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官现象”的社会症结何在

类别：百家杂谈　作者：杏林一兵 [个人杂文集]　日期：2010-11-11 9:37:57 　编者按：官是人们羡慕的职位，如今却成就了一种“仇官”的社会现象，这反映了哪些问题呢？贫富差距的拉大，城市化进程加快，失去土地的农民并没有感受到“城市生活的美好”，强制拆迁表现出了强烈的公权暴力；城乡差距也越来越大；这些都造成了“仇官”“仇富”现象的蔓延。特别是近年来的权力滥用、官员的腐败更引起了社会民众的强烈不满；民生和公正公平被一部分官员和地方政府忽略，沉迷于伤民的政绩工程；这些加剧了社会的“仇官”现象。“仇官”现象越重，对国家的稳定与安全的威胁就越大。文章观点明确，条理清晰，论述详实。　　10月16日，据报道在河南大学校园内李启铭驾驭黑色轿车撞上两名女生，导致一人死亡，另一人入院救治。据称，当时车速很快，当汽车被人群拦住时，李大喊：“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其父李刚是保定市北区分局副局长。此事件引起了网民的愤怒，要求公正处理死亡事件。同时，网络掀起了造句热，单是猫扑网的造句大赛，就已征集了36万个句子。因而，《香港经济日报》题为：仇官造句热，折射民怨蔓延。舆论指，内地社会仇官情绪比仇富情绪更甚，主要是社会权力滥用，缺少公平正义。（2010年10月28日《参考消息》）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近几年来，此类事件中的民意反弹，既有充满道德激情的社情民意，亦有快意恩仇缺乏理性的不良情绪，部分且以“仇官”、“仇富”等仇恨思维形式在不断蔓延。网民情绪映射出现实社会境况，特别是近年来“仇官现象”的泛起，虚拟的网络上反映的是现实中的舆情民声。曾几何时，曾经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官员怎么会成为一些群体仇恨的对象，这种复杂心态的背后，折射出我们的社会有明显亟待解决的严峻问题是什么？
　　首先，贫富差别的扩大提供了“仇官现象”的现实土壤。“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有两则报道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一是美国《纽约时报》文章说，有一中国北京商人宠爱狗，每天带着它散步两次，一大堆进口美国玩具和美容工具，每个月价值300美元的狗粮和护理，在主人的高层里它还有自己的沙发。当狗在城里的日子过腻了，主人就用车载跑7小时的路程，让狗在内蒙古没有人迹的大草原上撒欢。文章说，狗已成为不断富起来的北京人社会地位的象征。（10月26日《环球时报》）二是今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前几天刚出炉，其上海分社社长范鲁贤介绍说：“身家超过10亿美元的中国富豪人数从去年的79人飙升至今年的128人，虽仍次于美国，但正迎头赶上。”一年发布一次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描绘了中国财富的急剧膨胀，追踪着经济大潮的涨落。（10月28日《环球时报》）这让我们亦喜亦忧。喜的是中国富人的增加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果，包括宠物现象也许是我们这个国家一部分先富的人首先完成了从赤贫到第一世界公民的转变的一种标志，反映了中国的崛起；忧的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还有几千万，他们不得不为温饱而奔波忙碌。这两则报道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刚落幕的上海世博会的这个主题会铭刻在参观者的记忆中，然而，以世界最大城市化建设的名义，许多城市正强迫农民放弃土地，建设“更美好的城市”，这些土地建成了大型商场、宽阔大街、闪光的办公大楼及奢华的公寓，但并没有给这些人提供或带来“更美好的生活”。统计表明，2009年，地方政府所得土地出让金1.5万亿之巨。这个巨大数字的背后是成千上万的拆迁户和无数的失去土地的农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拆迁”成了中国舆论场上非常负面的概念。拆迁被与滥用公权力及强者凌弱划等号。诚然，中国城市的发展确实需要拆迁，需要征用土地，一味地将“拆迁”与“征用土地”妖魔化并不符合中国发展的实际需要，也不符合中国社会与公众的利益。我们反对的是“野蛮拆迁”、“强行拆迁”与“暴力拆迁”，但是，我们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中国大地的许多地方总是出现类似成都唐福珍自焚与江西宜黄事件那样的拆迁悲剧，而且是“前仆后继”，这究竟是谁之过呢？举世瞩目的新拆迁条例与土地征用法至今千呼万唤出不来，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试想，失去家园与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的人们，原来收入菲薄，一旦经济遭遇低谷，他们成为首先被波及的群体后，生活陷入困顿，其中一些人很可能会用仇恨的情绪特别是“仇官”的情绪发泄怨愤，并可能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这样的结果对社会有好处吗？
