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蜘蛛:纪念建党90周年系列报道——雪原孤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最早对日作战、历时最长且条件最艰苦的一支抗日武装。抗联将士抵御着难以想象的严寒和饥饿，挑战着人类生存的极限，与数十倍于己的强大日军顽强鏖战，十多年间，对日伪军大小战斗66611次，消灭日伪军18万人，牵制了70多万日本关东军，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为全民族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此过程中，东北抗联也蒙受了巨大的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参加东北抗联的5万多将士大部分血染疆场，120多位师以上干部战死。被称为“南杨北赵”的杨靖宇和赵尚志，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英雄悲歌

  1942年2月12日，凌晨1时，黑龙江省萝北县，寒风低吼。

  东北抗日联军名将赵尚志带领他的士兵向梧桐河方向移动。部下刘德山说：“咱到菜园子屋里暖和一下。”又说，“你们先去，我去解手。”说罢，他转身行至赵尚志身后，举起步枪。

  子弹从腹部穿过，赵尚志立仆在地——刘德山是个老猎手，枪法奇好，被日本人收买来刺杀赵尚志。

  毕竟是赵尚志，他操起手枪，朝刘德山打去，刘的头、腹部各中一弹，当即毙命。  

  赵尚志被扶进附近一个僻静的农家小屋。漆黑的寒夜里，一队日军和伪警察，在另一个汉奸张锡蔚带领下，潜行过来。短暂激战后，赵尚志昏迷过去。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爬犁上，已然被俘。他说：“只想死在千军万马中，没承想死在刘炮（刘德山）手里。”

  八个小时后，赵尚志伤重牺牲。随后，日寇割下了英雄的首级，将尸身沉于松花江冰窟之中。

  英雄牺牲，血染沙场何其壮烈。而像赵尚志这样，被一颗背后偷袭的子弹射中，殒命于汉奸宵小之手，可悲可叹。

  在东北抗日战场上，一直有“南杨北赵”之说。“南杨”指的是杨靖宇，“北赵”就是赵尚志。而前者已于1940年2月23日，被一个汉奸引路带来的日军发现，落入敌手后遭杀害。

  在人们的想象中，赵尚志应该和抗日英雄杨靖宇一样，身材高大，气宇轩昂。可事实上，赵尚志身高只有一米六二——这是日寇对赵尚志遗体测量得出的结果。

  由于东北抗日斗争的残酷和艰苦，赵尚志一生中极少拍照。驰骋白山黑水间的一代名将，留给人们的却只是一个模糊的身影。

  1939年5月19日，延安出版的《新中华报》刊载了一篇《赵尚志速写》，留下了最为传神的赵尚志形象描述：

  矮矮的身材架着一身破旧的士兵衣服；一张堆满了灰尘的面孔上安置着一只失了明的眼睛——为我民族受了光荣的伤；走起路来一颠一跛的；大部分空闲时间，总是围绕着他的马，忙着饲料或梳毛；又最喜欢插在小孩子堆中指手画脚的放纵的说笑玩闹……

  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他那双长久不洗的手（有人说他七个月不会洗脸），被汗水和灰尘交织着刺绣出了鳞状的花纹，每一个骨节都是膨大得像小榔头，除去手掌心之外，既黑又瘦，恰像老乌鸦爪子。

  如果你问他：“为什么不洗脸？”“连小日本鬼子都打不出去，哪里还有脸啊！”是他的答复。

  赵尚志的那只眼睛是在巴彦抗日游击队的战斗中失去的。他的眼眶被弹片击伤，致使左眼失明，颧骨上也留下了一个月牙形的伤痕。正是因为这块伤痕，2004年他的颅骨被发现时，人们才得以确认，那就是当年让日军闻风丧胆的英雄赵尚志。

  直到赵尚志牺牲62年之后的2004年，他的头颅才在长春被人们找到。现在能够看到的赵尚志标准像，是根据颅骨复原得到的绘画作品，只能说是比较接近真实的赵尚志形象。而目前发现的惟一一张赵尚志生前的照片，是1932年8月巴彦抗日游击队成员的合影。赵尚志手拿马鞭坐在前排中间，二十四岁的他明显比两边的人矮半头，看上去甚至像个未及成年的孩子。

