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山传奇紫青双剑:建党90周年系列报道——志士清贫

  1934年到1935年，是中国革命凄风苦雨的两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不得不放弃苦心经营的中央苏区，走上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同样艰苦卓绝的,还有未能跟随主力一道转移,而是留在南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小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半壁河山沉血海，几多知友化沙虫”，陈毅元帅写于游击赣南时期的诗句，足为当日血雨腥风之写照。

  1935年1月，率红十军团北上抗日的方志敏在皖南被敌军重兵围困，弹尽粮绝被俘。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方志敏在狱中写下了不朽名篇——《清贫》、《可爱的中国》。这是一个共产党人最后的内心独白，关于信仰，关于操守，关于对国家民族深沉的大爱。

  北上抗日

  这间囚室，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裱纸变了黯黄色，有几处漏雨的地方，并起了大块的黑色斑点；但有日光照射进来，或是强光的电灯亮了，这室内仍显得洁白耀目。对天空开了两道玻璃窗，光线空气都不算坏。对准窗子，在室中靠石壁放着一张黑漆色长方书桌，桌上摆了几本厚书和墨盒茶盅……骤然跑进这间房来，若不是看到那只刺目的很不雅观的白方木箱，以及坐在桌边那个钉着铁镣一望而知为囚人的祥松，或者你会认为这不是一间囚室，而是一间书室了。

  这间囚室所在的南昌绥靖公署是国民党围剿红军的大本营；囚室中这位每日埋头写作的“犯人”化名祥松，实则是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

  “手执着笔，一面构思在写，一面却要防备敌人进房来”。狱中写作，困难可想而知，但方志敏却执意要在敌人眼皮底下，为党留下“十余年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这次失败的血的教训”。

  1935年1月，方志敏在率领红十军团北上抗日途中兵败被俘。这次失败不但令8000多人的队伍损失殆尽，就连他苦心经营多年的闽浙赣苏区也危在旦夕。

  “蠢子！木头！为何从前都精明，而这次却如此糊涂！”每每想起这次失败，方志敏都这样骂自己。“如果不那样做，如果这样做，那还会失败？”有时，他甚至一边捏紧拳头捶打自己，一边忿忿地骂道：“打死你这个无用的死人！”

  1934年7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陷入了危局。一方面，蒋介石亲手制定围剿计划，调集50万大军扑向中央苏区；另一方面，从共产国际来的“洋军师”李德，却始终坚持他“建正规军打阵地战”的错误思想。

  队伍越打越少，根据地越打越小。此时，就连一直叫喊着“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李德，也不得不考虑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问题。

  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启程在即。为了分散敌军注意，牵制敌人兵力，中革军委在长征前派出了两支队伍——红七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红六军团西进。按照中央的意图，这两支队伍一为调敌，一为探路。

  北上抗日先遣队踏上了征程，但它显然不是一支精干的队伍。大将粟裕时任红七军团参谋长，上世纪70年代末，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为了执行新任务，突击补充了两千多名新战士，合计六千多人。其中战斗人员四千多人……非战斗人员约二千人，包括中央派出的一个随军工作团。武器也很不足，全军团仅有长短枪一千二三百支，一部分轻重机枪和六门迫击炮，许多战士背的是梭镖。但其它物资却不少，中央交付部队随带的宣传品就有三百几十担，连同部队的后勤物资及炊事担子，总共五百多担。

  中央给这支队伍的任务是艰巨的：深入敌后建立游击区，开展反日运动，号召民众武装反日，并建立新的苏区。

  由于兵力太少，这支队伍并没有起到牵制敌人的作用。1934年11月，长征途中的中革军委又给闽浙赣苏区主席方志敏发来电令，命他率队与路过的红七军团合编，组成新的红十军团，继续北上。

  当时方志敏正犯着痔疮，每天流着脓血，不但不能骑马、走路，连椅子也坐不了，只能半躺着。有人主张他留在苏区，但他坚持要亲自带队北上。

  这次任务的凶险，方志敏何尝不知，但他在遗稿中写道：“党要我做什么事，虽死不辞。”出征后，他在给妻子缪敏的信中写道：“这次出发，任务是非常伟大的，将来的胜利也是伟大的，你今后将在无线电话里得到我们胜利的消息。”