　　贫富差别扩大的另一原因是城乡差别的扩大，最明显的农民工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的农民工数量已达2.3亿，占全国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的68％，建筑业的80％，占第三产业的批发、零售、餐饮业的52％。可见，他们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却在户籍、住房、就业、社会保障、权益维护、子女入学等方面，难以享受改革开放成果和自己的劳动成果。其原因是不能成为城市人的一员，不能享受到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他们成为城市的边缘人和心灵的漂泊者，这庞大队伍其中不乏弱势群体、边缘群体和失意群体，可以想见，其中这些群体以及为生活所迫的底层民众看到官商勾结、官员腐败，尤其是官员滥用权力时，当他们的权益不能得到维护时，难道他们不会采用“仇官”这样的情绪表达自已的不满与愤恨？
　　从社会的现实与网络的反映来看，贫富差别在扩大，社会底层人们生活困难。特别在近年来“财富快速集中到少数资本阶层和特权阶层手中，这两个阶层的基础就是权力掌握者，因为中国的暴富阶层离开了财富背后的权力是不可能发达的，这早以成为普通居民的共识”。贫富差别的不断扩大，因而造成“仇官”与“仇富”现象相伴相生，形影不离。“仇富”与“仇官”现象以前只是星星之火，而今逐渐蔓延，几成燎原之势，有成社会病之趋势，这种趋势与当今建设和谐的社会背道而驰，令人忧虑。
　　其次，权力滥用在社会中埋下仇恨的因子。权力的滥用不单单是个体的官员，也包括政府对利益的追逐。追逐利益者，据先贤所称，资本可以为了百分之五十的利润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敢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这种事同样也可能发生在政府身上。同时，必须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政府也是民事主体，作为民事主体的政府，也有自己的个别利益。政府掌握公权力与政府有自己的个别利益，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所以人类才设计了一整套现代文明来约束政府。遗憾的是，相对于政府对利益追逐力度，社会的约束是远远不够的，有时是无能为力的。最能体现政府对利益追逐的是拆迁与征用土地，其中权力的滥用是拆迁悲剧的罪魁祸首。
　　强行拆迁“拆走民心”，野蛮征用“征去民心”，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一方面是政府的收入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经稳经费也水涨船高。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社会矛盾和冲突近年一直高发，以致年度维稳经费达5140亿之巨。这组数字的因果关联值得关注，它无非说明不断攀高的维稳成本就是对政府过度逐利的一种报复，同时，也印证政府过度逐利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已逼近极限，该是悬崖勒马的时候了。
　　官员擅权滥权，作威作福，甚至作恶多端，既堕入腐败深渊，又激化社会矛盾。人们对“官”的仇恨，从拆迁自焚到垄断涨价、突击提拔干部的用人不正之风、被遮蔽的权力裙带关系……最严重的是第一把手竟然成了土皇帝，在其所辖的范围内，找不到可以制约他的力量，存在“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的问题，其致命之处在于，在这样的体制之下，一把手的堕落会直接导致整个政治生态系统的恶化。正所谓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官员阶层的擅权滥权问题得不到有效遏制，只会对社会理性和信念产生严重伤害。民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满情绪在不断累积，当我们看到瓮安事件的时候，人们并不感到奇怪的原因。中国人已从《水浒传》的故事中以及中国的无数的历史事件得出了结论。若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社会上的仇官情绪只会愈演愈烈。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令人高兴的是，当局洞若观火，并未迷失。国务院日前发布了《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要求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依法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等七个方面的任务。虽然该文件能否起到督促和约束执政者严格依法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但起码党和政府看到了问题之所在，并予以着手解决。我们唯一的希望它不应成为一纸空文。
