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夫小学学区房:网易财经读书会张维迎主题演讲全文

2011-05-26 15:07:41　来源:网易财经有73人参与手机看新闻转发到微博(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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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发表主题演讲
张维迎：
谢谢网易财经组织这次活动，谢谢在座的各位朋友，特别感谢许小年教授和任志强教授来参加这次读书会。
人类有250万年的历史，但在过去的250年，也就是万分之一的时间里，发生了两件非常重要的现象，第一个现象，人类物质财富的增长大大加快，大致来讲，根据伯克利大学教授德隆的研究，人类在99.4%的时间里，大概是公元一万三千年前，达到了人均GDP的90国际元；
而到1750年，也就是又过了0.59%的时间，达到了180国际元，在几千年的时间里翻了一番。但在过去万分之一的时间，从1750到2000年，人均GDP增加了37倍，达到了6600国际元。
从这个图形上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发展并不是线性的，它是在漫长的、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的情况下，突然之间在过去250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第二个变化：居住在不同地区人们生活水平的差异开始扩大，在1820年之前，根据曼特斯（音）教授提供数据算出的结果，我们看国家的规模、经济规模与人口规模之间的相关系数，在1820年之前几乎是1，1820年是0.94，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高度相关，也意味着各国之间差距非常小。
但从此之后，这个差距不断扩大，表现在数字上的就是相关系数不断降低，到1973年降到了0.14，这意味着不同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而且持续了200多年，这在学术上被称为“大分离”。
当然，从这个图形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十年里又开始出现了反向变化，相关系数在上升，到2003年时上升到了0.51%，预计到2030年可以上升到0.73%。这一段又可以称为大整合，或者说大趋同。
这当然与中国有关系，无论是绝对量的变化还是相对差距的扩大，都与技术进步非常相关，现在很多人谈经济成长，都会想到技术的变化。大致来讲，200多年前的几千年里，人类技术进步的年率大致不超过0.05%，这意味着每过1500年左右人均GDP才能翻一番；而在过去250年里，技术进步率达到了1.5%，这意味着每50年，人均GDP就可以翻一番。
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经济增长突然加快？为什么技术进步率突然之间加快？并且由于各国进步率不一样，导致了各国间巨大的差异，要理解这个问题，就要理解市场的逻辑。
这张图是亚当斯密在1776年《国富论》里的基本思想，一个国家的财富怎么能够成长，靠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靠技术进步，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靠什么？要靠劳动分工，也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企业在做不同的事情，这样他们就可能带来更快的技术进步。
而劳动分工依赖于市场，没有市场，不可能有真正的劳动分工，特别是市场的规模在决定着专业化和分工的范围，市场规模越大，分工就会越细，分工越细，技术进步越快，技术进步越快，财富增长也就越快，财富增长越快，导致资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由此形成了良性经济增长的回馈。
这对于我们理解过去200年，包括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致来讲，200年的历史也就是人类全球化的历史，中国过去30年的历史，也是我们中国利用国际市场，利用更大规模市场发展我们经济的历史，未来中国发展的路径，亚当斯密的增长模式也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启示。
要理解为什么市场带来巨大的技术进步，带来巨大的经济增长，我们就要谈到最基本的问题——市场的逻辑，而要理解市场的逻辑，我们要回到人性本身。