  没想到，这一去却成永诀。

  陷入重围

  8000多人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一路向着南京方向挺进。蒋介石大为震惊，马上调集10万兵马堵截。结果，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皖南的第一仗——谭家桥之战，便遭遇大败。

  如今回溯这场战役，兵力悬殊，武器落后……都是无法避免的客观原因，但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的指挥失当，也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刘畴西是红军中有名的独臂将军。他1922年入党，进过黄埔军校，做过孙中山的警卫，在第一次东征中失去了左臂，参加过南昌起义，还到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留过学。

  这一役，他的对手是国民党陆军补充第一旅旅长王耀武，黄埔三期生。面对身为黄埔一期生的刘畴西，王耀武是不折不扣的“小师弟”。

  可谭家桥一战，刘畴西原本设计好的埋伏阵却落了空。

  1934年12月14日，刘畴西命二十师、二十一师埋伏在王耀武旅途经的谭家桥一带。谭家桥两侧山林茂密，地势险要，极利于伏击敌人。可二十师和二十一师多是新兵，战斗经验不足，没等敌人团指挥部进入包围圈，就先开了火。结果伏击不成，反让敌人占了先机。是役，十九师师长寻淮洲伤重牺牲。

  1959年，王耀武回忆这场恶仗时写道：“敌人今天向我们袭击过早了，如待我们最后的部队通过乌泥关，他们再派部队占领，那不费一弹就可以占领该关。对我们形成包围以后，再开始对我们猛袭，我们就很可能失败了。”

  出师不利，大将先折。方志敏感到北上再无可能。他决定带部队返回闽浙赣根据地，重整旗鼓。由于情报几乎为零，方志敏不知道，此时敌人已在他们返回的路上布下了好几道封锁线。

  到达闽浙赣苏区边缘时，队伍已经被打成了两截。方志敏与粟裕率领的800人冲在前面，连夜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回到苏区。而刘畴西与继任十九师师长王如痴率领的大部队则落到了后面。方志敏见军情紧急，一面派人通知刘畴西抓紧跟上，一面命令粟裕带先头部队火速冲出重围，自己则不顾众人劝阻，仅带着十几名警卫人员留下，等待和大部队会合。

  此时，刘畴西又表现出他优柔寡断的特性。尽管接到了方志敏要求迅速突围的军令，但他觉得战士们太过疲劳，便在距离先头部队仅五华里的地方休整一晚。正是这一夜的迟疑贻误了时机，敌人堵死了返回苏区的通道，围成了铁桶阵。

  一年中最冷的时节，七倍于己的敌兵围困，惨烈的“怀玉山血战”随之开始。红十军团坚持了月余之后，弹尽粮绝，无路可走。方志敏在遗稿中回忆，一个夜晚，当他燃着两堆篝火，站在怀玉山头呼唤四下躲避的红军时，只叫出了80多人。

  奉命搜山的王耀武见证了红军战士们战斗到最后一刻的惨烈画面：

  分散潜伏在山地丛林中的红军人员，在严寒的天气里，数日不得饮食，冻饿得躺在地上动弹不了。有的想拿枪向国军射击，因手冻僵，扣不动扳机，打不出去。有的挣扎着向国军投掷手榴弹，因肢体被冻硬，无力投掷，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补充第一旅各团，在搜山中所送来的红军人员，面黄肌瘦，手脚冻裂，因喝不到水，嘴上起泡的很多。

  就在王耀武奉命在怀玉山北部搜索时，一场意义重大的会议正在遵义召开，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些成果，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然而，方志敏不能再看到这一切了，他和刘畴西已经落在了国民党独立43师727团的手里。

  被捕时身无分文

  其实，在山上连续搜索了半个多月的国民党军队并没有发现方志敏，是方志敏的贴身卫士魏长发在被捕后无耻地出卖了他。

  1999年，自幼生长在怀玉山的江西籍文史爱好者程小波，萌生了重走抗日先遣队北上之路的想法。在4年多的寻访中，他意外地找到了魏长发的外甥和女儿。

  方志敏是如何被叛徒出卖的？通过二人的叙述，诸多细节一一浮出水面。

  程小波告诉记者：“‘魏长发’这个名字是个误传，他女儿告诉我，其实他叫‘魏灿发’。”