　　第三，官员腐败是激起仇官社会情绪的重要原因。贪腐必然伴随公权力的寻租，其危害往往大于个人犯罪。郑筱萸主政国家药政局期间，一年狂批上万种新药，药价飞涨尚在其次，真正的新药研发更成为笑话。浙江湖州乡镇干部截流私分汶川地震捐款，更加是谋财害命。公权力滥用之危害既深且广，非一般私利之滥用所可企及。“三俗”之风如同传染病到处蔓延。在当今官场上，栽倒在“枕头”上的大小官员，早已数不胜数，所谓“日记”，早已在广西某官员身上被证实过一次，而“裸照”的出镜率更是不胜枚举。甚至如“母女情妇”“包养合约”“用现代工商管理机制管理众情妇”之类案例匪夷所思。同时，贪污腐败案件金额之大，人员之多，涉及之广，也一次次让公众闻所未闻、惊诧不已。当前群众对为何地方官员们热衷于更大的项目的理解是：它们不但是政绩工程，还有助于官员的仕途。官员们宣称这些工程能创造就业机会，提升城市形象，吸引更多投资。但未说出口的事实是工程越大，腐败官员收到的回扣和侵吞的公款就越多。
　　在房地产领域的种种乱象中，还有这样一种现象不能忽视，不少领导干部，不少国家公务员在国家整治房价政策出台前，利用权力与职务关系，廉价或高价拥有多套住房。在整治房产领域的乱象行动中，不能忘记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多套房的乱象，并从中谋取暴利。而这种乱象的背后，不能不说是房地产领域的一种腐败现象，民众不满早已怨声载道。
　　2009年未，一些国内的媒体关于“您认为哪种行为最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调查中，官员的贪污腐败连续3年居榜首，而且2009年的比例高达近六成，为近3年来的顶峰，远远超过了产品的劣质和造假现象、环境污染、国人的不文明行为和恶性生产安全等情况。（尹鸿伟：《官员自杀现象透视》）今年，全球知名的反腐败机构“透明国际组织”年度调查得出的“清廉指数”排行榜中，丹麦、新西兰和新加坡被认为是全球最清廉的国家。中国今年排名第78位，而美国跌至第22位。他们调查发现：“在178个国家中，将近四分之三的国家分数都很低，这表明，腐败仍旧是一个重大的全球难题。”“腐败关乎很多国家的荣辱盛衰，致力于反腐败、增加透明度以及负责任的各国政府必须用行动来说话。”（10月28日《参考消息》））
　　台湾作家龙应台对此的看法可谓入木三分：“台湾不管是蓝是绿，其实有一个非常结实的共识，比如说：国家是会说谎的；掌权者是会腐败的；反对者是会堕落的；政治权力不是唯一的压迫来源，资本也可能一样的压迫。”当今中国的官员出了不少腐败者，腐败分子比发达国家多是不争的事实。国人的理解是：全球最清廉的国家中国应在其中之列，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最根本体现。痛心的是，中国的排名却靠后。况且，当今中国的“反腐”却越反越腐，其腐败官员亦“前仆后继”，扎堆成风。腐败现象成了中国民调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而消除腐败也就成了全社会的众望所归，成为必须面对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由此可见，加强消除腐败的制度建设，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刻不容缓。
　　第四，民生的忽略与公平正义的失落是产生“仇官现象”的社会基础。“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欲流之远，必浚其源”。国计当为民生，只有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经济发展才有持久的动力，社会进步才有牢固的基础，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其实，有没有把老百姓放在心上、为老百姓做事还是做事给上级领导看，其核心问题就是“发展为了什么、为谁发展”这个本质。许多官员干部出“政绩”却忽略民生，造成了民生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不同步、不协调。同时，只要金山银山，哪管绿水青山；只求上级满意，哪管百姓利益；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拍脑袋工程、弄虚作假、形式主义……在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民生应更重视，岂可忽略。“一枝一叶总关情”。殊不知，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民生既是最重要的环境，也是最重要的政绩。
