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液透析报告:外交与分歧：史迪威、魏德迈与蒋介石

正如前面所说的，美国并不总是认为蒋介石是一位最满意的战时盟友。蒋与毛泽东之间的长期分歧清楚地表明：一俟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内战将是不可避免的。

蒋介石与史迪威将军也发生了争吵。1944年7月，他越过史迪威将军请罗斯福总统派一位有影响力的人来中国，该人要享有总统的充分信任，蒋介石本人能够与他在所有的政治和军事问题上进行合作。蒋介石需要一个富有远见、有政治能力和想像力的人，因为他相信军事合 作必须建立在其他领域合作的基础上。

直接联络的建议与罗斯福通过个人代表处理事务的爱好是相违背的。罗斯福5月份就曾经告诉华莱士，他相信美国的调停者能够“与其他人一起商量”并达成政治妥协，罗斯福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这样做。罗斯福担心假如中国发生内战，俄国人可能会乘机夺取中国东北。

8月10日，罗斯福总统通知蒋介石，他挑选了赫尔利少将担任这个工作。61岁的赫尔利将军是一个来自俄克拉何马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律师兼投资人。他自命不凡，自以为具有高超 的谈判能力。事实上，战前，他曾经在与墨西哥的谈判中为辛克莱尔（Sinclair）石油公司争取到有利的结果。与赫尔利将军同行的是唐纳德·纳尔逊（Donald Nelson），此人是美 国前战时生产局局长，被派往重庆协助中国政府计划和组织生产。

赫尔利的挑选缘起于陆军部。起初，关于使命的目的，在他和陆军部或国家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别。与中国战区的其他许多美国军官形成反差，他们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知识致使他们在中国国内问题上选择支持某一方，赫尔利则把自己看成是只代表美国的利益和目标，他努力从这个立场而不是个人信念来行动。

根据赫尔利将军给国务院的报告，白宫8月18日给他的指令如下：

充任美国总统向蒋委员长派出的私人代表；

促成蒋和史迪威将军之间的和谐关系，并协助史迪威将军对自己麾下的中国军队行使指挥权；

完成一些与军事供应有关的其他任务；

保持与大使高思的密切联系。

一旦蒋介石同意接受赫尔利将军和唐纳德·纳尔逊担任罗斯福总统的发言人，罗斯福将向委员长施压，让史迪威将军指挥蒋介石麾下的全部中国军队。在马歇尔8月12日提议、8月23日 发出的一个信息里，罗斯福催促蒋介石尽可能“根据军事状况的严峻性，根据慎重考虑、周密的安排尽早采取行动，以产生决定性的结果”。罗斯福总统明白在渴求的指挥岗位上安排一位美国军官的政治困难，但他确信赫尔利将军、史迪威将军和他们两人之间能充分理解这 个政治难题。

赫尔利将军在中国的旅途是1945年8月18日以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开始的。他和唐纳德· 纳尔逊经由莫斯科飞到重庆，在莫斯科，他们与俄国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交换了中国的情况。按照唐纳德·纳尔逊的解释，他在中国的主要事情是中国的经济事务，而赫尔利将军则是军事事务。因为同中国在战时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要取得这种合作，美国政府必须支持委员长并促成中国的完全团结。

唐纳德·纳尔逊问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莫洛托夫回答说，中国对加强与苏联关系的兴趣不大，中苏关系近年来恶化了。莫洛托夫接着说，时下中国人民的状况是，有人错误地将那些仅仅对自己的经济状况表示不满的人称为共产党。当他们的状况改善后会忘记这种政治倾向。莫洛托夫说，苏联政府不应该与“这些共产主义分子”牵扯在一起或因此受指责。实际上，假如美国帮助中国统一、改善他们的军事和经济状况，并为此选择最好的人，苏联将很高兴。莫洛托夫很清楚地表明，蒋介石在努力通过改变政策来改善中苏关系，苏联对中国政府的事情不感兴趣。

正如后来赫尔利在报告中反复提到的，这个谈话对他的地位非常重要。他对中国内部纷争的处理表明他的这种信心：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将会积极响应创建联合国民政府的倡议。他相信，假如苏联人支持蒋介石或至少旁观，中国共产党将会被劝说不奉行激进的革命路线。蒋介石会觉得安全并准备接受与中国共产党的有些具有实质意义的妥协。

赫尔利将军于9月6日到达重庆，并在10月中与谢伟思进行了简短的谈话。赫尔利将军从未读过谢伟思的任何报告，又不愿意听取外交人员的意见。不久后，谢伟思前往华盛顿参加政策讨论并报告他在延安的情况。当他在华盛顿时，谢伟思向罗斯福的长期顾问霍普金斯建议，高思打算辞去驻中国大使之职。高思的决定是发泄他对赫尔利浮躁举止的不满和对蒋介石拒绝与中国共产党妥协的沮丧情绪。谢伟思警告说，以他之见，用赫尔利取代高思将是灾难性的。

