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娃下载:建党90周年系列报道——江南一叶

  1941年1月，北移的新四军军部行至皖南，遭到国民党军八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9000多人大部牺牲和被俘。政委项英遇难，军长叶挺孤身下山谈判，被无理扣押。

  皖南事变是抗战中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一出亲者痛、仇者快的悲剧。事变发生前，新四军这支整编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八省游击力量的抗日武装，在受到国民党政府种种限制而饷款不济、军食不足、军装不备、弹药不充、枪械不补、摩擦不断的情况下，坚持斗争，成军三年历经1200多战，把敌寇的后方变成了前线。

  叶挺被扣押后，拒绝蒋介石的威逼利诱，身陷囹圄五年，方得获释。出狱第二天，这位一度脱党的北伐名将立刻写下入党申请书，请求重回党的怀抱。

  事变一周后，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全军共9万多人，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

  事隔70年，人们已经很难想象皖南事变的惨烈。为了探究那场千古奇冤，记者来到了安徽泾县西南的茂林镇。

  茂林地处青弋江畔，是一个距县城35公里的山区古镇。以现在的眼光看，这里山清水秀，堪称胜景。盛世好风景在乱世却是征战地。皖南事变发生七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茂林谭家桥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七军团的军团长寻淮洲就牺牲在此。

  历史惊人的巧合，七年后，茂林又成了国共鏖战之地，被困于此的，是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

  下山谈判

  1941年1月13日，皖南事变发生第七天，茂林石井坑好似滴入水的油锅。

  弹雨的声音由“嘘，嘘”（远弹）变成“切，切”（近弹），肆无忌惮地从新四军军长叶挺身边飞过，但他仍像一座钢人那样巍然站在山坡上，手持望远镜，观敌瞭阵。

  东流山上的火光渐熄，叶挺有些绝望，这已经是该阵地第三次失守了。作为一个军事家，他深知“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道理。随后，香炉墩、象形山又相继失守，这片山谷中的阵地已经彻底失去了屏障，指挥所成了各方攻击的目标。

  “军长。”副参谋长周子昆再次建议，“局势已经无法挽回了，拼到最后一个人总不是办法，能保存一份力量，还是保存一份吧。”

  残阳如血，叶挺一声不吭。几天来，他指挥部队在重围中苦苦支撑，一直希望党中央向重庆施加压力，迫使国民党顽固派解围。

  恰在此时，党中央前一天发出的电报，经华中局转达，发到了石井坑。电报上说：“重庆交涉恐靠不住”“你们不要指望，一切靠你们自己”“如有可能似以分批突围有利”。

  叶挺反复咀嚼着电文，他的愿望已经落空，只好按照中央的指示，把这支军队解散，让他们各自为战，自寻出路，转移到江北。

  夜间，十几个号兵同时吹响了开饭号——这是突围的信号，被围在石井坑的哀兵从四面八方冲了出去，在血肉横飞中杀出了一条条血路。

  天麻麻亮的时候，叶挺和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一行借着雾气翻过火云尖，来到了一条狭窄的深谷——西坑。这里三面高山渺无人烟，只有一个谷口与外界相通，国民党第108师师部恰恰驻扎在谷口外的村庄。显然，这是一条绝路！

  叶挺到底是在此地“被俘”还是“被扣”的，党史界一度说法不一。解放后出版的许多党史著作，都说叶挺在皖南事变中“负伤被俘”。研究皖南事变多年的房列曙教授访问了叶挺身边的八位当事人，最终认定，“被扣”的提法更为确切。

  据多位受访者回忆，到西坑时，叶挺身边又集中了千余人，人们看到军长，就仿佛回到了已经不复存在的“军部”，放心地呼呼大睡起来。这种情况下，叶挺拒绝了随战斗部队先走的建议，坚持与这些战斗力较弱的人守在一起。

  数九寒天，这么多干部困在这里，不被敌人消灭，也会冻饿而死。正犯愁时，国民党第108师的一位排长举着白旗从山口跑来，声称“自家人不打自家人”，要新四军“派一位代表出去商量办法”。民主人士林植夫和国民党第108师素有旧交，自告奋勇前去谈判，但他下山后就音讯全无。

