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田镇吴梓福:Value投资理财：凯恩斯 对冲基金先驱

发表于2007年3月《Value》的封面故事《在股市中遇见凯恩斯》，是我2006年12月的作品。写完后，我读到了巴顿·比格斯的《对冲基金风云录》（中信出版社，2007年第1版），写得很精彩，尤其是最后一章《凯恩斯：经济学家、对冲基金经理、魅力人物》，比我的文章深入浅出多了，不妨在这儿刊登，供大家分享学习。（张志雄）

　　去年(2001年)有一次晚宴，我被安排坐在雷格梅森公司的比尔·米勒身边。他的美国股票基金已经连续11年跑赢标准普尔500指数。我们谈起书，他提到了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的三卷本《凯恩斯传》，说那是他读过的最优秀、最引人入胜的作品之一。恰巧我也买了那部书，虽说读完那厚厚的1,600页用了近3个月时间，我还是被它深深迷住了，它甚至吸引着我去阅读更多关于凯恩斯的作品。本章的内容来自斯基德尔斯基的史诗性作品和其他一些资料。

　　20世纪 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

　　前两卷《被出卖的希望》（1883年-1920年)与《经济学家救世主》（1920年-1937年）无疑是我读过的最优美真实的传记，我时常重温。第三卷《为自由而战》（1937年-1946年）则稍微拖沓。前两卷描写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个充满智慧、困惑与激情的男人的奋斗历程与独特个性，而又远远不止于此。它描述了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社会氛围，那时大不列颠还统治着世界；也剖析了一战后的错误，正是这些错误带来了经济萧条、通货紧缩与另一场巨大灾难。

　　作为经济学家，凯恩斯对20世纪的影响无人可及。凯恩斯经济学把二战后的世界从衰退与通缩中拯救出来，在这方面，它的影响或许和温斯顿·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罗纳德·里根三个人加起来一样多。每个严肃的投资者都需要弄懂凯恩斯模型，因为它是世界运行方式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但这本书绝不仅仅是一部历史和经济学著作，它还描写了渴望、情感、同性与异性的爱，它改变了我对同性恋的看法。直到快40岁，凯恩斯一直生活在两个世界中，一个是布鲁斯贝利俱乐部--一个前卫不羁、鱼龙混杂、高度智慧与极端放荡的世界。艺术家邓肯·格兰、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利顿·斯特雷奇（《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作者）、诗人鲁伯特·布鲁克、小说家维吉尼亚·沃尔夫都是这个圈子的成员。如今历史学家们认为，布鲁斯贝利俱乐部及其文化影响是把维多利亚时代推向结束的主要力量，它也永远地改变了英国上流社会的行为方式。

　　凯恩斯进入的另一个世界是剑桥、英国财政部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高贵圈子。凯恩斯不仅仅是英国社会的精英，从伊顿公学到国王学院，再到著名的秘密社团"信使会"，凯恩斯在他从属的任何团体中，永远是绝对的精英，一生如此。他身份高贵，拥有惊人的智慧和敏锐的思想。他是一位首相的密友，也是多位首相的顾问。作为国民保险公司董事会主席，他身处英国金融统治的中心。他总是被人们寄予厚望，在他5岁时，太祖母就写信给他："我们期待着你成为智者……"

　　后来，不到40岁时，他和一个俄国芭蕾舞女堕入情网，并坚定地娶她为妻。他积累了更多的财富，最终成为泰顿的凯恩斯勋爵。那位舞女--丽迪亚·洛波科娃容貌姣好，却多少有些乏味，她没有文化，不聪明，连说英语都错误百出。布鲁斯贝利俱乐部对此惊讶而愤怒，他却迷失在她阳光般的笑容里，对她终生不渝。渐渐地，他和旧日的圈子疏远了。

　　斯基德尔斯基的作品也讲到了投资。凯恩斯是位宏观投资者，一个对冲基金经理，比艾尔弗雷德·琼斯整整早一代人。1920年到1940年间，他在有史以来最艰险动荡的资产市场上投资，并积累了财富。他的业绩涨落、手法变化以及投资思路都令人着迷。在他成功的投资生涯中，这位敏锐专注的分析家竟有三次几乎倾家荡产。书中某些章节是厚重的知识或经济学内容，别害怕，你可以有选择地跳过，这本书确实值得一读，会让你受益匪浅。

