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口区居合道俱乐部:消费时代叙事的心灵难度

 文学叙事要有诗性追求,诗性追求也是生命的心灵追求,生命的心灵追求也就成为文学叙事的核心,这意味着文学叙事应该承担起一种对生命自由和心灵生活的创造。　　这样,文学叙事就承担了心灵攀升的难度,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消费化年代,更具有了写作的心灵难度。处于一种追求消费的时代,由于物质意识、享乐意识、个人意识与消费精神已经混淆不清,人们很少愿意把自己当作一种追求正义和灵魂纯净的生命很少愿意把一种正义性和心灵性当作自己应该具有的品质,而文学叙事本来是更追求正义、灵魂、心灵这样一些品质的。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这样说:人类所不同于其它动物的特性,在于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它类似观念的辨认。人因追求利益而降低自己的高尚身份和人性尊严时,与动物追求食物没有区别,人与动物的区别仅在于人有对利益的正义性和心灵性规则。对于一个处在中国市场化现实中的人来说,不是他愿不愿意要这种正义性和心灵性,而是我们这个年代鼓不鼓励这样一种正义性和心灵性。　　在市场化和消费化的现实中,人们更愿意把自己当作一种追求实际利益和消费精神的生物,这符合市场化的生存意识,也符合动物性的生欲本能。于是,在中国普遍追求市场化和消费性的时代,文学叙事存在于一个艰难的心灵边缘。所以,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必须给文学叙事一个心灵存在的现实理由,也让文学给我们一个现实生存的心灵理由,而不是仅仅给文学一个消费的存在理由。　　文学叙事在更大程度上是心灵叙事和诗性叙事,而不是实际的现实性叙事,但消费时代的文学叙事在更多情况下依赖于现实性进行叙事。在市场化活动和消费精神普及的时代,传媒活动与消费领域的蔓延,使文学叙事与传媒叙事、消费叙事共同策动了种种文学的表面现象。但这些文学现象并不表现与现象一致的文学本质,而是告诉我们一种与文学本质不一样的现实本质,它呈现在这种喧嚣、炫目的文学现象上,尤其是呈现在消费性文学现象上。它更加说明了消费已经不仅仅是物质现象,更主要地是一种精神现象,是一种影响人们心灵波动的现实活动,并成为现实的本质性标志之一。　　这种消费性现实本质的特点是物质化、利益化、享乐化,在实际生活的很多方面消解心灵和诗性难度,它控制着文学叙事,并以国家化和个人化的名义同时正当地表现出来。市场化时代的文学叙事,很大程度上表现在这种现实性和实用性的意义上,很少是一种生命精神和审美精神的心灵叙事或诗性叙事。新写实的平庸写作、60作家的欲望写作、70作家的身体写作、80写手的偶像写作大都呈现出远离心灵、喧嚣媚俗的特征,而带着胸口写作、酷男作家、新新人类等头衔的时尚写作,也无暇涉及灵魂的领域,它们的现实性心理和消费性感受远远大于文学的心灵意义和诗性意义。    甚至,一些以“乡土文学”为名的乡村叙事,也以乡村苦难和乡村野蛮来形成观赏性和消费性看点。变态寻求刺激的观赏和制造的现实心理,在一些艺术上粗制滥造的作品中四处展览,在乡村叙事中尤为触目,而纯正的乡土文学中的纯朴与人性却荡然无存。莫言的《檀香刑》、阎连科的《受活》、贾平凹的《秦腔》都有这样的嫌疑。文学叙事要描写苦难,但并不是制造把玩苦难、夸大炫耀苦难、展览观摩苦难,把苦难变成惊悚和刺激,以苦难得心惊肉跳为荣耀、以苦难得触目惊心而自得。人类的苦难,在根本的意义上是精神苦难,描述肉体苦难不是为了制造和把玩苦难,不是为了成为引人瞩目的消费性看点。　　消费时代的文学叙事仍然一如既往地承担着生活的双重性品质,既要有现实性、又要有心灵性,不可能因为享受消费精神和现实快乐而偏废对生命的提升、对现实的超越。除了对应于读者的现实趣味,作为心灵的现实和想象的现实,文学叙事也对应于读者的审美趣味和诗性生命,也应该给读者提供心灵存在的理由,使读者获得心灵自由的追求。人是同时具有肉体和心灵的生命、人具有天国和世俗的生活双重性:文学作品既应该提供现实性生存,也应该有心灵性向往,完全精神化或者完全物质化的存在,都不符合文学作为想象性存在的本质,也不符合人本来的生存形态,但我们在消费化的生存情境中更有理由强调文学的心灵性。　　