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喷绘机:王光美：毛泽东与刘少奇分歧来龙去脉

2009年11月15日0:41:00

刘少奇同志原本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亲密战友，后来两人怎么出现那么大的矛盾、分歧呢？有人说是权力之争，而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说的是“1962年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962年前无分歧
王光美说，少奇同志1922年和毛主席相识，1943年3月第一次担任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成为毛主席的亲密助手。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党中央分一线、二线，少奇同志主持一线工作。工作中，少奇同志与毛主席难免有些不同看法，但都属于正常的意见差异，从无权力之争，也没有影响两人感情。
1956年党的八大上，少奇同志以毛主席讲的《论十大关系》为基准，作《政治报告》。八大闭幕不久，毛主席认为决议中有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还不够完善，对决议中的一句话的提法表示怀疑。这句话是：“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党的八大前后，国内外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首先是波匈事件和苏联领导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影响极大；接着，国内也出现了不少群众游行示威、罢工、罢课，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严重风潮，甚至出现殴打闹事、要“共产党下台”的事件。为了巩固新中国和执政地位，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致决定，从政治思想和经济建设两个方面来解决问题。
于是，在1958年，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家都是一致赞成和拥护的。大家都以为找到了高速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没想到结果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造成很大损失。大家也有些不同看法和意见，但大都认为主要是下面执行的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却又错误地批判了彭老总，在全国掀起“反右倾”运动，促使“左”的错误更加严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三年经济困难，新中国遭受巨大灾难，这才感到问题的极端严重性。
在1962年总结三年困难原因、寻找克服困难的办法问题上，两位伟人之间才开始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意见分歧。
“四清”运动起分歧
1962年初，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一般通称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成绩和经验教训，共克时艰。少奇同志在大会口头报告中，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在当时听起来颇有些刺激性的话，对毛主席来说不会是愉快的。可以说，这是两人分歧的开端。
七千人大会之后，少奇同志仍然主持中央工作，又在解决困难的措施上同毛主席产生了分歧，这就是农业生产中的包产到户问题。1962年初，田家英从湖南农村调查回京向少奇同志汇报工作，提出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少奇同志表示赞同，并同意田家英向毛主席汇报。但出乎少奇同志意料，毛主席不仅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而且严厉批评了田家英等人。尽管田家英汇报说是个人意见，但毛主席在同少奇同志谈话时，仍对少奇同志前一阶段在京主持工作表示不满，指责他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为什么没有顶住。
毛主席从反修防修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少奇同志对此是赞同的，随着运动的深入进行，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主要在运动的性质和工作方法上出现了分歧。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多次对少奇同志进行不点名的严厉批评。首先是在运动的性质问题上，少奇同志的着眼点主要放在整顿基层组织的基层干部上，他虽然提出过“追上面的根子”，但仍认为问题主要在下面。毛主席更多考虑的是党内当权派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反复强调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严重形势。他坚定地认为，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特别是那些“当权”的腐败干部最危险。在运动的具体做法上，毛主席对少奇同志也是不满意的，后来还不点名地进行了严厉批评，主要是批评工作队搞“人海战术”、“繁琐哲学”、“扎根串联，搞神秘化”。
这次会议起草和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会后，少奇同志主动找毛主席，做了自我批评。尽管少奇同志做了很多努力，但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之间的裂痕并没有消除。1970年12月，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到必须把少奇同志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林彪等人推波助澜
“二十三条”下发全党后，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轰轰烈烈”的效果，反倒更加冷冷清清，搞不下去。
一贯爱窥视和揣摩毛主席心事和想法的林彪、康生和陈伯达一伙早已看在眼里，极力拉拢江青达成交易。林彪帮江青从部队打开文艺界缺口，树江青为全国“文艺旗手”；而康生则敏感地发现北京大学“四清”运动中聂元梓等人对学校党委的不满大有文章可做，制定了“从北大点火，往上搞”的策略，派老婆曹轶欧到北大直接策动他们造学校和北京市委的反，贴出火药味极浓的大字报，震动了中央高层领导。