人类从古到今，从250万年前算起，或者由几千年的文明史算起，有一点是共同的，我们都在追求过更幸福的生活，Better  Life，不论哪一家，甚至包括宗教的学说，都承认这一点，我们看儒家的学说，它建立在一个前提上，人是自我中心的，以自己为中心扩展到父母、兄弟、姐妹、孩子，再一步步地往外扩展，扩展到社会，这也是我们理解各种理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什么叫幸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引申到人的本性是性善还是性恶，（关于这个的讨论）在中国儒家内部都有分歧，但有一点是一致的：人类追求更好的生活。
人类追求更好的生活有什么方法呢？我大体概括一下就是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如何通过别人不幸福而使自己变得幸福，这是强盗的逻辑；第二种方式就是如何通过个人幸福而使自己变得幸福，这是市场的逻辑。
人类的历史大概可以用这两种逻辑的相互作用或者是此消彼涨来理解，比如国家之间打仗利用的是什么？强盗的逻辑，怎么通过使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不幸而使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变得更富有、更幸福；而自由贸易是市场的逻辑，怎么通过使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人幸福而使自己幸福，我们知道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用的是强盗逻辑，没有成功，二战之后它用了市场的逻辑，生产了全世界人民喜欢的东西，所以就变成了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并且持续了几十年时间。
我还要强调一点，强盗逻辑不一定就是我们大街上看到的明目张胆的抢和偷，很多强盗逻辑是合法的，比如多印钞票，通货膨胀，它本质上就是强盗逻辑，进行的是财富的转移，在这个过程中它并不创造价值，而只是使一部分人受到损害，使另一部分人得到好处，这是合法的。后面我们还会讲到在当今社会中，很多强盗逻辑都是合法的。
市场的逻辑某种意义上也是我看到的所有宗教的逻辑，几乎所有宗教坚持的一个观点就是如何与人为善，如何给别人带来快乐，最后回归到只有通过对人快乐，自己才能快乐。所以很多市场的逻辑和宗教的逻辑是一样的。
但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市场的逻辑首先承认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是正当的，但我们有这样一个自由竞争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你只有使别人幸福，自己才能幸福。而宗教更多强调的是人心本身的修炼，我本身要有一颗善良的心，通过做慈善事业去普渡众生，强调的是心，市场讲的是行为，论行不论心，我们看它的结果、看它的行为，不看它的目标，而宗教更多是论心不论行，你也可以说它是论行，但更多讲究的是心，看你的目标、你的出发点是什么。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简单讲一下政府和企业什么区别，企业是市场运行的主体，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政府是通过税收来获得收入的，企业是通过价格来获得收入的；这是它本质的区别。
先看企业，为什么企业要使别人幸福，自己才能幸福？因为它是通过价格获得收入，只有消费者自愿买你的东西，你才会有收入，所以你生产的东西一定要使消费者满意，如果他不满意，不会付给你钱，只有你创造价值，才能够获得收入。而政府是用强制的方式获得收税，也意味着他获得的收入不一定是通过创造价值，不一定是通过使别人幸福，尽管从根本上讲我们需要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变得更幸福，但由于政府的收税方式使它在具体行为中不一定是使别人幸福自己获得收入的，别人不幸福，甚至更不幸，政府的收入也可能会每年以20-30%的速度增长。
政府收入增长和企业收入增长很不一样，企业收入增长意味着你对消费者创造了更大家知，而政府收入增长，不意味着你给老百姓创造了更大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就是强盗的逻辑，而不是市场的逻辑。
但我也要强调，并不是所有企业家做事都是市场的逻辑，如果一些企业可以通过特殊关系搞到资源，甚至进行一些个人不能做的事情，这时它获得的收入也不一定意味着它创造了价值，也就是说，一个企业在市场中也可能会使用强盗的逻辑来赚钱。这样就和政府有所类似。