  这时，敌人又往山上打起了乱枪。叶挺不躲，反而打开手杖上自带的折叠椅坐了下来。“我不躲，我抗日犯了什么罪？惹得他们用机枪、大炮来打我？我死了就好，不死就到重庆去找蒋介石，让他枪毙我。”他吼着说。

  这样耗下去终究不是办法，干部们开会商量对策时，饶漱石提议由叶挺下山去见一见老熟人——108师师长戎纪五，看看有没有转圜的余地。

  叶挺回答说：“我们现在是败军之将，身无一卒，根本没有条件谈判。我是坚决不能去的，再去也是步林植夫的后尘。”

  “敌人没有放松的迹象，除非让敌人得到一定的满足，才有可能放松突围。”饶漱石见叶挺不答应，又提出由自己去满足敌人，保全叶挺。叶挺当然不会同意，他早就恨不得“以一死为部曲赎命”，怎能让别人去送死。沉默了一会儿，叶挺说：“是党决定派我去，我就服从。”

  傍晚，山下来了国民党军108师的一个排和52师的一个巡逻队，都说是来接叶军长下山谈判的，两下竟然为了争夺叶挺吵了起来。这也难怪，当时蒋介石已经开出十万大洋的重赏，要生擒叶挺、项英，双方为了争功自然打得不可开交。

  虽然明知是陷阱，叶挺还是下山了。下山前，叶挺站起身，把手杖折叠起来，扔下深渊。

  这支手杖是叶挺在德国时一位友人所赠。平时是一柄普通的手杖，在野外训练时或战场上站累了，只要将抓握的地方打开，往地上一插，就可以当凳子坐。在紧急情况下，只需拉开手杖上的铜环，装上子弹，转眼就变成了一支左轮单发步枪。叶挺对这支手杖非常珍爱，从不离身。在临下山前扔掉手杖，叶挺实则早已心知凶多吉少。

  到了108师师部，情况果然生变，接待叶挺的是52师副师长朱惠荣。原来，为防止108师“出事”，和叶挺关系甚好的戎纪五早被架空了。

  至今仍有人对饶漱石让叶挺下山谈判一事表示怀疑，房列曙认为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饶漱石当时虽然没什么名气，也没怎么打过仗，但他是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项英离队后，党中央来电指示：政治行动由饶漱石负责。1月12日，毛泽东等又明确指示“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所以，饶漱石代表党叫叶挺下山，也就顺理成章。

  “爬山爬到半山腰”

  下山前，叶挺一再对饶漱石说：“你是政治委员，是党的代表，你将来要向党替我证明，并不是我动摇。”

  饶漱石拍着胸脯说：“不是你自己要去的，是党派你去的。在座的同志中只要有一位能冲出去，都可以向党中央报告。”

  叶挺为何如此谨慎？主要是鉴于大革命后脱党十年的教训。叶挺离开过党，走过弯路，这是他一生苦闷的根源，也使他更怕被党误会。

  叶挺为什么会脱党？耗时八年为叶挺做传的李杞华对记者说：“这是性格决定命运的又一力证。正如叶挺自己所表白的，对军人来说天职和人格重于生命，他爱惜自己的名誉，容不下一粒沙子。”

  论资历，叶挺是北伐名将，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是共产党早期职务最高、最受信任的军事将领之一。党的“八七”会议前后，南昌、秋收、广州这三大起义都离不开叶挺和他的铁军。但叶挺在莫斯科愤然脱党，却注定了他“六面碰壁”的命运。

  广州起义后，叶挺是第七个受处分的人。罪名是“任红军总司令职务表现消极，应予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而“消极”的罪名，大致源于起义中他曾提出放弃城市，及时撤往农村的正确建议。

  在北伐中一路高歌猛进的叶挺，自南昌起义以来却成了败军之将，承受着一连串失败和强加于他的罪名，这让他夜不成眠，咯血不止。党中央决定让他去苏联休养治病，同时继续讨论广州起义。

