蜘蛛侠漫画暗黑蜘蛛:党的三代领导人的反贫困战略思想学习与研究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而又富于理想的民族。从遥远的上古时代起，我们的祖先在与自然和贫穷的抗争中，就表达了对未来富裕生活、理想社会的无限憧憬。最早表达人们对摆脱贫困、拥有未来幸福生活梦想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孔子及其儒家学说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孔子极力主张“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赞成崇尚“老者安之，朋友信之”的理想 社会。墨家的代表人物墨子力主“爱无差等”，以“兼爱”、“非政”为原则，并且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给人们描绘了一个没有财产私有、人人相爱、大家平等劳动、没有战争和剥削的理想社会模式。
陈胜、吴广在领导秦末农民起义之前，首先口头立下了“苟富贵，无相忘”之约，表达了贫苦百姓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唐朝末期，王仙芝领导农民起义时，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其用意在于补不足均有余。宋朝爆发王小波领导的农民起义，为发动群众，他宣布：“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南宋农民起义首领钟相明确提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等贵贱，均贫富。”到了明末李自成起义时，把“均田免粮”作为起义军的纲领。以及后来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等，志士仁人极富幻想色彩的理想,给了千百万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百姓以无限的憧憬。
充满辛酸与苦难的中国近现代史，使中华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加渴望富裕。在著名的《国富论》中，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曾就我国当时的社会状况进行过一段令人掩面而泣的描述：“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以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多年前旅游该国的马可波罗的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穷国家的贫困程度。据说，在广州附近，有数百户人家，路上没有居处，栖息于河面的小鱼船中。因为食物缺乏，这些人往往争取欧洲来的船舶投弃到船外的最污秽的废物。腐烂的动物尸体，例如死猫或死犬，纵使一半烂掉并发臭，他们得到它仍像别国人得到卫生食品一样高兴。在各大都市，每夜总有若干婴儿被遗弃街头巷尾，或者像小狗一样投在水里。而这种可怕的杀婴工作，据说是一部分人因为极度贫困不得已采取的手段。………” 这些令人辛酸的描述，向今天的人们诉说着中华民族究竟经历过怎样一种耻辱、贫困的历史。多少年来，不知有多少代中国人图探历史的谜底：为什么一个被公认的勤劳民族却长时间处于同样被公认的无尊严的困苦状态？
在于对统治中国几千年的旧的封建剥削制度的彻底推翻。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伟人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曾说过，中国的问题实质上是农民的问题。因而中国的贫困问题则必然体现为中国农民的贫困问题。在旧中国，农民的贫困问题归根结底是由旧的封建剥削制度造成的。所以解决农民的贫困即中国的贫困问题，就必须从推翻封建剥削制度入手。但是，中国贫困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逐渐跌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深渊，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勾结，共同剥削和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成为中国贫困持续恶化的根源。因此，在当代的中国，反贫困的任务是双重的，既要反封也要反帝。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便顺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呼声，高举反帝反封的大旗，义无返顾地投入到推翻旧的剥削制度的斗争中去，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和流血牺牲，终于取得了胜利，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底铲除了产生贫困的制度根源。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在农村土崩瓦解，占中国当时人口90%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实现了千百年来从未实现的梦想，这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生产的积极性和劳动热情的高涨，使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与解放前相比，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大面积地消除了贫困，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由衷地感谢党和政府，党的威信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党取得了反贫困的巨大胜利,在于对统治中国几千年的旧的封建剥削制度的彻底推翻。
贫困问题不仅中国存在，在世界其他国家也存在。消除贫困是人类面临的挑战性课题，也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马克思认为，消除贫困的根本出路就是铲除私有财产制度，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公有财产制度的社会。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其他一些国家一样，是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基础上建立的，尽管铲除了剥削和贫困的基本制度基础，但由于生产力不发达和物质基础薄弱，不可能在贫困问题上“一蹴而就”，反贫困依然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长期任务。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无不凝结着党的三代领导人一以贯之为消除贫困做出的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消除贫困的伟大实践，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学说。
一、关于毛泽东的反贫困思想
实践证明，中国的历史，也就是反贫困的历史。千百年来我国人民和贫困作了坚决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人把消除贫困作为建设社会民主的本质要求，从推翻旧制度开始到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国人民在反贫困的道路上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创造了丰富的反贫困经验，这些成就和经验将鼓舞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和贫困进行不懈的斗争。
新中国刚刚诞生时，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曾断言：“人民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我相信共产党的政府也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中国将永远天下大乱，只有靠美国人的面粉，才有出路。” 艾奇逊是在回顾中国历史，面对中国现实时所作的预言，这一预言在当时许多国家能够形成共识。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明确了党反贫困的伟大奋斗目标，他置地有声: “中央政府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中，一贯坚持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解放生产力；取得革命胜利后，大力发展生产力，使新生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在要求它诞生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之上。在毛泽东看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为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富强的新中国创造先决条件。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首先在于，他不仅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和为实现这个纲领而制定的路线、方针和策略，而且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奋斗，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1/4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了，而且站住了。这就是最终扫除了横挡在中国通往现代化道路上的第一个障碍，使中国迈进了向现代化进军的第一步。
