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09:33:58
文化遗产保护与旧城改造，一直以来都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道两难命题。究竟是“拆”还是“保”，两者之间如何平衡才能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在中国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的今天，妥善解决这一对矛盾便显得尤为迫在眉睫。
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战略策划专家王志纲。王志纲认为，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今天中国终于迎来了一个“全民自觉”的时代，此时的旧城保护也总算有了经济社会基础，如果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运营模式，中国将有可能迎来一个“新古典主义时代”。
一、从“梁陈方案”到“全民自觉”
这种观念终于从梁、陈和少数知识精英的微弱呼号，变成了一种大众的自觉和意识。而全民自觉的核心、源动力，仍是以商业为驱动。
提起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发展，首先很自然就会想到长期以来关于“梁陈方案”的争议。1950年2月，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共同对新中国首都北京做了一套规划方案，核心观点包括把行政中心放到西郊，以避免对北京古城进行大规模拆迁等。众所周知，这套方案没有被采纳，但这件事也几乎成了一段历史公案，人们一直在讨论。
现在回过头以历史的眼光看，人们多是肯定“梁陈方案”，批判当时的决策者。甚至有很多知识分子认为，如果当时保留了北京城的一切，那么北京现在的文化遗产就相当了不起了。
这只是学者的一家之言。其实任何社会的发展，都有个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的过程。如果按照很多学者的观点，真的把老北京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那除非中国社会停滞不前，除非继续保持农耕文明，除非继续是封建社会。所谓存在决定意识，屁股指挥脑袋，物质决定精神，任何一个城市形态和居住形态，都是跟它特定的经济形态、意识形态和生产力方式是结合在一起的。
比如当初的北京，主要交通工具就是骆驼、马、三轮车，还有少数汽车。记得看末代皇帝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里面有两个细节就很有意思：溥仪在宫里学骑自行车，因为到处是门槛不方便，他就逼着太监们砍门槛，这在当时看来是大逆不道的事啊。还有就是学人家赶时尚，在天津要坐汽车。
这就是当时的情景。所以我们现在不能一味地指责当时的统治者是多么地狂妄无边，要考虑到进城后社会和国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老北京是不符合一个首都或者说高速发展的新中国的雄心愿望和功能的。
因此，“梁陈方案”从理论上、从学术上来说，非常可取，非常有价值，但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的确是会有一些问题。没办法，它最后只能让路于政治人物的大拆大建。
但是由于当时城市化的速度很慢，旧城改造的破坏还不是很大，只是到了后来，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就变成了一个悲哀的、野蛮生长的过程。不光是北京，全国都一样：所有的文物保护在金钱、利润面前，在人们的急功近利面前，都成了牺牲品，很多基本都被颠覆掉了。这的确是有着巨大的教训的。但这已经是第二个阶段了。
现在，中国终于进入了“吃饱了撑的”时代，“玩儿出来的产业”。中国最早的经济学家管子说过一句话，叫做“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这话我觉得太深刻太精彩了。
如果说新中国刚成立时谈文物保护有点“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但好在那时的主要问题是解决温饱，和继续“革命”，大规模的建设并未在全国铺开；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中国进入了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轨道，这好比是洪太尉放妖魔，在释放出巨大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同时，也点燃了人们一夜暴富的欲望，加之资本的贪婪，政府的好大喜功，杀鸡取卵式的短期行为、粗旷发展盛行。尤其是近十年，随着财富的积累，中国进入一个高速城市化的发展时期，不少城市的历史积淀可以说在这股巨大洪流的冲击下，打个滚就不见了踪影。而那些城市保护者、学者们微弱呼唤，大多成了堂吉诃德挑战风车的笑谈。
那么怎么办呢？我认为当下迎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机，我把它叫做“全民自觉”。终于，当中国人都“吃饱了撑的”的时候，突然发现，人不能一味是大胃王啊，要追求质量的提升，品味的提升。这时候再回过头来看，原来上千年沉淀下来的东西，就像茶壶里的茶垢，其实是最有价值的。之前没有吃饱时是意识不到这点的。这时候，这种保护和认同才成了一种全民自觉。而全民自觉的核心、源动力，还是以商业为驱动的。
这种商机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文化可以卖出好价钱，卖出大价钱！人们意识到，茶垢是茶壶的价值之所在，越有沉淀的东西才越有价值，历史是可以用来卖钱的。麦当劳那种工业化、规模化的东西正逐渐被抛弃，人们越来越愿意为那些有文化沉淀、手工打造、个性化、贴近自然的东西买单，急功近利的东西反而卖不到钱了。
这种趋势已经对中国固有的“三来一补”、全球代工的发展模式提出了挑战。世界加工厂在带来短暂的繁荣之后，资源枯竭、环境污染、血汗工资难以为继等问题逐渐显现。更好笑的是，以这些沉重的代价辛苦挣来的“宝贵外汇”最终都换成了美国的债券。而这些获利的国家还要不断地指责你破坏了生态、廉价用工、倾销、不公平竞争。从你身上剥了几层皮，还要折腾得你死去活来。最后连我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不可持续的，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其他方面也是一样。
