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冰冰的妈:论“《诗》亡然后《春秋》作”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14:39:44

论“《诗》亡然后《春秋》作”

作者:老泥伯   2005-06-24 16:51 星期五 晴  春秋之际,诗歌衰颓与散文勃兴的现象,曾引起儒家的注意。人们围绕这一现象所发表的意见,其实也是对诗歌源流问题的一个补充。《孟子•离娄下》曰: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孟子所言,其立足点正是基于要揄扬和继承古代先王的教化传统。自平王东迁以来,周王室已显露出衰败的迹象,诗歌中开始出现“变风变雅”的作品。对这类作品,儒家认为是先王功德教化的缺失。所谓“《诗》亡”,意当指此。如赵岐《孟子注》曰:“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颂》声不作,故《诗》亡。《春秋》拨乱,作于衰世也。”清人吴淇《六朝选诗定论缘起》则说:“然入春秋之世,鲁人《閟宫》,卫人《木瓜》,事关齐桓,而晋文有乘车之赋,秦穆有《黄鸟》之什,性情未尝一日亡,而《诗》又何尝一日亡也?所谓‘《诗》亡’者,盖以王迹之熄耳。王迹既熄,则輶轩之使不出而《风》亡,朝聘之礼不行而《雅》亡。”以为诗歌亡佚与当时采诗制度的废弛有关,而采诗制度的废弛又是王道衰竭的必然结果。那么,在孟子看来,诗歌教化传统的中断,就要靠《春秋》之作来取代了。《孟子•滕文公下》曾就此专门阐述道:“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将孔子作《春秋》的意图和作用与先圣的功德并列,用以建立起儒家的正统。
  正如诗歌有“正”“变”之分一样,散文中也有“雅言”与“巧言”(或称“淫辞”、“邪说”、“奸言”)的分别。而且,这种区分比诗歌还要早一些。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使得言辞辩说受到极大的重视,从孔子开始,就有了对言辞辩说的区分。《论语•述而》把“雅言”的范围限定在《诗》、《书》之内,认为“《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旧注一般释“雅言”为“音正”。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用王都之音诵读《诗》、《书》和执掌礼仪。但“言”之所以“雅”,除了语音纯正之外,还应有内容上的要求,即能够体现圣王的仁义道德,音正而义全,才可谓之“雅言”。这句话表明了孔子尤重先王训典的道统精神。与“雅言”相对的,在孔子这里是“巧言”。《学而》云:“巧言令色,鲜矣仁!”从个人的修养来说,以花言巧语取悦于人,是没有仁德的表现;而言辞内容没有体现圣人的仁德教化,也就不可能做到直言正色。《卫灵公》再斥“巧言乱德”,仍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不过,孔子此处还未提及产生“巧言”的原因,而是由孟子作了一些分析,上引《滕文公下》中,孟子把“淫辞”、“邪说”的产生归结于“世道衰微”,其意义显而易见是同于诗歌由“正经”向“变风变雅”转化的。他说: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
  孟子不得志于时,却“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显示了其继承和捍卫先圣之道及儒家正统的决心。稍后及于荀子,即把与“雅言”相对的言辞斥之为“奸言”,其所指则更为明确。《荀子•非相篇》云:“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同样,他也认为“奸言”出自乱世。《非十二子篇》指出:“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正名篇》又说:“今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君子无执以临之,无刑以禁之,故辨说也。”表示也要“以正道而辨奸”,使“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以此观之,从孔子到孟、荀,都坚持言辞辩说有一条贯穿始终的正道,由于时代变迁,言辞辩说发生了“正”(“雅”)与“邪”(“巧”、“淫”、“奸”)的分流,而他们毕生的职志,就在于要推倒和清除那种违背先王之道的“奸言邪说”,构筑起沟通先王后圣的儒家的思想统绪,把散文的发展拉回到既定的“正道”上来,与诗教并轨。
  
  (载《中国文学史学史》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