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东方文化不适合现代企业制度

王石“穿越”了，网友戏言，他买到了“诺亚方舟船票”。在官员指责开发商缺乏道德之前，王石已经动身去美国游学，说是3年后回来。

坚持戒酒还能找出的一个理由是宗教，这当然就相当含糊，别人一听以为你信教了，其实不是。

接下来才是意志力。我曾经说过“不喝了”，这话毕竟已经开口了。我记得在中亚的时候一个月不喝，没事，因为没有喝酒的氛围。回来了，自己一个人，看着啤酒或者葡萄酒，喝还是不喝？干脆就看个十分钟，坚持就过去了。

也破过一次例，企业家聚会，上海一个影响力很大的企业家就是硬敬，我不喝别人面子挂不住。

人物周刊：提到宗教，你说在中国要建立有教堂的商业文明，在中国当下有可能么？你对现在的商业环境失望么？

王石：我是企业家，不好越界，我只能去谈房地产，比如万科的行为。我说不行贿，别人都不信。房地产不行贿？不可能的。但万科就是把不可能的做成可能了，而且做得挺好。

我们反思金融危机，原因就是不负责任的透支，消费主义至上。

对于我来讲，现在还好一点，过去几年，不要说媒体，我的团队都对我的言论有过批评，这涉及到职业操守。

我个人当然是积极向上的，尽管从历史主义来看一定是悲观的。文明的兴起衰落是很正常的，中华文明之前也有过辉煌期，但不能说我们就不努力了，恰恰是这种努力带有悲壮性而显得更有张力，可能是无功而返，但我们没有放弃。

从某种程度说，生命的意义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你一定要死，你就不能说你就不该出生。

现在是科学进步加上人文主义，改变了物种进化过程，已经不是达尔文自然淘汰了。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干预，贫富并没有均衡，而是拉大，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的体型变得越来越滑稽。人类的基因本来就是饥饿型的，吃不饱才有生存。现在是过剩，现在各种病和体型都出来了。你没有发现我现在的年纪和身材显示我是个“异类”？我很骄傲的，这不是遗传的瘦。

这种结果说明控制是非常重要的，不只是不喝酒，在饮食上注意，还要回到大自然。必须这样，你回到物质世界才会珍惜。

人物周刊：对你的指责，年轻人居多，你对年轻人失望么

王石：没有希望就没有失望，现在的年轻人从文化遗传上说没有什么改变，他们是消费主义一代，你以为他们发生了变化，但本质上是没有的。

如果是40年代到6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对于捐款等事情有这样的姿态和认识，我可以理解。现在，当80后还出现这样的姿态，你会发现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并没有什么改变。指望消费方式改变，去吃吃麦当劳就能改变什么，不可能的。

人物周刊：学术界对于所谓国进民退现象讨论很热烈，你怎么看？

王石：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这不应该是零和游戏的关系。社会是多元的，如果允许不同观点谈论，本身是好事。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往往不论是非，只论立场。先确定你是哪个阵营的。就像毛泽东时代说的那样，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这是一种霸权。

我觉得很有意思，这30年才允许讨论这类问题，以前是根本不允许有不同意见。

人物周刊：现在你一直以宣扬环保、从事公益的面目出现，你觉得对于这一代企业家来说是不是一定要经过“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先后过程？

王石：共性是这样的，个性会有差异。

对于我来说，或许荣辱更重要。我来深圳，毫无疑问要改变命运。我第一次来深圳是1978年，刚好是改革开放前夕，到沙头角就已经是禁区了，两边都很萧条，但是你在火车上看从香港来的人，他们穿的衣服，大包小包、电视机什么的，马上能感觉出两边的物质生活显然是不一样的。

从物质生活考虑很重要，但这个动因对我来说不是很大，最重要的是自己能选择能做的事情。之前能做什么都是社会安排的，要么当兵要么下乡，显然当兵比下乡好。当兵回来后，要么开车当司机，要么工农兵大学生。当时显然当司机更好，但我选择了进大学。到深圳也一样，因为我能做很多事情。尊严，也就是荣辱对我非常重要。

很多人现在都说你王石不行贿，第一是你自己不用行贿，第二是你当年一定行贿。我甚至非常坦然把自己曾经有行贿意图的故事写出来，两条烟拉关系嘛。

我一直说如果我不行贿不搞不正之风经营不下去，那我选择做不下去。我宁肯出国，去做二等公民。以我的能力出国养家糊口，过上起码的中产阶级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从统计学和人类共性上你说的不错，但是现在多元化、个性化的社会更尊重个人选择，你说的归根到底还是个人选择的问题。

人物周刊：你一直在向西方世界探寻商业文明。回首民国时期，就已经有范旭东、荣氏兄弟、卢作孚这样的优秀企业家了，你怎么看他们？

王石：我们远远到不了那个时代企业家的水平。不论是文化层面还是整体把握操作能力，远远到不了。

就以荣家为例，我们都知道荣家是做面粉和纺织的，和洋面粉竞争，开展大机器运作，引进留学生。

改革开放后，我们知道了差距，开始引入洋设备，结果发现没有技术人员。我印象非常深，80年代初期报纸经常有设备荒废的新闻。荣家也一样，当时洋务运动引进设备情况和80年代初很相像，但荣家做面粉，很快就把人才和设备结合起来，战胜了外国面粉。

荣家是面粉纺织出身，但对企业长远发展有自己想法，比如他们提出大无锡概念，民国初年荣家就向政府提这个意见。新中国建国四十多年后的规划实施方案，就是按照他们的设想进行的。他们当年买了很多地，现在看就是地王。这让我非常惊讶，我是搞房地产的啊！以我对城市的理解，还号称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可是在博物馆看了之后还是非常震撼，我们还没有比过民国初年水平。

我是2005年之后全力做公益，可是荣家辛亥元年就开始做这些事情了，上海的很多私家花园1949年之后被收归国有，其实有非常多的公园本来就是公用的。

你说我们这一代企业家哪里到得了这个水平？

人物周刊：像你们这一代人，柳传志重回一线，朱新礼、刘永行等人还在一线，为什么这一代中国企业家接班的问题这么难？

王石：这不是中国企业家的问题，这是东方文化的问题。东方文化讲究权威，民主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对文化的依赖性决定了只能如此，某种意义上说，东方文化并不适合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更多的是靠制度本身，东方文化讲究的是人的权威和依赖，甚至要靠道德层面的力量。西方企业制度讲究的是大家都可能好也都可能坏，所以一定要有制度性监督。你看西方人很笨，路上没人碰上红灯车照停，不像我们一看没人，过啊，明明不能掉头的地方还是掉头。

车少没问题，可车多呢？就乱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