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文化遗产

　　四大文化遗产指《明清档案》、《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经卷》

一：明清档案管理

明(1368～1644)统治者早在反元起义时就注意档案管理。洪武二十四年派监生百余人到各布政使司“考校诸司案牍”，加强中央和地方官府档案册籍的管理。清(1644～1911)在入关前就开始积累保存档案，存留至今的有满文老档和满文木牌等。入关后建立起全国政权，各项制度进一步完备，中央和地方衙署设有典籍厅、满本房、 汉本房、档房等文书档案机构。 皇史仍被沿用为保存清代实录、圣训和玉牒的皇家御用档案库， 嘉庆时进行了重修。 

明代档案库

　　明代档案库不仅遍及全国， 而且规模、 建筑技术、管理工作都有相当水平。洪武十四年朱元璋亲自筹划在南京后湖(今玄武湖)的中心小岛上建造中国封建社会规模最大的档案库──后湖黄册库，专藏全国赋役黄册与鱼鳞图册。后湖黄册库与明代相始终，至明末库藏黄册达179 万余册之多。明初还在宫内建古今通集库，收藏皇帝给功臣、将领、藩王、驸马等的诰封、铁券和官员的诰封底簿等档案，由太监掌管，是皇帝的御用档案库。嘉靖十三年(1534)在东苑(今紫禁城外东侧)仿古代石室金匮之制，建造了全用砖石砌成的宫殿式的档案库──皇史。专藏皇族的玉牒、历代皇帝的实录和圣训。皇史在建筑技术上具有适合保存档案的各种特点，反映了中国古代高超的建筑水平和保护档案技术的知识。明代地方普遍设有黄册库、架阁库、案牍库，有的库房建筑也有相当规模。如江西布政使黄册库，一次修建库房50间，厅事 3间。太平府架阁库，一次修库三连各五楹，“左藏黄册，右藏案牍”，收贮的档案很多。在库房建筑上，注意“凿池蓄水”,“布地以沙”,“覆沙以板”，利于防火、防鼠和防潮。

明代档案

　　明代档案的利用，除日常政务活动外，主要用来编纂各朝实录，汇编法令典章如《明大诰》、《明会典》以及撰修历史。 　　明代档案大都毁于战火，保存下来的仅数千件，主要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辽宁省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有一些。

清代档案

　　中枢机关内阁设内阁大库除保存内阁形成的承宣、进呈的日行公事档案外，有官修实录、圣训、玉牒、会典的稿本，修书征集的档案，以及盛京(今沈阳)移来的旧档，库藏极其宏富。内阁还设有副本库，建于嘉庆朝，专藏内阁的题本副本。清代设军机处，其档案多而机密，为慎重保管特设大库，称方略馆大库，由军机章京掌管。清代国史馆也设有档案库，称国史馆大库，主要保管为修史而征集来的档案。上述档案库集中了清代最重要的、数量也是最多的档案。 　　清代在整顿吏治、裁革书吏、保护档案、加强管理中，建立了各种档案管理制度。如缴回笔制度、副本收存制度、修档制度、清档制度以及档案的整理、移交、清查、保密制度等。

档案

　　清代凡国家举行大典，都要查考档案，日常政务活动参阅档案更是频繁， 据《枢垣记略》载： 嘉庆元年(1796)以来，所奉汉字谕旨、寄信及议复等项档案繁多，历年随带翻阅查考利用，间有擦损。在编纂各种史志中档案利用也很广泛。清代的实录馆、 玉牒馆、 会典馆、明史馆、三通馆、律例馆和修志馆，都收集了各类档案。清代编修史志之勤，数量之多，种类之繁，卷帙之众超过历代，现存志书百分之八十为清代所修。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在长期修志实践中，提出了“案牍”(档案)是方志之骨， 他主张州县应设立 志科进行档案的收集、整理工作,并将“分科别类”的档案妥善保管在“藏室”(档案库)中，然后访能文理而通史裁者编纂成志书。他的思想观点，对中国档案学的萌芽和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新档案