  魏灿发的外甥陈火亮对程小波说，方志敏被捕的两天前，已经与刘畴西等人走散。他和魏灿发避在陇首高竹山的一个石煤洞里。可巧，魏灿发的姐姐家在附近的陇首村。魏灿发本打算偷偷到姐姐家找点吃的，可刚一露头就被敌人给抓住了。敌人许诺给他一百大洋和一个女人，魏灿发立马就投敌叛变，告诉敌人“方志敏还在山上”。

  一场地毯式大搜查马上展开。1935年1月29日，怀玉山朔风彻骨。在柴草堆里躲避了近6个小时的方志敏，被两名国民党士兵发现了。

  两名士兵逮着这样的大人物，并不急着回去邀功。凭着多年在国军中混事儿的经验，他们认定方志敏身上一定藏着不少金银财宝。可是，从棉袄领子到袜底翻了个遍，他们只找到一块表和一支自来水笔。心有不甘之下，一个士兵拿着柄手榴弹，做出要拉出引线抛掷的姿势，威吓道：“赶快把钱拿出来，不然就是一炸弹。”

  “想从我这里发洋财，是想错了。”在狱中写成的名篇《清贫》中，方志敏用戏谑讥讽的语气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是不是还要问问我家里有没有一些财产？有的有的。去年暑天我穿的几套旧的汗褂裤，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放在深山坞里保藏着，准备今年暑天拿出来再穿，那些就算是我唯一的财产了。”

  对这两名“怀疑而又惊异”的士兵，方志敏淡淡地说：“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财啦！”

  两个国民党士兵无法理解方志敏的话，对他自上而下地望了几遍，只好满腹疑窦将他押走。

  被捕当晚，敌人就对方志敏进行了审讯，他们一再逼迫方志敏写点什么文字，供他们回去请功领赏。方志敏也不多说，当场挥笔，写下了一篇二百多字的自述，字字铿锵如金石：

  方志敏，弋阳人，年三十六岁，知识分子，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第一次大革命。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曾任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潜回弋阳进行土地革命运动，创造苏区和红军，经过八年的艰苦斗争，革命意志益加坚定，这次随红十军团去皖南行动，回苏区时被俘。我对于政治上总的意见，也就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见。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我这几十年所做的革命工作，都是公开的。差不多谁都知道，详述不必要。仅述如上。

  这篇自述成为方志敏的第一篇遗作，后在1985年被收录在由邓小平亲笔题写书名的《方志敏文集》中，作为首篇。

  “虎死不倒威”

  抓住了共产党的大人物，国民党大喜过望。第二天，浙江保安纵队追缴总司令俞济时便下达了“速送押”的指令。方志敏被敌人从陇首村一路押往玉山县城。由于身体虚弱，国民党只能用竹轿子抬着他走。

  “所谓竹轿子就是用竹子劈成的，非常简陋。方志敏当时痔疮发作，在上面既不能躺，也不能侧坐，非常难受。”程小波说。

  几年前，程小波找到了一位当年的见证人，名叫童秀庭。“方志敏在赣东北地区非常受爱戴，听说他被国民党抓住了，许多村民前来看望。”程小波说，“童秀庭便是其中一位。”

  据童秀庭本人说，为了让方志敏坐得舒服一点，他和同乡童学盛等人商量，为方志敏换一顶轿子。一番交涉后，国民党军官同意了。童秀庭和同乡老麦牛一前一后，把方志敏扶上了轿。起程前，方志敏还掀开轿帘向送行的群众点头致意。

  晓行夜宿，几日后方志敏与刘畴西、王如痴等人一同被押解到上饶。2月1日，国民党军赣浙闽皖边区警备司令部在上饶公共体育场举办了“上饶各界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敌人给方志敏钉上了10斤重的脚镣。方志敏在遗稿中写道：“自生以来，没带过脚镣，这次突然钉起脚镣，一步也不能行”。敌人把他背到“庆祝大会”的台口，任人观览。方志敏“昂然的站着，睁大眼睛看台下观众”。