  可这个年轻的小个子，当时就已经是有着7年党龄的老党员了，担任着游击队的政治部主任。此前，他还是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在东北党组织中，赵尚志是为数不多的受过正规训练的军事人才。

  1925年，年仅17岁的赵尚志在哈尔滨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投考黄埔军校，与林彪同为黄埔四期。然而未及毕业，蒋介石策划发动了“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公开了共产党员身份的赵尚志不得不提前退学。

  赵尚志在黄埔军校5个多月。不过，黄埔军校的学制其实只有7个月，“肄业生”赵尚志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学业。在此后东北抗日战场的白山黑水间，赵尚志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当然，更多的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日伪的残酷统治和不断围剿中，只有不断战斗才能生存下去。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撤出东北。仅数月间，东三省绝大部分领土落入敌手，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在9月20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号召人民起来参加工农苏维埃运动，“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海陆空军”。根据中央指示，中共满洲省委决定积极创建抗日游击队并开展游击战争。

  赵尚志是第一批投身到这场战争中的共产党人。

  巴彦抗日游击队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即树起了抗日大旗。这支队伍转战哈尔滨周边地区，曾攻下巴彦县城，奇袭日伪运输线，甚至一度打到哈尔滨。可对阵装备精良的凶残日军，终究势单力薄，坚持战斗两年后，巴彦抗日游击队被打散。

  巴彦游击队的失败被归罪于赵尚志，他第一次被开除了党籍。

  “我还是要革命的”

  赵尚志被满洲省委开除党籍，直接原因是巴彦游击队的损失，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他在工作中对中央指示的批评和抵制。

  辽宁省朝阳市赵尚志研究会会长雷凤祥说，1931年以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当时，设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曾召开了一次“北方会议”，给东北的抗日斗争发出了很多不切实际的指示。比如“建立苏区，不许敌人跨入一步”，对各种义勇军组织采取关门政策等等。而赵尚志坚持的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联合各种抗日力量的统一战线，则被当时占据主导的左倾思想视为“机会主义”、“逃跑主义”。

  开除党籍的决定，让赵尚志的情绪遭受打击，一度很沉闷。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曾写下这样一首诗：“风打麦波千层浪，雁送征人一段愁。披靡无术，被屏逐于千里之外。”语句中尽显苦闷心境。

  不过，赵尚志没有放弃抗日斗争的信念。此后不久，他拒绝了地下党组织安排的哈尔滨市总工会主席之职，主动要求前往哈东地区（哈尔滨以东宾县、珠河、阿城等地）从事抗日活动。他还要回到最熟悉的战场上去。

  临行前，赵尚志到巴彦游击队战友夏尚志住处道别。两个“尚志”一起吃了一顿告别饭。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关部门整理赵尚志事迹寻访到夏尚志时，老人仍对50年前与赵尚志的最后一别保留着清晰的记忆：

  那时候，赵尚志被开除了党籍，一只眼睛瞎了，还要去哈东打游击。他这一去，是孤身一人，手无寸铁，身无分文，可还是很乐观。吃饭时还笑呵呵地说：“我就一个愿望，将来胜利了，能在‘狗不理’吃顿包子。”临行前，他忽然郑重起来，说：“我走了，我还是要革命的。”

  手无寸铁的赵尚志拿什么去干革命呢？“在当时的东北，找到不属于日伪的武装还真不是难事。”雷凤祥说。

  “九一八事变”后，处于国破家亡境地的东北人民，在白山黑水之间燃起了民族自卫的抗日烽火，各地义勇军、游击队、红枪会、大刀会、山林队等抗日武装犹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

  由于没有坚强的领导，数目众多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群龙无首、各自为战，遭到日本关东军残酷的镇压，或被消灭，或被打散。

  领导东北抗日的重担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头。从1932年起，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先后组织了由汉、满、朝鲜、蒙古、回等民族爱国志士参加的十余支抗日游击队。到1933年底，中共直接领导的各地游击队已发展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