这种反思是由于，当有相当一部分人“吃饱了撑着”，口袋里有钱了，开始追求文化、品位和品质时，品位在哪里？品质在哪里？他们发现，品位在历史的胡同里，品味在茶壶的茶垢上，品位在时间的沉淀中。但等我们终于明白了，回头一看，这些东西过去曾被弃之如敝履，被糟蹋掉了。这才形成了一种全民的反思和自觉。就把这种观念从梁、陈和少数知识精英的微弱呼号，变成了一种大众的自觉和意识。其核心和真正的源动力还是消费者愿意花大价钱去购买这种看得见摸不着、原来觉得一钱不值的东西。有了这个，商人也愿意干这个事情，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所谓的旧城保护终于有了一个社会经济基础。
二、“新天地”到宽窄巷：从偶然到必然
宽窄巷的成功与一个合理的运营模式息息相关：政府经营环境，企业经营市场，民众经营文化。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也终于冒出了一些成功的案例。
第一是上海的新天地——新天地是一个无意之举，但它像一声春雷，启发了很多人的思路。什么叫无意之举呢？一开始，开发商也是准备把石库门大拆大建，后来事情突然起了变故，容积率必须降低。这一整，就逼出一个早产儿，也逼出一朵报春花。商人要逐利啊，既然在量上不能获得巨大回报，那还不如在质上去追求回报。因此才有了“螺狮壳里做道场”。而这也就自然要去挖掘当地文化。
新天地正好赶上了中国“吃饱了撑的”转换时代，人们已经看惯了工业化和复制化的垃圾，非常渴望这么一方有历史文脉的东西，终于上海通过这么一个方寸之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十里洋场、殖民文化的上海。
最后形成一个非常有趣的消费模式，老外到上海，这个昨日的“东方巴黎”，最想去回味昨日的殖民情结，而新天地所营造的空间、那些咖啡、酒吧、巴西烤肉等等元素，引来老外扎堆；老外一扎堆，中国的这些“花痴”美女们，到上海想展示自己的绰约风姿时，也纷纷跑到石库门；而中国的暴发户们到上海想看美女，石库门自然也是个好地方；这时那些卖咖啡、卖啤酒、卖烤肉的老板们乘机把价格抬高十倍，专宰这些暴发户。
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做火爆了，倒过来物业就升值由此形成一个产业链，形成一个“场”，这个场最后就成就了上海21世纪的一扇橱窗。这就是新天地现象。
第二是丽江模式——丽江的策划是工作室从头到尾参与的，如果说新天地的成功是偶然，那丽江的成功就是必然了。它把一个遥远的山旮旯变成了一个休闲度假天堂。
由于丽江是比较早地意识到了问题，一开始做的时候就保护了文物，保护了这个气息，保护了这个茶垢，保护了这个平台，所以现在是越做越旺。不管外面怎么攻击它，怎么污蔑它，但它作为一个孵化器、作为一个温床、作为一个平台，就像老汤火锅一样，吸引得这些虾啊鱼啊拼命往里面跳。这是人们终于意识到了文化历史的价值。
有人也会提到像平遥这样的地方，平遥成功是因为它落后，如果它一早就很发达，像江南一样，那完蛋了。
第三个案例就是成都的宽窄巷子——纵观中国目前的旧城改造，我认为最成功的就是宽窄巷子。它有几“最”：商业氛围最成功，对城市提升价值最成功，品位也最到位。现在它已经成为成都的一张名片、一个橱窗，成为展现成都作为“西部之心、典型中国”的一个很到位的东西。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运营模式。像这种旧城改造如果完全交给房地产老板去做，那肯定完蛋，为了追求暴利，他肯定会“挂羊头卖狗肉”，全部盖成别墅，一下子卖掉。这怎么办呢？我提出“城市运营”的概念：政府经营环境，企业经营市场，民众经营文化。
政府经营环境，就是第一政府必须抓战略，给区域和城市找魂、定位；
第二是长计划短安排；
第三是过程中讲究一些科学的方法。
之后企业有了动力，按照市场方式来运作；
最后民众来经营文化。
按照我们当时对成都的定位，宽窄巷子必须成为成都的一张名片。它要呈现成都的文化气息和传统，所以最后由政府出面，通过统一谋划、统一策划、统一规划、统一计划“四统一”的方式来安排。政府不指望赚钱，而是把平台搭建好，把策划落到实处后，最后去招商选资，选很多有文化品位，有价值追求的人物和企业来落实这种东西，选中的甚至可以让利可以孵化，使来者气定神闲，着眼长远。来的企业它是做一个形象、做一个平台，不指望赚大钱。
最后结果呢，宽窄巷子获得巨大的成功，现在你去那里，随便几十个院子，每个院子都有独特的文化，每一个院子都是巴蜀文化的博物馆，每一个院子都是巴蜀美术的展示厅，每个院子都是中西交流的橱窗。民间智慧充分“爆发”出来：你做一个掏耳朵也做出一个文化，他做捶背、做小吃也做出个文化……
成都人会耍会玩的才华发挥的淋漓尽致，每个到那里的人也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气息。这点我觉得对当今中国是绝对有启发意义的。
这些成功的案例也可以呼应我之前提出的观点：当社会高速发展时，特别是野蛮生长时，“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我们必然会付出代价，但这都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当社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消费者开始觉醒时，政府能否意识到这一点，因势利导，找到好的运营模式，中国真的可能会产生一个“新古典时代”——这不仅带来那些古宅、古镇的重生，还可以使得中华文化以其为载体，得到一种张扬和升华。
目前也有一些城市做得不是很成功，原因就是这些城市的官员过于自负，既想当裁判员又想当运动员，“老子天下第一”，这肯定是不行的。好的官员应当是海纳百川，从善如流。
在约束官员这一方面，成都经验值得借鉴。现在很多地方都只有谋划、规划，实际上应该是“四化”——第一是谋划，想清楚我要干什么事；第二是策划，承上启下、左右逢源、国际国内都研究清楚，防止同质和重复，然后拿出一套看得见、摸得着、可操作、经过全党全民认同的实施方案；第三是规划，落实到空间布局和规划里面去，这样的产品就有魂有个性。关键还有一条，计划，对干部有定量的考核，定好后把它落实到考核指标里面去，这时候他也就不会乱套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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