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蔓莉莎 赵雅芝:生命的碎片——马烽谈话录

生命的碎片——马烽谈话录 作者：陈为人 

                                　  图：1947年春马烽参加了崞县土改

 　　马烽与浩然

　　马烽说：“浩然是新中国成立后涌现出来的青年作家。我最早是读过他的短篇小说《喜鹊登枝》，之后又读过他的长篇小说《艳阳天》。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中国作协开会时见过几面。后来他调到《红旗》杂志当文艺编辑，曾找我约过稿。我和他没有什么深交，印象中是个本分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所有作家都被打翻在地，只有浩然不断有新作问世。那时人们私下议论：‘中国只有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这一个作家指的就是浩然。特别是报上曾登了江青委托他向西沙驻军赠书的消息后，人们的议论就更多了，说他是北京市文联造反派头头，甚至有人指责他是江青的红人。当时我对浩然倒没有什么恶感，原因之一是曾听北京市文联的熟人说，浩然‘文革’一开始就是‘文革’组长，但他没有整过人（巧合的是，“文革”开始，马烽也曾担任山西省文联的“文革”组长。而马烽恪守一条底线就是“不整人”，并尽最大可能对当时已被抛出来的李束为、西戎给予保护。相同的处境使马烽与浩然有了共鸣）。江青虽然很看重他，但他头脑还清醒，并没有得意忘形，趁机往上爬。”
　　马烽忆及他与浩然的两次交往。
　　1973年春天，马烽和孙谦在北影修改反映农业学大寨的电影剧本《山花》，有一天，忽然收到浩然的一封信，内容很简单，大意是说“你们认识许多老作家，得便时可向他们打个招呼，不要急于搞创作”。马烽和孙谦反复看了半天，也闹不清是什么意思。信封上没有写地址，只有“内详”两个字。那时，与马烽认识的一些老作家，大都还在“五七干校”劳动，马烽也无法与他们联系，这事就放下了。过了不久，山西晋剧院进京演出新编现代剧《三上桃峰》。文化部的人看后认为是给刘少奇、王光美贴金的大毒草。于是把编剧、导演以及带队的负责人，集中起来进行批斗。《人民日报》还发了一些批判文章。原因是王光美“文革”前在河北一个叫桃园的村里搞过“四清”，把这个戏的地点改为“桃峰”是为了掩人耳目。发生了这么一场不白之冤后，马烽才意识到，浩然给他们写那封简短的信，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诚恐一些老作家一时冲动搞创作，再栽一个跟头。