  来到哈东的赵尚志找到了一支名叫“朝阳队”的抗日义勇军。其领导人孙朝阳本是东北军马占山部下属，与日军战斗失利后被迫占山落草。

  看上去毫不起眼的赵尚志起初只能在“朝阳队”当马夫，但很快在战斗中崭露头角，深受孙朝阳器重，还当上了参谋长。

  赵尚志本想把“朝阳队”发展成由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但孙朝阳的投敌倾向却越来越明显。赵尚志只能带着6个人脱离了“朝阳队”。

  就是从这7个人起家，赵尚志很快发展出了一支数千人的抗日队伍，也就是后来的抗联第三军。此后数百场大大小小的战役，少有败绩,打得日军慨叹“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

  暗箭

  赵尚志领导的抗联究竟有多少人？按照《东北抗联斗争史略》记载，抗联第三军最盛时人数有6000人，但这个数据很难说是准确的。

  雷凤祥告诉记者，在赵尚志部队活动最为集中的黑龙江省尚志市（原名珠河县），有档案记载的抗联烈士就有18000多人。而赵尚志当时的活动范围覆盖了40多个县。即便是最保守的估计，赵尚志统领的部队也不止6000人。

  不过，军史之所以采信6000人的数字，一般指进入东北抗联编制的部队。

  东北抗日联军共有11个军，人数最多时有4万人，其中，第一、二、三、六、七等军是在党领导的反日游击队基础上建立的；第四、五两军在救国军、抗日自卫军余部的基础上建立；第八、九、十、十一军是在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的基础上建立的。

  即便是在编的抗日联军，成分也相当复杂，而赵尚志动员和收编的武装，要远远超过6000人。

  那时候，仅在赵尚志游击队活动的珠河一带，就有许多义勇军、山林队，如“九江”、“容易”、“跨海”、“双盛”等大小三四十股。

  雷凤祥说，在抗日初期，赵尚志本能地鄙视和讨厌土匪，不愿意与他们为伍。在此期间，赵尚志曾与这些队伍麻烦纠纷不断。但他很快认识到，党领导的游击队尚弱，要抗日必须联合这些杂牌军。许多次战斗，只要对方是中国人，他就骑马到阵前喊话。有士兵说，“别喊话了，枪子儿可不听你的呀！” 赵尚志说，枪子儿能打着几个敌人？我一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就很可能跑过来一大群。

  于是，赵尚志收编了许多“山头”，成立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司令部，他被推选为总司令。这种做法虽然迅速壮大了队伍，但始终没能彻底解决队伍的革命性，这也是造成东北抗日环境复杂的一个重要原因。

  雷凤祥说，除了党领导的基干队伍外，其余的抗日队伍多具有三面性，他们一会儿意气风发跟着共产党打日军，一会儿自立山头去做土匪，一会儿干脆下山给日军做帮手。即使他们当汉奸时也有两面性，有时竟也会哗变一下，把对方的伪军带上山倒戈抗日。

  这支队伍中出现一些汉奸几乎是注定的，从师长到普通士兵，什么级别的人都有。比如，赵尚志为了收编一个叫于九江的土匪，和他结拜为“兄弟”，任命其为第七师师长。但于九江匪性不改，进行内奸分裂活动，后被赵尚志兵不血刃用计拿下。

  这一点很快也被日军了解并利用。对赵尚志领导的抗联队伍，他们的剿灭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却总也见不到成效。有数次，日伪军队已经将赵尚志的队伍围在当心，却总是被他神鬼莫测地突围出去。明刀明枪的战斗，日军对神出鬼没的赵尚志无可奈何，于是，他们在一浪高过一浪的严酷镇压中，一只手拉拢土匪武装，“只打抗联，不打土匪”，分化抗日队伍，另一只手放出了阴毒的暗箭——收买汉奸执行刺杀计划。

  最早要刺杀赵尚志的汉奸叫周光亚。在1934年日军悬赏1万元要赵人头的时候，周混入赵部，因为有点文化，被任命为司令部秘书。但是此后不久，有认识他的同乡也加入了抗联。周光亚怕暴露身份，在另一个伪装成医生的汉奸混入抗联后，他寻机将经济部长李启东杀害，夺款逃跑。

