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都大战:伪“满洲国”官员齐知政笔供

伪“满洲国”官员齐知政笔供

（1954年10月23日）

一八九三年十月二日出生于辽宁省开原县沙河子村，家庭成分：地主阶级；个人成分：官僚资产阶级。
　　一九○二年在家念私塾。
　　一九○五年入开原县立文庙小学校。
　　一九一一年入奉天陆军小学堂。
　　一九一四年入北京陆军预备学校。
　　一九一六年入保定军官候补生队。
　　一九一七年春入日本步兵第五十五联队为候补生。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入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
　　一九一九年七月毕业回国。
　　一九一九年八月陆军部委托为北京边防军（参战军）教导团上尉助教，未到差。
　　一九一九年八月北京边防军步兵第六旅委任为第十二团第十一连长，因教导团上尉助教未到差的原因，被撤职。
　　一九一九年秋任黑龙江督军署上尉参谋。
　　一九一九年秋调任奉天东三省讲武堂中校教官。
　　一九二○年夏调任奉天东三省巡阅使署上校参谋。
　　一九二一年夏兼任蒙疆经略使署上校参谋。
　　一九二二年春兼任奉天镇威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随军入关与直隶军作战。
　　一九二二年秋参加奉直停战签字。
　　一九二三年春调任黑龙江呼伦镇守使署上校参谋长，兼任哈满护路军司令部参谋长，兼任黑龙江步兵第二十一旅参谋长。
　　一九二四年冬调任吉林督军署上校参谋。
　　一九二五年春任吉林步兵九十三团长，因铲烟不利〔力〕去职。
　　一九二五年任直隶督军署少将参谋处长。
　　一九二五年秋参加李景林军和冯玉祥军作战，在天津附近李景林军失败，我随同退回济南。
　　一九二六年春任直鲁联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谋处长，向天津反攻，李景林再为直隶督军，中央授我陆军少将，给三等文虎章。
　　一九二六年冬任吉林督军署少将参谋处长。
　　一九二七年中央授中将衔。
　　一九二八年春东三省军撤退，我回吉林督军署参谋处长职。
　　一九二八年秋任吉林省军官教练处总办。
　　一九二九年春夏之间，日本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到长春视察军队，我代表吉林督军张作相，会同督军署日本顾问林大八到长春表示欢迎。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约数小时，驻在长春南岭兵营的吉林省陆军第十五师部队，被日寇军多门师团的长谷部旅团围攻，在九?一九早晨，我奉吉林代理督军熙洽命令，随同督军署日本顾问大迫通贞少佐到长春视察，看见日本军正在围攻兵营，甚为激烈，我当晚回吉林报告熙洽。当天驻在吉林省城内的吉林军队，因为听说长春驻军被围攻事，都撤离省城，居民都惶恐不安。我奉熙洽命把我担任的军官教练处改编为吉林省城警备司令部，任我为司令，部内有参谋、副官、军需、军法、秘书、督察等科室，并指挥吉林警察厅、水上警察局、警察队和残余的三四十名宪兵。在此期间，警察厅曾逮捕现赃抢匪一名张某，由本部司法科判处枪决，呈报吉林代理督军批准执行。
　　一九三一年十月初，熙洽派督军署中将参议安玉珍，去吉长铁路途中迎接日军多门师团入吉林，当即占领各机关和兵营，缴收武器和车马，军官教练处共缴出步枪一百二十余支、小山炮一门，迫击炮一门和车马等。过几天后，在熙洽会见多门师团长后，自己就宣言脱离中央独立。自己就当了吉林省军政长官。设有军政厅，厅长郭恩霖，统辖吉林省军政大权。
　　同月熙洽派我秘密去哈尔滨，我面见滨江镇守使丁超和吉林警务处长王之佑，传达了熙洽的命令，叫他们静观情势，不要轻举妄动。
　　一九三一年底，吉长镇守使李桂林率军避难磐石县，此时改编吉长镇守使为吉长警备司令，派我接替，因为李桂林不愿交出，并且我也不愿干，就作罢了。
　　一九三二年一月，我奉熙洽命，偕同日寇大迫通贞、甘粕正彦去哈尔滨接特别区警察管理处长金荣桂的后任，当时因为丁超、李杜起义攻入哈尔滨，特别区长官张景惠派丁超、李杜部下旅长王瑞华接任警察管理处长，于是张景惠派我为副处长，我未就，我仍回吉林戒严司令原职。