我这里要说的是，一个企业为什么必须创造价值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私有产权和竞争，因为有私有产权，意味着任何人不能强制掠夺别人的财富，要获得收入只有通过和别人交换，别人愿意交换，就意味着你要给他带来更大的价值，并且还要竞争，竞争意味着你只有比竞争对手给消费者带来更多价值，才能够在市场上站得住脚。
看一下这张图，两个企业之间竞争的本质在于谁为消费者创造的价值多，或者说“消费者剩余”，如果一个企业给消费者创造的剩余是2，另一个是3，第二个就可以打垮第一个，并不一定他创造出的总价值更高。看一下中国这30年，为什么中国的产品遍布世界，不是中国生产产品的总价值比美国或欧洲的竞争对手更高，而是因为中国的成本更低，尽管质量不一定比美国的产品高，但留给消费者的剩余比美国企业生产的要大，这样我们中国的企业就可以打垮那些欧洲、美国的竞争对手，占据市场，这就是竞争的本质。
当我们在市场中，按刚才讲的市场范围越大，分工越细，今天我们所有生产的东西要销售向世界各地，同样，我们消费的东西也来自世界各地，消费者怎么能够相信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市场中如何建立信任，它变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这里有一点我自己认为在理论方面做的小小贡献，我们怎么理解企业，企业究竟是什么东西，市场当中的信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给大家简单举例，企业类似于连带责任的机制，回到历史看，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我们大部分时间是统一的，秦始皇统一中国时中国只有2000万人，大家想想，一个皇帝要管住那么多人是不容易的，了解一下现在的企业，几百几前人老板都会焦头烂额，但中国的皇帝没有电话、没有传真机、也没有电脑，信息流通非常慢，怎样管住这么多人呢？商鞅就设计了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叫做“连带责任”，或者说“连坐制”，一人犯法，株连九族。
有了这样的制度，皇帝就不需要监督每一个人，而是让每个小组带有连带责任关系的人自身监督，比如一个村有某个人造反，皇帝就把所有人都杀了，这样为了自己不被杀头，每个人都不敢造反，这是中国皇帝2000多年来统治中国非常重要的制度。
通过这个，我们看到市场中一个企业承担的就是连带责任，任何一个人，或者在同一个品牌，它们之间就相互承担责任，比如你购买耐克鞋，耐克鞋是由很多企业生产的，如果一家企业生产的鞋出了问题，那所有的企业都会遭殃，因为品牌受损，价格会掉下来，价格掉下来，生产企业、工人、原材料商，利益都会受到损害。从这一点上，我们理解了企业在市场中建立信任的机制，它就是通过连带责任。
但我们平等地承担连带责任也是没有效率的，比如一间大学、一个省，我是陕西人，如果任何一个陕西人做了好事儿，我们都会感到很自豪，我自己也得到了好处，但如果另外一个陕西人干了坏事儿，我自己也受到了连累，人家会说陕西人不好，这样对我的名声不好，就是连带责任，但由于陕西人太多，可能我们并不会注意形成有效约束，使我们很好地相互信任。
但企业是要根据制约的合同机制建立连带责任，为了更好地承担连带责任，企业就出现了所有权、出现了利润、出现了老板，简单来说什么叫老板？所谓老板就是对所有员工承担最后连带责任的人，或者可以这样解释，所谓老板，就是找不到别人的毛病，就都是你的毛病。比如你是一家餐馆的老板，如果你餐馆的服务员、厨师洗菜没洗干净，客户吃了以后中毒住院了，谁承担责任？老板。尽管在客户吃饭时老板根本不在现场，甚至可能在外地旅游，但承担责任的是老板。
而员工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找不到他的毛病，他就没有责任。即使他本身有错误，但只要老板没有发现，他的工资就照拿，这就是员工的意思。
我们需要老板，是要让他对所有员工承担连带责任，不在于这家企业有多少人来承担，比如有十万人就用十万人承担，有一万人就由一万人承担，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这个企业没有老板，大家都拿利润，相信这家企业出了问题，找谁他都不负责任，或者只负一小点责任，这样社会的信任就非常难建立。
企业其实不只为自己承担责任，还为所有上游连带企业承担责任，比如你买了一辆宝马车，开在高速公路上时出了问题，轴承断了，轴承是谁生产的？当然是专门由轴承生产供应商生产的，而轴承为什么断了？可能是由于钢材不合格，而钢材是钢材企业生产的，而不是汽车企业，但谁承担这个责任？是汽车公司，宝马公司。也就是说，一个品牌企业会为所有上游企业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因为他承担连带责任了，就要管理好每一个环节，所以这样的企业是我们市场建立信任的基本制度，企业有所有权，就使得我们更好地让每一个人承担责任，最后使得我们相互信任。
