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提出不当总统的“苦心”:作戏，然后获得更大的权力

    本文摘自《从南京到台北》，张同新，何仲山主编，武汉出版社，2011.10　

    1948年3月29日，古都金陵寒意未消，原本冷清的国府路（今长江路）上张灯结彩、好不热闹。——“行宪国大”于一片吵闹声中在国民大会堂匆匆开幕了。

　　开幕式上，“国大”代表仅有1697人到场出席，略超过应出席代表总额3045人的半数“国民大会”档案，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在开幕词中吹嘘，这次大会是“中华民国实行民主宪政的开始”；强调“戡乱与行宪应该同等重视”，不应“戡乱而延缓宪政的实施”。似乎颇有一番还政于民的诚意。

　　其实，蒋介石十分心虚，惟恐出席的“国大”代表再在会议中制造事端。所以早在开会前，他就布置中常会于3月3日通过了一个《国民大会党团组织办法》，规定，凡参加国民大会的每一基层选举单位只要有党团员30人者得组织党团干事会，在中央则成立由陈立夫控制的党团指导委员会。这两级临时机构要求党团员在开会期间：（一）切实执行命令；（二）为党服务，任劳任怨；（三）牺牲小我，服从决议；（四）捐弃成见，共同奋斗。党团指导委员会如发现党团干事或党团员言论行动有逾越党团规定之范围，而使本主张遭受失败者，得视情节轻重，报请中央议处。以此达到全党在“国民大会”期间团结意志，齐一步骤之目的。南京国民政府档案，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蒋介石自以为在会议中建立了党团组织便可顺利地贯彻其意志了，可事出意料，当他在开会词中强调此次“国民大会的使命，只是行使选举权，以完成中华民国政府的组织”之后，代表们的意见却与之相左。绝大多数代表对蒋的开幕词和《国民大会议事规则》不满意，认为“大会职权太嫌空洞”，强烈要求扩大国大职权，“对于当前时局及政府施政方针，应有广泛之检讨。”起码也应使“国大”有“顾问国是”之责。此项建议以绝对多数赞同而获通过。于是，会议自9日起，即安排政府各部门的施政报告和代表发言。

　　从4月9日至14日，分别由蒋介石、白崇禧、俞鸿钧、王世杰、张厉生、朱家骅、谷正纲作施政报告和财政、经济、交通、粮政、外交、内政等方面的具体报告。蒋介石在《施政报告》中，一方面不得不承认“生产萎缩”、“经济失调”，经济形势“相当严重”；军事上，在各战场“国军兵力不免消耗”，“遭到相当牺牲”。但又吹嘘法币的准备“非常巩固”，“经济的基础并未动摇”，“国军并无重大损失”云云。并在大肆宣扬“克复延安”战略意义的同时，侈言：“在最近六个月以内，国军有绝对把握消灭黄河以南匪军所有兵力。”其他人的报告，与蒋介石如出一辙，无不承认形势之严重，但一触及到具体情况，都掩过饰非，谎话连篇。因此，大家不感兴趣，有的代表干脆逃会，即使到会的代表也精神不振，窃窃私语者有之，闭目养神者有之，嗑瓜子者有之，猛抽香烟者更有之，一时会场十分冷落。反之，一到讨论报告之检讨时，不仅代表们到得齐，而且争先恐后要求发言，登记发言者达二三百人之多。尽管蒋介石在《施政报告》中一再规劝各位代表：“切不可重视细节，议论纷纷，争持不决”，甚至恳求大家，“为了国家，程序愈简单愈好，议程的进行愈迅速愈好”。但“国代”们偏偏不理睬蒋的意见，对部长们的报告进行了“尖刻批评”。特别是北方代表，在台上大骂政府，台下代表为之鼓掌喝彩；也有的代表在台上颂扬政府，台下代表则发出嘘声、尖叫声、跺脚声，会场吵成一片。多少年后，当司徒雷登忆及当时这一场面，对“会场秩序混乱，人们大喊大叫，行为恶劣”，仍有极其深刻的印象。

　　而“国大”进行之余，则完全笼罩在应酬吃喝之中，代表们吃不胜吃。“一天收到三五份请帖是常事，甚至有人一接就是十数份请帖。南京的大小菜馆饭店家家满坑满谷，连秘书处中上级人员每晚都有白吃一顿酒宴的机会。”

　最为这次大会“增光生色”的，莫过于代表们一致欣赏和崇拜的“国大之花”唐舜君了。这位仪态万方、笑靥迎人的女“国代”，开会不久，就被与会代表命名为“国大之花”了。整个“行宪国大”期间，她的一举一动，一行一止，均为代表们所瞩目，其吸引力甚至超过了蒋介石。本来，仅是一个单调乏味的会场，但只要唐舜君一到，气氛立即就不同了。代表们有的为她搞速写素描的，有的为她写打油诗的。有一天，唐舜君不知何故上午未到会，代表们便在台下纷纷交头接耳议论起来，揣测她去往何处。下午，唐舜君风度翩翩走进会场，代表们竟然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令大会执行主席吃了一惊，以为台下发生了什么大事。“国代”们万般无聊的心态，由此可见一斑。