  此事对赵尚志刺激极大。李启东比他大12岁，是创立珠河抗日游击队（抗联第三军前身）的七人之一。李被刺后，司令部对奸细问题警觉起来，经过对“医生”的审问，才知道他准备投毒害死赵尚志等人。

  诸如此类的事情时有发生，以至于赵尚志一直对汉奸、叛徒有着高度的敏感和戒备，却不料最终还是殒命在汉奸枪口下。

  而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赵尚志对奸细近乎杯弓蛇影的警戒心理，让他把一些党内不正确的路线、政策与奸细相关联，因而加剧了他遭受的不公正批判。

  游击根据地

  在中国革命史上，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一直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能够存在并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但在东北地区长达14年的抗日斗争中，从未出现过像井冈山、中央苏区那样的根据地。归根结底，是他们面对的敌人太过强大，斗争太过残酷。

  东北抗日联军各部都没有放弃过建立根据地的努力。以赵尚志率领的抗联第三军为例，他们先是在哈东地区打游击，建立了南北350里、东西200里的哈东游击根据地，后来转战到汤原，又创建了方圆500里的汤原游击根据地。

  不过，这两片区域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根据地，更近似于游击区。

  东北抗日与中国其他地方相比，情况更为错综复杂。在这里，有日本密集的76万大军和大量伪满军队及汉奸，有严酷的自然环境，抗联要生存，只能在深山老林中不停转战，根本没有足够时间和空间供他们去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创建根据地。

  没有根据地，最大的难题就是部队的后勤给养得不到保障。抗联像无根之木、失水之鱼，经常要在衣食无着的情况下，在冰天雪地中同强大而残酷的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

  彭真在谈到东北抗联的艰苦斗争时曾这样说：“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二十多年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红军长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东北抗日联军的十四年苦斗。”

  即便是在这样艰苦卓绝的条件下，赵尚志所率领的部队也从不甘于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反而展现出了可歌可泣的进攻精神。

  赵尚志成了日伪媒体上出现频率最多的“匪头领”。仅以1934年9、10两月为例，日本人经营的《盛京时报》、伪《滨江时报》先后6次报道了所谓的“匪讯”，从中可以看出，赵尚志在9月4日攻下了宾县的三个大村落，9月17日又出现在县城附近，有攻城迹象，破坏了电力和电信线路，10月4日又破坏了日伪铁路，导致军列脱轨……

  《盛京时报》还有一篇报道，让人们能从反面看到赵尚志部队的军威：

  适据康家炉何云阁保董紧急报告：匪首赵大队长尚志督部下党羽三千余名并带机关枪，迫击炮各数十门，军装整齐，枪械精锐，骑匪一千五百名，步匪一千五百名，扯五色旗，戴红袖标，着义勇军字样，风声鹤唳，耀武扬威，由山里汹汹而来。

  转战哈东，赵尚志打出了抗日的威望，他还被选为东北民众抗日联军的总司令，统领着除杨靖宇所率抗联第一军外绝大部分的抗日队伍。1935年2月，满洲省委对之前的左倾路线进行了纠正，认为当时开除赵尚志党籍是轻率的、错误的，恢复了赵尚志的党籍。

  对于这段历史，原中共满洲省委代理书记杨光华曾这样回忆：1933年赵尚志领导的巴彦游击队失败了，被开除了党籍。开除他党籍后的表现和行动表明他是坚持革命的。搞武装，积极抗日，服从党的领导，因此给他恢复了党籍。赵尚志从头到尾是革命的，受了挫折也没有消极，一直在搞革命，搞抗日活动。党开除了他，他也革命，这是难得的革命精神。

  就在赵尚志抗联第三军军力日益强盛的同时，杨靖宇率领的部队挥师向南，驰骋于南满平原；李兆麟在后方根据地，设小型兵工厂、被服厂、仓库、医院，还成立了联军军政干部学校。而31岁的赵一曼高唱着《红旗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在珠河慷慨就义。

  日伪统治者被抗联的四处出击搞得片刻难宁，如坐针毡。当时的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发通缉令，杨靖宇、赵尚志被列在了前两位，赏金同为1万元。其下的日伪警察部门，更恶狠狠地叫嚣对赵尚志悬赏“一两骨一两金，一两肉一两银”。