  在莫斯科，叶挺抱病写了一篇关于广州起义的材料，向第三国际提出申诉。然而，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信奉“城市中心论”，给叶挺扣了个“政治动摇”的“大帽子”。

  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期间，叶挺被支到黑海边去疗养。虽然“六大”肯定了广州起义，却没有为参加起义的领导人平反。这回，叶挺的倔强脾气上来了，他要求共产国际在一个月内，对他的功过是非做出公正结论，否则，将自行离开莫斯科。

  此信一去杳如黄鹤，叶挺便真一气之下到德国去了。脱党之后，一向以“振世污，起衰弱”为己任的叶挺，过上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在柏林，他甚至一度厌世，参加了素食组织，令朋友们既震惊又心疼。

  其实，广州起义中很多人都被扣了“大帽子”，叶挺并不是受委屈最重的一个，如果他不脱党不是更好吗？李杞华认为，就叶挺倔强且自尊心极强的个性来说，在当时做不到。党内和叶挺有生死之交的周恩来就曾语重心长地规劝他说：“干革命不必自我。”

  叶挺脱党这段公案，直到1944年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中，才做出了公正的结论：“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做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

  脱党后，漫长的十年中，一代名将叶挺竟然没有“再就业”。

  李杞华分析说，这十年间国共分立，叶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为国民党，要么为共产党服务。前者对他大献殷勤，叶挺不为所动；后者忙于反“围剿”，无暇邀请他。回到党的队伍和老战友身边，叶挺可说是“做梦都想”。但一提起对自己脱党“人家会怎么样看”，强烈的自尊又束缚着他，令他的苦闷愈发强烈。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叶挺身居澳门，焦急地寻觅着抗日报国之门，却备尝政治上无所依托之苦。

  提起这个教训，叶挺后来曾在延安的欢迎大会上反思说：“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前走，坚持下来了，但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来了。”

  “最好的人选”

  1936年5月，潘汉年从苏联回国，兜了一个圈子去香港，把党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意图告诉了叶挺，让他利用与国民党的老关系做些疏通工作。

  党终于主动和他联系了，叶挺心情大好，逢知己便说：“我现在好了，和那边有了联系，不是孤家寡人了。”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后，叶挺举家迁往上海，随时等待召唤。

  然而，蒋介石同意第二次国共合作毕竟是被逼无奈。虽然他接受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等六项条件，但实质上，“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直没变。

  红军要合法化，就要整编。红军整编后的领导权问题，始终是国共两党合作谈判的焦点。蒋介石出尔反尔，百般刁难，以至枝节横生。从1937年2月起的半年时间里，两党就红军改编和开赴抗日前线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却一件事也办不成。

  如何整编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更是谈判中一个棘手的问题。蒋介石虽然同意整编，但他却坚决要用陈诚为军长，以达到收编红军的目的。

  双方互不相让，蒋介石最后甩下一句话：“你们去找，我们也去找，什么时候找到一个无党无派的人能胜任军长，什么时候就成立这支部队。”

  1937年8月，叶挺到新雅饭店见潘汉年，巧遇刚从庐山谈判回来的周恩来。周恩来灵机一动，心想：叶挺现在既不是国民党人，也不是共产党人，不是最好的军长人选吗?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周恩来示意叶挺在适当的时候向陈诚等人表示一下，说自己愿意领导这支部队，通过他们争取蒋介石的同意。

  周恩来与叶挺的交谈虽然是认真的，但他考虑到陕北红军谈了七八个月蒋介石才同意改编，而现在提出由叶挺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来组建一个军的事，蒋介石哪会爽快答应，所以，并未及时向延安通报。谁知事情出人意料地顺利，陈诚一举荐，蒋介石就满口答应了。

  叶挺的出现，让蒋有了一箭双雕的想法：一是排除了共产党提出的人选；二是可以拉拢叶挺，进而抓住这支军队。他自信只要多做工作，叶挺会听他调遣的。因此，当叶挺表示想用“新四军”番号，继承北伐“铁军”传统，蒋介石也爽快地答应了。

  9月28日，在没有征得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便单方面发出通报，宣布“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