　　一九三二年春，关东军兵事部中佐部员野副昌德到吉林视察，住在大迫通贞家里，因为我在日本士官学校时他是中尉区队长，所以打电话叫我去见面，当时勉励我几句话。
　　一九三二年伪满建国后，五月吉兴任吉林省警备司令官，撤销省城警备司令部，把所有职员二十余人改编为吉林省警备司令部所属的特务部，我改任伪司令部的少将部附兼特务部长。特务部分三科，有总务、情报、宣传，搜集省城附近吉林旧有军队、抗日军的行动和企图，搜集过张作舟旅所有二千二百余名的武装部队，冯占海团所有二千余名的武装部队，宫长海所部六七百人，殿臣所部三四百人，金日成所部二三百人，杨靖宇所部二三百人等的情报，由特务部呈报省警备司令部参谋处，并派宣传员到省城附近宣传伪国政德。约在十月特务部解散，我也就辞了少将部附，在家赋闲。
　　我退职后，有一天日本宪兵队长儿玉○○找我去一次，谈过一回话，也就是调查我的行为，当时的翻译是日寇井波清太，他知道我有一支围枪，所以当我面念秧问我谁有围枪他想借用，我就把我的围枪送给他了。
　　〔中略〕
　　一九三三年三月，任辽源专卖署长，副署长酒井，有庶务科专管文书、会计、人事等事项，有贩卖科专管鸦片、石油、火柴、酒精、食盐等专卖品，有缉私科专管专卖品违反取缔等事项。外有专卖局和分局四五处，管辖区域十几个县，共有小卖所二十余处。我在职约一年的期间，共卖出鸦片十万两。毒害人民约万人，其中约有十分之一的青年男女被专卖染上了烟瘾。缉私科有缉私人员十余名，取缔专卖品等私贩、私运、私种、私吸等违反案件，重者送警察〈局〉处理，这一年间共逮捕十余件。这就危害了人民，推行了毒化政策，为侵略者搜刮了财富，使人民遭到了贫困痛苦，这就是我的罪行。
　　一九三四年三月调任伪龙江专卖署长，署内编制同辽源署。我在职约二年，共卖出鸦片三十万两，毒害人民约一万五千人。管辖区域十余县，共有小卖所三十余处，缉私人员十余人，取缔违反案件四十余件。
　　在此期间，我接到吉林警备司令部保荐的叙勋五位景云章。
　　在此期间，副署长井上和记是退伍的经理中尉，他也是龙江日本在乡军人分会的经理（会计）。有一天他向我说，在乡军人会缺几百元钱托我给设法，我就向龙江省的各机关伪官吏募集了三百元钱，以后日本在乡军人总会发给我一份感谢状。
　　在此期间，日军人野副昌德介绍他的同学伪军政部顾问中野英光中佐和我认识。有一天龙江省警备司令部顾问那须中佐（特务机关长）找我去，问我愿不愿意恢复军籍，我因为有眼病和神经痛的关系，当即婉言谢绝，以后我才知道是中野英光说的。
　　一九三五年，我出席过专卖总局召开的专卖署长会议，指示加强专卖品的推销和缉私的彻底执行。
　　一九三六年三月，调任伪锦州专卖署长，编制同龙江专卖署，多一个盐务科专管食盐的收购和贩卖。我在职二年的期间，共卖出鸦片六十万两，毒害人民约两万人。管辖区域有锦西、兴城、义县等十余县，外有专卖局和分局五六处，共有小卖所四十余处，缉私人员约十人，取缔违反案件三十余件。
　　一九三七年三月，我曾参加专卖总局召集的专卖人员赴日视察团，我担任团长，龙江专卖副署长柴田日人担任副团长，有吉林专卖署长洪维世等十余人，视察约一个月，受到与伪有关的盐商的招待。
　　〔中略〕
　　一九三七年下半年，伪满鸦片专卖量增加到一千二百万两，因此为推销就增加小卖所，所以锦州专卖署小卖所此时增至四十余处，并召集专卖局和分局长会议，指示推销的办法，以完成危害人民的毒化政策，达成搜刮人民财富的责任。
　　在此期间，我有一支无有枪证的小手枪，我送给锦州专卖署副署长日寇大森荣。
　　一九三八年春，调任伪新京专卖署长，此时面粉也列入专卖品内。我在职二年期间，共出卖鸦片约八十余万两，毒害人民三万余人。管辖区有扶余、农安、怀德等十余县，外有专卖局和分局五、六处。缉私人员约二十余人，取缔专卖违反案件四十余件，共有小卖所五十余处。
　　在此期间，晋级勋四位景云章。
　　〔中略〕
　　一九四○年夏，升任简任二等，调任伪经济部首席参事官，在职二十余日。
　　一九四○年六月，调任伪间岛省参事官兼民生厅长，兼国势调查部长。
　　间岛省有省长日人神吉、次长鲜人刘鸿询、参事官二人，有官房、民生厅、警务厅、实业厅。民生厅有社会科掌管社会事业、宗教、卫生、慈善、义仓积谷等事项，有教育科掌管文化教育等事项。间岛省共有小学校约二十所，学生两千余人，共有中学三所，师范学校一所，学生约八百人。
　　一九四○年秋，间岛省成立东部讨伐队，司令官日寇野副昌德率日军七、八百人，会同当地军警对抗日军金日成部队实行讨伐。
