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保镖被吴京吊打:生活格调是消费时代应当遵行的最高原则

    　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认为，悠闲生活是穷愁潦倒的文士所崇尚的，因他们秉持淡泊的人生哲学即“身体与精神与世无争”。因为身体的与世无争，感官超越了本能的欲求，摆脱了感官粗陋的实际需要，不为感官之欲念所烦恼，大千世界的色香味才成为感官的享受。又因为精神的与世无争，不执著金钱、名誉、仕途等等名缰利锁，没有挂碍的心灵享受着生活的悠闲之乐。否则，缺少超脱世俗的意识只为肚腹操心为功名白首的人生是不会享受到生活中的闲情逸致的。

    　的确，物欲使人迷情乱性，而浮躁的生命又何来悠闲之乐。人生的智慧其实就在摈除那种不必要的东西，有属于自己的“林中小路”。唯其如此，面对生存的窘迫，穷愁潦倒的文士享受到了生活的悠闲之乐。

    　金圣叹住在破庙中，颜回住在陋巷中，陶潜有时也要挨饿，却以欣然之态做心爱之事，以审美的态度对待生活，实现生存境界的审美化，享受着心灵的自由和解放的愉悦。原因不外无他，就在于他们都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过着不被贫所累不为名所缚的悠闲生活，在世人顿足愁苦的处境中怡然自乐，达到了尼采所说的“在所有的怂恿中求得自由”的境界。

    　其实，如陶潜的田园之乐、金圣叹的“不亦快哉”、颜回的穷巷之乐等，并非乐此贫穷，其乐处乃是在于贫穷之外，有非贫穷所可移易者在。心为形役，人就不可能乘物以游心，而要达到“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的境界，体会到世界与人生无穷的意味，只有超脱名与利和权这些外在的东西对人性灵的束缚，恢复真正的自我。

     　陶潜步入仕途之后，却发现仕宦之所得，既不能达成其原有的志意，而折腰事人违拗了自己的质性，所换来的，只是口腹自役的生活，倾身之所得，只不过足以营一饱而已，反而在守拙田园的生活中终于获得了心灵上的任真自得的境界。其实，田园生活常在辛苦中，也常在饥寒中，他不改其乐，因田园生活没有违背其质性之自然，他享受生活的悠闲与自由，因为“此中有真意”。这也是金圣叹“不亦快哉”的生活所体验到的人生境界。金圣叹感到快乐的时刻其实很是琐碎的生活细节。如有朋自远方来是很快乐的事，更妙的是朋友不拘小节自去问主人妻可有酒乎，而其妻亦是性情中人，立马拔下金簪以作酒资。这样的时刻之所以予人无上的愉悦享受，因为珍视彼此间的真情而鄙视金钱的处世风姿展示了性灵的洒脱自在。为人处事皆出自深情，自然随性没有任何内在与外在的强迫，生命体味到了自我心灵的解放和精神的自由，当然乐在其中。

    　所以悠闲生活是一种淡泊名利、与世无争的生活方式，是富有诗意的有意义的，它守护了生活本身的诗情画意没有被功名利禄蚕食，保有了生命本身的赤子之心，让人体味到了完满的幸福之滋味。无论如何，山水之意境都是与生命息息相关的，因它还是生命的镇静剂，否则，生命就不得不如加缪所言，自杀是哲学唯一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了。在山水中悠闲与隐逸的生活是与那些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人们无关的。悠闲生活正是要在无情的现实里营造这样的世外桃源，这是士大夫为自己造出的一条逃遁之路。

    　在当今的消费时代，要生活得高人一等，不落俗套，格调始终是日常生活中遵行的最高原则，要不予余力地打造自己有格调的生活，力求与众不同。这样，与生活方式有关的一切都要显示出特殊的格调与品位，旅游地点、衣服品牌的选择都要严加斟酌，讲究格调，以显示生活品质和身份地位。

   　格调之所以成为消费时代日常生活中遵行的最高原则，不是如康德所说的美是无功利的，趣味无可争辩；而是如伊戈尔顿说的，审美就是意识形态。在后现代社会，由于大工业和大众传媒，影像的生产和复制无所不在，我们生活的每个地方，都已为现实的审美光晕所笼罩。日常生活就以审美的方式表现，现实和影像的界限消失了，人们生活在超现实中。但是阶级等级依然存在，只不过确立身份的方式是以对格调或品味这一审美的因素的利用实现的。

    　在消费时代，所谓有格调的生活方式全有赖于拥有或消费社会约束的、合法的（所以稀有或被限制）文化商品。格调的阶级属性就表现在消费稀缺商品的象征性文化价值而不是其自然的使用价值和功能上。也就是说，格调不再是纯粹的审美，购买行为也不再是单纯的日常消费行为，它们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实践。格调打着艺术、审美的幌子，其实不过是身份和地位标志。对名师设计的、而且还是限量版的首饰和包饰的追求，是为了显示使用者特殊的、尊贵的阶级地位。

    　穷愁潦倒的文士崇尚悠闲的生活享受悠闲之乐，因他们在此生活方式中实现了人生的审美化，体验到了人生的深度与意义还有生命的自由自在。这样的人生境界，其味在咸酸之外。而在消费时代，中产阶级推广的有格调的生活方式物化在消费商品的行为上，因此生活格调满足了人的世俗享乐的欲望而与精神隔绝。商品包装得再精美也不具有艺术的韵味，它不能让人体验到意义，由此生活没有了自己的一种特性：丧失了无穷的韵味，只有不尽的欲望在此消彼长，喧嚣不止。

    　古时的悠闲生活和消费时代的生活格调这两种生活方式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它们表征了不同的意识形态。享受山水的美景是悠闲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因为山水的意境对文人而言有着不可比拟的价值。它是家园，给予了人生形而上的深度并且允诺了永恒，心灵获得了和谐与快乐，人生因此充实。同时，山水的意境对文人而言也是帷幕，是为了遮挡住现实的无情沧桑而精心营造出的一个美的幻想。而消费时代的生活格调讲究的是与稀缺商品不可分的，格调要通过稀缺商品来显现，而稀缺商品借美的形象讲述的是中产阶级的叙事。中产阶级利用各种艺术手法包装商品，贩卖的是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保卫的是他们自己本阶级的利益。

    　人们在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时，应当审慎思考。悠闲的生活方式有其阶级与时代的局限，但由于其中更多的积淀了民族的审美理想和文化内涵，对今日商品社会的人性异化的现实，明显的具有某种疗救作用，所以还是应当适度提倡的；而消费时代追求生活格调的生活方式是不值得提倡的，更不值得陶醉，它只是新型文化媒介人编造的审美的谎言或者说审美的圈套，缺少人文关怀与高尚的价值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