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可调气缸结构图:李东东：60年，中国报业与新中国一起成长--传媒--人民网

李东东：60年，中国报业与新中国一起成长
 
2009年11月07日19:23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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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中国报业与新中国一起成长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 中国报业协会副会长　李东东
在举国同庆共和国六十华诞的日子里，在第十个中国记者节到来之际，回望一甲子迢迢来路，报纸自然是不可或缺的见证者，它们承载了新中国筚路蓝缕的艰辛，记录了新中国历经曲折的苦难，也铭刻了新中国发展进步的喜悦。
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历史是新闻的积淀，新闻是历史的瞬间。60年来，记录着当年的新闻、未来的历史的中国报业，始终在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参与着新中国的发展变迁，塑造着新中国的时代风尚，影响着新中国的历史进程。60年来，中国报业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变幻莫测的风霜雨雪中洗礼着自己、重塑着自我、完善着自身。
可以说，60年来，中国报业与新中国一同经历风雨，一同成长进步。
怀着激情和敬意回顾60年来中国报业与新中国一同成长进步的历程，将对报业发展的轨迹有更加清晰的认识，从而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成就，充满信心地去争取和创造中国报业更加灿烂的明天。
一、拔旗易帜的新中国报业（1949—1956）
1949年5月27日，旧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民营报纸《申报》出版了最后一期，宣布终刊。解放区南下的新闻工作者利用申报馆原有的办公室、铅字和印刷设备，于5月28日清晨在上海黄浦区汉口路申报馆原址出版了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机关报的《解放日报》。这一事件可以看作是中国报业新旧交替的节点。从此，旧中国的报业成为历史，新中国的报业开始书写自己的篇章。
《解放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份大型日报，是“进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公开喉舌”，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不可磨灭的舆论宣传作用。战争时期，物资匮乏，为了办好这份报纸，根据地不得不把《中国青年》、《中国工人》、《中国妇女》、《中国文化》、《共产党人》、《解放》、《八路军军政杂志》等报刊全部停刊，以集中人力物力与财力，倾其全力办好党报，办好机关报。由此，形成了根据地的办报模式：“无代价的分发，没有营业方针，只服务于宣传”。
然而，随着全中国的解放，当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及其他一大批根据地报纸进入城市后，根据地办报模式遭遇到了严峻挑战。据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出版署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会议的统计，当时全国共有公私营报纸253种，其中日报170种，仅《人民日报》等16家大型公营日报每年就赔耗“5000万斤小米”（相当于如今的500万元）。由此可见，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设初期，以根据地办报模式维持报纸的正常出版，其经济负担多么沉重。
有鉴于此，为了减轻报业运营的经济压力，当时中央决定“废除予取予求的单纯报销制”，要求报纸“多登有益广告”。1950年，中宣部发文支持报纸的企业化经营。1954年，中宣部又下达指示，要求报社“尽可能地为国家节省和积累建设资金”。但与此同时，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加速进行，报业经营赖以生存的广告资源逐步萎缩。在广告收入不足的情况下，其它诸如紧缩编制、降低成本、提高报价等措施，其效果都是十分有限的。
1952年，中共中央宣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于是，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办出党和人民满意的报纸，就成了新中国报人迫切需要探索解决的大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56年，中国报业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版运动。改版是由《人民日报》发起的。这年元旦，《人民日报》由竖排改为横排，由繁体字改为简体字。7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题为“致读者”的社论，阐述了改版的目的、意义和重点，旗帜鲜明地指出：“《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改版后的《人民日报》由6版增加到8版，报道数量有了扩充，报道内容也得到了拓展。8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人民日报编委会的报告，要求全国报纸进行同样的改进。一时间，各地报纸纷纷效仿，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报纸改版热潮。
业界的改版热潮也激发了理论工作者的研究热情，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研究者纷纷建言献策，意欲为变化中的报业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复旦大学新闻系王中教授。他提出的一系列观点，比如报纸的“两重性”（商品性、工具性）、办报要有读者观念、要办经济类报纸等，受到业界的普遍重视。
这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报纸改革，从1956年初持续进行到1957年春季，为执政党的新闻事业作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是新中国报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影响深远。