其间，赫尔利满怀信心地返回重庆，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并对史迪威将军持赞许态度——赫尔利与史迪威将军已经建立了某种有趣的和睦关系。赫尔利在9月7日与蒋介石会谈。接着赫尔利给罗斯福发报说，蒋介石正准备给予史迪威将军实际指挥三军的权力，并对他完全信任，但“我们还没有解决任何细小问题，这种问题无疑难以解决”。

赫尔利把莫洛托夫的话告诉了蒋介石，希望以这种方式消除委员长的疑虑，中国共产党并不受苏联的控制，减轻他对共产党的担心。但高思认为，中共和国民党互相怀疑彼此的动机。尽管高思觉得可能会有有限的妥协，但他对能否消除广泛基础上的互不信任表示怀疑。可以为特殊集团和团体提供这样的解决方案，也许组成一个委员会来处理中国面临的严重的战争危机。国务卿科戴尔·赫尔(Cordell Hull)同意高思的看法，他敦促大使规劝蒋介石安排他 与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代表周恩来之间的会谈，这样可以告知中国共产党，统一是迫切的。高思应该通知赫尔利、史迪威将军和唐纳德·纳尔逊，他正在进行这项工作，并可能与他们中的一位或几位去见蒋介石。

在《抓住龙尾》一书中，戴维斯回忆赫尔利张扬的个性，并不满足于单独处理总统交给的使命，即调和史—蒋矛盾和让史迪威将军顺利行使指挥权。在9月12日，他给委员长提交了一份十点议程。只有最后四点涉及史迪威将军的权力。前六点是中国转型的一个必要前提：

1. 中美合作的最高目标是，为立即打败日本和解放中国，实现中国所有军事力量的统一；

2. 为达到上述目标，与中国携手建立与苏联和英国之间的密切和谐关系；

3. 所有军事力量将统一在委员长的统率之下；

4. 集中中国的一切资源支援抗战；

5. 将支持委员长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政治统一而进行的所有努力；

6. 向中国提交当前和战后经济计划。

在9月的后期，赫尔利交给蒋介石两份文件。一份是任命史迪威将军为中国战区陆军和空军司令官的草案。另一份是蒋介石给史迪威将军的指示草案，美国战地指挥官要“立即着手 改编并重新部署陆军和空军”。该文件命令史迪威将军可以组建并装备部队，解散旧部队，而且可以不管现行的管辖权限，把个别军人和部队从这个司令部调到另外一个司令部。最后，史迪威将军要改善部队的生活条件和给养，为此，要发给收据，由政府给予偿还。

要是赫尔利了解他向委员长提出的要求的含义，他一定会吓呆的。反映了史迪威将军愿望的两个文件要是付诸实施的话，会让摇摇欲坠的蒋政权机构垮台。在一个已经习以为常和蓄意制造的士兵营养不良、遭受剥削、饱受虐待和从士兵身上谋取好处的军事制度下，即使是改善部队生活的建议，也会受到连级以上大多数军官的抵制；而且如果他们的反对遭到拒绝，定会摧毁深受通货膨胀之累的经济，中国的财政也无力支付戍守或部署在各地的军队在当地征用的给养。

几乎每天，有时一天有好几次，赫尔利和委员长讨论扩大史迪威将军指挥权并使双方都满意的途径。在此期间，军事状况日益恶化。蒋介石希望云南的军队从缅甸边境出发（刚占领了腾冲，还需要占领龙岭就可以控制整个缅甸公路）来保卫昆明。史迪威将军向马歇尔报告了这一请求，马歇尔正在魁北克与丘吉尔、罗斯福和联合参谋部成员一起参加会议。他们计划光复整个缅甸，把蒋介石的军队从边界撤回来将使整个光复计划搁浅。

9月16日，罗斯福总统发给史迪威将军一份内容激烈的电报并转交给蒋介石。该电报用第一人称写就并用特殊密码发送，这样可以发送原文而不是意译的东西。电报的开头表达了总统的信念，在读了关于中国的最新报告后，除非他马上照办，否则蒋介石会面临灾难的后果：一是增援中国在萨尔温地区的军队并加强防御；二是给予史迪威将军“无限制的”三军指挥权，总统说他信任委员长，他的远见卓识指导和激励了战争中的中国人民，他将会明白采取这些步骤的必要性。总统非常坦白地表达了他的想法，信的结尾写道，因为“很明显，进一步的耽搁将使所有你我拯救中国的努力无效”。

