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幻4蓝图基础教学:91年前的今天，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在重庆诞生

91年前的今天 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在重庆诞生

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又一重要档案解密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获准公开发表

　　华龙网讯 （记者 向泽映 程必忠 特约记者 刘志平）重庆，作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发祥地之一”的结论，最终被史实印证。

　　1920年3月12日，一群进步青年在重庆率先于全国成立“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91年后的今天，这段鲜为人知、且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档案得以解密。

　　在中国共产党诞辰九十周年前夕，中央档案馆同意重庆日报独家公开发表这群重庆青年当年写下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

　　这一珍贵文献大约作于1920年，是“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四位负责人给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一份报告，共七个部分。其中第三部分详细介绍了组织的历史，并报告“1920年3月12日,我们的组织在重庆正式成立了”。

　　这是迄今国内发现的成立时间最早、且不依赖共产国际帮助、由一群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重庆青年独立自主地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组织。

　　该组织有近40位正式成员和一批候补成员，机构包括书记处和宣传、财务、出版三部，并在川西、川西南、川东南、川北和川东建立了支部。当时四川省有成都、叙府（宜宾）、雅州（雅安）、顺庆（南充）和重庆5个共产主义组织，而重庆是“总的组织”、“正式组织”。他们宣称“共产主义是现在和未来与邪恶斗争的手段”，并主张建立一支红军队伍。

　　该报告为俄文译稿，是中国共产党“一大”档案的一部分，原存于共产国际档案馆，1956年由苏共中央移交给中国共产党。中央档案馆将部分中文译稿送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审查，毛泽东作了批示，董必武认可了这批档案的真实性。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批档案一直未公开。后来，一些专家学者对此反复研究、考证，最终经中央档案馆同意，在今年3月12日这一特殊日子公开这份尘封已久的档案。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周勇认为，《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价值在于：它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乃至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一份极为珍贵的史料，它再一次证明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生，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

案解读 

　　《重庆报告》:中共创建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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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组织在重庆成立。 

　　“重庆报告”的俄文影印件。 张华周 摄 

　　市委党史研究室供图

　　华龙网讯 （特约记者 刘志平）20世纪的中国历史，已经永远镌刻上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功绩。迄今为止的十七次代表大会，革命、建设、改革的足迹一步步如此清晰。回首一望：上海望志路，南湖红船；北京、上海、长沙、武汉、广州、济南；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董必武……一串串光辉的名字与中共“一大”紧密相连。90年的苦难与辉煌就从这里发端！ 

　　关于“一大”及其中共创建史，数十年来研究成果丰硕，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记早已为人民所熟知。然而，在党的“一大”档案中，还有一份《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简称《重庆报告》）却鲜为人知，尚待彻底破解。 

　　重庆共产主义组织随“一大”档案走来 

　　1956年，《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与《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等一批“一大”档案从共产国际档案库回到国内。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之时，共产国际派代表指导并出席了会议，他们将中共“一大”文件带回了苏联，保存在共产国际的档案库里。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共产党自己并没有留下关于建党和“一大”的文字档案，以至于只能把建党纪念日大体定在７月１日。为了弄清党成立的历史，195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访问莫斯科，要求苏共中央把原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交还中共。苏共经过仔细研究，答应交还一部分。于是，杨尚昆从莫斯科带回了几箱档案。这批档案作为党内的重要机密，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在这批档案的第九卷中，专家发现了三件有关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译稿：《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令人兴奋的是，与“一大”文件放在一起的还有三件地方组织报告的俄译稿：《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和《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这三份地方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写作时间均在1921年前后，但没有注明作者，也没有收发机关。 

　　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中，还有一份根据英文译稿转译成中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1月）。 

　　专家们对这批档案进行了仔细研究，但却始终没有看到中共“一大”文件的中文原件（版本）。即便如此，这些档案作为迄今保存于世的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档案，已经注定了其极其重要的价值。 

重庆报告》揭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最早在重庆成立 

　　令人兴奋之处还在于，《重庆报告》向我们描述了僻处西南的重庆，建立了一个比北京、上海、广东等中共早期组织还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其信仰、近期目标、组织规模、组织机构和分布范围都十分具体而全面。报告称：1920年3月12日，“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成立。该组织由一些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教师所建立，后来又有一批工人加入，有近40位正式成员和一批候补成员组成。组织机构包括书记处和宣传、财务、出版三部，在川西、川西南、川东南、川北和川东都建立了支部。报告显示，当时四川省共有5个共产主义组织，分别分布在成都、叙府（宜宾）、雅州（雅安）、顺庆（南充）和重庆，而重庆是这个组织“总的组织”、“正式组织”。 