二、经历曲折的新中国报业（1957—1978）
1956年，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国基本完成了经济国有化的目标，建立起了计划经济体制。新中国的报业也就在这一全新的经济体制基础之上进行了重组和再造。
建国初期仅存的几家民营报纸很快就被改造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报几乎成了唯一的面向公众的综合性报纸，形成了单一的党报体制。这一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创办报纸由国家严格审批，运营经费由政府财政拨款，印刷物资由计划统一分配，报纸发行由邮局代为包揽，订报费用由单位公费支付。报社成为党政机关的一部分，只负责宣传，完全不从事任何经营活动。
1957年的“反右”运动又使得“左”的阴影开始笼罩中国报业，轰轰烈烈的报纸改版热潮和热热闹闹的理论探索就此嘎然而止。
1962年9月，毛泽东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作报告时说：“凡是推翻一个政权，总是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报纸再次被定性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并得到全面彻底的贯彻。
今天回望历史，我们不必讳言，那段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走过的一段弯路，同样也是记录新闻、书写历史的中国报业经历的一段曲折。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人的事比比皆是，可报纸上呈现的却是“大跃进”的一片大好形势。“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成为报纸上的主旋律，“水稻亩产13万斤”、“山药亩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如此匪夷所思的所谓“新闻”充斥报端。“假、大、空”的新闻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了极其惨痛的严重后果。至于“文革”十年，报纸完全沦落成为一切“唯上”的“奴化群众的专制工具”，更是难以尽述，不堪回首。这些令人痛心的教训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今天回望历史，我们也必须实事求是。应当承认，“文革”前的10年，报纸在宣传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伟大祖国和树立新道德新风尚等方面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的。一大批具有伟大人格魅力的典型人物都是那一时期由报纸挖掘出来、宣传出去，进而影响全国，成为时代的楷模。像共产主义战士雷锋、铁人王进喜等，他们的高尚品格至今仍然感动和激励着中国人民。“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发，通过报纸、广播传遍大江南北，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建国热情。《人民日报》刊发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党的领导干部。
与此同时，由于这一时期实行单一的党报体制，管得太死，整个报业的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甚至萎缩的状态。据统计，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全国仅有各类报纸186种，比建国初期有较大幅度减少。
三、迎来春天的新中国报业（1979—1994）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开始从“文革”的大劫难中走出来，“拨乱反正”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报纸在破除“两个凡是”、倡导“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冲锋陷阵，功勋卓著。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时度势，毅然决然地把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吹响了改革开放的进军号。新中国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
正是在改革的大潮中，1978年末《人民日报》等首都数家新闻单位联合给财政部打报告，要求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经营方针，希望通过适度的自主经营获得一些经济收入，以弥补政府财政拨款之不足。这一报告获得批准，中国报业的改革就此拉开了帷幕。
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率先刊登了一则牙膏广告。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大陆报纸刊出的第一条工商广告。这条广告的出现引起了广泛关注，也引发了激烈争议。1月14日，《文汇报》发表了《为广告正名》一文。文章认为，广告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有积极作用，“我们的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都应该多为我们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的服务部门作好广告。”3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文章：《上海恢复商品广告业务》。文章对上海媒体恢复广告业务持肯定态度，结尾写道“广告在促进工农业生产和发展内外贸易、旅游业、技术交流等方面可以起到积极作用”。此后，广告逐渐在报纸上得到恢复，报业经营活动也因此开始起步。
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为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摸索道路。两年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正式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产品价格逐步放开，作为报业经营最重要的原材料——新闻纸的价格随即一路飙升。据记载，1980年每吨新闻纸的价格是730元，1985年上升到1100元，1988年上升到2800元，1994年突破4000元，到1995年则达到7000元。与此同时，报纸的发行仍然由邮政部门垄断，实行“邮发合一”，不仅发行费率高，投递也不及时，严重妨碍了报纸发行量的增长。生产成本增加，发行量又上不去，致使报业经营举步维艰。198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人民日报》等首都7家发行量超百万的主要报纸家家亏损，有的年亏损额达2000多万元。