当史迪威将军带着总统的信来到时，赫尔利19日下午在蒋介石的官邸与蒋举行会议，史迪威将军拒绝了蒋介石请他会见在场的其他高级官员的请求，他请求赫尔利出来一下，并向他出示了罗斯福总统的信。赫尔利想自己传达信件，他告诉史迪威将军说，“不应该现在，因为强硬的语言，这样做会让他感到被迫对我们的要求做出让步……他已经要派兵南下来增援萨尔温，他要任命你为总司令”。

当然，从政治上来说，最好是总统的私人代表而不是史迪威将军来传达罗斯福总统的信件，因为委员长觉得除了毛泽东外，史迪威将军是他最讨厌的人了。还有，在一个蒋介石、赫尔利和其他高级将领参加的会议上宣读信件将会使蒋介石更加尴尬。赫尔利回忆说，当蒋介石 宣读电报的中译本时，他就好像太阳穴神经被撞击了一样，但没有任何情绪表露，他只是说 “我晓得了”。接着他伸手去拿他的茶杯却把盖子盖反了。而史迪威将军按中国的习惯来理解，“我觉得，这个姿态意味着会议要结束了”。接着史迪威将军和赫尔利走了出来。

史迪威将军对自己所看到的最后胜利是如此地高兴，他写了一首诗来评论那个时刻。但史迪威将军和其他人都错误地估计了美国的力量，以为它能迫使无能的蒋介石政权俯首听命于华盛顿。假如蒋介石不愿意行动，他也的确未采取行动，他必须做的一切就只是拖延和缓慢地 前进，他正是这样做的。赫尔利建议蒋介石花时间来把自己的想法和感受理顺，他们会继续讨论实施罗斯福总统建议的条件和方式。不过，当赫尔利起草给罗斯福总统的下一个报告时，对史迪威将军来说，要是他被解职的话，还要重新任命。赫尔利修改了报告，但发现，委员长再也不愿意考虑任何要史迪威将军在中国担任职务的计划。

9月24日，蒋和宋交给赫尔利一封信，请他转交罗斯福总统。信中重申，尽管蒋介石接受美国司令负责他的军队的原则，但他不能接受史迪威将军担任这个职位。迫使他这样做将“招致不可避免的灾难”。赫尔利附加了自己的意见：史迪威已经成为中国的中心问题。只有撤换史迪威才能弥补已经造成的损失。而且，在罗斯福总统任命新的美国最高司令之前，其他问题的解决也没有进展。

最后在10月5日，罗斯福总统发电报给蒋介石：尽管他会找另外的人代替史迪威的总参谋长和主管租借法案的职位，但罗斯福总统想让史迪威留任云南和缅甸的前线指挥官，蒋介石坚持他的要求。10月18日，在一份语气冷淡和商业性的公报中，罗斯福告诉蒋介石，他马上召回史迪威。此后，中缅印战区将分为两个部分：丹尼尔·I.苏丹（Daniel I.Sultan）少 将指挥印度和缅甸，魏德迈指挥中国战区。魏德迈被任命为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他也受权接受委员长任命的总参谋长职位。丹尼尔·I.苏丹少将担任印缅战区的总参谋长，并指挥在缅甸战斗的中国军队。丹尼尔·I.苏丹少将和魏德迈密切合作。

史迪威班子里的有些人觉得选择魏德迈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能与英国人相处，而史迪威与英国人处得不好。新任命使得魏德迈的指挥关系要比史迪威努力运作的要简单得多。

魏德迈满腹狐疑地前往中国。在华盛顿，他曾经是马歇尔手下的参谋人员，他曾经听说关于委员长的可怕事情。他也听过史迪威关于蒋介石不诚实和缺乏军事知识的观点。魏德迈觉得史迪威是中国的最高权威，所以他对去中国觉得吃惊和不愿意，他还发现史迪威已经离开中国。魏德迈本指望史迪威能作为一个美国同伴，给他简单的事实通报，但史迪威已经于10月21日离开了中国。魏德迈也预料到史迪威不但对自己因为政治理由而去职，而且被比自己年轻15～20岁的人所代替而愤怒。

魏德迈将军在飞越驼峰后到达昆明，第十四航空队指挥官陈纳德将军在昆明会见了魏德迈将军。但陈纳德将军与史迪威没谈多长时间。结果，没有人告诉魏德迈将军前战区司令史迪威都做了什么处置或者他给遥远的军官都下达了什么指示。中国和美国差不多一样大，在重庆总部的魏德迈将军就好像以前在芝加哥一样，被赋予用落后的道路和有限的通讯设施来管理佛罗里达和新英格兰的职责。