  毛泽东对此颇为意外，10月1日回电说：

  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国民党企图拔去这些支点，在西安事变后，还用了武力，用屠杀方法拔去他们，现在却利用抗日题目，想经过叶挺把他们拔去。方法不同，目的则一。各区游击队暂缓集中，叶挺要到延安来。在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军事原则后，可以去南方。

  叶剑英接电后，立即将叶挺请缨当军长的情况汇报毛泽东，并转告说：“叶挺再三表示，如延安不赞成，他仍可辞职。”

  为了让中央放心，叶挺马不停蹄，于11月3日赶到了延安，与其说是“商谈”，不如说是接受“考核”。让他不安的是，延安的欢迎横幅上屡屡称他为军长，而不是同志。叶挺之子叶正明说，叶挺到延安后曾经和毛泽东深谈了一夜，提到恢复党籍问题，哪怕是秘密恢复也好。但毛泽东说：“不是你叶挺不能当共产党，而是你不当共产党比当共产党作用更大。”叶挺服从了这一安排。

  蒋介石此时却大为光火。他本以为，叶挺受命后，一定会先向他这个委员长表忠心，谁知叶挺却先去了延安。蒋介石对此非常不满，连呼上当。

  磨盘里的一粒砂

  延安归来，叶挺意气风发地扛起了新四军大旗，他的搭档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东南分局书记项英。

  项英在党内威望很高，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他领导留在长江南北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约3万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劳苦功高。

  新四军组建初期，叶项二人配合默契。陈毅曾说：“项副军长在中央苏区时代就领导这个地区，三年游击战争也在赣南。他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七八省游击队造成铁的力量。以后跟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是本军成立的关键。”“叶挺同志是过去北伐时代老四军的领导人物，没有叶军长出来调停奔走，要增加成立新四军的困难。叶军长为本军的保持发展尽了最大的力量，这是叶军长的功绩”。

  1938年初，分散在南方八个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成了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十个团、一个特务营，全军1.03万余人，6200余支枪。从此，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新四军这支人民武装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成了华中地区敌后抗战的主力军。

  随着时间的推移，叶挺发现与其说他是军长，倒不如说是军需外交官更为贴切。蒋介石虽然被动地接受了新四军的改编，但在人数、干部、枪械弹药、粮饷服装、驻地范围、行进路线等多方面都限制新四军。接受改编后的新四军的给养只相当于国民党部队一个丙等师的标准，而且还经常拖欠。

  “讨军需”这项令人头疼的重任，只能被叶挺——这个“不当共产党比当共产党作用更大”的人——担当起来。

  就叶挺的个性来说，他从不乞求任何人，但全军抗日将士的饥寒交迫，迫使他为之奔走呼号。他一次次求见不愿见面的蒋介石，受够了他的冷落；他一回回走老袍泽的后门，虽然这是他平生最讨厌的；为了给队伍买枪，他甚至卖了夫人的嫁妆。

  但是，不是共产党员这一点，也给叶挺带来了工作上的不便。

  共产党人从挫折中认识到了“党指挥枪”的重要性。新四军内实行党委负责制，各项工作都是通过党的组织关系进行贯彻执行。叶挺不是党员，新四军与中央的电报往来他无从知晓，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他没资格参加，只能“在住室里绕室徘徊”。

  在给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的一封信中，叶挺曾说过：“一个居士不适合当大庙的方丈。”从这句话看，叶挺的苦恼并不是针对某个人的。

  与文学影视作品中表现的不同，李一氓回忆说，叶挺和项英之间很难说有什么矛盾、冲突，项英也注意维护同叶挺的关系，战士们甚至看到两位首长一起浇菜的和谐景象。

  但在表面的尊重之下，叶挺归根结底还是个“客卿”。当时的党务归政委，军务归副参谋长，这都限制了叶挺发挥其军事才能。

  新四军军部在云岭三年间，叶挺两次走避，在皖南停留的时间只有一年零几个月。第一次走避是1938年秋，叶项二人在新四军的发展方向上产生了歧见，叶挺便修书一封，挂冠而去，回到广东惠州一带打游击去了。