  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方志敏写道：

  我自问是一个清白的革命家，一世没有做过一点不道德的事(这里指无产阶级的道德)，何所愧而不能见人。观众看到我虎死不倒威的雄样子，倒很惊奇起来。

  解放后，原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书记长俞伯庆在接受江西省公安局审讯时说，途经方志敏老家弋阳时，许多农民拿着农具、梭镖前来开会，致使当地官员非常紧张，当场“宣布三件事：一不准高声喊叫；二不准随便移动；三不准朝台前涌。”方志敏站在台上，向群众望了一遍，刚想讲话，敌人赶紧把他押回车上，整个过程还不到两分钟。

  到达省城南昌后，方志敏被押到南昌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在这里，他生命中最后的斗争拉开了帷幕。

  “万死中去求一生”

  方志敏与刘畴西等人刚一被俘，蒋介石就密令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尽力劝说方、刘“归诚”，一时间各路人马纷纷登场。

  然而方志敏抱定了杀身成仁的决心。曾有一名《字林西报》的记者到监狱中探访方志敏，他写道：“这是一个奇特卓绝的人物。他向我说:‘各人都有自己的信念，我很高兴为自己的信念而牺牲生命。’”

  国民党43旅旅长刘振清、玉山县县长王振寰、弋阳县县长张抡元、南昌行营军法处副处长钱协民，乃至第五次围剿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次第到狱中劝降。方志敏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从容应对。

  一次审讯时，钱协民劝方志敏说：“你们的主义，是不得成功的，就是要成功，恐怕也还得500年，顶快顶快也得要200年，何必去为几百年后的事情拼命呢……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随风转舵是作事人必要的本领……”

  方志敏答：“朝三暮四，没有气节的人，我是不能做的。”

  “枪一响，人就完了，什么也没有了。所以我警告你，这确不是好玩的！千钧一发，稍纵即逝！”钱协民威胁道。

  方志敏淡定地答道：“我完全知道这个危险，处在这事无两全的时候，我只会走死的一条路！”

  敌人劝降不成，方志敏本以为很快就会遇害，可一个多月过去了，一点儿动静也没有。反而有一天，同情革命的看守高家骏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方志敏：“报告你一个好消息，你们的案子已经延长下来了。”

  原来，狱方看方志敏等人毫无投降之意，想杀害他们，但报告打到上峰，却换回了“缓办”二字。

  既然一时不至于牺牲，就要继续斗争。方志敏在遗稿中写道：“越狱是万死中去求一生，否则万死就是万死！不管成败如何，生一天就得努力一天！”

  从此，方志敏改变了斗争策略，国民党要人们来劝降，他不太答话，也不与他们争辩。可对于下层人士，如看守兵和卫兵们，则极力争取，寻求他们的同情和帮助。

  方志敏之女方梅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后，母亲缪敏曾把帮助过方志敏的看守所所长凌凤梧和看守高家骏请到家中。凌凤梧告诉缪敏，他经常到囚室中看望方志敏，二人英语很好，常用英语在狱中对话。方志敏大义凛然的气节深深感染了凌凤梧。凌凤梧甚至还曾向上峰打报告，要求给方志敏换一副轻一点的脚镣。狱方看出凌凤梧对方志敏表现出明显的同情，不久就把他调离了看守所所长的位置。

  （下转第20版）

  （上接第17版）

  据高家骏说，方志敏曾在狱中争取了10个看守兵，他们都愿意帮助方志敏越狱。方志敏计划找一个可靠的人帮他与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党组织派遣若干军用车和小汽车，在约定好的时间同时埋伏在军法处周围，以少数便衣冲锋队带小汽车到看守所后门，根据秘密信号，让预先安排的看守兵作为内应，打开牢门，把化了装的几名要犯送上小车。

  为了实施这个计划，高家骏还特地去找已经调离看守所所长职位的凌凤梧帮忙，不过凌表示爱莫能助，但他允诺保守秘密。

  在曾任国民党中央监狱狱长的胡逸民的回忆中，也有类似叙述。胡逸民回忆，方志敏想监外就医，再伺机脱身。胡逸民帮他在狱中周旋了一番，但军法处认为方志敏的病不重，没必要监外就医。

  胡逸民回忆，后来他用400元钱，买通了所长和看守，为方志敏打开了脚镣和大门，可方志敏走出大门不远，就被外围哨兵发现了。

  方志敏到底有没有走出过看守所的大门，这一细节很多研究者都表示怀疑。但可以肯定的是，单凭他自己的努力而无外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越狱成功。