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都支持北京新市委的严肃批评。以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对少奇同志的表态极为不满，暗地里写信向毛主席告状。
1966年6月1日，毛主席批示同意，向全国全世界播发了聂元梓他们的大字报。林彪、江青、康生和陈伯达他们一伙特意抬出“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名义点火造势，终于以学校为突破口，使“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少奇同志请示毛主席后，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商量对策，并经毛主席同意，决定派工作组控制混乱局面，维护社会稳定。而以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却鼓动造反学生抵制，掀起反工作组浪潮。1966年7月18日晚毛主席回到北京，陈伯达他们“恶人先告状”，少奇同志赶到丰泽园时却吃了“闭门羹”。
围绕工作组问题，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发生了严重矛盾和激烈冲突。1966年8月4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会上，毛主席大发脾气，严厉批评少奇他们害怕群众，少奇同志忍不住当面顶撞：“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毛主席批评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运动搞专政，少奇同志又当堂抗辩：“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而且决心抗到底：“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这是少奇同志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毛主席正面冲突。毛主席也不曾想到少奇同志会当众这么坚决地对抗自己和群众运动，回想起以前的分歧更为生气，第二天就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表明他决心搬掉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这两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大障碍。
然而凭心而论，毛主席虽然对少奇同志很不满，但还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是自己同志犯错误，并没有立案审查，更没有要把少奇同志整死。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还说：“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少奇同志提出要到群众中去锻炼，毛主席劝他：“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建工学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同志去“检查”，毛主席立即批示周总理“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从而保护了少奇同志。
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单独召见少奇同志，也没有批评少奇同志。当少奇同志当面请求辞去全部职务、回老家种地，恳请解放广大干部，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的时候，毛主席没有生气，也没有表态，一直沉吟不语，只是不停地吸烟。毛主席藏在内心深处的苦衷，就连少奇同志都看出来了，回家以后他对王光美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这次相见，竟成永诀。《百年潮》
网络编辑：王敏
毛主席刘少奇路线分歧由来已久！
古彭万俟轩
最近，有一篇“王光美揭秘”的文章在网上很火，文章题目是：《王光美揭秘：毛泽东与刘少奇分歧来龙去脉》。该文一开始就明确告诉读者：毛主席与刘少奇之间在1962年之前没有分歧，只是在1962年总结三年困难原因、寻找克服困难的办法问题上才开始发生意见分歧。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也是别有用心的。
其实，毛主席和刘少奇之间的路线斗争和分歧由来已久。从建国初期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其间至少出现过几次比较大的意见分歧，而且也曾有过比较激烈的“交锋”。这些分歧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意见不合，也不是工作方法上的差异，都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都是关于走什么道路、坚持什么路线的原则分歧。
建国前后关于“富农政策”的争论，就是毛主席与刘少奇之间，关于中国究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究竟是保护贫下中农利益还是保护富农利益，所发生的最早的意见分歧。此后，毛泽东还曾就建设国家的主张和工作方针问题多次批评过刘少奇。
1949年初，中共中央进驻北平香山之后，毛泽东要刘少奇去天津，直接面见资本家并跟他们谈话。后来毛主席看了刘少奇的讲话稿，感到这个讲话有问题，认为刘少奇的关于资本家“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等说法是不妥当的，不应该这么讲。毛主席之所以对刘少奇关于资本家的说法表示不满，就是因为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1951年7月，刘少奇在中共山西省委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报告上批示，指责山西省委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见了这个批语后很生气，直截了当地说：刘少奇不准备搞社会主义。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了刘少奇等人“保护私有经济，保护资本家财产”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路线错误，并从理论上概括出刘少奇右倾思想的主要表现。关于建国初期毛刘两位中央领导人的路线分歧，笔者曾于今年8月7日、8月10日先后撰写了《毛主席与刘少奇建国初期的第一次“公”“私”较量》及“续篇”两篇文章，比较详尽地介绍了他们之间产生分歧的原因和来龙去脉。