  而日军还使出了另一个狠招——“归屯并户”。

  所谓“归屯并户”，就是把散居在游击根据地的农户合并到大的屯子中，绕着屯子建围墙、挖壕沟，设部队警戒。合并起来的大屯，其实就是日本的集中营。

  东北农村地广人稀，本就难以支撑大部队。日军试图以坚壁清野的手段，断绝抗联部队和群众的联系。

  而在对待日军“归屯并户”的应对态度上，刚恢复党籍不久的赵尚志与抗联收到的指示发生了分歧，再一次陷入了党内的路线斗争中。这是日军实行“归屯并户”时也不会想到的“意外收获”。

  （下转第20版）

  （上接第17版）

  路线之争

  赵尚志反对的是王明。

  当时，中共中央正带领红军进行着两万五千里长征，与东北党组织彻底失去了联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始接手东北党组织的指导工作。东北的党组织实际上受驻在共产国际的王明及康生指挥。

  这两位领导都没去过东北前线，但指点起来却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1935年6月3日，王明、康生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给东北抗联发来了 “六三指示信”，就在东北如何开展游击战争等问题做出一系列指示。

  1931年时，设在上海的党中央召开“北方会议”，给东北党组织传达的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指示，而到了 “六三指示信”，王明的指示又“向右转”了。

  由于这封信的指示与原来的指导方针有不小的差别，以至于在传达过程中，吉东和北满的党组织和抗联武装为该信发生了激烈争论。

  赵尚志所在的北满方面认为信的主要精神是右倾的，吉东方面则坚定支持“六三指示信”。当时的日伪媒体对此报道为“吉东和北满两省委间之倾轧斗争”。属于党内的争论，却被日伪方面迅速获知，足见当时抗联内部被日伪奸细渗透之严重。

  “六三指示信”强调打破关门主义，“吸收一切愿意参加武装反日的分子，来扩大游击队的组织”，实行全民统一战线。这封信进一步突破了原来的一些左倾观点，但同时也有一些如“等待大事变”的消极抗战态度，还有“反满抗日不并提”、“不公开反对归大屯”等等错误提法。

  “六三指示信”对日伪“归屯并户”的毒计不但不反对，甚至还有些欢迎的态度。其理由现在看来有些可笑：归大屯之后群众集中，容易发动群众运动。

  “反满抗日不并提”更是匪夷所思，甚至还对甘心做了日本傀儡政权的伪满洲国留有幻想。

  赵尚志对“六三指示信”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和抵制。对王明路线极不理解的赵尚志，派部下朱新阳带信去苏联面见王明汇报。结果，王明把朱新阳扣下，开除党籍。

  而赵尚志前后两次公然反对王明路线，在当时被一些人说成是“反对王明，就是反对党中央”，受到了严厉批判。这也为他日后受到的更不公正的对待埋下了伏笔。

  1937年7月7日，穷兵黩武的日本法西斯大举进攻卢沟桥，直逼北平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开始了。

  东北是日本法西斯侵略全中国的后方基地，为了确保其统治的安全，更加紧了对东北抗日军民的镇压。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极端艰难困苦的时期。

  恰在此时，东北抗联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联系也中断了。王明和康生在1937年下半年回国，孤军奋战的抗联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飘摇在深山老林中。

  空前的严重困难，必须采取新的有效措施来加以解决。

  苏联是共产国际总部所在地，当时被称为“工人阶级的祖国”，与北满抗日联军活动的区域仅有一江之隔。当时已经被推选为东北民众抗日联军总司令的赵尚志，不断派人前往苏联，一方面通过苏联与失掉联系的党中央接上联系，另一方面则争取苏联对东北抗日斗争的援助。

