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太阳网城上娱乐:1946年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

（一）会前国共的两场激烈斗争
《双十协定》的签订，使人们看到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希望。国民党统治区内爱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力量日益扩大，他们要求实现民主，主张停止内战。
美国总统杜鲁门按照美国政府“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扩大其权力”的既定方针，于1945年12月15日发表关于对华政策的声明，声称赞成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以促成中国之统一。”并任命马歇尔接替赫尔利为美国驻华特使，来斡旋各方政治力量。美国政府认为，如果能避免内战，通过谈判，诱使中共交出武装，这对国民党是有利的，而且也有利于美国在中国的权益。12月25日，在莫斯科召开了英、美、苏三国外长会议，发表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要求中国"必须停止内争"。与此同时，蒋介石一手挑起的内战，在我人民军队自卫反击下，连连失利，感到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尚需时日。因此，他也不得不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2月16日，以周恩来为首的出席政协会议的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代表团成员有：董必武、王若飞、吴玉章、叶剑英(后由秦邦宪接替)、陆定一、邓颖超。
在政协会议召开前，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进行了两场没有硝烟的激烈斗争：
1.关于停止内战的问题。为了给政治协商创造有利条件，中共代表团下机伊始就提出：“希望双方先停战”。12月27日，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代表“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办法三项，以副国内外人士殷切之望，以利政治协商会议之进行”。经中共代表团的多次奔走呼吁，经国共双方的几度磋商，于1946年1月5日，国民党政府代表与中共代表团就停止军事冲突和恢复交通问题取得一致意见。1月10日，双方下达停战令，规定至迟在13日午夜，双方军队要在各自位置上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整个商谈过程中，蒋介石等多次作梗，终因迫于国内外的压力，而无法得逞。
2.代表名额分配问题。国民党为了控制多数代表，使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有利于他们的提案，使出种种手段拉拢民主党派，妄图孤立共产党。为了分化民盟代表团，他们以高官厚禄拉拢民盟领导人罗隆基，遭到罗隆基的严辞拒绝。张群、吴铁城对民盟中央常委、国家社会党领导人张君劢、张东荪做了许多拉拢工作；甚至蒋介石亲自出面，以国民党总裁和国民政府主席身份，特别设宴款待张君励、张东荪，也末达到目的。唆使青年党领袖曾琦分裂民主同盟，答应青年党作为一个独立单位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并私下许愿给青年党5个代表名额。由于国民党的离间和收买，青年党突然提出要在民盟9名代表名额中占5个名额。在遭到拒绝后。青年党表示坚决退出民盟，以独立单位参加政协会议。国民党公开表示支持青年党的要求，妄想以此来削弱民盟在政协会议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共代表团为了挫败国民党的阴谋，加强与民盟的团结与合作，坚决支持民盟。周恩来多次向民盟领导表示，民盟原定的9名代表名额不能减少。他还提议，民盟仍保持9名代表，青年党以独立单位参加，占5席，解决增加名额的办法是：共产党让出两个名额，变为7席；国民党让出一个名额，变为8席；另外，总额增加2名；代表总额由原定的36人增至38人。共产党为了顾全大局，主动让出名额的做法，不但感动了民盟，也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接受这个代表名额分配方案。这场代表名额分配上的激烈斗争不但得以解决，也使国民党的不良居心未能得逞。虽然国民党拉走了青年党，但未能把民盟拆散；相反，使民盟内部更加团结，对国民党的认识更清楚了；他们对中共顾全大局、作出让步的举措，深受感动，决心同中共全面合作，结成亲密同盟。
（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及其成果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到会代表38人。国民党代表8人，共产党代表7人，民主同盟代表9人，青年党代表5人，社会贤达(无党派人士)代表9人。基本上形成了左、中、右三种政治势力。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力争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民主同盟基本上是中间势力，主张通过和平改良方法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国家；国民党及其附属青年党，顽固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一党专政。由于三种政治势力在建立什么样的国家问题上存在分歧，因此，在会上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问题，实质仍是军队问题和政权问题。在会议进行中，中共代表与民主同盟代表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共同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在大小会议上，相互支持，并团结其他爱国人士结成反内战、争民主的联盟，同国民党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关于军队问题。与会三种势力的代表一致主张军队国家化，但在如何实现军队国家化问题上，却存在着重大分歧。国民党坚持先军队国家化才能政治民主化，其用意就是要共产党先把军队交给政府，再由政府给点民主，企图以"民主"为诱饵，骗取共产党的军队。共产党坚持军队国家化必须以政治民主化为前提，否则，就等于把政治民主化事业的支柱的人民军队交给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断送政治民主化事业。中间势力主张国共双方都交出军队，军队应立即脱离任何党派关系，而归于国家，达到军令、政令之完全统一。希望共产党在军事上让步，希望国民党在政治上让步。为了团结中间势力，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中共代表在这个问题上作了有原则的让步。周恩来表示中共赞同军队国家化的原则，但坚持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必须同时进行，两者可以并行前进，归于一途。经过反复讨论，最后通过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离，军民分治等一般性原则，以及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代表三人小组继续商定整编国共两党军队的办法，从而挫败了国民党企图取消人民军队的阴谋。