毛泽东认为“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的农民都要富裕。”革命胜利后就立即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大力发展经济，是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而中国的国情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需要一个持续不断的艰苦奋斗的过程。对此，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第828页。）根据生产力发展状况，毛泽东对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标和步骤作了实事求是的说明。他认为，新中国建立后更应坚持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工作。“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第717页。）。毛泽东要发展经济，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决心，一刻也没有放弃。他仍然矢志不渝地把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作为当代中国的重大课题，仍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充分地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963年，他指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第849页。）毛泽东的这些话，又一次提出了尽快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国家的重大意义。　　
在毛泽东反贫困、落后，搞经济建设的思想中，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历史的教训，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全面地把握它，对于我们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定不移地追求人民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是有益的。毛泽东同志把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反贫困的重要基础和制度选择。
二、关于邓小平反贫困的思想
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总设计师，长期以来非常关心反贫困问题，并在贫困的实质、反贫困思想及对策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构想，从而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贫困学说。
一是邓小平同志把贫困问题与社会的根本经济制度相联系，提出了独特的贫困实质论。邓小平同志对贫困的实质进行解释时，把贫困问题与社会的根本经济制度相联系，提出了独特的贫困实质论。社会主义存在贫困是必然的社会现象。世界历史表明，社会主义不是在资本主义相对发达的国家首先胜利，而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获得胜利。这就决定了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邓小平在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的国情后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贫困有其必然性。这是因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页。）由此可见，邓小平是作为把贫困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相联系，作为一种在一定社会制度下必然存在的社会现象来对待的。邓小平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是指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要富裕，这有个基础条件和发展过程，而是指社会主义能为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提供较优越的制度条件。
二是邓小平同志强调了消除贫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一问题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有几十处精辟论断。过去，不论是国外的专家学者，还是国内的研究学者们，多数是从纯经济或经济与社会相结合的角度理解贫困的实质，很少触及制度因素。而邓小平则明确地提出了制度贫困的新概念。他认为，贫困同社会主义不但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是不相容的。他说“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们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2页。）“所以，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5页。）邓小平明确阐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邓小平曾指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就有问题了。” 当由于不发展生产力而导致的这种贫穷超出了民众的忍受程度，则必然要导致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瓦解。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制度的剧变，正说明了这一点。邓小平认为：“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万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困，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困的问题。”而“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问题也没有保证。”，“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只能靠社会主义。”因此，“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坚持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 一条。”
笔者认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界定，既是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拨乱反正，又是对贫困的宣战。因为，这个界定针对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需要，肯定发展生产力的优先地位，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过程。这种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界定既包含对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拉大和某些剥削现象合理性的承认，同时又针对这种状况与解决贫困问题的对立，以共同富裕加以限制和消除。这就打破了过去那种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局限于所有制和分配方式，单纯强调共同富裕对反贫困的思想禁锢。
三是邓小平同志突出强调了反贫困的战略选择。邓小平反复强调改革的重要性，主张用改革促进反贫困工作的开展。他说：“改革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5页。）“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8页。）邓小平认为在中国应该把改革开放作为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他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确立了反贫困的战略地位，是反贫困战略的科学概括。
邓小平反贫困战略内涵丰富。他说：“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邓小平提出“三步走”的发展目标和步骤，要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表明反贫困，必然是以发展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变革。并且邓小平反复强调改革的重要性，主张用改革促进反贫困工作的开展。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我国农村进行了多项改革。这些改革举措对于从根本上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起到了最直接的作用。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为反贫困注入了新的活力。早在90年代初期，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一个大局，就是东部沿海地区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就是当发展到一定时期，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全国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顾全这个大局。我们国家幅员广大，矿藏丰富，但是，底子薄，人口多，面对这样的国情，怎样才能使全国人民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过去无论用提高公有制程度的方法，还是用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方法，都失败了。而邓小平找到了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新路子。他指出：“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亏。”（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5页。）在邓小平看来，富帮穷，先富帮后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捷径。他认为，富帮穷，先富帮后富是道德上的应当，“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在全国范围内这是一个大局。邓小平把先富视为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大政策，同时也看到先富的局限性，强调共富是目的。为了实现共富，邓小平提出先富要多交利税，先富地区向落后地区进行技术转让，在适当时机政策重点由鼓励先富到促进共富的转变等具体措施，解决先富与共富的矛盾。正是由于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个“大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勤劳致富的空前热情，成为我国尽快摆脱贫困强大的历史推动力量。