                 　　图：1975年秋与孙谦（中）浩然（右）马烽（左）参观大寨。

　　1975年，在大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前江青把许多文艺界人士召集到大寨，马烽和孙谦因电影剧本《山花》也应召前往。
　　马烽说：“有天上午，江青向全场巡视了一遍，忽然质问于会泳，怎么浩然没有来？于会泳忙说，早就通知他了。前几天听说他因心脏病住了医院，昨天我又亲自给医院打了电话。浩然答应一两天就来。果然，过了两天，浩然到大寨来了。浩然来大寨后，很快就主动到招待所来看望我们。那时候，不论是文化部的人，还是各个写作班子的人，即使不是解放军，也大都穿一身没领章的军装。浩然则和我们一样，穿的是灰布中山装。他对我们显得很热情。他对‘文革’前孙谦写的《大寨英雄谱》大加赞扬。他说他是第一次来大寨，很想亲眼参观一下。于是我们就领他到村里村外随意转游。我见他走路很敏捷，脸色红润，没有一点病容。随口问道，听说你有心脏病？他说，有点，不碍事。我说，听说你刚从医院出来？他支支吾吾地说，是。输了点液。于部长几次电话催，只好来了。老孙问他知不知道召集这么多人来大寨是要干啥？浩然说，大概是要布置新的创作任务。他这一说，我俩倒放心了。因为江青已指名要我们修改《山花》，当然不会再有什么别的任务落在我们头上了。一路上，从闲聊中，我感到浩然是尽量想和江青他们拉开距离，甚至我猜想他住医院输液，很可能就是想躲避接受新的创作任务。浩然来后的第二天，江青就召集所有从事创作的人开会，布置重要创作任务。她先讲了一通样板戏的巨大成就，然后就说她现在要抓两个重大题材的电影剧本，一个是毛主席创建井冈山红色根据地；另一个是举世无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江青说，再过两年就是建军50周年。我决心要拿出这两部影片向建军节献礼！当时我不由得就想到一个问题：既然是向建军节献礼，为什么不写南昌起义呢？我马上就意识到其中的情由了：写南昌起义就不能不写周恩来、朱德、贺龙这些领导人，江青怎么可能颂扬她要打倒的人呢？正在这时，只听江青继续讲道，毛主席教导我们，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写井冈山就得到那里去深入体验生活；写长征就得沿长征路线走一趟。随即她点了几个人写井冈山，并指名要浩然负责。浩然说，这是个重大题材，是一个光荣的任务。可是我不好办，我有心脏病。江青说，你可以带个大夫一块去嘛。浩然没有再敢吭声。”
　　马烽说：“江青点名要我和张永枚、薛寿先写长征。我一听要我参加写长征，‘轰’一下脑袋就大了。我听北影导演成荫同志讲：前些时，北京正在上演陈其通的话剧《万水千山》。有天，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几位领导观看了演出，并接见了作者、导演。陈其通对以前改编的电影不满意，那是由成荫、孙谦改编，成荫导演的，主要是嫌篇幅太短，许多该展开的情节没有展开。邓小平说可以重拍嘛，一部放不下，可以拍两部、三部。这就是说，那里打算重拍反映长征的《万水千山》，这里江青却要组织人另写长征。这样一来，我将会被卷入这场政治漩涡中。我觉得无论如何都要推掉这一任务。当时我向江青说，首长不是要我们改《山花》吗？江青说，改完这个再写那个嘛！我说，我水平有限，恐怕担负不了这一重大任务。要写长征必须要沿长征路线走一趟，可我岁数大了。江青问，你今年多大？我说，已经50出头了。江青说，我比你大10来岁，现在不是还在继续工作？我说，我身体不好，患有高血压。江青说，我还患有冠心病呢！雪山草地气压低，可以坐飞机过去嘛！说完再不理我了。接着又向孙谦说，孙谦同志，你的任务是和张天民合写一部新《创业》。孙谦说，我从来都是写农村，对工业题材一点也不熟。连螺丝钉怎么拧都闹不清。江青说，我是要你写人物，是要你去拧螺丝钉吗？她说话的声调都提高了。我见孙谦挺起脖子想反驳，忙用脚碰了碰他的腿。我知道他是个犟牛脾气，火起来什么话都能冒出来，万一惹恼江青，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他大约已感到了我的示意，咽了口唾沫，随即低下头，没有吭声。江青也就调转了话头。
　　“这天我俩回到宿舍，情绪都极为败坏。我说，这可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不知不觉就跌到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了！老孙说，我比你更惨，写新《创业》，这不明明是和毛主席唱对台戏吗？猛一听有点胡扯，细细一想也有点由头。《创业》是写大庆人艰苦创业的一部电影。江青看后不让上映。剧作者张天民就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这次张天民来大寨后曾悄悄告诉老孙说，毛主席曾批了两句话：‘此片无大错，可以上映。’因而江青对张天民十分恼火，可又不好公开整他，于是就要他写一部新《创业》，以挽回面子。我俩正在发牢骚的时候，浩然来了。他告我们说，江青让于会泳尽快把三个创作组负责人的名单提出来。刚才于会泳说，晚上要找他商量。他说，看来我是逃不脱了。二位也有被提名的可能。老孙抢着说，割了脑袋我也不当！我说，我干不了那差事。你能不能和于会泳说一说，别提我俩。浩然说，我尽力而为。依我看，二位还是不当组长为好。第二天早饭后，于会泳把我们召集到一起，宣布了经首长批准的三个创作组组长名单：井冈山组浩然，长征组张永枚，新《创业》组张天民负责，由孙谦协助。我和老孙听完，都大大松了一口气，都暗自感谢浩然。
 马烽与齐白石

　　马烽说：“1953年秋天，民主德国作家代表团访华，有两位作家提出想看看齐白石老人的作画。这个要求可难坏了负责接待工作的我。齐白石已是九十高龄，早已经闭门谢客，他能够同意这个请求？谁也说不准。为难中，我一下子想到老舍。我记得老舍对我讲过，老舍与齐白石有交往，他的夫人胡挈青是齐白石的弟子。我抱着宁碰了也别误了的想法，冒冒失失地就找到了老舍。当我说明了来意后，他沉思了一会说，这事挺难，我试试看吧。我没想到的是，当天晚上我就接到了老舍的电话，他让我第二天下午三点，陪民主德国的作家直接去齐白石老先生家。我真有点喜出望外，为了隆重起见，我特意邀请了艾青和冯至二人一起陪同前去。当我们按时到了西城一座小四合院的时候，只见有两位中年画家已经等在那里。齐白石的客厅不算大，陈设也极简朴，最显眼的是当地摆着一张铺了绿呢绒的大桌子。白宣纸已经展开了，四周摆着砚台、笔洗、笔筒、颜色碟子等物件。我们去了不久，由一位中年妇女把齐白石老先生从里屋搀扶出来，经过简单的介绍，寒暄几句以后，他就挥笔作画。大约用了不到二十分钟，宣纸上就出现了五六只栩栩如生在水中游动的大虾。把两位德国作家看得都出神了……”