关于政权问题。首要的问题是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实现政治民主化。国民党代表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案》，声称不是改组，而是扩大“国民政府委员会”。依照其提案，国民党在政府中占有“特定程度的多数”；国民党以外人士参加国民政府，须由主席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请选任；国民政府委员会只有讨论和决定“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的权力，而无用人权；国府主席有相对否定权和紧急处置权，等等。可见，国民党并不是要实行真正的民主和宪政，只是希望增加几名党外人士参加政府以装潢门面，继续实行一党专政，妄图在“统一国家主权”的名义下要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中共和民盟代表当即识破国民党的把戏，相继反对这项提案。罗隆基指出，改组政府的目的在于使国家“由一人集权制，过渡到民主集权制”，“结束训政完成宪政”，“各党派能参加政府”。改组政府必须遵循三项原则：必须以共同纲领为施政共同准绳；共同决策机构，要真能决策；各方面人员参加执行机关，要真能执行。并提出七点质问，揭露了国民党企图一党专政的用心。中共代表董必武支持罗隆基的发言，并强调指出，应当在有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改组政府，改组后的政府应有权决定人选，政府的主要职员，大党所占的比例不要超过三分之一。经过艰苦的协商讨论，会议通过《和平建国纲领》作为政府的施政纲领。纲领确定建立统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保持国家的和平发展；规定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并拥有用人权；规定政府委员名额的一半由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充任，而所有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须有出席委员的三分之二赞成始得议决，等等。如果实行这样的政府改组，国民党虽然在其中仍占有主要地位，但它已经不能为所欲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将拥有能够保障施政纲领不致被曲解、变更、撕毁的否决权。
改组后的政府应是从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到实施宪政的过渡时期的政府，它负有召集国民大会以制订宪法的任务。政协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规定，立法院为相当于议会之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并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这种制度，接近于英、法等国实行的议会制和内阁制。实行这种政体，虽仍不能改变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本质，但对于蒋介石独裁政体是一种否定，这是向政治民主化方向的一种进步。同时，宪法草案又规定了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原则，规定省为地方自治的最高单位，省长民选，省要制定省宪，等等。这类规定，对于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可以起到一种保障作用。
历时22天的政协会议，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与斗争，终于迫使蒋介石签订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国民大会的协议》、《关于宪章问题的协议》、《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等五项协议。这些协议虽然还不是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但它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否定了国民党的反人民的内战政策，迫使国民党承认党派存在的合法性和各党派的平等地位，确定了民主改革的总方向。所有这些，是符合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愿望，代表了当时人民的利益的，是人民民主势力的胜利。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在会议内外密切合作的结果，是党的统一战线的胜利。
评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
解放区军民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和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运动的掀起，表明国民党要通过发动内战以控制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困难。美国政府决策者看到国民党“绝对没有能力用军事手段镇压共产党”，他们担心蒋介石如果发动内战“可能导致共产党控制全中国”。为美国的国力和民心所限，美国政府力求避免将过大的人力、物力用于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为了维持同苏联之间在中国问题上达成的妥协，它也不希望蒋介石这时发动大规模内战，影响它以争夺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的实施。在对国际和中国的复杂形势进行分析、权衡利弊之后，美国政府决定对国民党施加某种影响，尽可能通过“和平”的手段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实现中国在国民党领导下的“统一”。
11月27日，美国政府宣布接受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辞职，随即任命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以总统特使的身份，赴华“调处”国共争端。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交给马歇尔的训令中规定：一方面，要他“运用美国的影响”，“努力说服中国政府，召开一个包括主要党派的代表所组成的全国会议，以获致中国之统一”，以便借此否定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存在；另一方面，要继续从各方面支持和援助国民党政府，立即帮助它将军队运到东北，并作好运往华北的准备，使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这表明在赫尔利式的赤裸裸的扶蒋反共政策未能奏效后，美国统治集团企图主要运用政治的手段，来帮助蒋介石建立一个统一的、亲美的政府，以实现其“不战而控制全中国”的目的。
12月15日，马歇尔为执行美国政府的使命启程来华。同日，杜鲁门发表美国对华政策声明，声称赞成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以促成中国之统一。”但是声明中又强调说：“自治性的军队例如共产党军队那样的存在，乃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符合，且实际上使政治团结不能实现。广泛代议制政府一经设立，上述自治性的军队及中国的一切武装部队，应有效地结合成为国民军。”12月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公报，宣称：“必须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实现中国的团结与民主化，广泛地吸收民主分子到国民政府的一切(各级)机构中，并且必须停止内争”；公报重申“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之政策”。
在上述国内和国际的背景下，蒋介石为了用政治手段遏制以至消灭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同时争取充分的时间来部署内战兵力，不得不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中共中央对美国的基本立场和关于召开中国各党派会议的主张，作了科学的分析，认为：“美国政策的这些变动，对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当前斗争是有利的。虽然美国政策在基本上仍然是援助蒋介石的(这是美国一贯政策，罗斯福亦如此，我们不可存幻想)”。党中央决定接受马歇尔的“调处”。