　　18世纪末19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清政权日趋腐败。1840年鸦片战争后推行变法新政，学习近代科学技术以挽救灭亡，各种新档案如科学技术档案、财经档案、教学档案、电报档案、照片、影片、录音档案等应时而生。对旧的档案管理方法也进行了改革，扩大了档案的公布利用，创办了《官报》、《政治官报》，通过公布档案，使“海内士庶，于国家要政皆能了彻大势”。另一方面，清朝统治的腐朽也暴露在档案管理上，如内阁大库年久失修，大宗档案霉损破坏；帝国主义在历次侵华战争中掠夺破坏了京师衙署档案、东北和广州的官署档案；侵略者还以文化交流、传教考察、探险考古为名,潜入中国内地,盗窃、掠夺了包括殷商甲骨、两汉简牍唐代文书以及近代机关档案特别是英人M.A.斯坦因，于1900～1906年几次深入新疆、甘肃一带，从古代遗址、古代档案库窃取了大批汉文、梵文、藏文和其他文字的各种公私文书、契约、稿本档案，使中国古代档案遭到严重损失。保存下来的明清以前的档案大都藏于图书馆、博物馆，明代和清代档案则多存于各级档案馆。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明清中央机关的档案一千余万件，台北故宫博物院约有40万件。

太平天国档案

　　在清代晚期曾建立太平天国(1851～1864)农民政权，形成自己的文书和档案管理工作。在朝内、军中和地方都设有档案机构和人员，诏书衙就是主管诏旨、编纂历史储集人才、汇总档案的机构。从天王府到将军府,设有六部尚书、六部书、六部掌书等负责记录和保管文书、档案的人员。太平天国的档案“不藏于皇史，而颁于民间”，即充分利用档案进行宣传教育为革命斗争服务。太平天国失败后档案留存很少,现存于国内外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的原件、抄件和刊本仅有400多件(见太平天国文书)。  

二：殷墟甲骨

殷墟甲骨中国殷商王朝後期 (公元前14世纪晚期至前11世纪中期)都城遗址──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出土的王室占卜记事用的龟甲兽骨﹐包括经过整治﹑钻凿﹑烧灼﹑刻辞的龟腹甲﹑背甲和肩胛骨等。因文字契刻於甲骨之上﹐故称甲骨文。殷墟甲骨文是现今所见中国最早的具有完备体系的文字﹐殷墟甲骨刻辞是现今所见中国最早的时王记实文辞﹐因而成为语言文字学﹑历史学﹑民族学﹑天文学﹑气象学﹑农学﹑医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等多种学科的重要原始资料。殷墟甲骨的发现是近代学术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甲骨文简介

历史

　　甲骨所刻文辞因系记述占卜事项﹐故称卜辞。自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91年在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H3坑发现一批丰厚的甲骨材料后，经过十多年的研究发现，花园庄东地甲骨文属于“非王卜辞”，占卜主体是“子”，而非“王”。此观点学者已达成共识，认为是子系商王族之子辈，但具体指哪一贵族人物，则有孝己、子、子敖等多种意见。关于非王卜辞，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由伊藤道治、李学勤等学者提出，但由于非王卜辞较少，一直有学者对其存在表示怀疑，花东甲骨的发现确认了非王卜辞的存在，同时也为解决非王卜辞与王卜辞之间的各种矛盾提供了契机。

发现辨识

　　1899年﹐清代国子监祭酒﹑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在用作中药的“龙骨”上发现契刻符号﹐由此发现了3000多年前中原人民使用的古文字。经过罗振玉的查访﹐始知契刻文字的甲骨出土於河南安阳西北五里的小屯村。罗振玉还辨认出甲骨刻辞中有商人先公先王的名号﹐确认这些甲骨是商王室遗物。商王占卜用的甲骨在洹水南的小屯村出土﹐证明了此地即《史记?项羽本纪》所记项羽与秦章邯军交战时所驻之“洹水南之殷墟”﹐亦即《括地志》所记“相州安阳本盘庚所都﹐即北蒙殷墟”。王国维据卜辞中受祭帝王有康丁﹑武乙﹑文丁﹐确认帝乙之世仍建都於此。经过深入研究﹐学者们找到了武丁至帝辛的各王祭祀卜辞﹐胡厚宣曾指出盘庚﹑小辛﹑小乙卜辞的存在﹐学者们普遍认为《古本竹书纪年》“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之说为可信。盘庚至纣﹐共经历 8代12王。殷王室占卜记事用的甲骨的发现导致了殷墟的发现﹐到目前为止﹐殷墟仍是中国文明社会初创时期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国都。在殷墟﹐已陆续发掘出了殷代的宫殿﹑宗庙﹑王陵﹑贵族和平民墓葬﹑祭祀坑﹑作坊等遗址及用青铜﹑玉石﹑骨蚌等制作的礼器和生产﹑生活﹑作战用具等遗物﹐为研究殷商社会面貌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流散过程