我曾讲过一句话，利润是责任。就是这个含义。并且我讲过，一个人在一个企业，有多大的能力承担责任，你才能够赚多大钱。比如你为十万人的企业承担责任，你可以雇十万个人生产，那赚的钱就多，如果你只能为一个人承担责任，可能你只能开一个小铺子，赚的钱很少，如果你一个人都承担不了，只为自己承担责任，那你就只能当个体户，或者是当雇员。所以企业家的能力在于你承担责任的能力。
看一下，市场上出的很多问题都与此有关，比如两年多前的三聚氰氨事件，一个生产奶制品的品牌公司，意味着不仅要为他所有的员工承担责任，而且要为所有的上游供应商生产责任，奶牛是农村养的，这意味着伊利、蒙牛、三鹿、光明等所有公司必须要为养奶牛的农民承担责任，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没办法监督好农民挤奶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可能掺假，比如掺进三聚氰氨，最后你就要倒霉。
还有最近“瘦肉精”等问题，再看网络公司阿里巴巴，阿里巴巴要为数千万公司承担责任，任何一个企业，只要是在阿里巴巴或淘宝网上交易，他卖了假的东西，就一定会影响到阿里巴巴、淘宝网整体的声誉，所以马云是为数千万人承担责任的。
这种承担、这种能力就要求我们要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制度，这是企业在管理过程中会遇到的很多问题，再说牛奶公司，牛奶公司出问题之后，我那有一个学生在西安生产牛奶，他的牛奶没出问题，我问为什么你的牛奶没出问题呢？他说他早就意识到可能会有这个问题，于是就自己买了产奶机，不让农民挤奶之后再送来，而是让农民把牛拉到他这儿来，挤完奶再把牛拉回去，这个过程就不会掺进三聚氰氨。
可能大家会问一个问题，如果三聚氰氨从饲料里加进去呢？这种技术就没办法管理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家牛奶公司不能保证饲料公司这一环不掺假的话，你的牛奶就不可能做大，需要自己办饲料公司，最后只能是小而全，公司不会有很大扩展。
总结一下，这对我们理解市场非常重要，大的品牌企业类似是在消费者面前立了军令状，要为我们提供保证，保证他卖的东西是真实的，最后出了问题是他的责任。这样我们才可以相信他，市场上有很多卖的东西，为什么只有少数品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个市场上有很多品牌，哪个品牌都记不住，骗了人也不知道是哪个，怎么去追溯他？
这就是经济学上讲的完全竞争，每个行业都有无数个企业，如果一个行业有无数个企业，每个企业对价格都没有影响，这个市场一定是没有信任的，这样的市场也不可能真正存在。我们再看现在政府采取的所谓反垄断措施，其实很多都是反大，企业大了就反你，或者是反竞争性行为，每个企业都要竞争，要给消费者生产更好的东西，就要跟别人不一样，我们要差异化，差异化了之后需求就向下倾斜，它说你有市场力量，有了市场力量就会有效率的损失，所以我们要反你。这些事情和我刚才讲的故事来看都是没有道理的，是有一些理论基础，但理论基础是错的，我们的很多政策都建立在错误的理论基础上。
我还要给大家强调一下，要理解市场，一定要理解企业家，市场整个的创造和进步实际是企业家不断创造、创新的必然过程，我们理解企业家最重要的能力是判断未来的能力，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他要比别人看得更清楚，哪一个人判断未来的能力高，哪个企业家的能力就高，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判断未来，只是我们面对的问题和别人不一样，企业家有更高超的判断未来的能力，如果未来判断错了，最后就要亏损，判断错误意味着你没有为别人创造价值。
反过来说，如果你做地产产品，认为它是有价值的，最后判断正确，那你就可以赚钱，这是一个企业家基本的功能。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想讲一句话，几乎任何阻碍企业家创业、创新的政策都是反市场的，市场的本质特征就是企业家自由的创造。我们看一下计划经济的特点是什么就会理解，计划经济的基本特点就是不让企业家创造，不让企业家创新，在计划经济的时候，只有政府能够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决定资源配置，没有企业家的事情。所以说，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一个是靠企业家创造的，另一个是反企业家。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一下，现在很多政策是不是反市场的，是不是在反企业家的创造性。