　　4月12日的情况更让蒋介石难堪。是日下午，对于军事报告之检讨会上，山东代表赵庸夫大喊：“胜利后不收编山东伪军，把30万游击队逼上梁山，应请政府杀陈诚以谢国人！”东北代表张振鹭说：“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我们要求蒋主席演出这出戏。”台下代表为之呼应，不约而同地大叫：“杀陈诚以谢国人！”陈诚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这使蒋既尴尬又十分难办。蒋立即指令大会秘书处，加快步伐，砍掉绝大多数发言，连原定15日政府对各项检讨意见之答复都被取消。又经过两天倾盆大雨的大会报告（13日经济报告，14日政治报告）和少数代表的自由发言，这一议程草草结束。

　　从15日起，“国大”代表开始讨论对《中华民国宪法》进行若干修改或补充（此时，这部宪法制订刚刚一年多一点时间），这是为总统选举作准备的。

　　按照“制宪国大”通过的宪法规定，这次“行宪国大”的主要任务是选举总统、副总统。而总统、副总统的选举关系各派系间的权力分配。为讨论正、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问题，国民党于4月4日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礼堂召开了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会。谁都清楚，蒋介石想当总统早已铁了心，选举只是走过场。不料，蒋介石在这天的临时中央全会上，竟出人意料地提出自己不愿意参加总统竞选，建议由“一卓越之党外人士为总统候选人”，并开列出候选人必备的五个条件：（一）了解宪法；（二）富有民主精神及民主思想；（三）忠于“戡乱建国”之基本政策；（四）深熟我国历史、文化及民族传统；（五）对当今世界形势及文化有较深的了解。而他自己则“愿担任政府中除正副总统外之任何职责”。9日，蒋在《施政报告》中重申“不愿竞选总统”，并希望代表“体会”他的“苦心”，“成全”他的“愿望”。这时，“很多人都认为他所提的人选就是胡适，还盛传他已派王世杰去征得胡的同意”。

　　蒋介石为什么表示不参加总统竞选呢？

　　早些时候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处就传出消息，让胡适当总统是美国的意思。美国如此安排的目的，为的是止沸民怨，挽救蒋介石垂危的政局，由“文人学者”当傀儡总统，以显示国民党“致力于民主改革”了；而蒋介石作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仍掌军政实权。其实，蒋介石这是敷衍美国人，因为蒋介石既要权力又要名誉，中华民国总统的头衔，他怎肯让与他人？在讨论总统候选人的会议上，有人当真提名胡适时，蒋介石布置好的一班执委们就开始大闹起来，提出非由党的“领袖”任总统不可。可是蒋介石又“坚辞”不出。于是，关于总统候选人问题闹得不可开交。执委会只好将此问题交由中央常委会研究后决定。

　　蒋介石之所以提出不当总统，确有他的一番“苦心”的考虑。这既是作戏给美国人看，又是争权力的一种手段：其一，按照“制宪国大”通过的“宪法”，总统的权力受到立法院一定的限制，这是他极不满意的；其二，“党内对他的领导能力不满日增”，他“忧虑到党内分子将利用国民大会攻击他的政策以促成国民党的分裂”。因此，不惜“冒退出总统竞选就任次要职位之险”，来刺激党内代表的心理，以期获得他们的同情，加强自己的地位。结果正如司徒雷登所说：“这一手段大大加强了蒋委员长的地位”。大多数党内干部和“国大”代表深恐此举会削弱“国民党对政府的控制”，CC派和黄埔系甚至声称，“拒绝与任何非由委员长担任的总统来领导的政府合作”。

　　4月5日，中常会举行会议，会上仍有两种不同意见。“贺衷寒、袁守谦和其他与‘三青团’有关的常委，都主张接受蒋的意见，而张道藩、谷正纲和其他与CC有关的常委，则一致拥护蒋做总统”程思远：《政坛回忆》，第180－181页。。双方争辩激烈，各不相让。孙科为会议主席，当他准备提出表决时，善于揣摸蒋介石心理的张群突然站起来，道破了蒋不愿做总统的秘密：“总裁并不是不想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的规定，总统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它只是国家元首，而不是行政首长，他自然不愿任此有名无实的职位。如果常会能想出一种办法，赋予总统以一种特权，则总裁还是愿意当总统候选人的。”这下已为此争吵了好几天的常委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常会随即推张群、陈立夫、陈布雷三人中午去黄埔路官邸向蒋介石征询意见。

　　下午3时，常会继续开会。陈布雷说，我们三人已经问过总裁，如果我们能够如张岳军先生在上午会上所说的那样，在常会上提出一套补救办法，则总裁仍愿出任总统候选人。于是有人高声问道：“有什么补救办法？不妨公开提出来！”