　　自殷墟甲骨发现以来﹐殷墟先後出土了约15万片刻辞甲骨﹐绝大多数出土时已是残破的碎块。其中约 5万片为科学发掘所得﹐其馀则为村民和古董商私自滥掘盗卖而流散。早期蒐集殷墟甲骨的

殷墟甲骨

有王懿荣﹑刘鹗﹑王襄﹑孟定生等﹐尤以罗振玉用力最勤﹐所获最富。自1903年起﹐美国人方法敛﹐英国人库寿龄﹑金璋﹐日本人三井源右卫门﹑林泰辅﹐德国人维尔茨﹑卫礼贤等纷纷染指其事﹐又以加拿大人明义士所获最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大陆上私人收藏的殷墟甲骨陆续为各研究部门﹑大学﹑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机构征集收藏。流散在外域的﹐现分藏在日本﹑加拿大﹑英国﹑美国﹑德国﹑苏联﹑瑞典﹑瑞士﹑法国﹑新加坡﹑比利时﹑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

发掘过程

　　私掘的甲骨﹐无出土记录﹐加以古董商为牟利而伪刻﹑仿刻﹑真假甲骨混杂在一起﹐给科学研究带来了许多困难。科学发掘与著录 殷墟甲骨的科学发掘﹐始自1929年﹐由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进行。先後共发掘15次﹐至1937年因日本侵华战争而中断。其中12次发掘获甲骨 3万片﹐现存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批甲骨因是科学发掘所得﹐有详细的出土记录﹐且不乏完整的龟甲骨板(第13次发掘的YH127坑﹐就出土 300 整版刻辞龟甲)﹐为科学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1929年至1930年间﹐河南省博物馆也曾进行有组织的发掘﹐获甲骨3650片。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日本的庆应义塾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和东京帝国大学考古教研室亦曾进行过 3次(1938﹑1940﹑1941)考古发掘。1950年﹐中国科学院又开始了对殷墟的科学发掘﹐并设立了小屯工作站﹐负责对殷墟进行长期的有计画的科学发掘﹐曾相继在殷墟及其周围四盘磨﹑小屯﹑大司空村﹑苗圃北地和後岗出土了刻字甲骨。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的卜骨卜甲共有7150片﹐其中有刻辞的4825片。

甲骨著作

　　第一部著录甲骨文资料的专书是 1903 年刘鹗选拓石印的《铁云藏龟》。早期著录私人藏骨的有﹕罗振玉《殷虚书契》(1912)﹑《殷虚书契後编》(1917)﹑姬佛陀《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1917)﹑王襄《簠室殷契徵文》(1925)等。著录外国人藏骨的有﹕明义士《殷虚卜辞》(1917)﹑林泰辅《龟甲兽骨文字》(1921)﹑方法敛《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935)﹑《甲骨卜辞七集》(1938)﹑《金璋所藏甲骨卜辞》(1939)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科学发掘的殷墟甲骨﹐著录於《殷虚文字甲编》(1948)﹑《殷虚文字乙编》(1949﹑1956)。河南省博物馆1929年﹑1930年发掘所得﹐著录於《殷虚文字存真》(1931)﹑《甲骨文录》(1937)。抗日战争期间及胜利後所获殷墟甲骨﹐经胡厚宣大力搜寻﹐汇编成《战後宁沪新获甲骨集》(1951)﹑《战後南北所见甲骨录》(1951)﹑《战後京津新获甲骨集》(1954)﹑《甲骨续存》(1955)。50年代以来﹐流散海外的殷墟甲骨陆续发表﹐有﹕饶宗颐《巴黎所见甲骨录》(1956)﹑《海外甲骨录遗》(1959)﹑贝冢茂树《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1959)﹑松丸道雄《日本散见甲骨文字搜汇》(1959)﹑许进雄《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明义士旧藏甲骨文字》(1972)﹑《殷虚卜辞後编》(1972)﹑周鸿祥《美国所藏甲骨录》(1976)﹑许进雄《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1979)﹑松丸道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1983)﹑雷焕章《法国所藏甲骨录》(1985)﹑李学勤﹑齐文心﹑艾兰《英国所藏甲骨集》(1985)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小屯南地发掘的甲骨﹐编成《小屯南地甲骨》(1980﹑1983)。