　　在反贫困的总体战略上，邓小平从当代中国的现实要求出发，把关注的焦点放到中国如何发展，如何加快发展上，并把发展问题提到战略高度来认识，强调经济与社会的综合发展问题，还十分强调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要目标和主题。他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4页。）“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6页。）“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因此，“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得快点”，“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只有经济发展速度上去了，反贫困的目标才能早日实现。“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6页。）。
　　邓小平从中国未来的发展考虑，一贯坚持控制人口的主张，并把控制人口作为反贫困的一项主要策略。强调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增强贫困人口扶贫开发的自主性的同时，还从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角度，提出消除贫困应控制人口，把控制人口作为反贫困的一项主要策略。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指出：“中国科学技术落后，困难比较多，特别是人口太多，现在就有十亿五千万，增加人民的收入很不容易，短期内要摆脱贫困落后状态很不容易。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把目标定得不切实际,也不能把时间定得太短。”因此，邓小平指出，中国对人口的增长实行严格的控制，是从我们的利益出发的，这是中国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国的人口如果不加以控制，到20世纪末就会达到15亿，我们依靠发展生 产力来消除贫困的成果，会被增加的人口所抵消，所有的发展成果都将被吃掉。人口基数过大，人口增长失控是造成我国农村，甚至城市大面积贫困的重要原因。我们对计划生育这个战略决策不能动摇，我们要严肃对待这个问题。邓小平控制人口的思想在我国人口工作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使得我们近20年来全国少生了近3亿人口，这是一个巨大的成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的综合国力已显著增强，人民生活也有了很大提高，大多数地区基本实现了小康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立刻想到“腾出手来”，解决日益扩大的地区差距问题，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当前，西部大开发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性、长远性的重大战略措施，是从一部分地区先富走向全国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
三、关于江泽民同志反贫困的思想
作为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江泽民指出，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历史性重大贡献。他强调要以邓小平反贫困战略理论统一全党认识，坚持邓小平的反贫困理论不动摇。江泽民同志反贫困思想的突出特点：
一是突出强调消除贫困是共产党的政治责任。他说：“我们党领导人民搞革命，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人民富起来”，“全党同志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关心扶贫，过问扶贫，把扶贫作为关心群众疾苦和密切党群关系的一件大事来抓。处处关心群众，事事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诚心诚意为群众谋福利，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是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能不能坚持党的宗旨，实践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的重大考验。”上述论述充分表明，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牢牢记住党的根本宗旨，并言行一致地去帮助群众摆脱贫困状态。
二是消除贫困,加快贫困地区的发展，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江泽民说：“我国的贫困县，多数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稳定发展，对加强民族团结，巩固边防，维护国家统一十分紧要。如果这些地区经济文化长期落后，部分群众生活困难的局面长期不能得到改变，就会积累起不稳定因素。”“加快贫困地区的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就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国家的安定团结和长治久安。”历史与现实的经验证明，贫困往往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政治动荡和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根源。如果不能消除贫困，一个国家就难以长期保持社会稳定；没有稳定，根本谈不上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我们不能就扶贫论扶贫，必须把扶贫开发作为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大事，作为一个战略布局，一个系统工程进行全面部署，采取特殊政策措施来解决。
三是消除贫困是实现基本的人权。人所共知，人权最本质的内容是一个生存权。如果人民因贫困不得温饱，基本生存需求得不到保障，还能谈得上有何人权！江泽民说：“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这就决定了实现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我们维护人权最基础、最首要的工作。不首先解决温饱问题，其他一切权利都难以实现。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几亿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使他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得到保障，为他们享受其他各项权利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我们党和政府在发展人权事业方面取得的最重要、最伟大的成果，也是对世界人权事业的重大贡献。”
四是在消除贫困方面做出新的历史性贡献。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反贫困的决心不动摇，按照社会主义的长期战略目标，准确地把握历史发展的进程，不断调整和制定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具体目标和任务，正确处理贫困与发展的予盾，把握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大局，把反贫困推向一个新的攻坚阶段。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消除贫困方面又做了新的历史性贡献。
——推进中国反贫困战略向纵深发展。针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开展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随着扶贫开发的深入，贫困面逐渐缩小，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那些自然环境恶劣，生产生活条件差的地区，扶贫的难度越来越大。针对这种情况，为进一步加快扶贫开发步伐，1994年，国务院制定并开发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6年，作出了《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而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又作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的决定》，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这些重大举措，既是邓小平反贫困理论的生动实践，又是对邓小平反贫困理论的具体应用和发展。一句话，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是邓小平共同富裕伟大构想的成功实践。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救济式扶贫为开发式扶贫。开发式扶贫的实质，就是支持贫困地区干部群众在政府必要的帮助和支持下，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改善生产条件，增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实践证明，救济式扶贫可以缓解群众一时的生活困难，但不能使他们彻底摆脱贫困。要改变贫困地区的落后面貌，必须发展社会生产力。开发式扶贫是我国扶贫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方针。