为了扭转这一被动局面，新闻出版署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88年3月联合发布了《关于报社、期刊社、出版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这个“办法”规定，报刊社和出版社可以利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法律、卫生、生活等方面的信息，为社会提供有偿咨询服务；可以联合举办新闻发布会、信息发布会，以及技术交流推广活动；可以举办各种讲座、培训班、辅导班、函授学校等文教活动。也就是说，报刊社可以通过服务合法地获得经营性收入了。这被认为是为报业经营全面展开打开了大门，亮起了绿灯。
称这一时期为报业的春天，不仅仅因为报业经营开始得到恢复，还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这一时期报业在倡导思想解放、推动改革开放方面贡献巨大。比如，《人民日报》关于深圳特区的报道，《人民日报》和《工人日报》关于“渤海钻井平台事故”的追踪报道，《福建日报》关于给国营企业“松绑”的报道，《经济日报》关于“关广梅现象”的讨论，《浙江日报》关于改革创新的报道，《中国青年报》关于大兴安岭火灾的系列报道和评论，《解放日报》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评论等，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以后各项改革措施的顺利出台和贯彻实施做了思想舆论上的准备。
其二，这一时期报纸的数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据统计，在1980年1月1日至1985年3月1日这段时间内，全国新创办的报纸总数达1008家，平均不到两天就有一家新的报纸问世。正是因为报纸像雨后春笋般涌现，一个以党报为中心，多层次、多品种的报业新格局初步形成。
其三，我国报业的作业模式由沿袭千年的“铅与火”向现代化的“光与电”全面转换。1986年9月，经济日报社率先采用了有“中国激光照排之父”、“当代毕昇”之誉的我国科学家王选教授主持发明的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成为“世界上第一家采用计算机激光屏幕组版，整版输出的中文日报”。至1994年4月，位于世界屋脊上的西藏日报社采用北大方正系统出报，国内省级以上报纸全部实现了计算机编排、激光照排新技术。千年的汉字印刷术获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生，我国报业跟上了世界传播技术进步的潮流。
这一时期，晚报的复刊和创刊成为中国报业一大亮点。上世纪50年代，我国曾有一批深受读者喜爱的晚报。《新民晚报》社长赵超构“软些，软些，再软些”，“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办报理念诠释了读者喜爱晚报的原因。但是，“文革”期间晚报被认为是“封资修”的残余，几乎全军覆没。1979年11月，《南昌晚报》率先复刊。两个月后，昆明《春城晚报》创刊，因其是“文革”后创刊的第一份晚报，在业界有“报春燕”之称。其后，《北京晚报》、《羊城晚报》、《新民晚报》等老牌晚报先后复刊。晚报阵营不断壮大，成为我国报业大军中充满朝气的一支生力军。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之后，整个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大大加速，报业市场化进程的步伐也明显加快。据1994年的统计，全国绝大部分省级以上的党报以及大约半数的地市级党报已经结束了吃“皇粮”的历史，走上了“独立核算，盈余留用”的自我发展的道路。同时，一部分适应市场需求新创办的非机关类报纸，则走上了“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自我发展”的企业化办报道路。由国家出钱办报纸的局面基本得以改变。报业不仅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力军，同时也成了创利能力很强的一个新兴的文化产业。
四、走入市场的新中国报业（1995—2003）
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定，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加快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顺应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1995年1月1日，我国第一家都市报——《华西都市报》在成都问世。《华西都市报》定位于市民生活报，并宣称“市场需要不需要，读者喜欢不喜欢，是衡量我们办报的标准和试金石”。创刊第一年发行量即达11万份，盈利70万元；第二年发行量增加到25万份，盈利920万元。
《华西都市报》的一举成功，引来模仿者无数，都市报旋即风靡全国。在广州，《南方日报》创办了《南方都市报》；在福州，《福建日报》创办了《海峡都市报》；在石家庄，《河北日报》创办了《燕赵都市报》；在武汉，《湖北日报》创办了《楚天都市报》……形成了蔚为壮观的“都市报现象”。
都市报为什么会成功？原因自然是多种多样的，但归根结底在于“市场”。都市报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新闻竞争的产物，也是报业改革深化的产物，因而其新闻采编与经营运作就完全不同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党报和晚报，必须在市场上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都市报的崛起意味着中国的报纸回归了新闻本位、受众本位的理性，真正把读者的需要当作办报的目的，真正把报业经营作为报业发展壮大的手段。可以说，都市报的兴起与繁荣是新中国报业60年发展史册上尤为辉煌的一章。