文学叙事难度变成了一种叙事的诗性难度时,也就是产生了追求心灵生存的难度,这要求叙事一开始就要有生命的真诚。如果一个进行文学叙事的人不具有追求诗性生命的真诚,他就不具有追求诗性叙事的真诚,也就不会具有诗性叙事的可能,因为诗性叙事要求心灵的高尚与尊严。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消费年代,追求诗性生存的难度有多大,追求诗性叙事的难度也就有多大,把对诗性叙事、诗性生存与消费精神、消费叙事的态度区分清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叙事的态度,意味着生存的态度,叙事的诗性,意味着一种叙事的理想主义和生命的理想主义,它们并不与消费精神简单混合。　　在心灵和诗性衰弱的市场化和消费化情境中,文学叙事似乎有两条时尚的路:要么去追求游戏的快乐和表演的时尚;要么去追求消费感受和大众情人。现实趣味与心灵艺术、市场叙事与诗性叙事变成两种对立的东西,虽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调和,但并不是一定要去适应市场叙事和时尚品味,而是要保持心灵叙事和诗性叙事的难度。比如说,一个追求心灵难度的80年代生作家,不一定要把韩寒、郭敬明的那些不追求心灵难度的读者全部拉过来,他可以把其中一些读者争取过来,这是可能的,但要他变成一种郭敬明那样的偶像趣味,那是不可能的,那就会毁了他。　　文学叙事的心灵难度降低的理由之一是:我们这个年代遍地都在说日常生活审美化了,艺术日常化了、大众化了,文化消费和大众叙事的同时性甚至一体化,成为一种心灵追求和诗性叙事被瓦解的理由。但是,艺术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或者日常生活进入艺术,正好证明了心灵追求和诗性叙事对人们生活的重要性,而不是它们被消解的必然性。消费领域和传媒活动的蔓延,带来了叙事领域的扩大,这并不意味着心灵追求和诗性叙事的衰落,反过来意味着心灵追求和诗性叙事在市场化时代的重要性和难度。　　当消费性生活和市场化生存也需要借助艺术来推波助澜时,心灵追求和诗性叙事的悲剧和喜剧就同时发生了。文学一旦被实用化,比如说被用来作为广告叙事的解说词,它只不过被广告所借用,文学叙事的心灵性必然在广告中大量流失,而文学叙事的最大特点,恰恰是它的非实用性、它的心灵性。许多商业性广告词和企业文化标识越来越多使用“精神家园”、“美学视野”、“诗意栖居”等字句来吸引人们的目光,很大程度上说明人们并没有把艺术当作另一种生活在追求,反而说明艺术正在成为一种金钱的标志,人们开始把艺术当作金钱来看待,因为这种精神感受是要金钱去购买的。　　但这样的精神消费远离了艺术的本性,因为艺术是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用的,艺术不能被拿来做实际用处。文学叙事虽然被世俗化,但不意味着应该被彻底实用化,在市场化时代,艺术的实用化不可避免,但也在实用性中最大程度地流失了诗性品质,不能由此就说艺术应该如此、应该抛弃艺术的心灵难度和诗性难度,因为这样的艺术已经不再是艺术。　　广告的解说词虽然可能具有文学性,但只能叫它广告叙事、广告艺术,无法把它当作纯正的文学或艺术,因为当广告叙事具有了实用性的时候,它可以给人们带来吃、喝、用的诱惑的时候,它已经不是文学叙事了,文学叙事就是心灵叙事,没有实用目的。让文学艺术具有一种实用目的时,文学艺术就不存在了。像这一类广告词:“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钻石)、“滴滴香浓,意犹未尽”(麦斯威尔咖啡)、“成功之路,从头开始”(飘柔洗发水)、“动态的诗,向我舞近。”(丰田汽车)、“对我而言,过去平淡无奇;而未来,却是绚烂缤纷”(轩尼诗酒)……以诱惑人们口袋里的钱为目的时,诗意便消失殆尽。　　这样一种艺术进入消费生活的现象,并不是艺术存在的意义,不是艺术的本质生存,艺术是一种虚的生活,它并不作为实在的生活而存在,它只是提供在现实中的想象生活和心灵生活,因而具有心灵难度和诗性难度。但在消费时代的文学叙事中,文学想象的难度、心灵的难度、诗性叙事的难度已被大量转换为轻松浪漫、自由狂欢的现场生活或实在生活。