  蒋介石得悉叶挺出走的消息后，一面挖苦共产党人说，连叶挺都不能与你们共产党合作，将无人与你们合作，一面则声称将为新四军另派军长。

  1939年春，由周恩来亲自陪同，把叶挺送回了云岭。他对项英说：“国民党和日寇都怕叶挺指挥新四军作战啊！你们可就是不给他指挥权！连参谋处长也不让和他在一起，叫他指挥谁呢？”在周恩来的说服下，新四军参谋处从项英驻地搬到了叶挺所住的种墨园，以利叶挺进行军事指挥。

  参谋处长搬过来住，并不代表尊重叶挺的指挥权。叶挺遗憾的是，新四军打过千百次胜仗，由自己直接指挥的作战却一次都没有。1939年9月，他再次心灰意冷地离开了云岭，直到次年的8月，才在周恩来的劝说下重回军部。

  对此，叶挺形象地形容自己“好象夹在磨盘里的一粒砂子，很不好过！”这也正是他“三年军长，四次辞呈”的痛苦根源。

  1940年冬，国民党顽固派强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江北，新四军前景不明。

  正此时，叶挺的妻子途经香港造访李济深，后者关心地询问叶挺“为什么不出来”，而后叶挺专门致信给李济深答道：“当危难中，何忍舍部属于不顾？挺今日处境，正如走百丈独木危桥，已无返顾余地，桥折则溺水死耳。” 受命于败兵之际

  1940年11月中旬，党中央任命叶挺为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可谓委以重任。遗憾的是，叶挺尚未就任，皖南事变就发生了。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直属作战部队9000余人，奉蒋介石之命北移。寒冬腊月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似乎是出师不利的凶兆。大队人马在泥泞的山路上盘桓，从云岭到茂林这短短20公里路，竟然走了十四个小时。战士们非常疲劳，衣服全湿，又不得不在茂林原地休整一天。

  6日拂晓，茂林东南的丕岭山脚下，新四军前锋老3团与国民党第40师交火，打响了皖南事变第一枪。

  就在顽军即将合围的关键时刻，叶挺主张不惜代价攻克星潭，但项英一直犹豫不决。新四军领导层为是否攻打星潭，竟然从下午3时讨论到夜间10时，长达7个小时，得不出结论。

  讨论中，叶挺对项英等人说：“现在我们陷入了重重包围，不打一场恶仗不花一些代价，是冲不出包围圈的。时间就是胜利。不能总是犹豫不定，总是没有决心。你们的意见到底怎么样？请快说出来。”

  项英则亮出自己的底牌。他不愿硬碰硬打星潭，而主张大兵团向后转，绕到西南和敌人“捉迷藏”。

  显然，这是把游击战术照搬到大兵团作战上了。叶项二人的分歧，不仅与当时扑朔迷离的局势有关，也与两人既往在沙场上的作战经验有关。

  项英没意识到，部队照此执行便犯了兵家大忌，不但令新四军士气大受打击，政治上更是陷入被动。其后数日，新四军与国民党的7个师8万余人血战泾川，却再也打不出茂林这块弹丸之地。

  9日，部队被困大山中，项英阵前带着新四军重要干部及随从人员，不告而别，真的钻进山沟打游击去了。叶挺则于败军之际，担起了指挥重任。

  10日拂晓，军指挥所退到茂林石井坑，9000余人的队伍已被打散，叶挺身边仅剩20余人。

  所谓坑，就是山沟，60余年后的石井坑仍是当时风貌。记者现场观察，这里被大山四面包围，地形如同一个葫芦瓢，仅在东西长600米、南北宽1000米的洼地里分布着百十户人家。即便不懂军事，也能看出这是一块绝地。

  此地明明不可久留，但已经连续战斗了4天的叶挺疲劳至极，钻进一间屋就睡着了。军部想找些战士在屋外守卫，却遍寻不得。后来，路上陆续来了些零星部队，军部即传令叫他们站岗，谁知战士们一站在那里就睡着了。