 

 　　　　　　　　　　图：1959年3月马烽与齐白石合影（左为艾青、右为冯至）

　　于是，为历史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马烽收藏过齐白石的三幅画，其中一幅他送给了一个亲戚，后来齐白石的画成了宝贝，那亲戚要送还马烽，马烽说，已经送给人的礼物，哪有再收回来的道理。另外两幅，在“文革”那场大劫难中，与他的大部分藏书、多年积攒的工艺品等许多名贵的东西都在“破四旧”中遭到洗劫一空。后来落实政策，政府出面给予赔偿，马烽却只字不提丢失的东西。别人劝他，马烽却说：“多少人把命都丢了，我们还要赔偿什么损失？再说国家损失那么大，个人吃点亏算什么。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不要再提了。”
 
　　马烽的“土改”经历

　　马烽说：“1947年春末夏初，根据地大规模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前方打老蒋，后方挖蒋根。’我被分配到六专署工作团。团长是公安局长谭政文、副团长是报社社长郝德青。首先是集中学习了几天有关土地改革的文件，然后就确定去崞县（今原平县）十八村水地各村进行试点。工作团混合编成十几个队，分别进驻各村。我被分配到了大牛堡工作队。队长是总工会的老吴，副队长是六地委宣传部长老范。我和李玉明同一个单门独户的老光棍挤在一盘炕上。大牛堡是个二百多户人家的村庄，土地肥沃，旱涝保收。可贫富悬殊很大。大部分土地都集中在邸、彭、任三大户手里。一般人家都依靠当长工，打短工，租种地过活。租子重，捐税多，不少人家是搅糠拌菜度时光。工作队进村后，首先是进行社会调查，整天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然后就是组织贫农团，讲解土改政策，划分阶级成分，召开大大小小的诉苦会，和地主们清算剝削账，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最后就是分配胜利果实。”
这是一场剝夺和再分配的运动，其激烈惨烈程度不言而喻可想而知。
　　马烽讲述过晋绥边区土改运动中的“斗牛大会”：
　　马烽说：“当年晋绥边区有一个著名的开明绅士，叫牛友兰。他一直热衷于兴办教育，先是在本县北坡村办了一个小学，后来又在县城办了一个兴县中学。在学校里聘请思想进步人士担任教员，宣传抗日思想，开展同国民党投降派和卖国汉奸的斗争。在抗日战争初期，贺龙、关向应率领的八路军挺进晋西北，当时已是隆冬季节，但八路军战士还穿不上棉衣，牛友兰就把自已家复庆永店铺里库存布匹、棉花拿出来，一次就装备了八路军的一个团。后来，牛友兰又积极响应晋西北行署提出的为抗日“献粮、献金、做军鞋、扩兵”的号召，他自筹资金1万元，创办了兴县民众产销合作社。 他还动员复庆永股东集资23000元，办起了兴县农民银行。为我们的抗日部队筹款。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后，牛友兰再次带头出面，捐献白洋8000元，粮食一百多石，甚至动员本家妇女捐献金银首饰。正是根据牛友兰的这些事迹，我们的剧团创作了话剧《一万元》，歌颂牛友兰为抗日做出的贡献。这个戏还在边区的调演中得了一等奖。令人遗憾得是，就是这样一个功臣，在土改时，根据康生在临县郝家坡搞土改时创造的经验。康生说，地主的底财是个大问题，一定要把地主埋在窖子里的底财拿出来。康生还说，逼起底财来就要死人，但死也不怕。于是，又开始向牛友兰追开底财了。所谓的‘斗牛大会’，就是为追底财，召开了批斗牛友兰的大会。在批斗会上，殘忍地用铁丝穿过他的鼻子，还让他的儿子拉上游街……‘斗牛大会’后不久，牛友兰就含冤死去了。”
　　这个说来触目惊心惨不忍睹的故事，并没有出现在马烽的作品里。
　　马烽在某次创作谈中，关于一个作家能不能只要是现实中曾发生过的真实事，就可以不加选择地写时，说过这样一番话：“有的题材要自觉地不去写，因为写出来没有好处，没有用。除了使人们看到社会上一片黑暗之外，没有其他作用。有些题材不能写，如涉及到国家机密的问题就不能写。也有些题材当时不能写，现在能写。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党的地下工作，当时不能写，一写就暴露给敌人，但现在能写。所以不是什么题材都可以写的，要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马烽大概正是从这一创作原则出发，描述了他所亲历的土改：
　　马烽说：“……我觉得我们土改队的两位队长，在掌握政策上都比较稳妥。斗争虽然十分激烈，但从始至终没死伤一个人。对多年压榨贫雇农的地主，都是按照中央精神执行‘给出路的政策’，同样给他们留下了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促使他们自食其力，重新做人。”
马烽还讲述了一段土改工作总结会上的笑话：“分配完胜利果实，全村贫下中农开了个庆祝会。团部副团长龙政委来讲了话。他讲话一开始就闹了个大笑话。他说：‘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刚说了这么一句，全场子的人都哄堂大笑了。原来那时候这村群众忌讳说‘高兴’二字。平素人们只说‘欢喜’或‘喜欢’。不知为什么他们竟把‘高兴’二字，当成了男女发生性生活的代名词。故而一听这话忍不住就笑了。当时工作队员本区张区长，忙写了个纸条递给龙政委。条子上写的是：‘请勿说高兴。’龙政委看了，把条子往桌上一拍，大声说：‘我们打倒封建剥削，土地回了老家，今天正好又是中秋节，为什么不能说高兴？不但贫下中农说高兴，我们工作团也要和老乡们一块高兴！’这等于说：工作团要和老乡们一块过性生活。全场群众笑得更厉害了。有人笑得东倒西歪，前仰后跌；有人笑出了眼泪，出岔了气。龙政委觉得莫名其妙，忙转身问道：‘这是怎搞的？！’张区长忙低声给他解释了一番。龙政委笑着低声骂了一句：‘他娘的，这么好的两个字，怎么在这村变味了！’”