——采取综合配套措施，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和贫困地区发展的实际状况，实事求是地确定扶贫开发的目标、任务，确定贫困标准和扶持范围，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从解决贫困人口温饱这个最紧迫的问题入手，量力而行，突出重点，集中扶持，逐步解决。贫困地区不仅经济困难，而且科技教育、卫生医疗等事业也相当落后。消除贫困必须从多方面入手，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变生产条件，改善生态环境，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实行扶贫开发与智力开发、计划生育、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大力推广农业实用技术，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贫困地区全面发展。
——坚持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主要依靠贫困地区自身的努力改变面貌。解决温饱，摆脱贫困，需要国家的扶持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但更需要调动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等不靠，自强不息，艰苦创业，这是脱贫致富的决定因素。
——从先发展东部，使东部沿海地区富裕起来，转向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谋求东西部之间的平衡发展。江泽民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逐步缩小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全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最终达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发达地区运用自身较好的经济基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一些特殊措施，经济和社会发展突飞猛进，积累了相当的实力。现在，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在继续加快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同时，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多次从重要的战略意义上提到西部大开发问题。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凭借其区位优势和国家政策支持，已经基本形成了一种自我发展的机制，具备了经济快速发展的自立条件。与此相反，广大中西部地区如今发展水平还很低，经济基础薄弱，与东部沿海地区之间的差距仍在不断扩大。没有中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是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建立合理地域经济结构，加强民族间大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的大局。目前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3400万农村贫困人口，也主要集中在这一地区。因此，西部的发展问题往往与边境安定问题、民族团结问题、农村脱贫问题乃至老区情绪问题等联系在一起，错综复杂。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要加快这些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逐步缩小东西差距。总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西部大开发时机已经成熟，条件已经具备，是对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地区发展战略设想历史性的一个衔接。
四、胡锦涛同志关于反贫困的思想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反贫困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中国的实际，不断提出关注民生问题，消除贫困、促进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
2005年7月7日,胡锦涛同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等五国领导人举行集体会晤时指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消除贫困、促进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压倒一切的任务。”，胡锦涛指出：“要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进一步加大扶贫工作力度。要注重激励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合理开发利用当地资源，积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着力增强贫困地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走出一条依靠自己力量脱贫致富的路子。要加大扶贫投入，改进扶贫项目的实施方式，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切实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夯实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尽快解决贫困地区群众的温饱问题。”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在论及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时，胡锦涛指出：“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里，农民的生活水平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反贫困进程。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农民脱贫致富对于中国反贫困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010年7月１７日，亚洲政党扶贫专题会议在云南昆明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向会议发了贺辞。胡锦涛在贺辞中指出，减贫和发展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推动各国共同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普遍期盼，也是发展中国家各政党义不容辞的责任。胡锦涛强调，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努力探索，顽强奋斗，广泛动员社会力量，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扶贫开发道路，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５亿人减少到２００９年的３５９７万人。同时，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坚持以人为本，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将继续为此作出不懈努力。
著名经济学家、孟加拉小额信贷扶贫模式创始人、格拉米银行董事长兼总裁穆罕默德•尤纳斯（Mohammed Yunus）在多次考察中国的扶贫开发工作的实际状况后说：“中国的扶贫工作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和示范地位，与世界反贫困已经连为一体。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扶贫，中国的扶贫工作取得的进展，对世界反贫困进程是一个巨大推动。”
回首中华民族反贫困的历程，在一个有 13亿人口而且贫困面广、贫困人口多、形成贫困的原因复杂的大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反贫困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不能不说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这一历史壮举的经济与政治意义是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它不仅为保持我国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促进民族团结、保持边疆安定和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一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所做的艰辛努力，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极大地坚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信心，而且是对世界反贫困进程是一个巨大推动，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的反贫困战略思想在反贫困斗争中取得的重大胜利。
中国扶贫开发的艰难历程及其辉煌成就，说明了一个真理：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才 能实现共同富裕，实现民族繁荣和国家富强。
                                                       （作者：云南省政府扶贫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