尽管都市报在快速发展中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炒作、煽情、虚假新闻、庸俗广告等等，但其主流是“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积极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努力反映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在相当程度上做到了党的要求与人民群众的需要相结合，成为城市居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成为党和人民都满意的报纸。更令人欣慰的是，经过市场的历练，越来越多的都市报不仅仅着眼于发行量的涨跌、广告经营额的多少，而是怀有强烈的新闻职业精神，抱持着专业主义的理想，开始进入主流。像《南方都市报》的口号是“办中国最好的报纸”，《新京报》声言“负责报道一切”。不管现实与理想还有多大差距，这种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张扬正是新时代中国报业能够有所作为的底气和根基。
都市报的横空出世、异军突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报业奇迹，也加速了中国报业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进程。从宏观来看，都市报虽然成长很快，但毕竟过于零散，不利于做大做强；从微观来看，都市报多脱胎于省级党报，由于体制的束缚，它与母报之间一直存在着利益纠葛。因此，改革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体制和机制，走以产权为纽带的集约化经营道路，就成为我国报业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于是，由扩版——增加报纸版面，到“扩军”——增办子报子刊，再到兼并——收编其他报刊，一些党报或实力较强的报纸悄然出现了扩张的态势。比如，1993年济南日报社率先兼并《市场导报》，1994年新民晚报兼并了《体育导报》和《围棋》杂志，《解放日报》还跨行业兼并了上海第三十六织布厂，用于新印务中心的建设……。恰在此时，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入世”之后有可能面临的国际传媒业的挑战，刺激了中国报业做大做强的渴望。报业集团应运而生。
1996年5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作为我国第一家报业集团试点单位正式挂牌成立。此后，以省级党报为龙头组建起来的报业集团接踵而至，到2002年年底全国共批准组建试点报业集团39家。这39家报业集团拥有的报纸数量占全国报纸总量的17%，占平均期印数的30%，总印数的41%，总印张的56%，广告营业额的48%。无论是其所属报纸的影响力，还是规模实力和市场竞争力，都代表着我国报业发展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批准成立了一批以地市级党报为主体的报业集团。形成了“正规军”与“地方军”两翼突进的局面。
报业集团的诞生与发展，标志着中国报业走向市场迈出的一大步。
五、深化改革的新中国报业（2003—2009）
进入新世纪，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这是继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和卫生体制改革之后，党中央作出的又一重大决策，把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了深入。2003年6月，中央启动了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正式拉开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序幕。
据统计，党的十六大至十七大其间的五年里，党中央专门讨论文化议题100多个，发出有关文化方面的文件30多个，解决了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发展、公共文化建设和文化事业管理方面的许多问题。我们可以用“1、2、3、4、5”5个数字来概括这些文件的主要精神：
“1”是确立一个目标，即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2”是转起两个轮子，即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
“3”是处理好三个关系，即处理好既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又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关系，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处理好宏观控制力与微观活力的关系。
“4”是抓住四个环节，即重塑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改善宏观管理，激活微观机制。
“5”是探索五个建立，即探索建立新形势下保证党委领导、调控适度、运行有序、促进发展的宏观管理体制；探索建立保证正确导向、富有经营活力的微观运行机制；探索建立体现宣传文化特点，适应法制建设总体要求的政策法律体系；探索建立传播健康精神文化产品，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探索建立吸引国外优秀文化和先进技术，抵御腐朽文化，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开放格局。
报业是我国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然涉及到报业的体制改革。应该说，我国报业的改革自1978年以来一直都在进行着。比如，1979年开始实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方针，1985年《洛阳日报》发起的自办发行改革，1994年《金华日报》的股份制改造，1999年《成都商报》的借壳上市，2001年人民日报社与北大青鸟合作创办《京华时报》……这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都取得了明显的成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但是，以往的种种改革基本上是适应性的局部改革，并没有真正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也没有能够全面地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报业新体制。因此，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求对报业体制进行实质性、根本性的改革，主要解决六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促使权力进一步退出报刊经营领域，逐步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二是培育和重塑新型的报刊市场主体；三是打破行业和区域壁垒，推动报刊跨地区、跨媒体经营；四是开辟安全有效的投资、融资渠道；五是建立科学的报刊评估论证体系和发行量认证制度；六是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显然，这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伟大工程。