还有一点必须强调，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消费的主权经济，我书里有一句话“市场是什么？好坏由别人说了算，而不是你自己说了算。”我们看中国哪个部门最后出问题，没有效率，一定是好坏由自己说了算，不是别人说了算，自己给自己颁奖，自己说自己的好话，市场不是这样，无论你生产什么，卖房子、卖电脑、卖汽车，好坏都是由消费者说了算，由最后买你东西的人说了算，这就是市场经济和过去传统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知道，市场经济之前的经济相对来讲都是地位低的人、笨的人伺候地位高的人。市场经济是倒过来的，地位高的人、相对比较聪明的人伺候地位低的人、相对比较笨的人。比如我是消费者，我不懂，比较笨，但没关系，企业会去给我生产iPhone、iPad，来伺候我，所以我是真正的老板，而不是他，它的命运是由我决定的，消费者每天都在市场上投票。
这和政治选举不一样，美国政治选举每四年选一次，选完之后总统只要不出大问题就不能被弹劾，可以坐在位子上，比如奥巴马，他可以坐到明年。
但市场不是这样，每一个企业家、每一个企业，每天都面临着无数人给你投票，任何时候只要你松懈了，不再生产消费者满意的东西，你就完蛋了，没有一个企业可以向当选的总统那样被选上之后的四年都是老大，都坐在那儿，不可能的，可能混一年，第二年就完全不存在了。
从这个意义上，我看到市场经济是一个普惠大众的经济，谁在市场经济中得到最大的好处？普通老百姓。从企业来看，哪个企业给越多的人生产东西，哪个企业就可能赚钱，如果你只盯着少数人的市场，那是赚不了大钱的，即使你能够生存。比如一些企业生产非常高档的品牌，这些品牌很好，但计算它的利润很少，因为它的服务对象太少了，只有为越多的人服务，为越多的人创造价值，你的规模才可能做得越大，比如阿里巴巴，它给所有愿意在网上交易的人提供服务，这样它就可以把它的市值做大。
另外，从历史上来看也有一点非常重要，市场经济越发达，最后普通老百姓和达官贵人之间的差距就变得越来越小，现在开车有开几十万、一百万、几百万的车，有人可能开几万块的车，但我们想象一下，在古代，有人可以坐八抬大轿甚至三十二抬大轿，大部分人只能步行，这两者的差距哪一个更大？显然是第二个比第一个好得多。现在很多老百姓享受的东西，都是几十年前那些有钱有势的人都梦想不到的东西。
比如电灯的发明，谁得到的好处最大？老百姓。在没有电灯的时候，富人可以出钱买蜡烛照明，但老百姓买不起，一到晚上只能睡觉，活也干不了，这可能也是古代生孩子多的重要原因。
所以说，技术的发展带给老百姓的好处是最多的。
总结一下市场的逻辑，很多人以为这是西方的理念，今天我要特别给大家强调，其实不是的，看一看，中国老子是世界上第一个自由主义者。再往下，我们看司马迁，司马迁是一个真正的自由放任市场的世界上最早的倡导者，他在《货殖列传》里讲到，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无论是物质的、荣誉的，这些都是人的本性，你怎么劝说都没办法改变，应该怎么办呢？我引一下，固善者，其次利导之、其次教改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争。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最高的做法是顺其自然，其次是引导他，再其次是教育他，再其次是规制他，最糟糕的办法是与之争。
但中国的情况是倒过来的，首先是与之争，不让你干，只能他来干，各种规制，“整齐之”，我们不是按市场、让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本性自由选择的。
在《货殖列传》里还有很多精采论点，各行各业，各样的企业家在活动，这时还需要政府出台规定动员老百姓做这做那吗？不需要的，在司马迁的《货殖列传》里也谈到了亚当斯密谈到的，价格高了就会变低，价格低了就会变高，因为市场本身就会由各种力量起作用，所以司马迁讲“无贱之真贵，贵之真贱”。这些思想都是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人的思想，司马迁也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给企业家列传的人，《货殖列传》也就是中国古代秦汉期间各种人物的传记，大家耳熟能详的范蠡的传记就出在这儿。其它国家我们还没有发现古代的书里为企业家这样立传的。
他特别强调，企业家靠什么发财？靠预测未来，对未来的判断。所以富贵不可能是固定的，有本事的人就可能聚集财富，没有本事的人，即使继承了财富，最后都会瓦解，这就是市场竞争的规律。
我前面讲到了声誉，这是市场经济中隐型眼睛的重要性，“年利久，久更富，年古归富（音）”，一个守信用的人，不追求眼前利益的人，最后更有可能致富，就是前面我讲到的企业家的责任，就是帮助社会建立信任。
这部分讲的理论一点，接下来再讲与中国密切相关的。
