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男轻女的作文:中华文化与文明之四:四大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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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与文明之四:四大文化遗产

 

中国四大文化遗产为《明清档案》、《殷虚甲骨》、《居延汉简》、《敦煌经卷》。 

明代档案

明朝(1368~1644)统治者早在反元起义时就注意档案管理。洪武二十四年派监生百余人到各布政使司“考校诸司案牍”,加强中央和地方官府档案册籍的管理。清(1644~1911年)在入关前就开始积累保存档案,存留至今的有满文老档和满文木牌等。入关后建立起全国政权,各项制度进一步完备,中央和地方衙署设有典籍厅、满本房、汉本房、档房等文书档案机构。 皇史仍被沿用为保存清代实录、圣训和玉牒的皇家御用档案库, 嘉庆时进行了重修。

明代档案库不仅遍及全国, 而且规模、 建筑技术、管理工作都有相当水平。洪武十四年朱元璋亲自筹划在南京后湖(今玄武湖)的中心小岛上建造中国封建社会规模最大的档案库──后湖黄册库,专藏全国赋役黄册与鱼鳞图册。后湖黄册库与明代相始终,至明末库藏黄册达179 万余册之多。明初还在宫内建古今通集库,收藏皇帝给功臣、将领、藩王、驸马等的诰封、铁券和官员的诰封底簿等档案,由太监掌管,是皇帝的御用档案库。明(1368~1644)统治者早在反元起义时就注意档案管理。洪武二十四年  派监生百余人到各布政使司“考校诸司案牍”,加强中央和地方官府档案册籍的管理。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在东苑(今紫禁城外东侧)仿古代石室金匮之制,建造了全用砖石砌成的宫殿式的档案库──皇史。专藏皇族的玉牒、历代皇帝的实录和圣训。皇史在建筑技术上具有适合保存档案的各种特点,反映了中国古代高超的建筑水平和保护档案技术的知识。明代地方普遍设有黄册库、架阁库、案牍库,有的库房建筑也有相当规模。如江西布政使黄册库,一次修建库房50间,厅事 3间。太平府架阁库,一次修库三连各五楹,“左藏黄册,右藏案牍”,收贮的档案很多。在库房建筑上,注意“凿池蓄水”,“布地以沙”,“覆沙以板”,利于防火、防鼠和防潮。 

清代档案

清代凡国家举行大典,都要查考档案,日常政务活动参阅档案更是频繁,据《枢垣记略》载: 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以来,所奉汉字谕旨、寄信及议复等项档案繁多,历年随带翻阅查考利用,间有擦损。在编纂各种史志中档案利用也很广泛。清代的实录馆、玉牒馆、 会典馆、明史馆、三通馆、律例馆和修志馆,都收集了各类档案。清代编修史志之勤,数量之多,种类之繁,卷帙之众超过历代,现存志书百分之八十为清代所修。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在长期修志实践中,提出了“案牍”(档案)是方志之骨,他主张州县应设立 志科进行档案的收集、整理工作,并将“分科别类”的档案妥善保管在“藏室”(档案库)中,然后访能文理而通史裁者编纂成志书。他的思想观点,对中国档案学的萌芽和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中枢机关内阁设内阁大库除保存内阁形成的承宣、进呈的日行公事档案外,有官修实录、圣训、玉牒、会典的稿本,修书征集的档案,以及盛京(今沈阳)移来的旧档,库藏极其宏富。内阁还设有副本库,建于嘉庆朝,专藏内阁的题本副本。清代设军机处,其档案多而机密,为慎重保管特设大库,称方略馆大库,由军机章京掌管。清代国史馆也设有档案库,称国史馆大库,主要保管为修史而征集来的档案。上述档案库集中了清代最重要的、数量也是最多的档案。

清代在整顿吏治、裁革书吏、保护档案、加强管理中,建立了各种档案管理制度。如缴回笔制度、副本收存制度、修档制度、清档制度以及档案的整理、移交、清查、保密制度等。

 

 

殷墟甲骨

中国殷商王朝后期 (公元前14世纪晚期至前11世纪中期)都城遗址──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出土的王室占卜记事用的龟甲兽骨﹐包括经过整治﹑钻凿﹑烧灼﹑刻辞的龟腹甲﹑背甲和肩胛骨等。因文字契刻于甲骨上﹐故称甲骨文。殷墟甲骨文是现今所见中国最早的具有完备体系的文字﹐殷墟甲骨刻辞是现今所见中国最早的时王记实文辞﹐因而成为语言文字学﹑历史学﹑民族学﹑天文学﹑气象学﹑农学﹑医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等多种学科的重要原始资料。殷墟甲骨的发现是近代学术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居延汉简

20世纪,中外学者在我国西北居延等地区发现大量汉代简牍,即“居延汉简”。对研究汉朝的文书档案制度、政治制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史誉其为20世纪中国档案界的“四大发现”之一。“居延汉简”乃因这批汉简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居延地区和甘肃省嘉峪关以东的金塔县破城子被发现而得名。若了解居延汉简的各方面状况,必须首先了解汉代长城居延要塞的情况。“居延”古称“流沙泽”,《尚书•禹贡》“西”、“余波入于流沙”之句,说明曾有河流名“弱水”,王国维、罗振玉合著研究居延汉简的名著《流沙坠简》,即由此得名。

“居延”是匈奴语“天池”的译音。《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写: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夏,骠骑将军霍去病攻打小月氏,曾“居延至祁连山”;在《史记·匈奴列传》中亦记载霍去病“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查《尚书·禹贡》中,凡“”或“过”字,皆指水名,可见汉代这里有水。

“流沙泽”汉称“居延泽”,唐称“居延海”。唐著名诗人王维任监察御史时,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奉使途径居延,写下名诗《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肖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诗中“长河”即居延海。

 公元1270年前后,马可波罗曾经来到居延,见到居延百姓,说明直到元代居延还有水,后来干涸了,至今地面上还有河床遗址。 

敦煌经卷

敦煌经卷亦称敦煌文书、敦煌遗书、敦煌卷子,是指在中国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出土的4至11世纪多种文字的古写本。

由于敦煌在4至10世纪间曾为中国西北文化中心,政治、经济十分发达,佛教也很兴盛。自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释乐开凿第一窟以后,写经造像活动代代相沿。北宋仁宗时,西夏进攻敦煌,僧众为避兵火,将大批文书藏于洞窟之复室中,然后砌一泥墙于外,并于其上绘画,以此作为伪装。此后,这些文书便被封存于该私室中达900多年,成为闻名中外的敦煌遗书。

敦煌经卷系隋或唐初写就,是佛经《羯摩经》抄本。写本纸质较细,有韧性,经过染黄,略有水渍,按纸质色泽行字,皆合隋、唐规制。它用34张宽25.2~26.6厘米,长49.3~49.5厘米的染黄纸相互连缀而成,全长17米,共16790余字。卷首略有残缺。“羯摩”为梵文译音,意为“作业”,《羯摩经》是一部有关佛教戒律和忏悔内容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