　　著名学者郑永年认为，更糟糕的是，中国很多年来，尤其是地方政府，不仅没有提供社会保障机制，反而是通过破坏社会、损害社会的方式达到经济的增长。比如说像医疗这一块，像教育这一块，在任何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西方最发达的国家和第三世界欠发达的国家，都属于社会保障，是需要政府大量投入的领域。在西方社会，包括这些部门在内的公共部门都是非营利性质。而在中国，这些领域却成了暴富的领域——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医疗与教育应是一个国家能体现社会公平的地方，而恰好相反的是，这两个领域却向产业化的趋势发展且城乡差别越来越大，人民群众至今不满意，因为他没有达到均衡的发展并体现社会公平。在最需要社会保障的公共部门，在最能体现社会公平的地方，却做得不如人意，让人痛心疾首。
　　第五，“仇官现象”的蔓延威胁着国家的稳定与安全。“遇官则疑”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和公众心理，成了一种社会症结。官员似乎已经难以获得公众的基本信任，或者说民众官员的信任度在不断下降。而民意广泛认为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多数成了既得利益者，所以民众高度关注政制体制改革改革中与既得利益集团切割的问题。同时，目前中国主流社会意识已经表现出和既得利益的对立。据观察表明，这种对立越来越呈现为行动上的对抗，以及心理和情绪上的“戾气”。而这种社会症结的存在，远比社会争议的本身更加可怕。当我们看到不少网民对珠海地税局公务员遭遇的这起灾难幸灾乐祸，这实际上是给了各级政府一个警讯，即老百姓对基层政府和公务员的不信任。显然，这种习惯性的身份偏见，既无助于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重拾，也无助于消除群际间的隔阂。但是，这样做到底是谁的错，倒也是一个更值得思索的问题。
　　中国民众历来有“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的心理传统，而遗憾的是，在当下中国各个阶层中，目前官员阶层并非一个好的道德示范群体，在其自身上反倒可以找到许多道德问题，其造成不良影响污染着整个社会。官员缺廉缺德最损害中国形象，成为政治稳定的最大威胁。真的是“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媒体与网络上经常可以看到这群人的种种“事迹”：截访、强拆、腐败、骄纵、狂妄、黑社会……重重讥讽乃至诅咒正不断在这群人身上堆积。从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剧变，当我们看到这些官员翻手为云成为那个时代剧变与“颜色革命”的“急先锋”的时候，想想我们国家还重用着上百万的“裸官”与“带病”的官员执掌权力的时候，民众对此不满情绪有增无减，对“仇官现象”在不断蔓延。这种不断蔓延的趋势能说不严重威胁着国家的稳定与安全？！想起来，真的是让人感到不寒而栗。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解决这个“吏治”重大问题，国家的长治久安与创建和谐社会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富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至少在目前的处境正如李白的诗句所描绘的那样，即使“仇官现象”存在的中国还没有发展到“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地步，至少也到了该想想“仇官现象”给我们的带来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警示。此时，如果执政者熟视无睹，任由风生水起，那可能最终要失掉无数革命先驱流血牺牲为之奋斗的理想！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这是学者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的理想境界，也应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同时，也是执政者为之奋斗的目标。尽管当今我们社会问题不少，面临诸多挑战，但是，“风物长宜放眼量”，对未来充满希望，让明天更加美好，我们中国人是当今世界上最没有理由对前途感到悲观的！
　　2010年11月10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