可以说，中国这30年的改革某种意义上就是资产化的改革，在我的书里有好几部分都在谈这个问题，简单总结一下：
现在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国有经济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有人可能说，国有经济下权力是国家的，市场经济下，权力是个人的，这是不对的，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权力都是个人的，行使权力的只能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个人。它的不一样在于这种权力依赖的基础是什么，在计划经济下依赖的是职位，职权经济，能不能调查资源，比如投资、决定生产什么，这依赖于你有没有官位，是不是在政府工作，在政府工作，职位越高的人权越大，智慧资源的范围越宽，甚至我们的生产资料也是按照职位来分配的，比如说，你是部级干部，可以住多大的房子，局级干部可以住多大的房子，出差坐火车、坐飞机，都是有级别规定的，出差坐火车有软卧，什么人能坐软卧？只能是局级干部，处级干部只能坐硬卧，处级以下的干部只能坐硬座，你家里能不能安电话，这些都是由官位规定的，你看什么样的报纸都由官位规定，官大的人可以看《内参》，官小的人，没官的人，只能看地摊上的《参考消息》。
市场经济是什么？市场经济就是产权经济，你有财产就可以享受，就可以调动资源，财产经常用钱来表达，其实这是有一定误导的，但仍然可以这样简单地解释。
这两种经济有很大的差别，如果争职位的话，我前面讲了，政府的运作不是靠创造价值，我提拔了你没有提拔，不是我为社会创造了更大价值，而很可能是我有更大的能力毁坏价值。你看在计划经济时候的斗，斗来斗去都不创造价值，而是以毁坏财富、毁损别人的方式往上走，爬到最高位置，不一定是你每一步都创造了价值。
市场经济是产权经济，一个农民，甚至是傻子瓜子的年广久，如果你炒的瓜子别人不喜欢，可以想象到，他能致富吗？不能。这就是我们从计划经济转变为产权经济后，中国的财富大大增加。
文化大革命时大家都很忙，忙着互相摧毁对方，当转到市场经济后，我们逐步就忙着为别人创造价值，使别人变得更幸福，所以这个国家才有了这30年的发展。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有这样一句话，很好地概括了今天的状态：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一都之君和王者都是靠职位获得财富的，但市场中的企业家、每个人都是靠我们的能力、靠我们的努力获得财富，在市场经济里，有千金的人家里过的日子可以跟市长差不多、跟诸侯差不多，有万金的人过的日子可能跟国君、跟皇帝差不多，这就是市场经济。可以看到，中国这30年的变化就是这样的变化，过去只有当官的人能够享受的东西，现在有钱人也可以享受，哪怕你是农民，小学都没毕业，仍然也可以享受。我们看很多私人企业老板开的车比部级干部、省委书记好得多；很多私人企业主住的房子比部长、司局长要大得多，这就是社会的现实。
但问一下，这样的变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也就是前面我说的创造价值的过程，整个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过程，但由于中国人习惯认传统职位的差异，由货币财富带来的差异我们一般不愿意接受，所以我们对于公平不公平的评价有很多历史传统习惯的影响，对此我想我们要特别注意。
忍不住举一个例子，八十年代之前一个司局级干部坐火车软卧，认识对门的人可以很开心地聊天，即使是不同的部门，你是司长，我是局长，都差不多，但80年代后他坐在包厢里，发现对面坐一个个体户，随地吐痰，他心里就很不舒服，这样的人怎么能坐包厢呢？这就是改革受到的影响。
时间关系，我不再多花时间，农民企业家、官员企业家和海归企业家，这三代企业家可以说是这30年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脉络。
接下来的几分钟我稍微给大家讲一下金融危机，相信一会儿许小年教授可能会讲得更多。政府对经济最大的干预来自哪，来自于政府垄断货币的权力，货币一开始不是由政府垄断的，但政府垄断之后，强盗逻辑就特容易发挥作用，比如政府要征税，老百姓可能会反对，但政府多印票子，好象每个人都没有到损害，甚至我们还很高兴，但它本质上和征税是一样的。这是我要强调的，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最大的缺点就是对货币的垄断，因为所有产品都是根据货币定价的，财富是根据货币计量的，如果我多发一倍的票子，意味着我可以把财富从你手里掠夺走50%。
这样就可以理解金融危机的过程，其实金融危机本质上是政府，特别是美联储拼命扩大信贷、降低利率导致的结果，很多人把它误解为市场问题，为什么美国信贷那么廉价，买套房子不要首付，银行找上门来，零首付、利率低，因为票子泛滥，美联储控制的这部分出问题了。