　　报告显示，这个组织公开宣称“共产主义是现在和未来与邪恶斗争的手段，我们的敌人建立了民主政体，而我们应当用共产主义思想对抗民主思想”；主张“取消那些专门保护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的现有军队，建立一支红军队伍，以便取而代之。”他们认为，“我们的组织肩负着如此重大的责任，因此其成员不能不力图把它建成为先进的组织。”因此，他们向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表达了强烈的愿望： 

　　“联合各省的一切共产主义组织，以便得到他们的帮助”。 

　　“到俄国去，……全面了解共产主义”，“将来回到四川，把在俄国获得的知识，运用于我们的组织。” 

　　这份名为《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大约作于1920年，是报告中所述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四位负责人给当时正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建党活动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一份报告。全文七个部分：一、四川的最近历史；二、我们组织的任务；三、我们组织的历史；四、我们组织的机构；五、成员人数；六、运动；七、我们组织的发展。 

　　从《重庆报告》看，这份报告是迄今所见到的明确宣布自己为共产主义组织，与其他中共早期组织比较成立时间最早，尤其是在不依赖共产国际帮助的情况下，由一群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在僻处西南的重庆独立自主地建立起来的。 

　　“一大”档案经毛泽东、董必武鉴证 

　　包括《重庆报告》在内的“一大”档案回国以后，为了考证这批档案资料的真实性，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帮助下，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将这批俄译稿翻译成中文，连同英文译稿转译成中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于1958年陆续刊登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编辑的内部机密刊物《党史资料汇报》第一、六、十号上，送请中央领导同志审查。 

　　毛泽东主席审看《中国共产党宣言》（《党史资料汇报》第一号）后，于1958年6月3日作出批示：“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则是基本正确的。但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没有料到民族资本可以和平过渡。更没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总罢工，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毛泽东的批示，间接证明了这批从共产国际带回来的档案的真实性。 

　　1959年8月5日，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办公室派陈铭康和李玲把关于“一大”的三个译稿文件送到董必武同志那里，请这位中共一大代表亲自鉴定。一个月之后，1959年9月5日，董必武写下了亲笔复函：“我看了你们送来的《党史资料汇报》第六号、第十号所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三个文件虽然是由俄文翻译出来的，但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这表明，作为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亲历者，董必武认可了这三件中共“一大”档案的真实性，也间接证明了从共产国际带回的这批档案的真实性。 

　　随后，中央档案馆通过对一大批中共早期历史档案的深入研究，作出结论：“上述材料均足以确证董必武同志判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比较可靠’是正确的。” 

　　1961年，中央档案馆又把《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和《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译成中文。在经历了严肃认真的研究和精心缜密的考证之后，1982年，中央档案馆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为名，内部出版了这批档案，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宣言》，以及《董必武同志关于“一大”情况给何叔衡同志的复信》（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同志关于鉴别“一大”文件给中央档案馆的复信》（1959年9月5日）、《陈潭秋：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同时附录了李玲《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本的来源和初步考证》。 

　　据此，中央档案馆确认了《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成为中共“一大”档案的一部分。 

　　《重庆报告》的未解之谜 

　　数十年来，学术界运用这批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对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研究已大体清晰。但是，“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仍然多有迷雾，有关《重庆报告》的研究仍成果不多，其最主要的问题，一是因为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中没有四川代表；二是有关“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档案、文献资料亲历者极少；三是关于这份《报告》的研究，除北京、四川、重庆的少数学者有所涉及外，研究者极少，研究进展亦无重大突破，以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至今仍被称为“四川地方党史中的一个斯芬克斯之谜，一道哥德巴赫猜想题”，甚至称之为“中共创建史上的最后一个谜”。 

　　这些迷雾主要是：报告的作者究竟是谁？报告究竟是在哪里写的？报告究竟写于何时？报告究竟是报送给谁的？报告是怎样送达共产国际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什么联系？这个组织的成立时间、组成人员、组织性质、区域分布、创建过程、主要负责人、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与中国共产党及其早期组织的关系、自身特点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