6年来，从采编经营“两分开”开始，我国报业的体制改革逐步向“事转企”、“独转股”、国有传媒授权经营、股份制公司上市融资稳步推进。
2004年，被确定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的《中国证券报》、《电脑报》转制为企业。其中，电脑报社不仅完成了“事转企”的改革，同时还完成了“独转股”和“中外合资”的试验。
2004年12月，从北京青年报社经营业务剥离出来组建而成的北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H股形式赴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市场公开发行，成为内地第一家获准在海外上市的媒体，成为中国报业海外上市第一股。
2005年4月，中国保险报社整体转制为中国保险报业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我国首家整体实行股份制的新闻机构，也是我国行业报体制改革的一次重要尝试。
2007年4月，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与新华传媒公司签订协议，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控股新华传媒，完成了借壳上市的华丽转身。
2007年9月，由机电商报社整体转制而成的北京卓众出版有限公司宣告成立，成为第一家集报刊主办、图书出版和经营于一体的出版企业。
2007年11月，由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控股的广东九州阳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粤传媒）在深交所挂牌上市。粤传媒的上市开创了中国证券市场的两个先河：它是第一家经过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在境内主板上市的传媒公司，同时也是首家成功由三板转到主板的公司。
这一个个标志性事件，树起了中国报业体制改革征程上的一座座里程碑。
2009年4月，新闻出版总署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可以预见，未来的三年，是中国报业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通过体制改革，一大批新型报业市场主体将脱颖而出，一批国内一流、国际上有影响的报业传媒集团会初具雏形，一个更具活力、更有竞争力的报业市场将崛起在世界的东方。
六、面向未来的新中国报业
六十年，一个甲子；六十年，沧桑巨变。伴随着新中国前进的脚步一路走来，中国报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如今，我们有各类报纸1943种，年总印数达到442.92亿份，日报出版规模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报业大国。
但是，毋庸讳言，在这个崭新的时代中，中国报业也遭遇到了成长道路上又一个更为严峻的挑战。就在中国报业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转企改制、意图发展壮大自己之际，新媒体的迅速崛起，使之陷入了空前的生存危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促使传媒业发生了深刻的革命。1994年4月20日，我国首次接入国际互联网，成为拥有全功能互联网技术的第77个国家。短短15年间，截至200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3.38亿，手机上网用户超过了1.5亿。一大批基于新技术的传播载体纷纷涌现，新闻网站、搜索引擎、聚合站点、网络论坛、博客、播客、手机、移动多媒体，乃至新近出现的微型博客，极大地丰富了人们收发信息、沟通交流的方式和手段。在新技术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几乎完全习惯于网络，依赖于新媒体，这给纸介质的传统报业带来了显而易见的挑战，传统报业的发展空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挤压。
传统报业还能继续生存下去吗？它的出路在哪里？它的希望又在哪里？这疑问不仅发自社会，也缠绕在报人的心头。2005年盛行的“报业冬天说”，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表达了报人警醒的意识，促使报业从业人员认真思考报业的前途，切实谋划报业的未来。
2006年8月，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全国报纸出版业“十一五”发展纲要（2006-2010）》，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报业发展的专项纲要。纲要提出，要“积极应对传播技术变革挑战，加快推进‘数字报业’发展战略。重塑报纸出版业的行业边界和业务形态，推动多元传播格局下报纸出版方式和报业经营模式的转型，实现报业核心竞争能力与信息网络传播技术的深度融合，牢牢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条件下的舆论宣传和市场竞争主导权”。纲要还具体制定了“数字报业实验室”计划，探索数字化、网络化的新型报纸出版形态、运营环境和监管方式。
“中国数字报业实验室计划”启动后，中国报业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与新媒体融合的数字化转型探索之中。报纸出版单位加强新闻网站的投入和建设，发展手机报和移动多媒体接收终端，利用二维码技术推动跨媒体融合，试验数据卫星传输项目，开发报业全媒体数字采编发布系统，打造电子商务……在面临转型的压力之下，传统报业开始突破既有的媒介边界，加速进行跨行业跨媒介的尝试，以应对危局，发展自己。一些报业集团适时更改了集团的名称，由报业集团更改为“传媒集团”。比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广东惠州报业传媒集团、江西日报传媒集团等。一词之改，昭示了中国报业面向未来的雄心壮志。
60年，风雨兼程；60年，春华秋实。与新中国一同成长的中国报业，必将伴随着新中国的崛起和富强走向繁荣与壮大。
中国报业的明天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