  “我没见过一个军人，在兵临城下万分紧急的时候，能够像他那样沉着。”刘伯承曾经如此评价叶挺，但即便沉着如叶挺，此刻也真是弹尽援绝，无法可想。

  时任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钱俊瑞回忆，清晨，叶挺一人走到窗口，望见后边山坡上有两个自己的战士横躺着酣睡，不禁悲从中来，潸然泪下。他回到桌旁，手草一电稿，请延安转发蒋介石，呼吁蒋看在抗日大义上迅速解围。

  同时叶挺还草一电，托延安设法转其夫人。电文称：此际被围，生命大致不保。唯如此牺牲，殊出意料。

  他一面起草，一面啜泣。钱俊瑞形容当时情景“可谓惨绝”。

  交代完后事，叶挺已无牵挂。他说：“是我们牺牲的时候了，不阵亡就要做俘虏，到现在只有一个问题了，打电报给中央，告诉我们完了。”

  这封“完了”的电报是这样写的：

  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即斟酌实情，可否由中央或重庆向蒋交涉立即制止向皖进攻，并按照原议保障新四军安全移江北及释放一切被捕军部工作人员。

  不幸的是，党中央并未及时收到这些重要的电文。

  拼一死以赎其过

  战局瞬息万变，几个小时后似乎又有了转机。新四军失散部队源源不断地向石井坑汇集，真如众流汇注一般，整编后竟有5000多人。就连前天企图带着十几名干部“穿插”出去的项英，也因为没跑出敌人的包围圈，在石井坑与部队会合了。

  叶挺为着要把这些同志带出重围，又重新燃起了斗志。致电中共中央时，他说：石井坑可守一个星期，请中央不惜以全面破裂威胁，要国民党撤围让路，否则将全军覆没。

  部队在石井坑真能坚持一个星期吗？这时，子弹快要打完了，手榴弹快要扔完了，粮食快要吃完了。眼看将士们饿着肚子打仗，叶挺带头，先宰杀了自己的战马。

  为了鼓舞士气，他还起草了一个告全体指战员书，要“大家拼，大家死，抱着必死的决心，采取决死阵地战，创造第二个黄花岗，创造共产党人的辉煌”。

  接替项英负责政治工作的饶漱石并不赞成叶挺这种硬拼的做法，故婉言地对叶挺说：“我们现在部署的一切是死里求生，不是死里求死。”但叶挺主意已定，不论谁劝，仍然做出了“坚守石井坑”的部署。

  饶漱石所谓的死里求生，实际上是指分散突围。在叶挺的军事生涯中，这是从来没有采用过的战术。北伐时，他长驱直入，穷追猛打；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他冲锋在前，拼到最后；在皖南的几次反扫荡中，他阻击、出击。对于他这样个性的铁血军人来说，拼到最后才是军人的天职。

  在绝境中，叶挺下令：“叶挺如果临阵走，枪在你们手。”在给中央的电文中，屡屡提及的“坚决打到最后一人一枪”“死守硬拼到最后一人”，也充分地表现了他的决绝。

  石井坑守备战是叶挺的最后一战，双方在此激战了三天三夜，仅东流山阵地就失守过三次，又两次反攻夺回，但终究没能挽狂澜于即倒。这场战斗到底应不应该打？尽早分散突围是否更加有利？对此，叶挺似乎也有反思，他在致毛泽东等人的电报中说：

  此次失败，挺应负全责，实因处事失计、指挥失当所致。但政委制之缺点实亦一因。今日事已至此，只好拼一死以赎其过。

  在《云岭》原主编邵凯生看来，石井坑守备战的失败简直是历史的捉弄。

  指挥员是军队作战的灵魂。政委项英在脱队以前一直大权独揽。两军交火初期，本该用集团军作战的战略，不惜一切代价攻下星潭，但这一正确主张却被打了三年游击的项英否决了，他宁愿调回头来兜圈子。而当叶挺接掌指挥权后，恰遇石井坑之围，崇山峻岭中，其实更适合采用游击战。恰在此时项英犯了错误，失去了发言权。

  而叶挺的一生，恰如其妻子的玩笑话：“尔名与别字（希夷）便是征兆，铤而走险，绝少平安。”