  而这成了改变赵尚志一生的重要转折。

  何日功成九里山

  1937年12月，原东北抗联第六军第一师师长陈绍宾从苏联返回，带来消息说：苏联远东军负责人邀请北满抗联主要负责人商谈有关重要事情。

  赵尚志带着6名警卫战士，满怀厚望地进入了苏联。未曾想刚一入境，就被苏联边防军缴械扣押。苏联矢口否认曾邀请过赵尚志，将他投入苏联伯力远东军区内务部拘留所。

  赵尚志本人对苏军扣押他莫名其妙。可无论他如何解释、抗议，苏军都不予理会。这一关，竟然长达一年半。

  被关押期间，苦闷委屈的赵尚志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插翅难越三江水，何日功成九里山”。古时韩信在九里山前摆战场大战项羽，赵尚志用这个典故来表达自己的急切心情。

  关于苏军扣押赵尚志长达一年半的原因，有说是此前赵尚志曾写信联系的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布留赫尔，在苏联的内部肃反中遭到清洗，赵尚志是受此牵连。也有传说是苏军情报部门中有人被日军收买，按照日军授意扣押了赵尚志。但这些都得不到史料佐证，至今史学界仍无定论。

  赵尚志因何被关押成了一个难解之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苏军的这一错误举动，给北满的抗日斗争带来重大损失。

  赵尚志是北满地区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威望甚高。他被关押，严重削弱了领导力量。苏军还把随后进入苏境、准备接赵尚志回国的五百名抗联指战员缴了械，遣送到新疆，交给军阀盛世才。这五百人是三、六军历经千辛万苦发展起来的精锐，致使抗联战斗力受到严重损害。

  2007年，俄罗斯解密了部分前苏联秘密档案，其中有赵尚志被苏军释放后与苏联军方的一次会谈纪要。赵尚志向苏方要求解释，苏军的回答是这样的：

  您未预先通知苏军司令部而擅自进入苏联领土。司令部也不知道您的到来。是谁下达指示通知您的，现在还尚未查明。对您进入苏联负责的人，完全是在犯罪，他向当地的苏维埃和军事当局隐瞒了这一事实，这人是要受到惩罚的。

  对赵尚志进入苏联负责的人，是陈绍宾。

  陈绍宾原是东北军的一个军官，后来加入了赵尚志的队伍。他是不是真的假传命令把赵尚志诓到苏联、这么做的目的何在？现在已经不得而知。没有直接的证据显示这个人是汉奸，但他所作所为，却对抗联领导机关造成了日伪求之不得的破坏作用。

  在被苏方不明不白关押一年多以后，1939年7月的一天，一位苏军军官来到赵尚志的牢房，声称“这是一个误会”，并向他转达了共产国际决定，任命赵尚志为东北抗联总司令。

  赵尚志随即把在苏联的东北抗联人员100多人组织起来，当月就返回了东北抗日战场。而当他几经辗转，在深山老林中找到了坚持打游击的老部下时，才发现，这一年半中，他辛苦创建起来的抗联第三军已经死的死散的散，数千人的部队所剩无几。收编来的部队更是多数叛逃，第八军军长谢文东，三军二师师长兰志渊已向日伪当局投降。

  更让赵尚志错愕的是，被扣苏联期间，北满省委开展“反倾向”斗争，他作为“北满反中央路线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主要负责者”，被解除了抗日联军总司令和第三军军长的职务。

  永远开除党籍

  赵尚志迫不及待地要和党组织取得联络，他派人到北满省委和抗联各部联络，准备在抗联司令部原来的所在地——梧桐河上游密营召开党委会议。

  结果，北满省委领导迟迟不来，等来的是陈绍宾率领的抗联第六军第一师。

  两支抗联队伍相见，本该亲热有加，赵尚志派和一师战士熟悉的陈雷等人带着狍子肉和面粉前去慰问，陈绍宾却派人来司令部兴师问罪：“为什么杀祁致中？”“是不是还要杀北满省委领导人？”

  赵尚志处死祁致中确有其事。祁致中原是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军长，和赵尚志一起被苏军关押，回国后任抗日联军司令部副官。

  据曾亲身经历此事的抗联老战士李在德回忆，在赵尚志率部回国后进行的第一场战斗——攻击乌拉嘎金矿局战斗中，祁致中被派为主攻冒险队的先锋，但他临阵退缩，不服从命令，是赵尚志亲自带队补上了窟窿。战后，赵尚志大骂了祁致中一顿。