  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吴殿尧对记者说：“当时，中共中央正在长征途中，上海的中央特科也基本上没人了，整个南方都处于革命低潮，根本不可能协助方志敏越狱。”而这些，狱中的方志敏当然不可能知道。

  铁窗著述

  为了打发狱中无聊的时间，方志敏决定把自己参加革命斗争的经历写下来，为后人留下历史的见证。

  入狱后的第三天，方志敏便向军法处要求“写一个条子”，敌人以为方志敏是要写什么供词，满口答应。争取到笔墨纸张后，方志敏就开始奋笔疾书“斗争经过及苏维埃和红军的建设”。

  同囚室的王如痴却认为，“写出寄不出，没有意义”，每天与刘畴西下象棋打发时间。王如痴的话让方志敏有些灰心，停了十几天没有再动笔，甚至“连之前写好了万余字的稿子都撕毁了。”

  但不久后，方志敏又开始动笔了，此时他已经找到了送出稿子的办法。

  方志敏就义前给党中央写的最后一封信中提到，他的狱中文稿托胡罟人保藏，胡答应在他出狱后，代为送交中央。

  胡罟人是谁？对于党史研究界来说这一直是个谜。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胡逸民回国定居，才道出实情：“胡罟人就是我啊！”

  1933年秋，由于国民党内派系斗争，胡逸民成了政治牺牲品，被蒋介石关进了南昌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因为胡原本是中央监狱狱长，可说是看守所的老上级，看守所上下都敬他三分。胡逸民不但能在看守所里随便走动，自由进出，还能让外面送吃送喝，甚至让家人进来玩个一天半日也是常事。

  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看守所忽然戒备森严。胡逸民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抓到了方志敏。胡逸民说，自己生性好动不好静，一定要去看看热闹：“我这个人不管什么立场不立场，听到他是共产党三个省的省主席，来头不小，倒是很愿意去接近他。”

  第二天，胡逸民与方志敏隔栅相望，打了个招呼。方志敏头上脚下地打量了胡逸民几遍，没搭茬。

  胡逸民向方志敏自我介绍说：“我叫永一，从前在‘清党’时曾经设法开脱了不少你们的同志！”

  方志敏没料到，这个在看守所中悠游自在的人居然也是囚犯。从此以后，二人渐渐熟稔起来。胡逸民天天与方志敏拉家常，聊身世，无话不说。为了方便与方志敏聊天，他甚至要求看守所不要在白天给方志敏的囚室上锁。

  胡逸民记得，一次访方志敏时，见他正伏案写作。胡逸民坐在床边，看见床沿上被方志敏用指甲刻出的四个字——“视死如归”。

  那次，胡逸民随手翻着稿本问：“你写些什么文章？”

  方志敏答：“狱中无聊得很，不过把以前自己参加革命斗争的经过随便写写罢了。”

  胡逸民说：“请你仔细写好了，不要随便……”

  方志敏说：“仔细写好了有什么用处，反正是拿不出去的。”

  “那暂且不管，不见得拿不出去吧！如果你信任我，这件事我可以替你出力。”听到胡逸民这样说，方志敏好像看到了希望：“永一先生愿意替我出力吗？我愿我写的文稿在我死后能送交我的同志。”

  胡逸民说，自己是个心直口快的人，答应别人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此后，方志敏便埋头写作，胡逸民也自觉地不再打扰他，来到他的囚室只是坐着看书报。

  方志敏之女方梅告诉记者，为了掩人耳目，方志敏的桌上常摆着一篇公开的文稿，而真正要写的，则放在下面。狱方为他提供的纸笔都是有数的，他就让同情革命的看守兵高家骏替他偷偷到外面买纸。

  牢中遗墨

  在入狱的100多天里，方志敏写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清贫》、《狱中纪实》等16篇文稿，目前仅存13篇，共13万多字，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遗墨中，方志敏着笔最多的，是他的反思，他认为，要把“十余年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这次失败的血的教训”，用笔写出来，贡献给党。

  4月20日，方志敏撰就约五千余字的《在狱致全体同志书》，这是写给赣东北、闽北、皖赣、皖南各负责同志的一封信，总结了闽浙赣苏区几年斗争的经验教训，共有八点。

  在这封“致同志书”中，记载了方志敏对路线、肃反、策反和革命工作的诸多思考。这些真知灼见如果能够早些被同志们收到，或许能够在此后的革命中少走不少弯路。但可惜的是，这封信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明昭天日。