  阶下囚与座上宾

  皖南事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亲者痛、仇者快的一出悲剧。新四军9000多名抗日将士，除不到2000人突围外，均被国民党顽固派剿杀、俘虏或失散。军长叶挺下山谈判却被无理扣押，关进囚牢。项英、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

  杨奎松教授认为，事变发生后，双方剑拔弩张之程度，离全面破裂以至发生大规模内战，仅一步之遥。事变最后虽以相互妥协而告收场，但由此而导致的两党感情之对立和实际之分立，已无可避免地决定了两党关系的最终走向。

  国民党企图消灭新四军，明明是无法容忍其力量扩大，担心“国民党失地，日本与共产党分地”的结果。但为掩人耳目，蒋介石却称新四军是攻击友军的“叛军”。这种说法遭到了共产党的坚决揭露，反而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大失人心。“招安”叶挺，成了蒋介石挽回面子的最后一招。只要叶挺把责任都推给共产党，其他人还能有什么话说？

  为此，皖南事变的直接指挥者、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设下种种陷阱，妄图以高官厚禄“感化”叶挺。他先是派高参陈淡如做说客；后是达官贵人、社会名流纷至沓来拜访；叛徒赵凌波也厚着脸皮来现身说法，被叶挺刮了几个耳光。

  在上饶集中营，叶挺干脆在李村囚室的墙壁上写下：“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正气压邪气，不变应万变”“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坐牢三个月，胜读十年书”等语，前来劝降的人一进门便自知没趣了。

  说客的级别越来越高，所许的诱惑也越来越大，最后竟然逼得蒋介石亲自出马，于是有了1942年5月12日晚的一番“舌战”。

  据叶挺手记记载，蒋介石一开场便摆出“苦口婆心”的姿态，企图挑拨叶挺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但这些长篇大论，都被叶挺四两拨千斤地给顶了回去。叶挺开口，先究蒋的责任，继而自嘲：“《孝经》说小杖则受，大杖（往死里打）则逃，我们不善逃命，而至遭受灭亡。”随后又提出了宁愿自己“受军法裁判”，也要对仍被关押的新四军干部“负责”，意在促蒋释放所有被俘者。不想，蒋介石却话锋一转说：“尔能绝对服从我，跟我走，尔一定可以得到成功，不然尔就算完了。”叶挺针锋相对地回答说：“我早已决定我已经完了。”蒋介石又提出：“我叫尔到第六战区去好好休养（当副司令），尔的前途是光明的。”叶挺干脆地拦住了蒋介石的话锋，他的结语是：“我不能这样做，请枪毙我吧。”

  一个阶下囚竟然这样驳了蒋介石的面子，简直不可思议。此后，叶挺在一个又一个监狱里辗转，“由一个重围苦斗流血的战场，投入另一个心灵苦斗的战场，后者比前者令人提心吊胆更加几倍”。

  从入狱第4天起，叶挺开始写一篇剖析自己灵魂，而且颇带着感情色彩的文字——《囚语》。这篇文章的文字和段落不是很连贯，大概是在几天里，断断续续，随思绪信手写下，共3200余字。

  时隔多年，叶正明听说父亲有一篇文字被收在国民党当局的档案里，就千方百计寻找，后来终于在中央档案馆看到了《囚语》手迹的复印件。

  相对于早已为人们所熟识的《囚歌》，叶正明更喜欢《囚语》，他曾说：“我倒是觉得这样的文字，没有任何雕饰，更质朴真切，更能反映一个人在特定环境下的真实心境，让我感知一个有血有肉的叶挺。”

  在《囚语》中，叶挺对于入狱感慨地写道：

  吾妻于二十一号来一电，嘱我应为六七个儿女（第七个尚在胎里）珍重自惜。妻儿的私情固深剜着我的心，便我又那（哪）能因此忘了我的责任和天良及所处的无可奈何的境遇呢？我固不愿枉死，但责任及环境要求我死，则我又何惜此命耶？