在1956年党的八大会议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这次大会的会议决议，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写了这么一句话：“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毛主席认为有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不完善、不准确，对上面的提法表示怀疑。这个时候，毛主席已经敏锐的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社会主要矛盾应该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大家都知道，从1956年4月份开始，毛主席有意退到二线专心致志地做一些理论研究，提议让刘少奇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此后毛主席曾多次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和要求，毛主席通过多次耐心细致做工作，1958年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讨论终于通过了《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1959年4月18日至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会议的开幕式。大会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笔者曾就这一历史史实于今年10月9日、10月10日先后撰写了《毛主席是新中国主动“禅让”第一人》、《毛主席是真心实意辞去国家主席的》等两篇文章，对毛主席退居二线、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有详尽描述。这些文章可以在笔者的博客或相关网站上找到，网友和读者可以查找对照参考。
众所周知的是，在毛主席退居二线、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的大跃进时期，刘少奇“头脑发热”，亲自在河北徐水县搞试点推广特大型人民公社，搞共产主义试点，由DXP掌控的《人民日报》也紧跟造势宣传，结果全国范围内掀起大刮“浮夸风”、“放卫星”、“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极左思潮。毛主席发觉后，当即派人奔赴全国各地调研，并先后七次召开会议进行“纠偏”。可以说，这次“纠偏”是毛刘之间发生严重分歧的具体表现。对此，网友和读者可以参考当时的历史资料和文献，也可具体查找毛刘在大跃进期间的有关文章和论述。
尽管如此，毛主席对刘少奇并没有放弃希望，还是非常信任的，并始终采取批评教育的方式来解决两人之间的分歧。正因为毛主席的无私胸怀和宽阔胸襟，尽管他们之间在究竟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意见分歧很大，却并没有发生严重冲突。只是到了七千人大会之后，特别是到了四清时期，由于刘少奇的顽固态度和更加极端的表现，这才促使他们之间的分歧达到无法调和的地步。毛主席万般无奈之下，只能与刘少奇分道扬镳了。
《王光美揭秘：毛泽东与刘少奇分歧来龙去脉》一文，把毛刘之间的最早分歧说成是1962年之后，分歧根源也一直回避“路线之争”，说成是“总结三年困难原因、寻找克服困难的办法问题上”，这是在有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果说，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对刘少奇的做法开始“不满”的话，这与七千人大会之后的“不满”还是有区别的。1962年之前毛主席对刘少奇是信任的，认为刘少奇只是认识上的错误，对他仍抱有期望，希望在教育说服的基础上促使他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但到了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以后，刘少奇从“极左”跑到“极右”。他先是在农业生产中极力推行“包产到户”，试图把社会主义方向扭到资本主义轨道；四清时期，刘少奇的“整群众”与毛主席的“整干部”又发生严重对立。毛主席这才意识到，刘少奇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路线、死心塌地在资本主义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的头面人物。此时的毛主席不仅感到失望，而且认为刘少奇等人已经不可救药。为了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为了避免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了避免亿万人民重新回到旧社会，这才断然发动文化大革命，与刘少奇的资本主义路线进行大对决。
“王光美揭秘”一文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想以此说明毛刘之间不是路线之争，不是政见之争，只是工作方法上的不同。其实，这与有些人把毛刘之间的路线斗争污蔑成“权力之争”一样卑鄙可耻。毛主席的一生光明磊落，唯有主义之争，从来不存在私人恩怨。1965年，毛主席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我多次提出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了我个人，是为了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我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再让他们再走回头路。”这些话可以作为毛刘路线之争、政见之争的有力佐证。
毛主席对刘少奇从抱有殷切希望到彻底失望，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刘少奇面对毛主席的苦口婆心始终不为所动，仍然坚持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观点，顽固推行资本主义路线，这与他的阶级思想有关，同时也应了毛主席20世纪60年代说的那句感慨万端地话：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为首分子，“想改也难”！
（转载请署名并注明出处）
欢迎光临古彭万俟轩网易博客，并期待您的精彩点评！
http://wangjiting88.blog.163.com


·王光美揭秘：毛泽东与刘少奇分歧来龙去脉
·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

·王光美揭秘：毛泽东与刘少奇分歧来龙去脉--2009-11-15 0:41:00

首页 |简介 |联系 |广告 |发行
《重庆晚报》版权所有,未经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较场口85号大元广场5楼   邮编：400010
电话：023-966988 E-mail:cqwb@mail.cqwb.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