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夫妇窃夺文物：343万仅付766元

　　三、文物作价的情况

　　作价问题:在文物清理小组时期,我们想不能白拿,核心(组)研究决定:比“文化大革命”前收购价稍低一点。革委会成立后,陈(伯达)说:“我该(欠)你们几百万了。”在书店买一部分书作价多了,陈说:“你们还让我吃饭不让。”我去市委请示,得到的答复是:“文物别超过20元,书别超过5元。”“既这样,价钱不要高了。文物好的不要给。”让我掌握。

　　四、拿走文物的一些具体情节

　　林彪的喽罗××第一次到文管处是由陈伯达的喽罗带来的,陈伯达的喽罗说:“他拿东西叫他取走好啦。”开始,林彪的喽罗假惺惺只拿一般的东西,说拿回去看一看,拿的东西记在陈伯达的帐上。后来他拿走的东西数量越来越大,而且都是最好的东西。林彪感到文管处这个地方有机可乘,什么图书都有,什么珍贵文物都有,而且算帐等于白拿,书几分一本,文物几角一件。林彪喽罗经常换人,换过七八个经手人,又拿走大量珍贵文物,使我们怀疑他们究竟为谁拿东西,而且又是那么鬼鬼祟祟,遇到别人来他们就溜开,当我们问他们是为谁取文物时,林彪喽罗含含糊糊地讲:“为最高领导。”还假惺惺地讲:“首长非常满意。”

　　林彪喽罗盗窃文物不择手段,打乱了文管处的库房管理制度,他们采取的手法是,口头上讲“由查抄库房找出来交资料库太麻烦”,而实际上是资料库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由管库的人找出东西,林彪喽罗可以不用手续直接从库房拿走,他们跑到孔庙,跑到北海,跑到府学后院的库房,总之没有一个库房没走到过。他们还感到文管处不能满足,还换上便服到工艺品公司、马连道库房、文物商店拿东西,有的直接拿走,有的拿回来后又从我们这里取走。林彪喽罗×××有时一天到文管处三四次,衣服也换几次,一回穿绿军服,一回穿空军服,一回穿蓝便服,车子也要换几次,有时坐上海,有时换伏尔加,有时换北京吉普,有时换骑自行车。

　　×××说,“凡是好的,都留下一人给一份”,“最高首长一份,黄……”。×××给每个人起了代号。××来了以后问过陈伯达,“我们不写名字,丢了不好”,从此用代号,陈伯达是104,因他是第四号人物,××用107、叶群108,李作鹏124,邱是……

　　70年4月以后,陈伯达开始找铜印子,以研究历史人物为名,从北海调来2800多方。第二次到北海库是拿砚台。叶(群)来刻“玉不琢,不成器”。70年5月15至16日,我、××、××、×××一块到马连道外贸仓库找来18方砚台,不行,我又到文物商店找两次,约10块(每块50到80元,收回5元),不行,×××又到北海拿走文物商店的8块。

　　70年5月陈伯达要徐悲鸿的画,林(彪)也要,××就让打开战备箱,拿走了46张徐的画。

　　要张大千的仕女画,因有张大千的款,陈伯达让把款挖掉。

　　刻好砚台后,按砚台作模子,拿模子到外边做盒子,做了30多个,花1000多元,一个子也没收回来。

　　陈伯达看见抄来的打章的本很好,拿走了。陈的儿子来看本的样子,说可以用。林彪拿走159本,每本0.01元。黄永胜拿走44本。吴法宪拿走3本。李作鹏拿走10本。邱会作拿走10本。×××拿走15本。

　　70年3月开始,林彪喽罗××来要唱片,要邓拓的,不行,要密级的,就发动人去搞。军宣队想要唱片干什么？我想这是“斗批改需要”。从各处收来77万张,他们拿走,每张收1分。林彪拿走1083张,黄永胜180张,吴法宪182张,李作鹏191张,邱会作599张,共2215张唱片。69年底,林彪喽罗××拿来彩塑罗汉叫我和××给认。我们俩跑遍了雍和宫、广化寺都认不出来。

　　林彪喽罗说,“领导”需要一些东西,到别的地方买不合适,从你们这里拿,你们代办。不是文管处的业务范围的东西也让给找,如唱片、钢琴、八音盒、裱画、做砚台盒、刻字,甚至痰盂、泡菜坛子、裱画案板、石头等等。正如邱会作的老婆讲:“你们这里什么都有。”邱会作要泡菜坛子,邱的老婆孩子来要钢琴,林(彪)要鱼缸。

　　五、退回一批文物的情况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感到做贼心虚,71年3月份林彪的喽罗退回一批文物,当时来时,正遇到有别人在,他们偷偷摸摸的将这批东西搁在宣传队屋子里,事后他要取走从文管处拿东西的底单,想销赃灭迹。

　　二中全会后陈伯达的秘书急急忙忙退来一批东西。71年2月林(彪)退回一批东西。71年3月林的秘书来,要把他买的东西的单子要回去,我说“不行,应留下一份”。我们留了一份,现在才好统计。

　　以上所引的原始材料,出自《林彪集团成员到文物库房拿走文物的记录》和《林彪集团成员到文物管理处盗窃文物记录》。这两份揭发材料的作者为同一个人,此人是亲身经历事情经过的具体经手人。由于这两份材料各有独到的内容,因而笔者将两者做了汇集整理,既保持了原貌,又汇聚了各自独到的内容。对于原文中的一些文字疏漏又做了一些技术处理,以便阅读。

　　这位经手人的文字水平不高,有些内容在文字表达上欠清晰,但是大意可知。另有一份由另外一位经手人写的材料《由北海库“提供”资料文物库文物情况》,也是一份真实的第一手材料,但不如前引两份材料重要,故不再这里引述了。上面还提到另外一份材料《给林彪、陈伯达刻图章砚台的经过》,是一位篆刻家写的,因不是关于林彪集团窃夺文物的直接史料,故也不在这里引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