  而此后，祁致中在战士中常发非议：“赵司令是让我去送死。”

  祁致中的言行在部队中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被游击队支委缴械关押。最后做出处死的决定，实际上是支委讨论的结果。而赵尚志因为和祁致中有矛盾，还特意回避了讨论。

  无论如何，处死祁致中是非常过火的决定，是在特殊环境下的“错杀”。最后作出“处死”决定的赵尚志，的确难辞其咎。此后，这个错误的决定也让赵尚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至于“要杀北满省委领导人”，则纯属子虚乌有的谣言。始作俑者是赵尚志原来的政治秘书尚连生——后来查明，此人是日伪安插进抗联多年的奸细。他也曾被苏联扣押，回国后进入陈绍宾的队伍，造谣“赵尚志说，北满省委有奸细，李兆麟、冯仲云等都是托洛茨基派，都要逮捕割头。”

  当时受赵尚志委派去陈绍宾部慰问的陈雷，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他在回忆录《征途岁月》中，对陈绍宾和赵尚志的那次冲突有过记载。

  陈绍宾当时就想对赵尚志缴械，但赵尚志在战士中声威显赫，陈绍宾的这个命令没人执行。而陈更担心真的起冲突不是赵尚志的对手，只能在夜色中点燃篝火作掩护，偷偷地走掉了。

  令人胆寒的是，撤退过程中，陈绍宾竟然暗中命令孙国栋等五个人，设法把赵尚志的去向通知日伪军，让他们除掉赵尚志。

  幸好，这五个人并没有做出汉奸行径，他们没有向敌人报告，转而去了苏联。但是陈绍宾却把“赵尚志要杀北满省委领导人”的谣言四下传播，一时间，北满省委对赵尚志风声鹤唳，再没人敢去参加他召集的会议。

  赵尚志在密营中苦等三个月，得不到北满省委的任何反馈，再加上期间几次攻击日伪据点，破坏交通线，导致行踪暴露，不得不又转移到苏联境内。

  时间转入1940年，东北抗联的斗争进入最低潮。在日伪穷凶极恶的讨伐、围剿下，原本近4万人的抗联部队只剩下2000余人，陆续转入苏联境内。

  赵尚志在苏联伯力见到了整编后的抗联二、三路军领导周保中和冯仲云。这两个人，一个是在路线之争中与赵尚志吵得不可开交的吉东特委领导，一个是谣言中赵尚志要捕杀的北满省委领导。三个老战友一见面，很快消除了误会，握手言欢。三人还召集了两次吉东、北满党委联席会议，谋划着打回东北去。

  可是，刚刚燃起希望的赵尚志又遭到了当头一棒，在国内的北满省委传来了对他“永远开除党籍”的决定。北满省委给赵尚志列出了三大“罪状”：一，反对中共中央路线，反对王明、康生的指示信；二，实行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三，怀疑北满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为党内奸细。

  这让周保中和冯仲云也感到错愕。他们分别写信给北满省委为赵尚志求情，希望减轻处分。赵尚志也给党组织写了一封标题为《请求书》的信，信中写道：

  党籍是每个共产党员的生命。因为我参加党的革命斗争已经十五年，党的一切工作，就是我的一生的任务。我请求党重新审查。同时，我认为党不能把我从党的部队里清洗出去，那将是会使我像受到宣布死刑一样难过。我万分地向党请求审查，给我从组织上恢复党籍，恢复我的工作，我不能一天离开党，党也不要一天放弃对我的领导。

  三封信传回北满省委，却只让“决定”去掉了两个字——“永远”，赵尚志的党籍还是被开除了。

  最后的战斗

  失去了党籍和军职的赵尚志，成了被遗忘的人。抗联领导会议再不让他参加，各种重要事务也不得与闻。从1941年初到10月，他在北野营的一间斗室内度过了孤独、苦闷的10个月，陷入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困境。

  他仍然渴望着战斗，即便已经被排斥于抗联之外，即便抗联主力已全部退至苏联境内，东北已成绝地，他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着打回东北去。