　　王宠惠这时站起来了。他说：“补救办法，有是有的。我们可以避开宪法条文的规定，在国民大会中通过一项临时条款，赋予总统在特定时期得为紧急处分的权力。这等于我们有了一座大房子，还要一间小房子。宪法是大房子，临时条款是小房子，两间房子互相为用。”有人大声嚷道：“但是这间小房子的作用超过大房子！”登时全场哗然，大笑起来。

　　真如做戏一般，这时，陈布雷忽然从衣袋里取出一条决议文，宣读道：

　　“总裁力辞出任总统候选人，但经常会研究结果，认为国家当前的局势，正迫切需要总裁的继续领导，所以仍请总裁出任总统，以慰人民喁喁之望。常会并建议在本届国民大会中，通过宪法增加‘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总统在戡乱时期，得为紧急处分。”次日，临全会议开会，由张群提出常会对本届总统候选人提名问题的研究报告。他说，常会建议本党总裁为本届总统候选人，但党不提名。至于副总统候选人，本党同志得依法联署提名，参加竞选。至此，热闹了一阵的国民党中央临全会议终于落下帷幕。张群明白，宪法增加“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总统得为紧急处分，需由“国大”通过方可。于是，他把这个“党内决定”带到“国民大会”上，四处串联国、民、青三党要员以及“社会贤达”，商议提出一项“赋予总统紧急处置的权力”之办法。

　　4月15日，莫德惠、胡适、谷正纲、王云五等771名代表向“国大”提出《请制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主张：“总统大动员戡乱时期，为避免国家和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三十九条或第四十三条所规定程序之限制。”18日，这个提案以1624人同意，421人反对或弃权而通过。这样一来，“宪法”中对总统权力仅有的两项限制被取消了，总统被赋予至高无上的权力。蒋介石立即表示愿意担任总统职务。与此同时，吴敬恒、于右任等200余人联名提议，推举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对于《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提出与通过，一部分国大代表很不满意。在4月17日讨论该条款时，代表王培基指出，该案是否合法，尚待研究。他揭露说：“代表中有大代表、小代表之分，该案连署人，有多人系被迫签名。”一语道破天机，王培基当场遭到几十名代表的围攻，几至动武。王培基因此受到大会的处分。当时的社会舆论评价说：“比推举曹锟的选举还坏，曹锟至少还是出了钱的”，而蒋介石则只靠权力。在这次大会期间，特别是在“总统”选举之前，全场中有一位最忙的人，那就是大会秘书长洪兰友了。他小矮个儿，扬州人，精明强干，台上台下的忙个不停。大会的司仪以及报告开会内容，解答代表提出的问题，这些都是他的分内事，有时还有分外事也要找他解决。

　　一天，蒋介石偕同宋美龄前来开会，在休息室休息时，洪兰友向蒋介石、宋美龄汇报情况后，蒋、宋看到洪兰友工作确很出色，并见他因工作繁忙紧张而消瘦了许多。宋美龄听说洪兰友有严重胃病，就对他说：“洪秘书长，你的工作确实太忙了，要多多注意身体。”洪兰友说：“夫人，没有什么，我是可以对付下来的。”宋美龄接着说：“1945年我在美国时，经医生配制了一种胃病药，非常有效，现在还剩两瓶，我带来统统送给你。”洪兰友一听，操着一口扬州土音，连称：“谢谢夫人，不必了，我是老毛病，没有关系的，请夫人留着备用。”宋美龄说：“不要紧的，我可以马上叫人寄来，你拿去吧。说后就把两瓶药从手提包取出递给洪兰友。蒋介石坐在一旁连连点头，口中“嗯嗯”了几声。次日早上，洪兰友一到秘书处，就连声称夫人赠的胃病药真灵。在此后的总统选举中，洪兰友更加卖力。后来在政府改组中论功行赏，洪兰友也弄到一个内政部部长的职务，这当属后话了。

　　蒋介石这次假意退让贤路，提出“四条件”影射胡适，其实不过是次民意测验，引蛇出洞，探测一下在自己阵营里究竟有多少个异己罢了。在宪法中对总统权力的两项限制被取消后，蒋介石亲自到总统候选人讨论会上讲话。一时间，会场空气甚为紧张。蒋介石怒气冲冲地先把提胡适做总统候选人的人大骂了一通，接着唱出“丑表功”，说他自己如何追随总理（指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如何誓师北伐定都南京，如何削平内乱，又如何打败日本。最后，他咬牙切齿地说：“我是国民党党员，以身许国，不计生死。我要完成总理遗志，对国民革命负责到底。我不做总统，谁做总统！”他说完之后，向全场扫视一周。于是，先由前排开始，引起了疏疏落落的掌声。随即宣告闭会。选举总统，总不好只有蒋介石一人为候选人。于是，国民党元老居正被拉来做陪衬。

　　4月19日，“国民大会”举行第十三次大会，选举总统。蒋介石以2430票（出席2734人）当选，陪选人居正得269票。另有废票35张，其中有的在蒋介石的姓名上打，更有写孙中山的。

　　蒋介石终于如愿以偿，登上了有职有权的总统宝座。

　　总统的选举尚属顺利。然而，“行宪国大”闹剧的“高潮”却还在后面。