整理集成

　　鉴於著录甲骨文资料的书一向印数少﹐有的著录字迹漫漶不清﹐有的杂有伪刻赝辞﹐有的刻辞重复著录﹐有的尚未发表﹐为求得完整清晰可靠的甲骨文资料﹐自1956年起﹐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

殷墟甲骨

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集体合作﹐经过20多年的努力﹐汇集了1973年以前出土的国内外已著录和未著录的殷墟甲骨资料﹐经过重选﹑重拓﹑弃伪﹑去重﹑缀合﹑分期分类﹐编成出版了集大成的《甲骨文合集》(13册)﹐共选录了具有研究价值的 41956片刻辞﹐为甲骨学研究提供了系统的资料。吉林大学姚孝遂等于1988年编纂出版了《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将《甲骨文合集》﹑《小屯南地甲骨》﹑《英国所藏甲骨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怀特氏等所藏甲骨文集》的甲骨文资料做了摹文和释文﹐更便於研究者所用。

甲骨形制

　　形制和内容 殷代占卜用的材料主要是龟腹甲 (少量为龟背甲)和牛胛骨﹐卜用甲骨均需经过整治。整治时先将龟腹﹑背甲锯开﹐去掉腹甲外沿﹐背甲则从中剖开﹐锯去首尾两端﹐呈鞋底形。削锯後去掉鳞片﹐将正反两面打磨平整。肩胛骨则要先切去一部分骨臼﹐再切去突出的臼角并削平骨脊﹐最後将正反面打磨光滑。占卜前在甲骨背面(少数牛胛的正面)施以钻凿﹐凿窠为长槽状或枣核状﹐每个凿窠内侧钻一圆钻窠。占卜时﹐用燃炽的木枝烧炙凿钻处﹐在甲骨的正面即出现“卜”字形裂纹。钻处裂纹称兆枝﹐凿处裂纹称兆干。占卜即视此卜纹判断吉凶。占卜後﹐将所卜问事项刻记在甲骨之上。 完整的卜辞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等。叙辞又称前辞﹐记述占卜的干支日期﹑贞人名﹔命辞又称问辞﹐记述所卜问的事项﹔占辞记述商王视兆後对卜问事项所做的吉凶判断或推测﹔验辞记述卜後事情是否应验。 商王极为迷信﹐遇事必卜问而後行之﹐因而殷墟甲骨刻辞记述了大量王朝国事和王室活动﹐如﹕殷王对天神地祇先公先王先妣的繁缛的祭祀﹑对内对外征战﹑对所属领地的聚敛和各地的贡纳以及田猎巡行﹑劝农耕作﹑天象气候﹑生老病死等。  

三：居延汉简

居延汉简甘肃北部的额济纳河流域之古“居延”地区（现属于内蒙古西部阿拉善左旗地区），在一九三０年和一九七二年两次发掘中，获简牍三万余枚。古居延地区是驻军屯田之地，故简牍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因是日常实用文书，书写时随意自如，其书法便呈现出轻松直率之意。 　

居延纪年简

　　释文：永光四年十月尽五年九月戍卒折伤牛车出入薄 建昭二年十月尽三年九月吏受府记 竟宁元年正月吏妻子之入关致籍 建始五年四月府所下礼分算书 鸿嘉二年五月以来吏对会入官夹

居延汉简介绍

　　居延汉简 由来：1930年，瑞典人贝格曼在居延地区发掘汉简10 000余枚，称为“居延汉简”。敦煌和居延汉简、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文书和故宫明清档案，被誉为20世纪考古学上的“四大发现”。近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在居延发掘汉简20 000余枚，称为“居延新简”。