  终于在1941年10月，这位抗日名将接受了一个班长级别的任务，带着4名战士潜回白山黑水之间。

  苏德战争已经爆发了4个月，西线战事异常紧张惨烈，而苏联还要时刻提防着对付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赵尚志的任务是，一旦日苏战争爆发，便去炸毁兴山（今鹤岗市）的发电厂和佳木斯至汤原间的铁路、桥梁。

  这时的东北上空的确战云密布。不过，日本正在谋划的是偷袭珍珠港、发动对美国的太平洋战争。东北不但是他们侵略整个中国，更是太平洋战场的战略基地，必须确保日本的殖民统治。

  日本关东军从7月起就搞起了规模空前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七十多万日军调动频繁，遍布各地，汉奸、特务、密探活动猖獗。

  赵尚志撞进了一个早已布置完备的魔网。几乎就在回到祖国开始游击活动的同时，他的行踪就被汉奸和日本密探侦知。

  伪鹤立县兴山警察署是这张大网的第一线情报据点，其辖区正是赵尚志部队的主要活动区域。署长田井久二郎、特务主任东城政雄筹谋捕杀赵尚志已有多年，派遣奸细刺杀的毒计就出自这二人之手。

  抗日战争胜利后，田井久二郎和东城政雄都作为战犯被逮捕。田井久二郎交代：“整个满洲的各警备机关多年来一直拼命寻找机会抓他，要是军队逮捕到他，可以获得金质勋章。”但是“赵将军受着中国爱国人民的绝对支持。即便动员一个师团的兵力，也不能使他落网。‘讨伐’行动不可能成功。因此，一定要想方设法采取极秘密地派遣伪装的密探，潜入赵尚志部队，把他引诱到警察势力范围内，伺机使他负重伤并加以逮捕。”

  从赵尚志在哈东成立珠河抗日游击队开始，敌人就曾多次派遣特务、奸细打入游击队，企图谋杀赵尚志，但都没有得逞。而这一次，刺杀计划按照敌人事先的设计，几乎是分毫不差地进行着。

  其实，赵尚志本有机会躲过这次暗杀。他返回中国前，苏军方面曾要求，这支小分队过界三个月后，无论情况如何都要返回苏联。他本该一个月前就撤回苏联了。

  但是，回到了抗日战场的赵尚志，渴望的是真正的战斗，撤回苏联的指令，从出发时就没有打算遵从。他对身边的战士说：“就是死，也要死在抗日战场上。”

  一语成谶！

  一直对汉奸、奸细高度警惕的赵尚志，因为急于壮大队伍，饥不择食，忽略了对人员的甄别。回国后发展的3名队员，竟有两个是要取他性命的奸细。

  1942年2月12日上午9时，在被奸细刘德山击成重伤8个小时后，赵尚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日军叫来了已投降日寇的原东北抗联第九军军长李华堂辨认尸体。

  在审讯室里，李华堂一眼就认出了自己曾经非常崇拜的司令赵尚志。尽管有很多日本人跟着，他还是哭了，大声喊：“司令，你也这么着了吗？你也这么着了吗？”他嚎啕大哭，被日本人强拉了出去。

  即便是敌人，也对赵尚志的气概流露出了崇敬。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满洲共产抗日运动状况·1942年》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赵尚志受致命重伤，仅生存八小时。于此期间，对审讯之满人警察官称：“我是赵尚志。”“你们和我不同样是中国人吗？你们却成为卖国贼，该杀！”“我死不足惜，今将逝去，还有何可问？”

  除发泄等言语之外，缄口不言，一直睨视审讯官，置刀枪痛苦于不顾，显示无愧于匪中魁首之尊严，而终于往生。

  而直到牺牲，赵尚志还没有恢复他视为生命的党籍，这该算英雄悲剧中最悲哀的段落。

  1982年，赵尚志殉国四十周年。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政策的落实，中共中央组织部要求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对赵尚志党籍问题进行调查，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经过认真复查，黑龙江省委撤消了1940年1月北满省委《关于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定》，推倒强加给赵尚志的一切不实之词，恢复党籍。在这份文件上，对赵尚志做了这样的评价：

  赵尚志同志的一生忠诚党的事业，是个坚贞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坚强不屈，英勇奋斗，做出了重大贡献，直至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