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重庆，准备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团成员有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27日，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政府代表提交一份书面建议，要求五条件停战，以利于政治协商会议的进行。这个建议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经中共代表团多次呼吁和奔走，国民党方面也不得不接受这个建议，同意进行停战谈判。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初步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约定至迟在1月13日午夜，双方军队应就各自位置上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经过协商，1月7日，由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思来、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组成“三人会议”，会商解决军事冲突及有关事项。同意马歇尔代表美国政府为一方参与国共两党谈判事务，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所作的一个让步。考虑到美国对华政策声明和美国在中国的影响，特别是考虑到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公告发表后，马歇尔实际上对三国负有义务，因此对马歇尔代表美国政府参加“三人会议”，中共方面表示赞成。
1946年1月10日，中共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同日，双方下达于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根据停战协定，在北平设立由国民党政府、共产党和美国政府各一名代表所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监督执行停战协定。执行部下设若干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分赴各冲突地点进行调处。停战协定的签订和实施，对于国民党军队的调动和向解放区的进攻，是一种限制，因而有利于人民。但是，国民党方面在美国的授意下，坚持在停战协定中将东北地区除外，蓄意在东北放手大打；蒋介石在下达停战令前后，还密令国民党政府军队。“迅速抢占战略要点”。这就暴露了国民党对停战的虚伪态度。
在停战协定签订的当天，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会议由国民党政府主持召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共38名，其中国民党代表8名，共产党代表7名，中国民主同盟代表9名，无党派代表9名，中国青年党代表5名。在会议参加者中，政治倾向是不相同的。国民党及其追随者(从民主同盟中分离出来的青年党)，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政治主张；民主同盟基本上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无党派人士中也以代表中间势力的居多。中共同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派，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这些基本问题上，是有许多共同点的。在会议召开之前，民盟代表就同中共代表约定：双方携手合作，互相支持。民盟留渝中央执行委员召开座谈会，为民盟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确定了同中共的主张基本一致的方针。在会议进行期间，中共代表经常同民盟代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会下进行磋商，并在一系列问题上同他们采取联合行动。
政协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关于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问题。
在政治民主化方面，首要的问题是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国民党提出的方案，只是表示可以增加若干政府委员名额，设置若干政务委员以便由其他党派或无党派人土充任，但同时却坚持国民党在政府委员中要占“特定的多数”；政府委员得由主席提请选任，即须由蒋介石提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政府委员会属于政治指导机关，没有用人权；主席则拥有紧急处置权，即可以借口情况“紧急”，实行个人独裁。这当然不是要废止而是要坚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中共代表指出，改组政府，首先要有一个共同纲领，并在这个基础上改组，不是仅仅增加几个政府委员所能解决的；同时应立即扩大现有政府的基础，使之成为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能公平而有效地参加的临时联合政府，这个政府必须摆脱国民党的领导；而且还应把政府委员会变成拥有实际用人权力的机关，并且以委员制来否定个人独裁制。经过艰苦的谈判，会议通过《和平建国纲领》作为政府的施政纲领。纲领确定建设统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保持国家的和平发展；规定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并拥有用人权；规定政府委员名额的一半由国民党以外的人土充任，而所有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须有出席委员2／3赞成始得议决，等等。如果实行这样的政府改组，国民党虽然在其中仍占有主要的地位，但它已经不能为所欲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土将保有能够保障施政纲领不致被曲解、变更、撕毁的否决权。
改组后的政府应是从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到实施宪政的过渡时期的政府，它负有召集国民大会以制订宪法的任务。政协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案规定，立法院为相当于议会之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并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这种制度，接近于英、法等国实行的议会制和内阁制。实行这种政体，虽仍不能改变国民党统治区政权的阶级本质，但对于蒋介石独裁政体是一种否定。这是向政治民主化方向的一种进步。同时，宪法草案案又规定了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原则，规定省为地方自治的最高单位，省长民选，省得制定省宪等。这类规定，对于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可以起一种保障作用。
在军队问题上，争论是很激烈的。国民党主张必须先军队国家化才能政治民主化，即必须由共产党首先交出军队，然后它才能开放民主。中共指出，离开政治民主化来谈军队国家化，只能是军队的军阀化、党阀化；把作为政治民主化事业支柱的人民军队交给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将从根本上断送政治民主化的事业。虽然如此，为了推动谈判的进行，中共代表还是提出，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这两方面可以小平行前进，归于一途”，即同时在这两方面采取前进的步骤，什么时候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了，中国的军队也就国家化了。针对国民党的企图，民盟代表也提出，任何党派的军队都要整编，不是只要一个党交出军队，比不应把其他军队都看成就是国家的军队。会议经过多次讨论，确定了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整军原则和实行以政治军的办法，并决定由军事三人小组(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顾问马歇尔组成)商定中共军队的整编办法并进行整编，同时按照国民党政府军令部的计划整编国民党军队。