居 延 汉 简

　　甘肃出土的汉简中，大部分属居延汉简。居延汉简有新旧两部分组成，人们习惯上将1930年出土的称旧简，1972年至1976年出土的叫新简。新旧简共有三万多枚，大多发掘于金塔县境内肩水金关、大湾城、地湾城等汉代烽燧遗址，这些烽燧遗址因此而出名，1981年9月被甘肃省人民政府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月又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居延旧简是前西北科学考察团于1930年由考察团团员瑞典人贝格曼在居延地区的大湾、地湾、破城子等处发掘，共有1万多枚，其中除少量竹简外，大部分为木质简牍。 这批简现存于台湾。 　　居延新简是1972年至1976年，由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地区文化主管部门和当地驻军等单位联合组成的居延考古队，在破城子、肩水金关和甲渠塞第四燧等处发掘获得汉简2万余枚。其中绝大多数是木简,竹简极少。 这批简现存于甘肃省博物馆，除此之外，尚有数百枚零散简牍流于民间。 　　截止到目前，已发现的三万余枚居延汉简是国内简牍出土的最大宗，即使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首屈一指、无与伦比的，这不仅因为其数量最多，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容包括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方面面，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与文物价值。

居延汉简内容概述

　　居延旧简中其最早的纪年简为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最晚者为东汉建武六年(公元30年)。综览居延汉简， 内容涉及面很广，现略分为政治、经济、军事和科学文化简要概述：

（一）政治方面

　　可以从简牍中了解到汉代的养老制度、抚恤制度、吏制等内容.《汉书》记载刘邦称帝不久 ,即下诏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以十月赐酒肉。”居延旧简(126.41此数字指简号，下同)记述有“月存视其家，赐肉卅斤,酒二石。甚尊宠,郡太守,诸侯相,内史所明智也。”可以见证汉代养老制度。又有简文“各持下吏为羌人所杀者，赐葬钱三万....”(297.19)可以见证汉代的抚恤制度的有关规定。汉代官吏俸禄的支付方法也可从简文中得到解疑：“始元三年九月四日，以从受物给长中帛若干匹，直若干，以给始元三年正月尽八月积月奉”(509.19)，这是居延汉简中载有以布帛充奉的实例。

（二）经济方面

　　关于农垦屯田的记载，在居延汉简中占有较大比例。其学术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概括其内容涉及屯田组织、农事系统、屯垦劳力、田仓就运、田卒生活、剥削形式和剥削量，以及农具、籽种、水利、耕耘、管理、收藏、内销、外运、粮价、定量等等。例如简文“胡豆四石七斗”(310.2)。居延简中常有大石、小石的记载， 这是汉代两种不同的计量法，如简文“入糜小石十二石为大石七石二斗”(148.41).“出糜小石三石为大石一石八斗”(275.2)，可见小石为大石的六斗，这无疑有助于我们对汉代计量方法的理解。

（三）军事方面

　　居延汉简多是西北边塞烽燧亭鄣的文书档案，所以与军事有关的简牍可以说比比皆是。根据简文记载考证，汉代的居延地区，为了军事防御设有两都尉，即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其中肩水都尉府即为今大湾城遗址，都尉有都尉府，都尉府属官有都尉丞、侯、千人、司马及其他僚属，都尉驻地称城，侯官所在称鄣。城尉下属有司马、千人、仓长等。都尉府直接的下属军事机构称侯官，侯官的下一级军事机构是部，部的下一级即燧，燧有燧长，管辖戍卒，少则三、四人，多则三十余人不等，这是最基层的瞭望防御组织，与今日的哨卡职能近似。边塞的戍卒其服役的性质可分为燧卒、鄣卒、田卒、河渠卒、守谷卒、亭卒等。简文中所记载的武器，名目繁多，最常见者为弩。