在春树的《北京娃娃》里,性变得像吃饭喝水一样随便,现场化的身体自由被极力张扬,但身体与灵魂却最大程度地脱节,把灵魂自由与生命诗性永远地隔离在它处。虹影的《英国情人》以传统文化和异国情调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关于两性身体自由的想象故事,这个身体想象故事深陷入情恋的现实欲望,带给身体一种困难含糊的心灵生活,这多少是因为作品受限于消费性现实的影响。铁凝对《大浴女》的主人公尹小跳倾注了一种理想的爱情期待,这种期待总是去触摸身体的欲望,试图用身体把爱情变成一个美丽的消费生活中的看点。这样一些文学叙事,已经将日常生活的消费主义感受以及实用主义心理与心灵诗性混淆不清。　　艺术的确进入并影响了消费性生活,但这使人们把艺术作为一种实用主义的生活去享受,而不作为超越现实又与实在生活相关的心灵生活去追求。艺术本来的意义就是给人们提供另外一种生活,这种生活被憧憬和崇敬为心灵性生活,就是因为它就不断地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现实。它通过对心灵的改变来影响人们的现实生活,使人们追求超越现实的另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具有一定的难度,它不意味着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等同,它一定作为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而存在,否则,它就没有必要存在了。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本来都有另一种生活甚至多种生活,否则文学就不必一定要创造另一种生活了。王尔德很早就提出来生活要模仿艺术,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艺术要模仿生活。但王尔德提出生活要模仿艺术的时候,恰好就是一种很实用的消费态度。王尔德提出这种观念,目的是标榜自己。王尔德是一个分裂的人,一方面他的作品是唯美主义的,另一方面,他的生存观念极为功利化、非常物质化。王尔德认为文学是可以用来赚钱的,他提出了自己的唯美主义,把唯美主义变成一种消费品,至少是一种准消费品,这就可以引发人们来观看他、消费他,然后他又用生活模仿艺术这种观念化的作品来赚钱,使唯美主义能够被消费,而自己能够过一种享乐的生活。　　今天,王尔德这种态度被消费化情境中的中国叙事很时尚地拿来利用。从70作家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赵凝的《冷唇》,到80作家韩寒的《三重门》、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春树的《北京娃娃》,都以晃眼的时尚看点让写作者名利双收,并使人们误以为这就是市场化的生活意味。生活模仿艺术在市场化时代对叙事是非常有利的,文学表现的生活吸引人们那样去生活,并不是因为把人提升到了一种心灵的自由高度去生活,而是因为人们可以具有作品中人物那样的实际生活感受,能够像作品中的时尚人物或者权贵人物一样去实际地占有和享受。　　我们所说的将生活心灵化和诗性化,跟王尔德说的“生活模仿艺术”并不一样,美女作家、酷男作家、新新人类、偶像派作家都与消费精神密切相关,但恐怕都会昙花一现,难以在人们的心灵中留下痕迹。心灵诗性进入生活并不意味着诗性叙事不在消费化生活现场,而是诗性叙事不断转化为真实的心灵生活,提升人们的生活品味和人性品质,给人们以心灵自由和诗性生命。只要人类还在追求艺术,就是在追求诗性叙事,就是在追求心灵生活,文学叙事就永远与生活不一样,就永远不能等同于一种消费生活或消费精神。　　只有当人们不再追求艺术时,文学叙事中的生活就与实际生活一样了,就可能会与一种消费时代一致起来,否则,文学叙事就会始终保持与消费时代的不一致。只要一个人追求心灵生活,他就要走出现实生活而进入另一种生活,进入诗性叙事。而一个人如果始终坚持与自己实际的现实共存亡,比如说,坚持与消费现实共存亡,那他就不必进入文学叙事的心灵难度和诗性叙事、不必进入超越现实的想象性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