　　间岛省公署为了对于讨伐过的地区进行宣抚工作，安定人心起见，由省次长领导宣抚工作班，我也随同到汪清、和龙两县进行二日的宣抚工作。
　　我曾随同省长视察过珲春县马滴嗒。
　　一九四一年春，我奉省长命同警务厅保安科长刘志格，率同延吉街商务会长某和龙井街商务会长韩云升，携约值二三千元的慰问品到延吉街慰问野副部队，并由慰问品中送给野副少将豹皮两张。
　　〔中略〕
　　一九四一年六月，调转为新京特别市所属首都警察厅总监。伪首都警察厅的组织有副总监一人，有警务科专管人事、文书、经理等事项；有警防科专管警备、警护等事项；有司法科专管刑事、搜查等事项；有特务科专管检阅、思想取缔、外侨等事项；有建筑科专管建筑许可和取缔等事项；有经济保安科专管经济统制违反取缔等事项；有卫生科专管公共卫生、防疫等事项；有保安科专管交通取缔、保安等事项；有兵事室专管日人兵事事项；有督察室专管警察风纪、勤务的取缔等事项；有新京地方警察学校（副总监兼校长），专管训练、教育警士和警长，厅内共十一个单位，其中只有保安科长是中国人。
　　外有警察署九个、有消防署（外分署一个）、敷岛署、长通署、大同署、顺天署、安民署、东荣署、宽城署、和顺署，外有警察警备队约三百人。
　　伪首都警察厅共有伪警察二千余人。
　　在此期间，我推行了防空法令，强化防空设备，厉行防空演习，扰民伤财。例如有商人刘某因出卖防空纸违反统制价格，特务科警尉张富龄向刘某勒索钱财并奸淫其妻子，并将刘某逮捕起来。虽然以后刘某告发，张富龄被检察厅逮捕，但又由日寇宪兵司令部第二课长要出来了。这就是我执行防空法令所给都市人民的危害，这就是我的罪行。
　　在此期间，我推行了总动员法。在我指挥下加强对都市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和征用，使人民受到日寇的无情掠夺，使人民生命财产受了损害，这就是我的罪行。
　　在此期间，我推行了思想矫正法。在我指挥下，把市民加上一个不良的名义就逮捕起来，送法院、检察厅进行思想矫正，或送往厂矿工程地带实行劳役。因此使市民遭到生命和自由的危害，这就是我的罪行。
　　在此期间，我推行了劳工法。在我指挥下，帮助市区机关征出劳工，使被摊派的劳工受到妻离子散的灾难。我在职期间，共征出劳工四千余人，送往厂矿或国防工程地服劳役，因待遇恶劣，死亡率约在百分之十。这就是我危害人民的罪行。
　　在此期间，我推行了国兵法。在我指挥下，帮助市区机关召集适龄壮丁，每年约二千余人。我叫他们给日寇当炮灰，这就是我的罪行。
　　在此期间，我推行了粮谷出荷法令。在我指挥下，帮助市区机关征出荷粮，供给侵略者作侵略资源，剥削人民的劳动果实。有因交不上而被拘留者。这就是我的罪行。
　　在此期间，首都警察厅在我指挥下，每年实行二三次都市大检举。我在职期间共检举千余人，有的送伪检察厅，有的当时释放。
　　在此期间，首都警察厅在我指挥下，四年间共检举刑事案件送伪检察厅的约三百件四百余人。其中有日寇警尉神崎被杀害事件，逮捕嫌疑犯二十余人；又一次日警尉被害事件，在大屯、范家屯附近逮捕嫌疑犯六七人；又一次日寇女子被杀害事件，逮捕了伪汪政权大使馆员。
　　在此期间，首都警察厅在我指挥下，四年间共检举特务案件送伪检察厅的约二十件四百人。其中有英美系出身医生被逮捕事件，内有复明眼科医院王骏夫妇；有逮捕建国大学生赵宏事件；有国民党二三十人被逮捕事件，内有罗大愚、石坚、王洪文、陈符琨等；有逮捕王树声事件；有一二?三○事件，逮捕学生和爱国人士约六、七十人。
　　在此期间，首都警察厅在我指挥下，四年间共检举经济统制违反案件送伪检察厅的约五百件六百余人。其中有天德信纸商违反统治价格和炮铺（爆竹）违反统制价格事件。
　　在此期间，首都警察厅在我指挥下，在每次伪皇帝出门以前，就在所经由道路的附近实行大清查，有认为行迹可疑者就逮捕，因此严重的危害了市民。
　　以上所检举的案件，都是我指挥着两千余名伪警察，执行着侵略者的政策，使市民遭到生命财产的灾难，这就是我的罪行。
　　〔中略〕
　　在此期间，我推行了协和会首都本部所实行的金属回收运动。在一九四三年共回收铜约五十吨、铁约一百吨。还有黄、白金回收，因公定价格不及私价的十分之一（每两私价约万元），因此收不到，以后由警务总局在长春三、四马路设有用鸦片交换黄、白金的办法。
〔下略〕

　　摘自《伪满洲国的统治与内幕――伪满官员供述》中央档案馆编200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