危机之后，我们用过度刺激的办法解救经济，于是通货膨胀出现了，美国也出现了通货膨胀，下次危机究竟有多强烈，不太好预测，但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在《市场的逻辑》第三部分主要讲了这些问题。
最后我特别想讲一下未来的增长，回到一开始讲的亚当斯密的模型，中国国内市场的潜力非常非常大的，大到什么程度？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就说到，中国国内市场的规模不亚于欧洲所有国家加在一块儿的市场规模。但非常可惜，我们中国没有利用这个市场规模，所以我们在过去200年里落后了，未来怎么利用这个市场规模，仍然是我们面临的很大机会，也是我们的挑战。
一方面来看我们有很多有利条件，交通成本大大降低，这与我们高速公路、铁路的发展有关。但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交易成本太高，我们看中央电视台披露的，一个司机拉货，三分之一的成本都是收费成本，收费成本在交易成本内，但损失不止于此，我们每过一个收费站，汽车就排很长的队，浪费的这些时间都是没有办法计算的。所以中国未来能不能利用好国内市场，很大一部分在于我们能不能降低交易成本，能不能降低交易成本，就依赖于我们要做很多制度性的改革。
首先强调一点，现在我们都用扩大内需的概念，我已经反复讲过，扩大内需这个概念不太强大，我更愿意用“开发国内市场”（这个概念），因为“扩大内需”是宏观经济学的概念，一讲到扩大内需就是政府要刺激，扩大货币供应，变成了中央银行的事，开发国内市场是企业家的事，靠谁？靠柳传志、马云，靠众多这些企业家。你要使得柳传志、马云、任志强这样的人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就要有好多制度性的变革。
特别提到几点，第一，国有部门太大，中国这么大的国有部门要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总想让别人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但关起门自己想一下，我们能叫市场经济吗？只能说我们在往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走，而且还在不断倒退，并不能称自己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很多私人产权根本就得不到保障，政府部门侵害私人产权的事频繁发生，而且是制度化的，包括我们看到前两年山西煤炭企业的重组，河北钢铁企业的重组，很多都是在政府政策、宏观调控名义下进行的财产制度侵害，由此导致我们看到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在移民。据说中国富豪里有20%以上都取得了外国护照。
想一想，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家寻找去其它国家，即使仍然回来做生意，每年也有大量时间花在探亲、维护外国护照有效性上，这样他还有多少时间开发国内市场呢？所以我说，中国未来的增长依赖于国内市场的开发，而国内市场的开发依赖于我们企业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不是能够被很好地利用起来。
 
要做到这一点，又涉及到了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我想，我们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存在好多不确定性，我要说的是，这是不能回避的，我们只能积极主动地去思考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而不只是一个词，闹。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做，我想在未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然，达到这些，我们就需要高瞻远瞩，甚至我们要排除短期的不同意见，就像邓小平讲的，事情一定要做。
关于这些，是我在《市场的逻辑》这本书里的四部分重要内容，希望对于市场，对于政府应该做些什么，老百姓怎么看待我们面临的这些问题有所帮助、有所启发，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
谢谢！
责任编辑：NF007(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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