（四）科技文化方面

　　居延旧简中记载有九九表，如简文“五九 五，三八廿四”(75.19)。同时，居延纪年简， 多载有年月日，一般在月名与日序之间注明朔旦，这对核定研究两汉朔闰之排列无疑是第一手资料。 　　居延新简的发掘由于方法得当，不但发掘数量多，而且比较完整，成册的较多，除在地面和拢土中采集的少数木简外，绝大多数都有出土方位或层位，更为可贵的是其中包括完整的和比较完整的簿册70多个，这为简牍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准确性，这70多个册子，有的出土时就连缀成册，有的编绳虽朽但保持册形，有的散落近处可合为一册，这些汉简多数有纪年，内容连贯。 　　居延新简文书有来文、来文的复文，有文书的底稿，其中一些还保留着标签，如诏书、律令、科别、品约；牒书、爰书、初状等，这些文书的格式、形制、收发程序都有统一规定，对研究古代文书档案制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居延新简中的纪年简约1200余枚，最早者为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最迟者为建武七年(公元31年)，以宣帝时期为多。 　　居延新简内容非常丰富，它不仅记述了居延地区屯戍活动的兴衰，而且保存了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重要文献资料，这些文书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科技、哲学、民族等领域。如简册《塞上烽火品约》共17枚，该册对研究汉代的烽燧制度以及边塞防御系统，是十分重要的资料。这个册子是居延都尉辖下的甲渠、卅井、殄北三塞临敌报警、燔举烽火、进守呼应、请求驰援的联防条例。条例规定，在匈奴人入侵的不同部位、人数、时间、意图、动向以及天气变化异常等各种情况下，各塞燧燔举烽火的类别、数量、方式、如何传递应和，发生失误又如何纠正等。又如简册《侯粟君所责寇恩事》共36枚，是一份完整的诉讼档案。该册不仅阐明了汉代治狱刑讯制度的具体内容与诉讼辞的格式以及诉讼程序等。简册《甘露二年御史书》，是西汉宣帝时追查武帝之子广陵王刘胥集团阴谋篡权活动的御史书，内容主要是通缉叛逆逃犯向全国发布的文件。居延新简中反映关于窦融治理河西的资料也不少，根据出土汉简综合分析可知窦融在任河西五郡大将军期间，在居延地区重点地保持和加强了西汉以来的各种军事设施，从而保持了河西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如《建武三年居延都尉吏奉》册，该册记载了窦融任河西五郡大将军期间，颁发的居延官吏俸禄文书，文中载有“居延都尉，奉谷月六十石”，“居延都尉丞，奉谷月卅石”，“居延令，奉谷月卅石”等内容。 居延汉简就其质地而言，可分为竹、木两类，竹质的称之为简，木制的为牍，一般都称之为简。竹质的所占比例甚微，不到1%，所出土的竹简，一般保存情况不好，不仅字迹多处漫漶不清，而且大多为残简断简，相反，木简保存情况较好，可能因为这里的自然条件和环境有利于木简的保存，根据出土的木简的木材鉴定，有松杉、白杨、水柳、红柳等。

四：敦煌经卷 　　

敦煌经卷简介

　　 　　敦煌经卷亦称敦煌文书、敦煌遗书、敦煌卷子，是指在中国甘肃 　　省敦煌县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出土的4—11世纪多种文字的古写本。　　由于敦煌在4—10世纪间曾为中国西北文化中心，政治、经济十分发达， 　　佛教也很兴盛。自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释乐开凿第一窟以后， 　　写经造像活动代代相沿。北宋仁宗时，西夏进攻敦煌，僧众为避兵火， 　　将大批文书藏于洞窟之复室中，然后砌一泥墙于外，并于其上绘画， 　　以此作为伪装。此后，这些文书便被封存于该私室中达900多年，成为 　　名闻中外的敦煌遗书。 　　敦煌经卷系隋或唐初写就，是佛经《羯摩经》抄本。写本纸质较细，有韧性，经过染黄，略有水渍，按纸质色泽行字，皆合隋、唐规制。它用34张宽25.2～26.6厘米，长49.3～49.5厘米的染黄纸相互连缀而成，全长17米，共16790余字。卷首略有残缺。“羯摩”为梵文译音，意为“作业”，《羯摩经》是一部有关佛教戒律和忏悔内容的经典。