魏德迈将军在1944年10月31日就职，不同于史迪威，他经常依靠灵活性去调和而不是严格坚持要点。他的指令如下：

1. 关于他指挥下的美国军队，他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从中国发动的空中攻势；

2. 他要继续协助中国空中和地面部队进行战斗、训练和后勤支持；

3. 他要控制租借法物资在中国的分配，总参谋部有优先权；

4. 他与中国军队的关系是建议和协助委员长完成抗击日本的军事战役；

5. 除非是为保卫美国公民的生命和财产而在必要时，否则不得使用美国物资压制内部争斗 。

对于战争期间大部分时间里像谢伟思这样在中国的人来说，史迪威的被召回标志着中美关系的又一次倒退。蒋介石已经利用史迪威不受欢迎的消息收回了让史迪威指挥军队的承诺；因为史迪威已经发布了消息，他仍然是蒋的下属。在泄露的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秘密”谈话里，蒋威胁要在没有美国支援的情况下继续抗战。加上史迪威的脾气，实际上这里有许多关于他的抱怨，蒋坚持自己作为国家元首的特权，而赫尔利则支持蒋，也导致罗斯福决 定召回史迪威。这个故事可能有巨大的重要性，因为这反映了南中国军事重要性的下降和华盛顿认识到中国在战后将不会是一个大国。

很久以后，戴维斯得出结论：关于史迪威的指挥权之争是两种错觉的结果。一是美国对中国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体现了一种内疚的因素，因为美国没有在日本侵略时跑来拯救中国。另一种是这样一种信念——美国以为能在很大程度上按照它的愿望来确定中国事件的进程。不过当时罗斯福总统对史迪威的召回所发生的指挥权的事情看做是“性格的问题”。它并不涉及战略、物资分配或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很明显，个性是有冲突的，因为尽管史迪威了解中国，但他不是为战争中装病而高兴的人。因为他努力让蒋占领敌人的战场经历了种种挫折，这让他变得不耐烦了。

另一方面，蒋介石从未容忍周围对其政治计划的任何反对，而且他也不会容忍一个敌意的外国人，尤其是此前一直是一个陆军上校的人。史迪威被召回后，委员长受到美国的强硬威胁就更少了。不过，他不得不时时想到美国人，因为这个变动使美国人有更大的自由决定将他的军队所需要的资源送到什么地方。而且，他的胜利也不像他以前所想像的那样，因为他已经失去了用美国人的钱将国民党军队重新改造成一支有效率的现代军队的机会。

像与他一起共事的人那样，将史迪威说成是有洞察力的无私英雄和中国未来的救世主也是不正确的。实际上，与像陈纳德这样的美国人和像帮助戴笠建立秘密警察的迈尔斯（Miles）上将这样的海军军官相比，他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除了他建立一支强大的高效的美国式中国军队的想法外，史迪威对中国乏善可陈。他的改革集中在美国指导下培训一支中国军队，后来在越南进行了试验而结果证明是灾难性的。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在《追寻历史》一书中认为，史迪威是政治斗争中的无辜牺牲者，他太骄傲、太老套而无法改变。他是在中国的第一个美国人，坚持增进美国的利益，要求在政治上没有外国的国家元首。当史迪威提出这个要求时，他没有认识到什么东西对美国人有益，这样情况下进行的战争努力将对其他民族有害。不过美国与延安建立联系后，把战地司令史迪威召回似乎把美国放在了中国国内斗争国民党的一边。许多察觉到中国共产党力量增长的人觉得，假如美国反对中国共产党，就会发现自己陷入无尽的麻烦之中。

指挥权的变动也影响到了“迪克西使团”的地位、目的和未来。总之，使团是要建立与中国共产党人的联系。中共认为“迪克西使团”与史迪威有关系。中共认为，没有史迪威，“ 迪克西使团”只能是颠簸而行了。中共知道，“迪克西使团”听从重庆的命令。他们仍旧对使团的成员表示善意，在中共看来，他们还与使团成员一块工作。他们尤其尊重气象官员，他们自己携带水和设备，也尊重发报员和官员，他们似乎有安排的任务要干。不过他们逐渐感到，美国人的政策是根本不与他们合作。因此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迪克西使团”需要那么多的人，因为每一架飞机都载来更多的美国人。

一旦魏德迈的任命解决了史迪威事件，赫尔利就着手解决中国共产党。当9月到达重庆时，他已经得出结论：他使命的成功“要在打败日本的目标下将中国的所有军队都集中起来”，而这就靠正在进行的将中国的军队统一的谈判了。因此，在他到达后不久，他就采取积极的 措施来调解中国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9月23日，史迪威仍旧相信赫尔利支持他，他向赫尔利建议共同对抗蒋介石。史迪威想前往延安以便能“对红军提出建议”。可以让中国共产党承认蒋介石的名义上的权威而让他担任真正的战区指挥官。中共的军队将部署在黄河以北，并装备中共五个师。只有在给西安、云南和共产党的师进一步的援助后，才给予蒋介石军队以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