　　凯恩斯的主要传记作家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花费了20年时间写作了这三卷作品，从1983年开始由企鹅出版社陆续出版，是一部大师级的传记，斯基德尔斯基自己也可称是出色的经济学家，在书中，他对凯恩斯的思想与经济理论既有描述，也有分析。同时，他也并未为尊者讳，书中谈论了凯恩斯的同性恋倾向、他的极端情绪波动、他的投资成功与失败，也提及布鲁斯贝利俱乐部成员互致的情书、凯恩斯与丽迪亚追求身体与社会幸福的艰难过程。这些描写丝毫不涉色情，而是以难以置信的洞察力捕捉了一个非常复杂、敏感和耽于爱欲的男人的灵魂。

　　早慧

　　还是小男孩的凯恩斯高个儿，笨拙，不很擅长运动，他总是被欺负和嘲笑。因为嘴唇突出，他得了个绰号"猪嘴"。他开始明白自己的外表缺乏吸引力，并且变得口吃。斯基德尔斯基认为，正是这些早期的苦恼使童年的凯恩斯养成了爱思考的习惯和对感情的企盼，渴望给予爱和接受爱的心理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如饥似渴地读书，不到12岁，过人的智慧就已经让他显得卓而不群，没人再嘲笑他。在伊顿，他的学识令老师和同学们叹服，毕业前他开始参加体育比赛，尤其是英式足球，那说不定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流汗。

　　到19世纪90年代晚期，优秀的英国公立学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接受了改革，组织和管理都更加严格，不像世纪初时那样对学生毫无约束。但是，学生们还是生活在一种旧日的《蝇王》(Lord of the Flies，英国作家威廉·戈丁尔（William Golging)的作品，描述在一个毫无大人管束的孩童团体中罪恶是如何蔓延的--译者注)式的环境中。比如，在伊顿不允许戴眼镜，近视的孩子无法参加球赛。伊顿是一个封闭的男性社会，男孩子们没有任何机会与女孩发展任何形式的关系，同性恋大行其道。凯恩斯有过几段长期关系，其中最炽烈的是与一位主教之子，他也是凯恩斯在学术荣誉上的主要竞争对手。所以，在进入剑桥之前，凯恩斯就已经非常迷恋男性间精神上和肉体上的亲密关系了。

　　凯恩斯以优异成绩从伊顿毕业，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国王学院与伊顿差别不大，在这里，凯恩斯如鱼得水，他的学识和智慧再一次征服了每个人。第一学期他就被吸收进精英秘密社团信使会，这是很少有人能享受的荣誉。在社团中，他被介绍给剑桥的伟大学者们，于是他的生活开始分裂成两半，一部分是充满激情的哲学与审美思考、精神交流、同性恋情；另一部分则是奖学金、政治学功课和日常事务。前者的重要性显然是后者无法比拟的。信使会筛选会员的条件是"智慧出众、超凡脱俗"，其传统与神秘培养出一种精英优越感，会员之间常常发生亲密的关系。

　　同性恋在信使会员之间十分普遍，利顿·斯特雷奇是凯恩斯最后几年剑桥生活中的挚友和爱人，但他们的关系却因一场激烈的感情竞争而恶化--两人同时爱上了一年级新生阿瑟·李·霍布豪斯。斯基德尔斯基指出，凯恩斯和斯特雷奇从小接受的教育使他们坚信：女性在头脑和身体上都比较低级。"他们相信，男人之间的爱比女人之间的爱更道德、更有益。"他们称之为"更高的欢娱"，而且相信后人将视他们为先锋，而非罪人。值得说明的是，那时已是世纪之交，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0周年的庆典举行不久，大不列颠帝国渐趋衰落，但那时的英国人却和古时候一样，同性恋的传统根深蒂固。