敦煌经卷百年历史

　　清光绪26年（1900年），敦煌道士王圆无意中发现敦煌石窟第 　　16窟画有壁画的墙上有裂缝，因察看裂缝，进而在第17窟中发现了大 　　量的经卷和佛像。王圆立即将此事禀告县令，县令及时上报给甘肃 　　学台叶昌炽。精通古文字和考古的叶昌炽对此事颇感兴趣，计划将这 　　些经书及佛像运往京师，然因耗资过巨而未果。但他在自己的著作 　　《语石》中录述了莫高窟的碑文，发表了个人对敦煌遗书的看法。自 　　此以后，敦煌文书被发现的消息不胫而走，敦煌县令将文物作礼品送 　　人，遗书开始流失。1907年3月，匈牙利籍英国人斯坦因最先来到敦煌， 　　利用买通和欺骗的手段从王道士手中盗走大量遗书，共有写本卷子 　　8082卷，木版印刷20卷，其中佛教著作6790卷，共装24箱经卷，另有 　　绘绣佛像精品等，1908年春，法国人伯希和来敦煌盗走古书、佛教变 　　文、民间文学等汉藏文卷子写本精华6000号。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 　　吉小川一郎进行了摄影和调查，并盗走文书约600卷。1914年，斯坦因 　　再次盗走写本文书五箱。两次共掠走文书一万多件，包括汉文写本书 　　7000卷、印本书20余卷，回鹘文、古突厥文等二三百卷。1914年至 　　1915年间，俄国人奥登堡也盗走文物2000件以上。1924年，美国人华 　　尔纳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和唐塑等。这些人在敦煌学研究上所取得的 　　成绩，我们历来没有抹杀；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他们鼠窃狗偷的恶行， 　　最近有一本有关敦煌的书，竟称斯坦因为“旷世大师”，誉伯希和为 　　“天才的敦煌学家”，令人惊讶！实难苟同。这笔盗购、骗购的耻辱 　　账必须清算追索， 敦煌经卷的大量外流，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1910年清政府下令 　　将敦煌所剩文书约8000卷运往北京，藏于京师图书馆。1919年甘肃省 　　政府教育厅又将莫高窟劫余经卷查点封存。至此，敦煌文书被盗外流 　　的现象始基本制止。 现存敦煌文书除我国自藏外，尚流散于英、法、俄、日、美、丹、 　　韩等国。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东方写本部和印度事物部图书馆藏13000件， 　　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部藏5779件，俄罗斯藏10800件，日本藏约 　　600件，美国至少藏22件，丹麦藏14件。我国则分藏于北京、上海、天 　　津、大连、台湾、香港及甘肃等地，计卷式遗书17500余件，藏文箧页 　　9648页。 敦煌遗书的总数在4万件以上，从印刷形式看有写本和印本，写本 　　在3万件以上，刻本数量较少。从文种上看，写本书以汉文为主，兼有 　　梵文、藏文、康居文、龟兹文、于阗文、回鹘文、吐火罗文、粟特文 　　等。装帧多为卷轴式，九世纪以后的遗书，出现经折本、蝴蝶装本、 　　册子本、刺绣本和刻印本。其字体，北朝均带隶意，南朝及隋、唐、 　　五代、宋之写本则皆为楷书或草书。 遗书中95％的汉文写本为佛典，包括经、律、论、疏释、赞文、 　　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忏悔文、祭文、僧传、经目等。非佛典文 　　献虽仅占5％，但内容相当广泛，包括四部、道经、俗文学、文书档案 　　等。如果进一步细分，则史部包括史书、政书、地志、氏族志等。子 　　部包括道教卷子、医书、历书、占卜书、类书等。集部有别集、诗、 　　曲子词、变文、讲经文、押座文、话本、俗赋及词文等。官私文书是 　　敦煌文书中最具珍贵史料价值的一部分，包括符、牒、状、帖、榜文、 　　刺词、过所、公验、度牒、告身和籍帐等。另有与户部、刑部和兵部 　　相关的文书片段。这些资料为研究当时的典章制度和经济状况提供了 　　宝贵的资料。这笔无法估定价值的财产账必须笔笔明晰，不容再有一 　　丝损坏遗失。 敦煌遗书发现后，很快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并成为一门为世界 　　学者所关注的学问——敦煌学。罗振玉、陈垣、向达、罗福长、王重 　　民等学者纷纷撰文并著述立说，广搜国内外敦煌遗书进行整理与考证。 　　近年以来，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成绩显著，仅就查阅国家图书馆的书目， 　　90年代以来有关敦煌学的研究著述就达数十种，其中如《敦煌愿文集》、 　　《敦煌天文历法辑校》、《敦煌艺术叙录》、《敦煌石窟内容总录》、 　　《敦煌吐鲁番研究》、《敦煌佛教经录辑校》等等，都是卓有成就的 　　专著，另外还有许多高质量的论文，这些有目共睹的事实足以驳斥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西方”的狂言谬论。 敦煌遗书的发现，推动了与中世纪中亚、中国有关的历史学、语 　　言学、考古学、民族学、文学、艺术、书志学、历史地理学和科技史 　　等的研究。这是中华文明成就对世界文化宝库的重大贡献，应该为中 　　国人所珍惜自豪；也应该是中华学人倾其心血，作好敦煌学研究工作， 　　以实现有些学者在展望敦煌学研究的未来时所吐露的：要“托起明天 　　的辉煌”！这笔因勤恳研究而获得丰硕成果的丰收账，中国学者将永 　　远记住：走在敦煌学研究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