　　马烽的“四清”经历

　　马烽说：“1964年秋天，‘四清’运动开始，省文联有二三十人参加了‘四清’工作队。地点是原平施家野村。我也去了，而且是工作队长。副队长是苏光和郝汀。‘四清’主要是清理财务问题，但施家野村是原平县有名的模范村，村党支部书记贾福恒有些文化，管理严格，财目清楚，经过查账和走访群众，没有发现什么问题。附近的大牛店村，驻的是中央工作队，他们把村干部集中起来关到大庙里，不准出来，天天听训话，像关在监狱里，有时还搞点‘逼供信’。于是，战果辉煌。我们查不出问题，没法交账，工作团开会批评我，说我们太右了。大家都有压力。　我说不怕，有我这个队长顶着，大不了撤我的职。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能搞‘逼供信’那一套。” 
　　

　　　　　　　　　　　　　　图：1982年马烽重访1964年任四清工作队长的施家野庄。

　　马烽在“四清”中的这番表现，后来在“文革”中成了他的一条罪状。与他一起参加工作队的人，批判马烽“一惯右倾”。马烽在人们的印象中，一直是中国文坛上“左派”的领军人物或者说是代表人物。可能人们没想到，马烽还有这么一段“右倾”的经历。
　　这倒真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现象。说你“左”你就是“左”，形“左”实右；说你“右”你就是“右”，假亦为真。
　　著名文艺批评家唐达成颇为感慨地说过一句极深刻的话：“说你左说你右，不是因为你观点发生了变化，而是观察者的角度不同。”
　　马烽晚年也有了舞文弄墨的兴趣，他写了一幅自己颇为满意的扇面，上面是这样的文字：“扇子生风需要来回扇动；为人处世切勿左右摇摆。”我没弄清楚马烽是满意扇面的书法还是满意字的内容。这一联语，颇能代表马烽的心曲：无论你说他“右倾”也好，还是说他“左倾”也罢，马烽俨然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管它东西南北风”。
　　当我们在历次翻烙饼式的运动中，遍视了那些脖颈上安着轴承，看风使舵顺水扯篷的“风派人物”之后，倒对马烽这样固守自己人生信念的人，不由得肃然起敬。
　　（照片均由马烽夫人段杏绵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