　　信使会是剑桥的一个社团组织，历史可以追溯到1820年。1904年，布鲁斯贝利俱乐部作为信使会的伦敦分支而成立，因为吸收了新鲜血液而更加欣欣向荣。新成员并非都来自剑桥，甚至还有女性。布鲁斯贝利俱乐部比信使会还要前卫，会员鄙视理性，崇尚感觉和肉欲。他们对视觉艺术、设计和文学持有全新的态度，摒弃严格的宗教。他们嘲笑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方式和正统的异性恋关系，激烈地反对战争。他们是使命在肩的文化创新者和性革命者，坚持认为文明与道德、民主、爱国、技术、社会公正或现实活动并无关联。他们说，现实活动只是缺乏激情的人患上的一种疾病。凯恩斯本人则蔑视政治，认为它不过是"桥牌的一种合理替代品"。

　　渐渐地，布鲁斯贝利俱乐部发展成为一种集体生活方式，包括泛滥的同性恋、双向恋以及斯基德尔斯基描绘的那种"性循环--朋友成为爱人，爱人再回归为朋友"。会员来去更迭，有魅力的年轻人不断加入，他们必须具有创造性，谈话总是妙趣横生，但转眼就被忘到脑后。充满暧昧与暗示的游戏每晚上演，永远不知道谁占用了哪间卧室、和谁一起占用。俱乐部成员鄙视嫉妒，说那是一种卑劣的情感，但当凯恩斯挚爱的情人投向另一个男人的怀抱时，他的信件却流露出强烈的冲动。斯基德尔斯基写道，凯恩斯的第一次伟大恋爱是在剑桥时与霍布豪斯，其后20年中又有过几段严肃的爱情关系，以及相当多的寻欢作乐。在这些恋爱中，最强烈的一次是与艺术家邓肯·格兰，他们的关系从1908年持续到1915年，其间充满折磨、伤害与分分合合，但却分外炽烈。斯基德尔斯基相信，凯恩斯一直深爱着这位"内心坚强但外表脆弱的艺术家"，两人的分手令他心碎。尽管此后艳遇不断，但在丽迪亚之前，他从未找到一个能在感情方面真正取代邓肯·格兰的人。

　　成为一名政治思想家

　　与丽迪亚相遇前，信使会和布鲁斯贝利俱乐部构成了凯恩斯私生活的中心，他热爱这里的人们，他们就像一群在神话乐园中嬉戏的天才少年。对他来说，他们就是文明的象征。他开始逐步承担起替他们管理投资的任务，而他们则深爱着他的智慧、思维与想象力，被他滴溜乱转的眼睛逗得很开心。不过，他们不停地责备他没有过一种真正的艺术化和审美化的生活。他是个现实的人，一个行动主义者，而这一点恰恰与布鲁斯贝利俱乐部的理想背道而驰。他们尤其反感他去财政部工作和参与一战后的和平谈判，说他世俗、功利，批评他粗鲁、刻薄、情绪暴躁。

　　这便是他的感情世界，在此之外，在白厅与剑桥构成的那个世界中，作为学者、政治思想家、经济学家的凯恩斯则大获成功。无论他的支持者还是批评者，人人都对他的专注和智慧充满敬畏。1908年，他参加了公务员考试，获得全国第二名。他将此事告诉给吉尼亚·沃尔夫时，她说："我想要见见第一名。"财政部给了他一个职位，1910年他从剑桥请假，中断教书生涯去财政部工作。在那里，凯恩斯醉心于研究发现各种统计关系，他在1912年写给邓肯·格兰的一封信里说："除了云雨之欢，再没有如此迷人之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作为财政大臣的代表被派往巴黎和会。他的座位在大厅正面，他在第二排大声发言，反对严惩德国，他认为，惩罚德国只会带来经济灾难并把这个国家逼向极端。可惜，他只是个小小的代表，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乔治·克里蒙梭占了伍德罗·威尔逊的上风。一个人道、明智的和平结局就这样被报复所取代，他无能为力。

　　和会结果令凯恩斯痛心疾首，带着对政客的失望，他于1919年从财政部辞职，同年发表了《和平的经济后果》。这部充满愤怒与预言的作品风靡一时，为他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熊彼特称凯恩斯因此书"一夜成名"，他评论道："有远见的人没勇气，有勇气的人没远见，只有他打破了这一片沉寂。"凯恩斯在书中断言：协约国索要的巨额赔偿将把德国推向长久的贫穷。他是对的，结果便是出了个希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