  方志敏认为，闽浙赣苏区之所以在1931年至1933年相当顺利的环境下却没有得到发展，“实不能不归咎于右倾保护主义”，为此，他希望同志们“以后要分配最好的力量去做红军工作”，“更加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十分艰苦耐劳地教育群众，坚决的站在群众前面”。

  对于苏区一度出现的肃反，方志敏痛定思痛地反思：“错放一个反革命分子与错处分一个革命同志，其损害党和革命利益是同样的”，今后要反对“过分夸大反革命的力量，蔑视党和苏维埃政治力量和威信，对同志之不信任和多怀疑”。

  总结既有的教训，方志敏分析，“理论与实践之不相联系”是最大的问题，要“将目前发生各种实际问题拿来与党的理论、党的决议联系起来说明和解释，这样来提高同志的能力”。

  信中最后深情嘱托，北上抗日先遣队失利后，“斗争条件将更加艰苦”，“大家都要咬紧牙关，不怕困难，不怕危险，不怕劳苦，发扬布尔塞维克最高的积极性、顽强性、坚持性”，“我这次最感痛苦的，就是失却了为党努力的机会”。

  在敌人反复劝降时，劝降者都承认方志敏是一个革命者，但指责他只顾工农的利益，忽视了民族的利益。方志敏回答说：“真正为工农阶级谋解放的人，才正是为民族谋解放的人。”为此，方志敏写下了一万六千余字的《可爱的中国》：

  这篇像小说又不像小说的东西，乃是在看管我们的官人们监视之下写的。所以只能比较含糊其辞地写。这是说明一个×××（即共产党）员，是爱护国家的，而且比谁都不落后以打破那些武断者诬蔑的谰言！

  《可爱的中国》并没有像其他狱中作品那样着眼于革命工作。这篇作品得以流芳，是因为字里行间，满溢着一名革命者对祖国的赤诚热爱。

  在这样细腻而温柔的文字面前，相信没有几个人不被感动——

  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决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的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做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

  手稿出狱

  据胡逸民回忆，1935年五六月间，蒋介石亲自来看守所找方志敏谈话。同监狱的乔信明也在回忆中提到“蒋介石曾和他的私人秘书来和志敏同志谈判”。事后，方志敏告诉胡逸民，他对蒋介石的回答只有一句话：“快下命令吧！”

  当时，日军铁蹄已践踏中华河山，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招致民声沸怨。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然而，外寇当前，国民党当局却对能文能武的方志敏下达了“秘密处决”的绝密令。

  国民党当局原定的行刑日期是8月31日，但当时要求释放方志敏的呼声强烈，国内外许多民主人士多方奔走，苏联驻华大使馆也发出外交照会，以“方志敏借了上海苏联商会的巨款须要结算”为由，要求将方志敏交给苏方处理。重重压力之下，国民党当局决定秘密提前行刑。

  8月6日黎明前夕，方志敏被秘密带到南昌市下沙窝杀害。

  解放后，党中央交给江西省一个任务，一定要找到方志敏的遗骨。经多方寻找，江西省找到了一个目睹了行刑过程的照相师傅。据他回忆，敌人怕方志敏喊口号，闹出动静，从牢房里带出来的时候就给他嘴里塞了毛巾。

  得知噩耗，胡逸民把方志敏的手稿秘密地绑在床下，决心一定要完成方志敏的遗愿。不久后，胡逸民托于右任说情得以出狱，把方志敏的手稿也秘密带出。

  记者调查发现，胡逸民并不是方志敏手稿的惟一传递人，他的名篇《清贫》就是由一位时年19岁的女青年送到党组织手里的。

  进入1935年夏天，方志敏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此时，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的手稿。虽然胡逸民已经一口答应帮他传递稿件，但他觉得还是多找几个渠道保险。

  在中学学过唐弢的《同志的信任》这篇课文的人一定记得，一位女青年拿着方志敏的手稿秘密交给鲁迅先生，后来鲁迅又辗转把它交给了中共党组织。记者调查发现，《同志的信任》虽然写得曲折感人，但与事实大相径庭。文中那位不知名的女青年确有其人，不过方志敏的手稿却没送到鲁迅手中。