政协会议召开期间，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纷纷向会议提出意见书或建议书，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切实保障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为了动员人民群众的力量，促进政协会议的成功，民主建国会、人民救国会等又联合重庆各人民团体代表组成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协进会，连续在重庆的沧白堂召开讲演会，邀请参加政协的各方面代表宣讲会议精神，使会外群众及时了解会议的进行情况。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和一些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主办的报刊，连续发表社论和评论，反映各界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对政协会议各项议题的进展加以评论。全国人民的支持和配合，对会议取得积极的成果起了重要的作用。
政治协商会议历时22天，在通过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案等五项协议后，于1946年1月3日闭幕。政协协议虽然还不是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但它在实质上是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的否定，因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基本上符合于全国人民的和平民主愿望。协议的通过，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亲密合作并同国民党中坚持民主进步的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中国人民的政治胜利。由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党派进行政治协商、制定共同纲领、民主管理国家的政治主张，更加深入人心，并且成为中国人民争取实现的目标。
为了实施政协协议，军事三人小组经过多次会议和会外协商，于2月25日，达成《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简称“整军方案”)。这个方案规定，全国陆军为108个师(每师不超过1．4万人)，其中中共部队18个师；双订编余人员应在12个月内全部复员；此外还规定国共双方部队的统帅权、统一编制的时间、地区配置以及地方部队的组织等。在这个方案中，国共军队5：1的比例规定，特别是关于包括解放区军队10个师在内的中国军队要经过美国装备的规定，对于人民军队是一种束缚；但方案中包含着地方自治的原则，部分人民武装可以借助于这个原则，得到一定的保护。
此后，国共两党的代表主要围绕着整军方案中军队驻地问题，实际上就是解放区的问题，继续进行谈判。整军方案和政协协议是密切相关的。由于国民党仍然企图消灭解放区，不打算按照政协协议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前进一步，也不打算实行地方自治的原则，整军方案也就不可能得到贯彻执行。谈判断续进行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对于1946年1月达成的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中国共产党是决心严格地遵守和忠实履行的。政协会议刚结束，中共中央即于2月1日向党内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示认为，由于政协的成功，“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指示同时也指出，“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党必须注意“阵地的保持与继续取得”，而“练兵、减祖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这个指示对形势的估计有些过分乐观，但也看到中国民主化道路的艰难曲折，提出保卫解放区的三项任务。
国民党统治集团既不能容忍、也经受不住真正的民主改革，因而它从来就没有准备去履行这些协议。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前后，在国民党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一些国民党顽固分子放肆地诋毁政协协议。他们说，“政协决定不利于国民党”，“系国民党的失败”；有的甚至认为国民党“几十年奋斗现在完事”。有人并且提议，要监察院弹劾国民党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他们特别集中攻击动摇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的宪法草案案，认为“宪草原则是背叛(孙中山)遗教”蒋介石本人也说过：“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
2月10日，重庆各界人土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国民党当局指使特务分子捣乱会场，打伤民主人土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章乃器等多人，制造了“较场口事件”。在此前后，国民党当局还在各地镇压群众游行集会，策动反苏反共游行，指使暴徒捣毁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捣毁中共在重庆主办的《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主同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封闭中共在北平主办的《解放报》及其他多家报刊、通讯社。国民党当局制造这些事件，表明它蓄意破坏政协协议。在3月1日至17日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在谈到政协协议时，竟然提出要“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这个会议作出了旨在根本推翻政协关于宪法草案协议中规定的各项民主原则的多项决议。4月1日，在国民党包办、中共代表拒绝出席的国民参政会上，蒋介石公然说：“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如它“果真成了这样一个会议”，那“是决不能承认的”。这样，就把政协关于改组政府等项协议也从根本上推翻了。事实表明，国民党统治集团不仅根本反对中国人民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要求，就是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也为它所不容。
政协协议的通过，曾经激起过千百万善良的中国人对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热烈期望。国民党撕毁这些协议，也就把它自己置于人民的对立面，使人们逐步认清它坚持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的真面目。这是国民党在政治上的严重失败。
(中共中史党史研究室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