左都御史的身份，被任命为殿试读卷大臣。

    殿试读卷大臣共有八位，有前后名次之分。按前清的惯例，第一位定状元，第二位定榜眼，第三位定探花。徐树铭是排名第四位的殿试读卷大臣，按例说，这一甲三名里可就没有他说话的份了。

    但是，科场里还有一个规矩，就是非常尊重前辈。徐树铭是道光二十七年的翰林，他前面的三位读卷大臣中，有同治年间的翰林，有光绪年间的翰林，都比徐树铭资格浅，徐树铭要力争一个探花，也不是很难的事。

    明清科举中，对探花还有一个附带要求：年轻，而且要面貌姣好，属于帅哥之类的。这是明清科举考试中，奖挹后进的一个表示，为年轻人提供一个机会，很人性化的。从俞陛云留世的照片看，这两条，俞陛云是够格的。

    其实，成不成进士，第一场礼部的会试就已经定了。及格的称为贡士，就是贡献给国家的有用之材。覆试是为了甄别，防止作弊和枪手。而殿试是排排名次，殿试考的好坏，不是看文章了，而是看命。

    俞陛云得中探花正是光绪二十四年，农历戊戌年，国家多事之秋。这一年，恭亲王死了。戊戌变法失败。第二年，徐树铭也死了。徐树铭在《清史稿》上有传，作者注意到，徐树铭在去世前，还曾升为工部尚书，但死后没有得到什么恩典，让人隐隐约约觉得朝廷是故意冷落他的。

    俞樾倒渐渐的香起来了。俞樾是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科的举人，到光绪二十九年的癸卯科，正好一个甲子，就获得了重赴鹿鸣宴的资格。就是再次参加国家宴请举人的宴会，这是一件非常荣光的事。邀请俞樾重赴鹿鸣宴的准备工作早已提前在进行了，要做材料，上报朝廷，要经皇帝亲自批准。俞樾当然满心喜欢地等待着。

    批复的上谕在光绪二十八年就下达给浙江巡抚衙门了，提前了一年。不仅准许俞樾重赴鹿鸣宴，还加恩开复原官。开复原官是什么意思？不见得以83岁高龄，还要出去做官？当然不会，这是清廷笼络臣下的一种手段，也是平反的意思。不仅脸面上光彩，还有实惠。一份年俸是不会少的，就是享受原职务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俞樾的原官是翰林院编修，正七品，官虽不大，却是苏州人极其羡慕的翰林。乾隆年间的宫廷画师徐扬在《姑苏繁华图》中画了一艘结婚的喜船，迎亲的灯笼共画了17只，真正能看清灯笼上的字的，只有三只。有二只灯笼上写的是"翰林院"，一只灯笼上写的是"翰林"。徐扬毕竟是苏州人，他懂苏州人的心思。

    写到这里，又要想到俞樾了。俞樾到苏州后，没有职业，也没有积蓄，清贫得很，生活很艰难。有一个做知县的朋友知道后，送了俞樾一大笔银子，有好几十两，真是雪中送炭。俞樾的太太姚夫人知道后，觉得一个知县，一年的俸禄也就90两纹银，如今出手这样的大方，总觉得有点不干净。如果是用知县的水火棍敲诈得来的，那更是造孽钱。于是找了个理由退回去了。

    苏州人所期盼所羡慕做的官，是翰林出身的官。翰林，是读书做学问的官，也是为国家挑大梁的官。

    

    俞樾的文章快要写完了。苏州潘氏后人潘裕博先生告诉我两个曲园消息，一是他的祖父潘承德先生曾受俞曲园之聘，做过俞平伯的启蒙师；另一个消息是，曲园先生曾经在苏州开过两家"俞长春"酱油。它的总店在黄鹂坊桥西首。我一听，不就是我小时候常常去买酱菜的那家"俞长春"吗？朝东南的门面，高高的柜台，至今印象很深。那时我家住在景德路十庙前，到"俞长春"才五分钟路。

    宁开酱菜店，不花造孽钱。

    我突然知道我为什么如此关注曲园老人了。

    曲园老人的失意不失志，还是很让人仰慕的。俞樾这一生做不了名臣了，就做他的学问去，做个学人。他做到了。自光绪五年起，他从没有接受过任何公私宴请。公到官家，私到挚友。他真是很干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