  “我怎么也没想到，《同志的信任》里面说的女青年，竟然会是我妈妈！”杭州师范大学退休教师魏中祁对记者谈起这段往事时，难掩惊讶。

  1959年，正在读大学的魏中祁看到缪敏给母亲程全昭的来信。“方志敏的妻子怎么会给我妈妈写信？”魏中祁再三追问下，母亲才道出实情。原来，1935年，19岁的程全昭竟然从杭州偷偷前往南昌，冒着杀头的危险为方志敏传递过手稿。

  魏中祁告诉记者，那时程全昭与高家骏是一对情侣，可因门第悬殊，程全昭的父亲不同意二人交往。高家骏一气之下从杭州跑到南昌绥靖公署当差。1935年暑假，高家骏从南昌给程全昭汇来20元钱，让她火速赶到南昌，有事相商。虽然从没出过远门，但凭着对高家骏的爱慕，程全昭背着家人来到了南昌。

  一见面，高家骏对程全昭说，此行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帮助共产党的领导人方志敏传递文稿。程全昭那时年纪小，也不知道害怕，就爽快地答应了。

  高家骏交给程全昭一包东西和3封信，让她到上海，把信分别交给宋庆龄、鲁迅和李公朴。

  程全昭带着手稿和信来到上海，住到白克路宝隆医院的同学那里。第二天，她先来到宋庆龄家，一个保姆模样的女人对她说，宋庆龄到庐山避暑去了。程全昭估计见宋庆龄不那么容易，又按照地址找到内山书店。店中一位中年男子听说她是来找鲁迅的，说：“鲁迅你是找不到的。有什么事儿，我替你转告吧！”

  “我妈妈看那人也蛮老实的，就把信和纸包交给了他。”魏中祁说，“那时候她年纪小，根本不懂得做地下工作的方法。”

  送出纸包后，程全昭又来到中华职业学校找校长李公朴。听她说明来意后，李公朴有点儿迟疑。程全昭记得，他夸张地捋了一下头发说：“哦！有这么一回事。我不认识这人，信放在我这儿看吧！”

  当天晚上，一个穿着入时的少妇找到程全昭，对她说：“你来上海送信，已经有人知道了。你得赶快离开，我是特地来通知你的。”

  本来程全昭跟高家骏说好要在上海等回音，再回南昌报信。听了少妇的话，她有些紧张，就偷偷回到了杭州。后来，程全昭才知道来报信的少妇是民主人士章乃器的妻子胡子婴。  

  回家后，禁不住再三追问，程全昭把替方志敏传递手稿的事情说了。“家里人吓坏了，这是要掉脑袋的呀！从此，我外公就把我妈妈关起来，不准出门了。”魏中祁说。

  在南昌等回音的高家骏此时心急如焚。他跟方志敏商量，带着一批手稿亲自到上海寻找党组织。而他刚到上海，就听到了方志敏被害的消息。遗憾的是，方志敏托他带出的手稿也在一次家中失火时烧掉了。

  那么，方志敏托胡逸民传递出的手稿有没有送到党组织手中呢？胡逸民回忆，方志敏牺牲前，交给他一大包手稿，让他到上海四川路交给鲁迅先生，并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可是，当他带着手稿到上海找鲁迅时，先生已经逝世了。说来也巧，方志敏的手稿又曲折转交到章乃器、胡子婴夫妇处。

  1978年，胡子婴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

  我是(1936年)11月18日得到文件，11月23日凌晨二时，我的丈夫章乃器被捕了。这个文件锁在我的抽屉中，当时没有搜查房子，我怕他们再次来搜查，怕文件落到敌人手中，就打电话给宋庆龄，要求把文件转移到她那里，她同意了。我又打电话给章乃器三弟章郁庵(共产党员)，叫他雇一辆出租汽车到我家来，我将文件交给他，送交宋庆龄。以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据资料显示，后来宋庆龄把手稿转交给冯雪峰，又由冯雪峰转交给化名小K的潘汉年。现在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方志敏手稿上，还写着小K的字样。

  解放前，这批手稿一直保存在上海一家银行的保险柜中。直到1951年才由上海出版公司公开出版。

  本版照片由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提供。感谢乔泰阳、刘勉钰、唐志全、张江生等先生对本文采写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