  入党似新婚

  “我已发愿，我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发剃须，这是我的自由，一个囚徒的自由。”叶挺蓄须明志，本想待到自由时再剪胡须，不成想，这一囚就是五年零两个月，须发皆白。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开始了新一轮的谈判，毛泽东亦亲赴重庆与蒋介石共商国事。无论是国共两党之间的谈判还是随后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共产党都把释放政治犯作为重要内容之一。

  1946年初，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交换条件，愿以被俘的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马法五换回叶挺，蒋介石接受了这个条件。 

  出狱前夕，沈醉试探性地询问叶挺：获释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叶挺毫不犹疑地回答说：“第一件要办的事，便是请求党恢复我的党籍。”

  回到军统，沈醉把叶挺的话转告戴笠，戴笠听了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半天才有气无力地说：“共产党人的可怕，就在这个地方。”

  1946年3月4日，叶挺终于重获自由，他感慨地对老朋友田汉说：“我真是个不幸的人，从贺叶南征，到‘江南一叶’，许多不幸的事情，都与我的名字有关。但我将接受这些经验，重为我的祖国，呕出我的心肝！”出狱后第十个小时，叶挺便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申请入党的加急电报。

  3月7日，经过毛泽东亲笔修改的中共中央复电传到重庆。叶挺迫不及待地捧读时，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他向往已久的那个称谓——“亲爱的叶挺同志”。

  亲爱的叶挺同志：

  五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华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

  短短几天中，叶挺出狱、入党、夫妻子女团聚，三喜临门。夫人李秀文在照“团圆照”时说：“我从来没见到他这样欢喜过。”叶挺接上说：“我感到我们好像又结婚了。”

  接受《新华日报》采访时，叶挺特意阐明二次入党的深思熟虑：

  出狱第二天就请求加入共产党，是经过五年考虑的结果。第一，我的很多朋友、部下都牺牲了，今天如果专为个人生活着想，是对不起他们的。第二，我也考虑过真正为了中国人民幸福而努力的是哪个政治集团，在我五年多的考虑中，我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同志能贡献其全部力量来为中国人民工作。所以我在囚禁期间，就有这个决心：如果我能自由了，一定要继承牺牲了的同志们的精神，重新加入共产党，贡献我全部力量，来为中国人民服务。

  叶挺获释前后的半个月中，正是国内政局急剧逆转的时刻。刚刚结束八年战乱的中国，又面临着全面内战的险境。

  形势如此严峻，叶挺哪能安心休养。他希望回到新四军中，甚至幸福地憧憬着，自己此生未酬的壮志，终将有个归宿。

  就在叶挺焦虑的等待中，党中央已经决定让叶挺作为中共军事代表之一，协助周恩来就国共两党军队的整编方案与国民党谈判。4月6日，党中央发来一份电报，批准由叶挺代替周恩来，到延安参加整军会议。

  这次会议原定由周恩来主持，但因蒋军突然进攻四平等地，东北形势骤变，周恩来要留在重庆进行紧急交涉，遂改由叶挺出席。周恩来还特地关照说，他这次北上可以带上家眷，先参加整军会议，会后是否留在延安，再做定夺。

  叶挺品味着这番话的含义，更加欣喜。原来此去延安，不只是参加一次会议，还要举家搬迁。让他心驰神往的是，离开党18年，他已备尝离群孤雁的滋味，这次终于回到了党的心脏。

  然而命运弄人，叶挺回到了延安，却终究长眠在黄土高坡上。4月8日，叶挺与夫人李秀文以及秦邦宪、邓发、王若飞等同志在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黑茶山空难成了叶挺一生中的第八次死劫，这一回，他没能死里逃生。

  叶挺虽死，壮志未酬。在新四军中一贯推崇和尊重叶挺的陈毅，写了一首超过百行的挽诗,最后一节写道：

  沉默寡言，深沉不露，令我忆君之丰采。

  勇迈绝伦，倜傥不群，令我忆君之将才。

  胸无城府，光风霁月，令我忆君之天真有如提孩。

  我佩君忠贞不屈，服务人民，不愧革命家的气概。

  我只望你的遗风长存，化育无数后继之英材。

  将军之魂魄兮，归去来，归去来!

  感谢中国美协版画艺委会及观澜版画原创基地提供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